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乍听起来，这话挺有道理的，不过仔细琢磨一下，我觉得“性格影响命运”应该更准确点儿。因为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因素有很多，绝不仅仅是性格。比如，过去的西方谚语常说的“含着银勺子出生”——用现在的流行语演绎是“投胎是个技术活儿”——就充分说明了在当今社会人们心中，家庭背景大过一切。但不可否认，性格对命运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性格又是什么决定的呢？我想最主要的，一个是遗传，再一个就是经历吧。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民族为什么是现在这么一个性格，而俄罗斯民族又是那样一个性格，日本、韩国又分别有不同的明显的个性，这一直是我极感兴趣的问题。以后若有闲暇，我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但眼下我想要探明的是，对我影响最深远的人，我的爸爸妈妈，特别是爸爸——为什么有那样的个性？
他好学而谦逊，热心但不免幼稚，正派又常显草率，有头脑却最易轻信。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不成功的人（我不这样看哦）。
回首他的经历，影响他个性最重要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伯伯，也就是他哥哥；一个是四爷爷，他的养父。伯伯敏锐的是非判断能力和犀利的批判精神从小就对他影响深远；而四爷爷则是持久地“润物细无声”地磨砺了他的性格。
4岁生日前夕，我随爸爸妈妈到昆明去，第一次见到了四爷爷。在我那旧照片一样微微泛黄的记忆里，四爷爷银发飘飘、粉脸庞，脸上常带着笑容，说话慢悠悠的，好像永远不着急的样子。他那双和蔼而充满智慧的眼睛，竟然有着海一样宁静的深蓝色瞳仁（是我小时候的错觉，其实他的瞳仁有一点儿浅灰色），真是太像童话里的圣诞老人了。用我长大以后想到的词来形容，就是“鹤发童颜，道骨仙风”。
“四爷爷”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呢？
100多年前，像那个时代许多家庭一样，奶奶有一个很能生育的母亲。她老人家一努劲儿，就生了十个孩子，而且是花插着的，五男五女。四爷爷排老七，奶奶排老九。但四爷爷在男孩子里排老四，所以奶奶叫他四哥，我当然就喊他“四爷爷”了。
四爷爷是奶奶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人、指路人。他本人的故事，完全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他几乎在少年时就参加了革命，1928年曾组织和领导了震惊全川的“七四”农民武装暴动，那时他才22岁。后来他又多年在中共四川地下省委机关工作，长期担任四川省委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到1952年时，他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实际上是整个西南地区的第二大法官。这在一般世俗人眼里，简直就是顺风顺水前程似锦啊。
可是这时，令后人不解的事发生了：他郑重地向组织上要求到经济建设第一线去，到农业战线去，到基层去。说白了，就是放弃高官厚禄到艰苦的地方去。
爸爸说，老一代革命者中有不少这种人，他们是思想境界极高的人，但也是极单纯的人。这种单纯，在后人看来有些脱离“实际”了。因为革命胜利后，社会和人心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慢慢发生变化，老革命们所开创的事业，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是不同的：战争时期整体利益绝对第一，个人服从整体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但和平时期，个人利益的需求慢慢显示出来了，人们在大的目标之下开始有了适度的个人利益的竞争。在干部队伍里也是一样，只不过这种竞争和变化，是在高调的掩盖下，缓缓地展开着。“级别”“地位”这些东西，既是对一个人工作能力的要求，也是对他品质的评断、资历的认可、业绩的肯定。
当初国家取消供给制、实行薪金制时，给干部定了24级标准。四爷爷在西南高等法院负责向中央申报评定级别事宜。法院的第一把手定为五级，而作为第二把手的四爷爷却硬将自己定为11级，他的这种自谦自抑和淡然，让同事和上下级都觉得不妥，认为与他的资历和才干根本不相符，但他依然坚持如此上报，并且终于获得了批准。
如果照我的想法，自动让贤似乎应当有一个思想前提，就是你认为让贤的对象确实比你强，比你能力优秀、人格高尚。但现实操作中往往不是这么回事。比如四爷爷，他清正廉洁、高尚无私，但你说他谦虚自抑是为了什么，为了让贤？恐怕不完全是——在四爷爷看来，名与利已不只是粪土，简直是魔鬼，令人避之唯恐不及。在我们的国家，曾经有一批“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却厌恶功名利禄的早期革命者，四爷爷就是这个群体里一个典型的代表。
躲避功名与逃避责任完全是两码事。四爷爷虽然不肯往上“爬”，但对自己的工作可是充满了热忱的干劲。到了西南农科所，他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农业科研事业，很快就显示出卓越的才华和高超的领导水平。可惜在那个时代，一个人是很难逃脱命运的捉弄的，四爷爷这种骨子里单纯正直的人更不例外。在狂热的“大跃进”中，他出于“对党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全民大炼钢铁那种盲目破坏生态、损害财物的行为略微抵制了一下，结果就遭到了暴风雨般的批判，之后就是降级、处分、贬调云南。
