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现象”的文化阐释
李计谋
作为一名作家能够构成一种文化现象是种殊荣。窃以为至少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作品必得富有开拓性价值，在读者与作品的双向选择中产生过前者对后者的密集性认同效应；作家的创作道路无论长短，其作品的数量无论多寡，总能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显现出光华四射的历史座标，是某一流派或某一创作群体的代表或领衔人物；具有强烈的反差效果，或由不见经传而大红大紫或一度有名其后沉疴多年，一旦时机到来名声鹊起，其知名范围不限一区一域而是漫及东西南北中甚至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考察萧红，这几条无一欠缺，故可以“现象”名之。
一
萧红走上文坛正值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年代，又是她个人彻底地叛离了封建家庭，刚刚结束了旷日持久的爱情、婚姻纠葛，与青年作者三郎（萧军）初结伉俪，在茫茫人海中幸得一片栖身舐伤的绿洲，生活相对稳定时期。痛定思痛，对封建地主阶级反戈一击，为陷入死亡线上的劳苦群众呼号呐喊，向民族的脊梁寻找希望之光，都是她积蓄于胸日夜长大的潜意识。而把潜意识转化为显意识，尤其是觅到一种物化的形式则需要契机，需要外在力量的引爆和导向。公允地说，萧红走向文学之路萧军功不可没。两萧结识之前，萧军已是哈尔滨市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认定的撰稿人并协理编务，两萧结合后老裴（裴馨园）出事，萧军同窗好友方未艾接编，萧军自然很方便地打入了哈市文学圈里去了。夫唱妇随，这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何况萧红本人并不乏文学创作若干生活积累和技术根底。不过真正开启萧红文学双翼把她引向革命文艺之路的则是出没于“牵牛房”的在哈的一批左翼作家们。他们贯彻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团结一切进步爱国作家（作者）进行以反满抗日为主旨的左翼文艺活动，素有反帝反封建要求和表现的萧红自是被选择的理想对象了。于是1933年在东北文学界上空读者便看到了一颗名曰悄吟（萧红）的新星在冉冉升起。这一年萧红发表了《弃儿》等十六篇小说散文。本年十月她精选出五篇（《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看风筝》、《夜风》、《小黑狗》）与萧军的六篇结集为《跋涉》出版。
萧红的五篇作品除《小黑狗》采用象征手法暗喻险象环生的人生外，另四篇分别从农村和城市两翼揭示了社会的阶级矛盾。《王阿嫂的死》展现了野蛮的地主残害农民的血淋淋场面：农妇王阿嫂丈夫横遭一荼毒；王阿嫂和分娩的婴儿惨死的血泊中，孤儿小环颤抖凄厉的哭声包围了养母黄土坟包。如果说此篇带有浓重的批判现实主义痕迹，那么《夜风》、《看风筝》则出现了一抹革命现实主义亮色，在家乡农村宣传群众的职业革命者，为主义而舍私情，直到被捕也未见上老父一面，其高风亮节可歌可泣，他身陷囹圄正值风筝飘舞的早春，给人以辽远向上的遐想（《看风筝}），一对倍受奴役的雇农母子，终于在一个早晨，坐着爬犁划着一道彩虹般的弧线投入义勇军行列（《夜风》）。《广告副手》则叙写了劳资对立和城市失业青年的困境与挣扎。
把萧红创作伊始的1933年作品做出如上的抽样分析后，再考查一番中国现代诸女作家起步时的艺术视野和表现角度，从比较中对萧红的创作路子做出科学的判断，不是没有意义的程序。
现代文学第一位女作家陈衡哲“从亲情、性爱、以及由此滋生的关于个人情智上的困扰，推而至于人生和社会问题”a，尽画了“五？四”初期青年心象。冰心于“五？四”爆发当年跃上文坛，捧献的是《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等问题小说，几乎都是探求知识分子命运和出路的。她的早期短篇小说代表作《超人》集中地演绎了她的爱的哲学。她的散文和诗歌也都是向母爱、童心、大自然礼拜的心灵记录。与冰心同具才女资质并齐名的庐隐眼界较宽，注意“革命性的社会题材”b，可是从处女作《一个著作家》到代表作《海滨故人》仍没忘情于穿着恋爱外衣去探索人生。稍后的冯沅君（淦女士）的第一个小说集《卷葹》，以爱情、婚姻悲剧为题材极尽了青年男女敢于向命运挑战，“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卷葹》题诗）的抗争精神。发轫于20年代中期的有中国曼殊斐尔（英国女作家）美誉的凌叔华“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的苦闷与幽怨，虽无狂飙，但那“世态的一角，高门望族的精魂”c却斑斑可见。凌书华的好友、“珞珈三剑客”之一的苏雪林，她的《棘心》（长篇小说）《绿天》（短篇小说）充盈着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意识交替时期女性爱恋生活与爱恋方式。同为左翼作家的丁玲、白薇也与萧红有别。丁玲是以小资产阶级女性反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宣泄内心苦闷的《梦珂》、《莎菲女士日记》起家的，白薇气度颇大，但也难于不染上“革命十恋爱”的流行色。
依此很不完备的资料亦可看出，30年代初崭露头角的萧红，没有重复她前一代和虽属同代却早几年跃上文界的女作家创作老路。标志之一是，她严格地回避了令她吃尽苦酒的爱情婚姻不幸，也不想让文路囿于知识分子群的小世界，而是把笔触伸向了底层劳动人民和时代主潮的大世界。她当时虽说远离革命文学中心上海，却自觉地跑步站在了左翼文学旗帜之下，把革命功利视为艺术第一要素，即便艺术尚很稚嫩与粗糙，但其创作思想不能不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庄严的使命感的体现。标志之二是，她并没有效法某些青年左翼作家革命浪漫谛克的创作模式，如果要这样做那是很现成的，只消把她如何抗婚终至落难于东兴顺旅馆，后如何幸遇搭救，又喜结良缘，最后走上革命文艺道路的经历，稍加点染衍化就是一部时髦得合时的“革命+恋爱”的畅销书了。然而她宁舍易于走红的题材，而利用在呼兰和阿城福昌号的地主欺压农民，农民苦不堪言铤而走险的见闻，带着北方农民的粗悍和塞外荒原的泥土气息，向鲁迅所开辟的现实主义靠拢了，既视“左翼”为师，为政治方向，又在创作中不赶潮流，这是另一个层面上的难能可贵。
