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的时候，爸爸的书柜里有一个特殊的笔架，外形是一匹黑色的骏马，双蹄腾空，神采飞扬。这是作为全国第一届自考生代表，国务院总理亲手颁发给爸爸的奖品。在这匹骏马旁边有一块灰不溜秋的东西，模样和大小类似柿饼，中间还有一个洞，很多来我家的人第一次看见它，都未免多探究两眼，“这是什么宝贝？”
“这是萌萌二年级的时候雕刻的面包圈。”爸爸也不惭愧，每回都笑吟吟地给人家解释。
太丢脸了，其实是这么回事，听我来讲。
有一天放学，我在路面看见一块灰色的大石头，用脚轻轻踢一踢，它竟然“咕噜咕噜”滚了很远；跑过去捡起来，发觉它轻飘飘的，太奇怪了。我揣着石头跑回家，拿给家里人看。
“哈哈，就是石膏嘛。”爸爸妈妈不以为意地说。我依然兴致不减，跑进屋鼓捣起来，很快又发现这东西很软，用手就抠得动，这下我更来劲儿了，将手指当成钻子，奋勇施工。小叶几次试图劝我把它扔掉，我也不理她。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成功地把它掏穿了，外表也基本磨成了圆饼的形状。
我兴冲冲拿起自己的杰作去给爸爸妈妈看。“这是什么啊？”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是面包圈，我做的雕刻。”我得意地说，“大自然的风要一亿年才能把石头雕刻成各种好看的形状，我一会儿就弄出来了。”
“面包圈”这个词是我从爸爸给我买的磁带《七色花的故事》里听到的。当时三环路上还很荒凉，我家周围只有两家小商店，面包倒有两三种，但都是方形的。虽然从没见过面包圈，但一想到方头方脑的面包被做成圆圆的形状，中间还有一个洞，能够各种口味一大串用绳子串起来，就觉得口水往外溢，无比向往。
我沉浸在创作的喜悦中，小叶却在旁边吐舌头，还小声嘀咕着，“有哪儿好看啦……”这时妈妈发现我的手指甲有点儿发炎，心疼起来，把我的手捧过去，边呵气边嗔道：“手都被烧坏了。”爸爸则把我的大作接过去，仔细观察了一下，很满意地说：“好！收到柜子里，将来跟新作品做对比。放哪儿好呢？”他在书柜前转来转去，突然站住脚，高兴地笑道：“对了，就搁在这儿。”等妈妈给我洗完手，我来到书柜前，一看：哈！爸爸把我的面包圈，和国务院总理颁发给他的“马”放在一起啦！
我顿时乐得蹦起来，大喊大叫着“爸爸真好！”扑到他身上，爸爸揉着我软趴趴的黄毛，对我挤挤眼睛，“看看电视旁边有什么？”我回过头，金灿灿油汪汪的、方头方脑的——“面包！爸爸买面包了！”妈妈不满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别现在就给她啊，让她明天早上再吃……哎，真是的，这爷儿俩。”而此时，松软绵香的面包已经被我大口大口地吃到嘴里了……
不过后来，面包圈成了我唯一的作品。因为我把《大自然的风》那本课外读物看完了，开始寻找新的故事书，“雕刻”这项伟大的爱好也就被我遗忘了。我一直想把这件无法体现我智慧的作品弃之门外，但爸爸始终持相反的意见。“为什么要扔啊？留着多好。”他总是乐呵呵地说。妈妈也赞成他的意见，“这两个，”她指着黑马笔架和面包圈，“分别是爸爸和萌萌的心血。”
就这样，直到我们搬家前，爸爸和萌萌的“心血”一直摆在一起，搁在书柜里最显眼的位置。
故事说到这里，想起另外一件事，有关我8岁时的那张合影。
8岁，马上要开学了，我就要成为三年级的“大孩子”了！8岁生日过后，在北外的校园里，我穿着学校新发的校服站在爸爸身前，心中涌起小小的自豪感。
这件校服的扣子不久后在和同学打闹的时候被扯掉过，班主任鲍老师放学后还给我缝扣子来着。我记得当时她一边缝一边说：“你看你这么调皮，但衣服每天都干干净净的，都是父母给洗的吧？看他们对你多好啊。咱们现在都三年级了，也是大孩子了，该知道心疼家长了，以后可不要老跟个男孩子似的把衣服弄得脏兮兮的。”我赶紧把脑袋点得跟捣蒜似的，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当然是说到容易做到难，我依然每天和程刚、珊珊等几个小伙伴在草地、煤堆、操场上疯跑打滚儿。这件校服我特别爱穿，所以爸爸洗的次数也最多。后来有一天它小得穿不下了，我抱着它发呆时，才发现裙摆和荷叶领上，早就被爸妈用颜色相近的线，缝缀了一些小小的线补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