这样，他就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处级干部。与他隔了一辈的我无法猜测他当时内心的真切感受，但从他事后的表现来看，似乎是处之泰然。
爸爸小时候曾过继给他，成为养子，与他前前后后一起生活了十年。
为什么要过继给他呢？这又要稍微扯远一点儿了。
当年奶奶和我的亲爷爷都是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他们先后进了著名的鲁迅艺术学院。奶奶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气壮山河的《黄河大合唱》排演，她参加了演出，这也成为她终生难忘的回忆。奶奶和爷爷在那里结了婚。
新中国成立了，进了城，爷爷其他方面历史自有评价，但在婚姻方面属于“革命意志衰退”那类的，和奶奶离了婚。他受到了新中国刚颁布的《婚姻法》的严厉惩处。
奶奶一个人带着幼小的伯伯和爸爸，又要紧张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生活相当不易。她那时在北京市一个区的房管所当所长，“管房子”。那时候人的工作热情和干劲是现在无法想象的，工作起来没日没夜。有一次下大雨，奶奶连夜带人挨家挨户抢修房子、帮小贩抢捞那些被雨水冲走的物品，结果病倒了。四爷爷来北京开会，见到奶奶卧病在床的困苦情况，就建议把一个孩子放到他那儿抚养，以减轻奶奶的负担。当时稍微大几岁的伯伯已经有点儿懂事了，而爸爸还是个不知离别愁滋味的小娃娃，于是爸爸就成了四爷爷的养子。
在爸爸的印象中，在云南昆明生活的那段岁月里从来没见四爷爷有过什么消极情绪，他总是那么积极乐观地工作。不过，家庭的简陋是显而易见的。爸爸回忆说，家里只有两小间屋子，一间10平方米左右，一间六七平方米，星期天大家都回来，六七个人挤在一起就相当局促了。家里连个闹钟都没有，那时多数老百姓都过着那样的生活。所以，四爷爷一家就是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吧。其实，即使按四爷爷被降的级别，他也完全可以有更好的待遇，只不过他是绝不肯的。
骨子里，四爷爷对爸爸是很疼爱的，他让爸爸在少年时期充分享受了父爱，从而培养了爸爸健全的人格。他尽可能让爸爸的生活过得宽松，认为爸爸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一定不能在这个阶段发生问题，为此，每个月给爸爸生活费20元钱。
20元，在那个年代是个什么概念？
那时许多工人工资只有三四十元，一些老工人也就拿六七十元，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们除了工资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收入。而爸爸作为一个中学生就有那么多钱，每个月刨去伙食费还能剩下十一二元，所以他可以买许多书，甚至有一次花了15元买了一副“天价”的羽毛球拍子，后来他打羽毛球打得很漂亮，得益于那时他就有这样的“奢侈品”。四爷爷自己虽然朴素，却让爸爸尽可能地享受着富家公子的优渥生活。爸爸大方豪爽的性格，很可能就跟这点儿物质基础有关吧。
爸爸和四爷爷感情很深。四爷爷在生活上对他无微不至地关怀，更关心他思想的成长。每个星期六他从学校回来，四爷爷都要与他谈心。四爷爷博学多才又关心时事，爸爸从他那里得到许多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后来他回忆四爷爷时，常常说着说着眼里就涌出泪来。
我那次见到四爷爷时已经是“文革”结束了，云南省委为离休老干部修建了很好的别墅小楼。当时省里有老红军资格的只有四人，四爷爷和四奶奶就是其中的两位。这也是让爸爸很欣慰、很自豪的一件事。
写到这儿，爸爸性格的由来似乎也有了些端倪。但环境早已今非昔比，市场经济大潮席卷而来，社会变化复杂万端，原有的思想习惯若不能与时俱进很自然就会被淘汰。
爸爸常常自嘲他学老一辈没学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不过有一点他做得很好，那就是虽然他事业不成功，但“父亲”这一职责却做得很出色。当爸爸下海失败失去工作以后，他第一个念头就是绝不能让我缺少父爱。他心里很清楚，为了让我在人生最关键的岁月里自然健康地成长，必须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而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不能光凭妈妈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有思想境界的人，是一个可以患难与共的人，就能保证家庭稳固。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自己还必须有所“动作”，要放低身架，不能再每天不切实际地“胸怀大志”，只做自己想做的“大事”；要适应新的情况，从小事做起，改造和修炼自己。慢慢地，他的性格变了，越来越能容人了，不急躁了，学会了做各种家务，以平衡妈妈那边巨大的负担。他节俭，坚决去掉所有坏毛病，不抽烟，不喝酒，成了一个标准的好男人。虽然挣不着大钱，但努力创造着家庭和睦的氛围……终于，我顺利安全地度过了少女时代，走进了青年时代。
有一句赞颂长辈培养晚辈的话，叫作“扶上马送一程”。爸爸妈妈送我“这一程”一直送到了安全的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