萧红自1933年以“左翼”作者风貌立足哈尔滨后，经过1934年的短暂的过渡（此间她在《国际协报》副刊发表了《患难中》、《离去》、《蹲在洋车上》、《镀金的学说》等小说散文）就向被誉为抗日小说开山大作之一的《生死场》挺进了。结果是人们所熟知的，得到了鲁迅的赏识和全力支持，几经周折于1935年以奴隶丛书之三的名义在上海问世。这部“作为东北人民向征服者抗议的里程碑的作品”像一股强劲的冲击波，“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少的新奇和惊动”，d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从而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生死场》出版的第二年曾有过“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萧红似未参与其间，但无论在哪一个口号界定下《生死场》都堪称第一流，书出版的第三个年头的七月七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全面抗战的历史新时期，《生死场》（连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就成了向伟大的民族解放纪念日的献礼作。
如果用政治视角审视萧红的创作，从《王阿嫂的死》到《生死场》业已达到了她文学生涯中革命功利小说的巅峰。然而《生死场》又不是纯粹的政治小说。胡风在该书后记中对书中农民形象有一句十分精到的概括：“蚁子似的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的为生而死了。”由“为死而生”到“为生而死”不仅昭示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也纳入了生存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律动，并为之注入了人格性的活力。只要换一个角度就不难发现萧红绝没有象恩格斯《致斐？拉萨尔》中所说的“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
二
写完《生死场》萧红的文路在悄悄发生嬗变。她曾说过，“我的人物比我高”，当指《生死场》里的李青山、赵三、王婆甚至二里半们和她早期几篇小说中的醒来者，这是包括鲁迅在内的好多老一辈作家没来得及写的，用聂绀弩的话，萧红写的“那是群众，那是集体”e。可是自《生死场》之后萧红笔下似再没有这类觉醒和集体群像出现了。她的创作转向了三个领域：一、自叙传式叙事作品；二、乡土文学；三、灰色人生小说。前者以《商市街》为代表，中者以《呼兰河传》为翘楚，后者指未完成的《马伯乐》。
《商市街》是典型的自叙传，出版时归散文类，其实亦可视为纪实小说。它是两萧在哈尔滨生活、奋斗的生活实录，兼具文学与史料双重价值。自叙作品早在20年代初创造社诸作家或叙以自身，或投下自身影像被名之为“身边小说”，如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行路难》，郁达夫的《沉论》、《茫茫夜》，其张扬自我之不羁，主情主义之不掩与“为人生派”相比别具一格。《商市街》与这样的“身边小说”所不同者是它对题材做了现实主义艺术处理，浸透着理想主义。正如《生死场》提供出了前辈作家所提供不出的新的“质”一样，《商市街》也体现了与上一代作家有别的风神。自叙作品除《商市街》外，还有《永久的憧憬与追求》、《初冬》、《过夜》、《祖父死了的时候》、《一条铁路的完成》、《一九二九年底愚昧》、《感情的碎片》等篇什。
恰好与常规的由写“我”到写“他们”相反，萧红的创作轨迹是由写“他们”到写“我”。她没有因《生死场》成名头脑发热不顾自己的有限阅历硬去写自己不甚熟悉的重大题材，而是很有自知之明地向自身题材回归，这与其说一种反常不如说是一种对文学本然规律有所把握清醒的正常。对萧红创作道路做宏观扫描便可发现，她的自叙作品是一篇大文章的过渡段，由革命功利文学过渡到乡土文学。
乡土文学始于20年代中期，是鲁迅的农村题材小说和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派”文学的一个分支。这一流派主要作家有王鲁彦、许钦文、许杰、彭家煌、王任叔、台静农等人。他们作品的总体征象不外元气淋漓地裸露农民的苦难和麻木（卫任叔《顺民》、许钦文《疯妇》），原生态地展露如冥婚（王鲁彦《菊英的出嫁》）、典妻（许杰《赌徒吉顺》）等野蛮陋俗，笔墨恣肆地点染地方风物（彭家煌《活鬼》、台静农《拜堂》），可归为批判现实主义大格。虽然鞭挞黑暗，针砭丑陋、铺展风情很有特色，但对艺术的美质开掘毕竟不足，技术圆润度也参差不齐，直到沈从文《边城》和萧红《呼兰河传》的出现才使乡土文学大放异彩。只要稍加品味就不难觉出沈从文变乡土文学的阴冷凄切为民俗的古朴、民风的醇厚、民心的美丽所做的努力，他已经和上述乡土文学作家大异其旨了。《边城》之后的《呼兰河传》集乡土文学各家之大成，卓然出乎其上，也该是顺理成章的事。〔美〕金介甫认为沈从文简直超过都德、法朗士、莫泊桑f，〔美〕葛浩文认为《呼兰河传》可与屠格涅夫《猎人笔记》媲美，自然风光和风俗描写超过了端木蕻良g，大概不是溢美之辞吧。
《呼兰河传》在众多乡土小说中独异之处有三：
萧红既没有把本世纪初叶的塞外小城写成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如沈从文）陶醉于田园牧歌情调中而流连忘返，又不时地给粗俗民风谱上悠扬缥缈的曲调，装点上亦庄亦谐的容颜。原始性的巫术活动，竟被赋予了咏叹调的品格，放河灯始而热烈喧闹，终而哀伤空茫，被着敷上一层人生哲意；四月十八庙会，于熙熙攘攘敬拜神明的铺叙中揶揄了男尊女卑的现实，扎彩铺里等级森严的阴界正好暗喻了贫富悬殊的阳界，而贫困潦倒的扎彩匠与经他们手托出的五彩缤纷扎彩又构成了鲜明的阴阳比照。
