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帝黄初六年（癸卯，公元225年）辛未（疑误），魏文帝将率水军大举攻吴，召集群臣讨论。宫正鲍勋劝谏说：“朝廷屡次出动大军征讨，之所以没有取得成果，是因为吴、蜀两国唇齿相依，凭借地势险要和长江的阻隔，有难以攻克的优越条件。去年亲征，龙船被波涛漂荡在长江南岸遇阻，陛下身陷危境，大臣们心惊胆破，那时朝廷几乎被倾覆，应作为后世百代的警戒。如今又劳师动众，远途征讨，每天的经费需要用千金，国家的钱财都白白耗费掉了，而狡猾的敌人仍在那里耀武扬威，我认为再不可以这样了。”文帝听到鲍勋这番议论，大为愤怒，将鲍勋降职为治书执法。鲍勋是鲍信的儿子。夏季，五月，戊申（初二），文帝前往谯郡。
吴丞相北海人孙劭去世。当初，吴国要设置丞相一职，大家首推昭。吴王说：“如今是多事之秋，职位越高，责任愈重，这一职务对张昭来说，并非优待。”孙劭去世，文武官员再次推举张昭，吴王又说：“孤岂不敬爱张子布？丞相负责的政务烦多，而张昭性情刚烈，我若不听从他，他就会不满和怨忿，这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六月，任太顾雍为丞相，平尚书事。顾雍为人沉默寡言，举止稳妥，吴王曾赞叹说：“顾君不说话则已，话即能抓住要害。”每次设筵饮酒作乐，大臣们都恐怕酒后失态，被在场的顾雍到，所以不敢放开酒量。吴王也说：“顾公在座，使人不乐。”可见大臣和吴王多么忌惮他。顾雍刚兼任尚书令的时候，被封变阳遂乡侯；拜过爵位后，回到官邸，家人仍不知道他已被封侯，后来听说，都很吃惊。及至受任为丞相，他选用文官武将，都各按才能加以任用，而不夹杂自己的好恶。常常私下到民间访查政治得失，每当有好的建议，都秘密上报，如被采纳，将功劳归于主上；如不被采纳，则始终不泄露出去；吴王为此很看重他。然而他在朝廷发表意见时，言辞虽然和顺，却能将正确意见坚持到底；对于政治得失，若非亲眼所见，决不妄加评论。吴王有事情，常令中书郎到顾雍那里咨询访问。如果顾雍同意，觉得此事可以施行，便与中书郎反复讨论研究，并为他预备酒饭；如果不同意，顾雍便表情严肃，默然无语，什么都不预备。中书郎回去将情况报告吴王，吴王说：“顾公高兴，说明此事应该办；他不发表意见，表明办法还不稳妥，孤应当反复考虑。”驻守长江岸边的将领，都想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很多人上书，认为时机有利，应发兵袭击魏军。吴王为此事询访顾雍，顾雍说：“我听说贪图小利为兵家所戒，他们的这些条陈，是要为自己邀取功名，而不是为国家着想。陛下应加制止，如果不能扬我威武，重创敌人，就不应听从。”吴王采纳了顾雍的意见。
利成郡士兵蔡方等人造反，杀太守徐质，推举同郡人唐咨作首领。文帝命令屯骑校尉任福等讨平叛乱。唐咨从海路逃到吴国，被吴国任命为将军。
秋季，七月，魏文帝立皇子曹鉴为东阳武王。
八月，魏文帝命令水军从谯沿涡水进入淮河。尚书蒋济上表说水路很难通行，文帝不听。冬季，十月，前往广陵故城，在长江岸边检阅军队，魏军将士十余万，旌旗飘荡数百里，大有跨过长江的意图。吴布置军队严阵以待。当时天气寒冷，江边结冰，战船无法入江。文帝眼望长江的汹涌波涛，叹息说：“哎！这是上天注定要分割大江南北啊！”于是下令撤军。孙韶派部将高寿等率敢死队五百人，从小路夜袭文帝，文帝大惊。高寿等缴获了文帝的副车、羽盖而回。当时，魏军战船数千艘因阻滞无法撤退，有人建议留下军队就地屯田，蒋济认为：“此地东近高邮湖，北滨准河，在水在的时候，很容易被吴军抄掠，不能在这里屯田。”文帝采纳了蒋济的意见，车驾和军队当即开拔。撤至精湖，水路几乎没有了，文帝将船只都留给了蒋济。战船前后相连数百里，蒋济令人挖开四五条水道，将船全部集中在一起；并提前堆好土坝，截断湖水，把后面的船都拖入，再掘开水坝，船只全部随水涌入淮河，这样，魏军的舰船才得以返回。
十一月，东武阳王曹鉴去世。
十二月，吴番阳贼人彭绮攻陷郡县城池，有部众数万人。
魏文帝黄初七年（癸卯，公元226年）春季，正月，壬子（初十），魏文帝返回洛阳，对蒋济说：“对事情不能不弄清楚。我先前决定将一半船只毁在山阳湖中，幸亏你设法将船只解救，虽然在我后面，却几乎与我同时到达谯郡。还有你每次提的建议，都很合我的心意。今后征讨孙权的计划，要认真研究讨论。”
吴将陆逊因为所在地区粮谷匮乏，上表请求命令各位将领广开田地，增加粮食产量。吴王回复说：“你的建议很好。让我父子亲自下田，以八头牛犁地，四张犁耕作，虽然不及古代的帝王，也是想和大家一起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