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感到自己的才华不够，不能写出内心感到那种对真情的渴慕和赞美。 对爱情的赞美、对亲情的赞美、对友情的赞美、对智慧和信仰的赞美，对藏族少年的赞美、对女人的赞美，对大自然的赞美，对茶叶和茶水的赞美，对建筑的赞美，对土地的赞美，对土地上行事的人们的赞美，等等。
我渴望领略它们，哪怕万分之一。
而这一切都来自土地。我想了很久，一个不拥有土地的民族，它不会热爱自然，不会保护自然。大地在过渡砍伐、放牧、开垦、采挖中塌陷；一个不拥有土地的民族，它不会真正热爱生命，它无需守护什么，带着一无所有的内心，它拥有的只是虚无和憎恨；谁能在没有土地的情况下拥有安全感呢？漂泊的人，不能在自己的地上生活的人，他的根须只能在空气中溃烂。长久以来，我们因为种种原因，把居住看成是土地，我们买房子觉得买到了土地，我们还把耕作看成是土地，我们在地上耕耘，觉得拥有了土地，这是何其可怜的想法呢？你在河上漂流不等于你拥有了河流，你捕到了水里的鱼，不等于你拥有了水。有的人以为他们离开的乡村，离开了对农作物的依赖，成了一个城市居民，他们就可以不需要土地了，真的吗？这是何其肤浅的见解呢？
这是一部赞美土地的书——我也把它献给那些没有土地的人，它是为所有没有土地的人写的小说，然而它是悲剧的——我们不可能拥有什么，我们什么都不拥有，包括土地。
人生如有起落不外乎这样四种命运：穷生富命；富生穷命；贱生贵命；贵生贱命。而没有起落，无外乎穷生穷，贵生贵。太平世道，后一类的占了多数，然而人们的目光却多被那少数的吸引。我想理解一下命运，崔浩是贱生富命？李愚是贵生贱命？戴耘是贱生贵命？那么谁又是富生穷命？我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永恒的，生在富贵之家，不一定你就会有守住富贵，生在贫贱之家，不一定你就一定永生贫贱。
我想，我已经有能力写一点命运的事情。我也知道，要真正理解人的命运，一定要把它和土地联系起来，我要写他们在大地上的命和运，尽管他们是一些失地的人，无根的人，一群可怜虫，然而这是合理的吗？苍天应许他们，让他们繁衍生息，却不给他们立足之地？
最后想说一点关于我对小说的理解。迄今为止已经写了《我的N种生活》、《未来战士三部曲》、《财道》、《沙床》等成功和不成功，出版和未出版（有些可能在我有生之年永远不会出版）的长篇小说不下十余部，另外还有中短篇小说数十篇（部分集结为《葛红兵中短篇小说佳作选》出版），我曾经以为我把小说弄得很通，我也曾经以为我的人生经验足够真，我对世界的思考足够真，后来我才知道，小说不是我们创作的结果，相反，它是法官，它检测我们，在它面前我们永远是肤浅的，我们的经验永远不够丰满，我们的思考永远不够真切，我们的语言永远不能承受长篇小说的检阅。
我怀着虚妄写作。我的虚妄是，我以为土地是解开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之真的最有效的钥匙，我以为所有的一切都将在对土地的种种方式的变化中开场，也将在未来我们对土地的重新审视中结束，城市和乡村因为土地会割裂，也会在土地中和解。
我写的是一个关于上海的故事：城市和土地分离，又和土地和解的故事；一座城市，它在大地之上向上攀登的故事；一座城市，它里面的各色人聚散相依，从下只角到上只角，又从上只角到下只角不断往复，轮回又新生的故事。
大事件、大人物构成一个城市的大时代，而我试图通过“大建筑”来完整地呈现它们，我想用语言织一张网，把一个城市的大风情织进去，把一座城市的外表和内心全部包罗其中，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做到，但是，小说对我来说是一种救赎，随着写作的进展，我的愤懑、不满在减少，我的感恩、赞美在增加。
完成第一部之后，我犹如经过了地狱，灵魂在城市上空游荡无处安妥的悲哀攥住了我，而第二部的撰写则让我得到灵魂的放松，地上的“安居”让我开始领略大都会的“美”，到第三部的时候，我已经得到解脱，我们的灵魂将会栖居在比建筑更为伟大的建筑之上。它也使我获得自信，也许未来，我会有能力绘就一张社区市井生活的当代“清明上河图”，而且我可以把这人间世写得美妙、喜气，充满赞美。
2008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