萧红活画了封闭小城众生相，也涉笔了野蛮令人颤栗的陋习，然而她把有保留的讽刺、批判、赞扬和无保留的乡情融合在一起，织就成一个艺术整体，使作品透出了真气、活气。她着实地讽刺了乡亲的麻木和愚昧，连她家那位流淌着阿Q宗族血液的有二伯也没放过，可她从不板着铁青的面孔，常常是化严肃为轻松，寓讥锋于善河。她狠狠地鞭挞了虐杀小团圆媳妇的婆母、人神、众人，但又不把罪孽完全归于某一单个的人，锋芒所指的是那片封建的，保守的“集体无意识”荒漠。她赞扬了王大姑娘敢闯封建礼教的勇敢和冯歪嘴子支撑头顶那方天的坚韧，可并没有脱离典型环境人为地拨高他们。我们感悟到了：讽刺中，泛动着滴露着一个游子泪中之笑，笑中之泪；批判时，犹如用自己的刀，剔自家的痈疽，虽生切肤之痛，但毫不手软；赞扬里，伴和着女作家为超渡家乡正直的苦难者的灵魂所发出的虔诚祈祷声。乡情，这一切所出皆为乡情啊！
萧红把前代乡土小说家所禀有的地方风情上升到了地域文化的高度。地方风情与地域文化是两个相关又相区别的层次。前者是指文本形而上所自然而然流泻出来的地方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特色，后者是指作家所刻意追求的文本形而下所涵盖的地方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文化命意。《呼兰河传》前两章别出心裁铺叙的种种民俗民情蕴含着丰富的街巷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宗教巫术文化、娱乐文化内涵，当作家对此从人学角度进行审美观照并附之以独具风神的自然景色点化，所有的人事景物便立体化了，富有历史的纵深感和命运的律动感了。无论是东大坑的围观者，逛庙会的善男信女，戏台底下的大姑娘小媳妇，把破鞋掉进粉锅仍心安理得照煮不误的粉匠，还是一副菩萨心肠的祖父，可怜兮兮、死要面子的有二伯……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们各以什么内容和形式存在和运行着？无不被囊括在这大文化背景下并得到解释和印证。
萧红显然高出了她的前期乡土作家一等，她爬过了第二个艺术高峰。
她又向第三个高峰《马伯乐》冲刺了。可惜正进行到中途就已心力交瘁，死神向她逼近了，只留下了部未完成稿。这部作品从40年代到90年代并未得到更多读者和研究家的注目，近些年出了点零星论著，誉贬皆有。人们对《马伯乐》尚未取得如对《生死场》，《呼兰河传》那样基本接近的认识，恰恰说明这是萧红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萧红是一位有执著艺术追求和独到美学见解并敢于不断超越自己的倔强作家。《生死场》以前小说中的人物，严格说来算不得典型形象，只能说是人物剪影。《生死场》的人物刻画，鲁迅也委婉地指山了弱点。其后的几个短篇，如《手》中的王亚明、《桥》中的黄良子、《牛车上》中的五云嫂、《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形象是立起来了，毕竟还失之干单薄。萧红很讨厌人家说她是散文家而淡化她的小说地位，她执拗地一定要突破模式写自己顺手的小说，于是才有《呼兰河传》那不象小说的小说。大约写完《呼兰河传》萧红下决心彻底改变一下创作路子，以一个丰满的、凝结着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物，结构情节贯穿全书，让他在周遭小环境和社会大环境中丰富自己的形象，完成自己的形象。此人就是马伯乐马先生。他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也是未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土壤培养了这个“多余的人”的胚胎，国难时期他历尽了灰色人生的表演，然而，他又在流动着，抗日的烽火，社会的变革，世事的进化终究要重铸这颗背着因袭重担的小人物灵魂。萧红拟写马伯乐三部曲，只写到第二部第九章就不得不搁笔了，她很惋惜自己“还没把那忧伤的马伯乐，提出一个光明的交待”h。
《马伯乐》虽是一部未完成稿，但女作家剖析国人之魂的大家风范，拟写一部“心史”的艺术气度却是令人赞叹的。很可能完成后的《马伯乐》是萧红创作的第三个高峰，遗憾的是她只上了一半的台阶，空留下了半部红楼。
如此说来，萧红拥有两个半艺术峰峦。
三
萧红身后几十年是寂寞的。由于过早地夭折使她既没有沐浴到为之奋笔一生所希翼的光明社会的阳光，象有些作家那样荣耀倍加，也没有受左倾思潮和路线的冲击迫害，如丁玲、萧军那样蹲牛棚、下监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她被冷冻在历史的层岩里达40年之久，直到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春风吹来，这尊文艺女神才复活了。
她的复活最根本的是她的作品在调整了文学观念、审美观念的读者和研究者眼中的复活。如果固守文学功能仅有一条，即为政治服务或为政治运动服务，那萧红恐怕只有《生死场》和早期的几篇尚可人选，况且即便是《生死场》前半部“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i的愚夫愚妇也未必合于政治标准中的积极人物形象口径。如果不把文学的政治功能做狭隘的、僵化的理解，而扩大为文学的社会功能，涵盖面就宽泛了，萧红于1938年所说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的写作是对着人类的愚昧”j就是对文学要发挥医治人类精神创伤的社会功能的坦率而急切表述。而把文学的政治、社会功能禁锢在似文学非文学的框子里，那不但失掉了文学也失掉了政治与社会功能本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必须强化文学的审美功能，而且必须通过审美渠道才能发挥政治、社会效益。这些在今天看来本是常识范围的问题，很长一个时期并没有解决得好。萧红当年不可能对文学的功能从理论上做出完整地系统地阐述，但她的只言片语不无合理因素，尤其她的创作实践证实了只有扩大文学的功能，文学的自身才有久远生命力的美学法则。
