文/蔡学利
红薯，我母乳的源头。红薯地，我生命的胞衣地。有谁见过成山成坡，满窖满屋，比成堆的包谷更为壮观的红薯吗？我是在母腹里，最初的胎动中，开始感受到那种浩大的堆积的。妈妈说，我出生前一百天，家中的米坛见了底，正是地里那有点甜的大疙瘩，提供了我生命最初的营养。
所以，从尚是负值的岁数起，我便以一种屈膝的方式，感恩于红薯。
自然而然，当我赤身滚落于稻草，红薯的气息、红薯的味道、红薯的典故，便晃荡开始于生命的摇篮。奶水不足，母亲在很早的时候，便尝试掐一点雪白的绵软的甜，抹向我啼哭的嘴唇。据说，襁褓中的我有时可以吃一大半个。红薯的孩子白胖过了红薯。
大约到了七八岁光景，我开始读懂了薯地，读懂了粮食的基本含义。
薯地的形成极简单。只要碰上雨过地皮湿的天气，薯藤便在乡亲的剪刀中无数次腰斩自己，然后跟着一件蓑衣出门。不需要分行打窝施肥，随意一站，它们便于一日之间占据了一个又一个山头。生命的断章，夜宿山坡，薯苗的成活比白杨还要简约。只需一片叶，两寸茎，便能落地生根。
不消月余，薯藤便与泥土有了千丝万缕的感情。它们随意舒展着，织起了绿色的丰沛。那是穷山恶水间唯一生动的颜色。那时，为便于收割，我们一年要对薯藤进行两次整理，将之摆向同一个方向。在浩瀚的叶海里，我们用跪爬的方式，梳理着村庄辫子。
我们对红薯的料理，一直要持续到冬的深处，直到大山的深意在檐下、屋角、薯窖里堆积如山。那段岁月，也定格了我童年的几个剪影。
放牛的间隙，常有一个单膝跪地，用指头从地之一角刨出红薯，然后在石头上轻轻砸破薯皮，剥皮而啖的少年。那就是我，一个地里蹦出的红薯。
喜欢在某个寒冷的日子里，揭开薯窖的木板。父亲粗大的手将我放进窖封着温饱的巢穴。我便双膝跪在红薯上，捡满一篮，挂好钩子，帮大人提上去；碰上较好的太阳，便会帮着母亲，在大石板上晒、收地瓜干。不知不觉间，我常匍匐于生活的甜条之间，顶礼膜拜。
只是，那时我还不知这些跪的姿势背后，有一层深意。后来，从一些典故里，我慢慢懂了：原来红薯是苦难岁月里唯一的饥饿的反义词，是足以和娘亲相比的存在。
家乡的地名叫“山斗”，就是“山角斗落”之意，是湖南在张家界之外的又一“盲肠”。外乡人形容吾乡，就是七个字：弯弯红薯弯弯路。可在三年困难时期，正是因为弯弯红薯，使之成了逃荒者的向往之地。当时，有不少从弯弯路走进来的女子，就是以吃一顿饱红薯为条件，嫁在了山里。这种例子，我们村就有好几个。不但红薯能充饥，在挖蕨根、寻野菜的那些最艰苦的日子里，薯藤也是饱肚子的最好食物。当年，二伯家的一楼经年的薯藤，救活了多少频死者的性命啊！据说，红薯地还曾成为过贫穷日子最后一道屏障。成堆的红薯与薯藤吃完后，人们还可以拿起耙头，从地里挖掘遗忘的收成，经冬的残余红薯根，隐伏成生的希望、生的信念。
红薯，以一种沉甸甸的姿态，果了那个时代的腹。
由于幸运，我仅仅尝到了苦难的尾声。上学的日子里，从被窝里爬起，带上一个烤红薯或抓一把薯片，便可以出发。当我终于走出大山时，行囊里有了风干的口粮，负笈的理想便底气十足。有一些豪气，还充盈到了我年少时的对联故事里。高中时有一个语文老师曾出联考同学们：“墨黑一砣白炭”。记得我对的是“雪白两个红薯”。老师在赞赏之余，顺便出了一“红薯联”给我对：“无米常啃生红薯”。我应了“有酒时作太白歌”，老师很是高兴。
最好吃的一种红薯，叫黄心红薯。哪怕是后来上了大学，正是它，在异乡给了我着色的睡眠，甜而粉的梦。我喜欢于校园的夜半跪立于床头，伸手往包裹里搜索，喜欢看着薯片上薄薄淡淡的一层白，想起岁月的风霜。
而今，我这个母亲藤上结下的一点真实，彻底流落到了都市。每每看到街头的烤红薯摊，思念便会长成长长的藤，依然有着连接土地的韧性。吮它成长，我一生的精神不再饥饿；吃它长大，我逆境的日子丝丝微甜。
有谁如我，对红薯、对母亲怀着心灵的跪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