萧红认为“一个题材必须跟作者的情感熟悉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k，也是她尊重艺术规律的剖白。她的后期作品体现她的艺术主张。假如抗战时期她不脱离文学大部队，把文学的政治、社会、审美功能完美结合起来，写出比《生死场》更杰出的抗日小说，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她毕竟成了一名蛰居香港的散兵游勇，可是她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她回应着自己的“一种思恋的情绪”去写“跟作者情感熟悉”的东西，而且写得那么独树一帜，人们实在也不好仅从文学的政治功能上苛求她了。萧红始终不是布尔什维克作家，却始终是反帝反封建爱国进步的文艺战士，这就是她为什么能仍然被认定为30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的缘故。
萧红在人们心目中的复活导致了萧红热的兴起。新时期以来文学界在二、三、四十年代作家、作品中掀起过好些热，如徐志摩热、沈从文热、钱钟书热，巴金《寒夜》热、老舍《四世同堂》热、林语堂《京华烟云》热，等等，“萧红热”是不大不小的一热。不过，有些“热”往往先由海外反馈到大陆来，再以各种宣传媒介在国内轰动起来。萧红原在港台、东南亚、日本、美国就小有影响，但恐不及上述作家。她是先在家乡省份、在东北燃烧起来，逐渐热向全国并真正走向世界的拾级而上的作家。
在《萧红散论二题》l中笔者曾分析了产生“萧红热”的六点原因，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双百”方针得以恢复、落实、发展；萧红故乡人民和各级党政对这位能引以为荣的女作家的价值的重新评价；‘萧红一生富有由文学成就和爱情婚姻合成的双重变奏的传奇性吸引着人们；十足的女性化文笔使其作品具有引人的品格；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臻于成熟的艺术风格。这六条的前两条谈的是外在文化环境（大环境、小环境），后四条谈的是作家自身因素，其中就有三条涉及到作品。其实“萧红热”的最根本原因是由于她的作品具有艺术打击力量，适应了海内外广大读者的需要，首先是人本的审美需要，然后才是通过审美途径各得政治学的、社会学的、文化学的、人类学的、民俗学的、方志学的……满足。
“萧红热”不是萧红现象的全部，只是它的高潮。由“萧红现象”引起人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
．“萧红热”与琼瑶热、金庸热、三毛热、汪国真热、王朔热不同，它从未在某一群系中冲起过炙热气浪，表现为“××狂”“××崇拜”，因而它也不会参与各领风骚三、五年，一、二年，三、五月的临时大合唱，然后销声敛迹。萧红大约是在雅文学圈里，尤其是这个圈里的女性读者中找到了基本群众，然后再渐次扩散到各阶层。她的文学地位已经取得了某种恒定性，而大体的恒定性是一个作家最难得的取得历史定评的标志。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昨日黄花变成今日的狗尾巴草者还少吗？历史对一个作家的评价有两条少不得：无论写什么，怎么写，创作始终要面向人民，作品要姓“人”，也就是写的是“人学”，而不是这个那个“模式”；无论文学观念还要发生什么变化，美的原则不会变，没有审美价值也就没有真正的“人学”价值，遑论其它。
．萧红创作的“两个半”高峰中最为夺目的是以《呼兰河传》为龙头的地方风情作品。鲁迅说的“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确是朴素而睿智的真理。地方色彩外国人搞不出，你有了，你就填补了人类艺术的空白，你就有可能走向世界了。萧红写呼兰河、写黑土地，别人写不出，她赢了。地方的→民族的→世界的，这该是中国的有出息的作家必由之路。
．萧红成名后在艺术追求上一个最为可贵的品质是不看风使舵，不随大流。你写你的，我写我的；熟悉的就写，不熟悉的宁可不写，有艺术新意的就写，走不出老套套决不踟蹰徘徊。这与近些年有些作家，你性大潮，我就“俄狄浦斯情结”，你“寻根”，我就远古洪荒，你魔幻，我就怪诞；你新写实，我就吃喝拉撒睡原汁原汤一窝端，大不能同日而语。
“萧红现象”中也蹦出过一些谜，需要解开或进一步公布谜底。
．“生父说”、“养父说”之谜。这个问题由于萧军等老作家的参与，复杂化了一阵子。80年代初中期，呼兰学人经过周密内查外调已有定论，即萧红确系张家生女。也许由于宣传不够，直至今年国内一家颇有影响的刊物有人撰文仍在重复萧军十几年前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中的旧话，有必要依据事实加以澄清。
．两萧离异之谜。萧红与萧军共同生活、创作、战斗了六年，为什么终导至1938年的西北婚变？如纯属与作家思想、创作无关的隐私，自然无探究的必要。但事实上两萧的分手与萧红女权意识增长、与双方思想、观念、心理的距离的拉大有直接、间接关连，并影响了各自未来的生活与创作，这就值得研究了。
．萧红蛰居香港之谜。D.M是萧红由武汉而重庆而香港的伴侣，但对萧红的思想、创作影响如何？仅凭《萧红小传》和其它几本萧红传记远远不够，而健在的先生一直缄口不言。这就更需发现与开掘。
“萧红现象”也为研究者提出了把研究引向深入的题目。
．萧红作品明显地反映了一个非学者化作家的缺少书卷气的一面，也相应地表现了她的文字的稚嫩与功底欠厚的一面，那么她是怎么扬长避短跻身于名家之林的？这对今天的一些无高等学历的中青年作家很有借鉴之益。
．萧红作为女性作家，她的作品从观念到文本是如何体现女性特点的？她的女权主义与女性化文笔有何自己的本色？
．萧红作为鲁迅一手培养起来的左翼作家，她与30年代其他左翼作家的创作有何异同？鲁迅逝世后她如何继承了恩师的传统，她的鲁迅观如何？
．萧红是“东北作家群”中的佼佼者。她与萧军、罗烽、白朗、骆宾基、舒群、端木蕻良都生于关东大地，又都是在国破家亡年代活跃在关内文坛的作家，相似的政治、文化、地域背景铸就了这个作家群体。萧红对“东北作家群”有何独特的贡献，两萧为首的“东北作家群”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和二战期间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有何贡献？
．呼兰河、黑土地养育了萧红，萧红以她富有地域特色的作品回报了故土。她的创作是黑土文化的瑰宝，她也顺理成章地成了黑土的先驱。如今要振兴黑土文学，从萧红的创作中能吸收哪些滋养？
“萧红现象”是由作家本人、读者、研究者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由社会文化、审美心理自然推导而成的，但“现象”终要成为历史，但愿萧红及其作品能得到永恒。
注释：
陈敬之：《中国现代文女作家》。
茅盾：《庐隐论》。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许广平：《追忆萧红》。
参见聂绀弩《萧红选集》序。
《沈从文传》引言
《萧红评传》。
袁大顿：《怀萧红》。
胡风：《生死场》后记。
《七月》杂志1938.6.1，第3集第3期。
转引自〔美〕葛浩文：《萧红评传》。
中国人大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1年第12期。
原载孙延林主编《萧红研究》第三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萧红与《七月》的文学因缘
陈世澄
《七月》是胡风抗战时期创办的一份文学期刊，我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它并不陌生，它不啻是我国文学艺术中的一颗珍珠。可是由于它的创办人长期处于被批判审查的地位，珍珠也多年蒙尘，被打入冷宫。
今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昭示下，胡风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七月》也应抖掉身上的尘土，重新放出光彩。
《七月》也是一片沃土，我国许多著名诗人、作家、学者都曾在这里辛勤耕耘。30年代杰出的左翼女作家萧红就是耕耘者之一。本文仅拟在对《七月》略作介绍的基础上，对它同萧红的一段文学因缘进行一些粗浅探讨，以了解《七月》的历史地位和萧红这一时期的思想与创作。
一
朱穆之在《胡风同志追悼词》中说：抗战时期胡风“和许多作家一起按照党的方针从事进步文学活动”，他创办的杂志《七月》和《希望》“在当时大后方的进步青年中有相当的影响，是坚持抗日坚持民主的一支文艺力量。”a胡风和他创办的《七月》是无愧于这种荣誉的。
《七月》是在“七七”事变后，中国革命进入抗日战争的新的历史时期诞生的。《七月》深深打上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烙印，具有当时抗战文学期刊的全部特点。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勾勒一下《七月》的沿革和概貌。
关于《七月》的创刊时间、地点，一般的说法是1937年10月在武汉创办。如果仔细翻阅现存不算太少的《七月》杂志，就会发现这种说法的不确切性。《七月》中一篇署名“七月社”的文章说：“七月，1937年9月1日在敌人炮火下的上海发刊，但继刊了3期以后，就不得不移到汉口，由周刊改半月刊，在10月16日重与读者相见。”b胡风的回忆录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七月》在上海“共出了3期：第1期（9月11日）；第2期（9月18日）；第3期（9月25日）。”由于战势发展，“商业联系和邮路受到阻碍，上海刊物很难发到外地去，作者又纷纷离开上海。我决定把《七月》移到武汉去出版。”c据此可知，所谓在武汉创刊，其实是复刊，只不过复刊的方式有些特殊。胡风原打算到武汉后，将《七月》更名为《战火文艺》在国民党市政府登记，可是这个登记被国民党市党部驳回了。于是，胡风决定“正面用《七月》的名字再登记”，并且“把在上海出的周刊上发表的文章选出一些，再加上新写的，编成了第1期”d出版发行。
《七月》杂志从在武汉复刊算起共出版30期。其中第1期至18期（半月刊）是在武汉出版的（1937年10月至1938年7月）；第19期至第30期（原计划为月刊，实际并未实现）是武汉失守后在重庆出版的（1939年12月至1941年6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权加紧了对进步文化的迫害，《七月》被迫停刊。
《七月》是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生存的。一方面要经受敌人炮火和轰炸的袭击，一方面又要同国民党反动势力种种压迫抗争，同时又要为办刊的经济拮据局面而奔走。为此，胡风吃尽了千辛万苦。在武汉办刊期间，国民党市党部曾先后两次命令下属部门禁止《七月》发行，在重庆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不少刁难和妨碍。
胡风能在如此艰辛的条件下办刊，足见他对革命文艺在抗战中作用的重视，也足见他对理想和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
在有了上述对《七月》基本情况的了解之后，再来看《七月》的特点和历史功绩，就十分明显了。
《七月》的首要特点和功绩是“把工作进程放在民族革命战争和人民的生活实际里面”e，使刊物紧密地为抗战服务，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唤起人民的有力工具。《七月》第一期上的代致辞《愿和读者一同成长》，表达了编辑愿望：
在神圣的火线下面，文艺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喊，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跃动着的生活形象。
在第18期上胡风的《致读者》，更是鲜明地宣布了抗战文艺的战斗作用：
我们相信民族革命战争不会也不能抛弃文化工作，战争将使文化更被提高，更被普及，而文化的提高和普及将同时提高战争，使他得到最后胜利的保证，使民族革命的任务（新中国的诞生）能够在最短限度的痛苦过程中得到完成。
这种对文化工作在革命战争中作用的高度认识，鲜明地表达了胡风的文艺观。抗战爆发后，作家队伍受到很大的震荡，各式各样的人物都在战火面前暴露无遗。“有的忙于向要人们接头，有的被战争的烽火吓慌了。而大多数文艺青年，都是急不可待，一个个赶赴前线去。”f因此，“文艺运动的命脉一时竟有岌岌不可终日的样子。”g在这种形势下，《七月》拔地而起，成为武汉第一家抗战文艺月刊h，成为延续革命文艺命脉的桥梁，从而解救了文艺一时的贫困局面，以其星星之火，同相继问世的《文艺阵地》、《烽火》、《战地》、《野草》、《抗战文艺》等共同点燃了敌后抗战文艺的燎原之火。
《七月》另一个特点和功绩是不仅团结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诗人，而且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爱国的、进步的文学青年。在《七月》撰稿人中，我们可以开列长长的一个名单：丁玲、老舍、艾青、田间、宋之的、聂绀弩、端木蕻良、草明、萧军、萧红、吴组缃、徐中玉、王朝闻、吴伯萧、周而复、柳青……以至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鹿地亘、池田幸子等，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七月》团结作家之广泛，以及作家们对《七月》的信赖。特别应提到的是，历史上颇有影响的“七月诗派”便是从这里发轫，开始形成的。“七月诗派”是抗战时期最重要的抒情诗流派，他们把自由体诗的创作大大推进了一步。七月派新诗始终与现实斗争紧密相连，普遍具有浓厚的政治抒情诗色彩，往往都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形成抗战时诗歌创作的主流。在“七月诗派”的队伍中，有艾青、田间两位大诗人，他们各有自己的创作主张，后来都成为独具风格的诗坛宿将，虽不能简单地冠以“七月派诗人”，但他们在当时都以其创作为“七月诗派”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胡风也进行诗歌创作，而他的最大功绩在于以极大的热情扶植了这一流派的形成。“属于这一流派的诗人有亦门（S？M）、鲁藜、邹荻帆、冀方、孙钿、天蓝、庄涌、彭燕郊、杜谷、绿原、曾卓等。”i这些诗人的创作从《七月》开始，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并且以其饱满的激情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七月》的又一个特点和功绩是不仅在诗歌创作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推动了文学样式的革新，特别是在推动报告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方面具有不应忽视的地位。何其芳在《报告文学纵横谈》一文中说：“报告文学在中国’，却是有过轰轰烈烈的时候的。它随抗日救亡的狂潮而兴起，到抗战爆发而达到顶点。”j报告文学之所以有这种发展趋势，是因为抗战爆发后作家们纷纷走上前线或深入内地进行抗战活动的必然结果。作家们为了更有效地为抗战服务，急切地希望把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事件反映出来，就需要采取类似轻武器的文艺形式来写作，这种最便当的武器之一便是报告文学。在《七月》作家群中最善于利用这种武器的是东平，他亲身参加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血的战斗，在陈毅、粟裕率领下的新四军中任职，他的作品表现了新四军将士艰苦的战斗和悲壮的英雄主义。他的《第七连》（第6期）、《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第7期）、《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第9期）、《向敌人的腹背进军》（第15期），都是报告文学名篇，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东平于1941年在敌人的炮火下不幸牺牲，年仅29岁。“他的作品记录了丰富的战斗生活的感受，可以说是革命战士的鲜血凝成的篇章。”k此外，在敌后坚持战斗的曹白，在抗战前线负伤的S？M（陈守梅），他们的作品也颇有影响，他们都可称得上是报告文学的开拓者。而胡风不仅是报告文学的支持者，也是这种文学样式的积极倡导者，他及时总结了群众的实践经验，写出了《论战争期间的一个战斗的文学形式》l，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七月》的再一个特点和功绩是积极地发展了文艺批评。《七月》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欧洲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的著述，编译了罗曼？罗兰的《艺术与行动：论列宁》（第14期）、季米特洛夫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文学》（第18期）、A？拉佛勒斯基的《高尔基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23期）。这些著述对指导抗战时期的文艺创作都有很重要的价值和借鉴意义。《七月》还积极参与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在抗战时期能得以进行，并且从国统区到解放区许多文化界名流诸如郭沫若、茅盾、老舍、周扬、何其芳、艾思奇、巴人、胡风都参与其中，这的确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甚至它的影响时至今日还存在。这次讨论涉及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等重大问题，对提高文艺工作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起了促进作用。《七月》还创造性地运用了座谈会的形式来探讨文艺理论问题。《七月》曾发表了三个座谈会记录，它们是《抗战以来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第7期）、《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第13期）、《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第15期）。这些座谈会对于统一文艺界的思想，促进文艺队伍的团结，发扬学术民主起了很好的作用，对于今天正确开展文艺批评仍有借鉴意义。
二
我们在文章开头曾说过，萧红是《七月》的辛勤耕耘者。她从在上海办周刊起到1938年9月撤离武汉，其间只有一年，但却为《七月》写下了七篇散文（《失眠之夜》、《天空的点缀》、《在北京》、《火线外二章》、《无题》、《一条铁路的完成》、《一九二九的愚昧》），一篇书评（《〈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并与塞克、端木蕻良、聂绀弩合作创作了反映中原农民抗日斗争的剧本《突击》，参加了《七月》杂志社举办的两次文艺座谈会。不仅如此，萧红也是《七月》的创办人之一。胡风一直把萧红当作《七月》同人m，据说《七月》的刊名便是萧红起的n。在艰苦的抗战年代，在《七月》政治上遭到国民党的迫害，经济条件十分恶劣的形势下，萧红能竭尽全力支持和参与《七月》办刊，体现了萧红极大的抗战热情和乐于助人的“侠义作风”。
在叙说萧红与《七月》的文学因缘时，我们应着重谈谈萧红在《七月》两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如前所述，《七月》杂志社组织了三次文艺座谈会，我们认为这是胡风对文艺界如何开展自由讨论的一个创举。胡风在回忆这三次座谈会时说：
约集几个愿意谈谈感想的人谈谈。不设具体的理论项目，自由地交换意见，促进对问题的关心，互相吸取经验，正确对待具体生活问题和创作实践问题，认真地正视生活和读者的要求，检查自己，希望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不做结论，就是留给作者和读者主动地对待问题o。
实践证明，胡风采取的这种“不做结论”的自由讨论的方法，无疑是活跃文艺界思想认识的民主的好方法，是让作家各抒己见，互相启发，以达到提高认识的一个好方法。这和那种动辄扣帽子、打棍子，或者不做深入讨论硬给某位作者、某篇作品、某种文艺现象下结论的不民主作风是大相径庭的。
萧红曾参加了其中的两个座谈会，并且都有不同凡响的发言。我们知道，由于这位女作家的早逝，萧红还未给我们留下文艺理论方面的系统著述。但是，我们从她的创作中，从她与友人的谈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她一贯的创作主张。而萧红在《七月》两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则鲜明地表达了她在创作题材和创作目的上的见解。
年1月萧红参加了《七月》杂志社召集的首次文艺座谈会。《七月》第7期发表了这次座谈会记录《抗战以来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主持人胡风，参加者还有艾青、东平、绀弩、端木蕻良、田间、冯乃超、适夷、王淑明。座谈会可为四个要点：一、抗战后的文艺动态印象记；二、关于新形式的产生问题；三、作家与生活问题；四、今后文艺工作方向的估计。正如记录者附笔所说：“这次座谈会，谈话时空气的活泼和对问题的深入，是出乎我们的希望的。”作家们的发言，反映出抗战爆发以来作家们心灵的震荡、情绪的波动和思想的活跃。这次座谈围绕的中心议题是作家与生活的关系。有的作家主张到前线去才能写出战时生活的作品；有的作家为无法深入实际生活中去而苦恼；有的认为反映战争的作品太粗糙，表现不出文学的价值；有的作家则觉得留在敌后就远离了群众，远离了生活，因此，就写不出好作品来。而萧红却与这些人的意见不甚一致。人所共知，萧红是以抗日作家的身份而蜚声文坛的。但是，她却不同意只有到前线去才能写出好作品来的看法，也不认为留在后方的作家就等于和生活隔离了。她说：
我看，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譬如躲警报，这也就是战时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上前线去被日本兵打死了，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
萧红发言的主旨并不是不主张作家到前线去，而是表达了她在创作题材问题上的一贯主张，萧红认为，创作的题材到处都是，作家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一切都可以成为创作的源泉。
在另一次《七月》的座谈会上（下文还将详加介绍），萧红对题材问题还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为什么在抗战之前写了很多文章的人现在不写了呢？我的解释是：一个题材必须跟作者的情感熟习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但这多少是需要一点时间把握的。
这是一种符合中外一切艺术家创作规律的深刻见解。凡是成功的作品，不论题材大小都是作者熟悉的，都是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的”。硬写那些同自己陌生的“趋时”之作，是不会产生好作品的。
应该指出，萧红在题材问题上的看法是直接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影响。鲁迅在给萧军、萧红的一封信中就指出：
不必要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p。
鲁迅先生的谆谆教诲给女作家思想上打上了深深烙印，一直影响着萧红以后的创作。她的创作尽量选她最熟悉的题材，并且站在“斗争者”的立场处理这些题材，“表明了她的鲜明的立场和倾向。”q1936年以后，她创作了十几个短篇，从中可以看出，女作家一直是按着这一原则选材的。《手》可以说是作者中学时代的一篇回忆录。它通过一个老染匠的女儿在城里中学读书，因为有一双由于长年从事印染劳动而被染黑的手，所以遭到校长的歧视，以至于最后被撵出校门的遭遇，揭露了旧社会对劳动人民的不平等待遇和旧教育制度的黑暗虚伪。《家族以外的人》以她童年时代家中一个同族长工为模特儿，塑造了一个勤劳、善良但却麻木、愚昧的旧中国农民形象，从另一个侧面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主义和地主阶级的罪恶。至于《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更是人所共知的和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的精心之作。
还应该提醒人们注意的是，萧红并没有因为上述主张便把创作的视野局限在自己所经历的生活的范围内，她还自觉地合着当时民族解放战争的节拍创作了《北中国》、《朦胧的期待》、《旷野的呼喊》、《黄河》。这几篇小说都反映了我国北方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所遭受的折磨与痛苦，以及含悲忍恨同敌人进行血的战斗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作品同《生死场》一样，对于唤起人民同侵略者进行斗争产生了应有的积极作用。在《七月》杂志上，她也写出了“并没有和生活隔离”，反映“战时生活”的作品《火线外（二章）》（第2期），其中第一章《窗外》写她和M在日军扫射的机枪声中进行创作的心情；其中第二章《小生命和战士》写战火中儿童的不幸和伤兵的惨状。而散文《无题》（第14期）则写了八路军一位受重伤被锯去一条腿的女护士，表达了作者对野蛮的日本帝国主义控诉的心声。这些作品题材虽小，但都合着抗日的节拍，表现了女作家观察生活的敏锐和反映“战时生活”的积极自觉。
年4月，萧红参加了《七月》杂志社举办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主题是《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分为五个要点。一、“不肯让位”的精神，肯定了文学在抗战中的地位；二、组织者和作家态度的形成，评论了《七月》在发展抗战文学中的作用；三、一个历史转换时期的速写，对《七月》创刊以来成绩的评估；四、同人杂志一席辩，是对《七月》广泛团结文学创作队伍的希望；五、东平断片，是对文艺战士丘东平创作道路的探讨。座谈会仍然保持了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自由讨论的良好作风。
座谈会记录发表在《七月》第15期上，发言者有胡风、端木蕻良、鹿地亘、冯乃超、适夷、奚如、辛人、萧红、宋之的、艾青。萧红在这次座谈会上除发表了上文提到的关于题材问题的见解外，还在创作的问题上提出了带有鲜明个性的主张。她说：
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这里关于“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说法，是萧红针对抗战爆发以来作家队伍阶级关系变化而言的，而不是像某些评论者所说是对作家阶级属性的论断。而关于“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提法，则是萧红较为成熟的见解。
众所周知，现代文学的伟大先驱者鲁迅先生一直主张用文艺来改造国民的精神，他的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r萧红是自觉地接受了鲁迅先生的这种创作主张的。萧红经历了北方广大劳动人民痛苦的人生，她同鲁迅先生一样，最关心的也是广大被压迫人民的命运和觉醒，希望劳苦大众能从愚昧、麻木和被奴役的状态下解救出来。因此，她的作品一开始就追求“认识人生”和“显示灵魂的深度”。而如何“显示灵魂的深度”，在她看来就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从《跋涉》到《生死场》，萧红的前期创作在不同侧面反映了东北人民的苦痛人生和坚韧抗争，写了他们“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s，写了封建地主阶级、封建迷信、封建宗教制度对劳苦大众的残害和愚弄。而萧红的后期代表作《呼兰河传》更是真实地再现了20年代东北农村黑暗、贫困、愚昧的社会生活画面，着力渲染了由于封建势力、宗教迷信以及传统恶习的束缚，给人们精神上造成的沉重负担，描绘了众多被扭曲了的灵魂。
在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期间，萧红在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还说过：“鲁迅小说的调子是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也自觉地和他们一起受罪。”并表示，自己也要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
为了给自己的创作主张做注脚，萧红在座谈会之前的《七月》第五期上发表了一篇散文《一九二九年的愚昧》，题目便明显地印记“对着人类的愚昧”的创作意图。这篇散文记叙了萧红在哈尔滨中学时，反动校长煽动的一场愚昧群众的反苏示威，以及人们对苏维埃政权的无知。
从上述萧红的创作实践以及她友人的谈话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萧红关于“现在和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见解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仅仅是座谈会上简单的即席发言；而是深思熟虑的和一贯的创作主张。当然，萧红这一文学观点还不够成熟，还需在理论上进一步阐发。但我们却可以窥见女作家试图在创作理论上开始起步的端倪。可惜由于病魔过早地夺取了她年轻的生命，我们终于无法看到她本应该有所建树的创作理论的光辉了。
萧红是一颗早殒的星；比起萧红《七月》生命更加暂短，无疑是一颗一闪即逝的星。但是这颗星留给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光和热却是永不泯灭的。
注释：
《文艺报》1986年1月18日第1版报道：《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胡风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七月》第4卷第1期（总第19期）：《愿和读者一起成长》。
胡风：《回忆参加左联前后》，见《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总第26期）。
胡风：《在武汉——抗战回忆录之一》，见《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2期（总第27期）。
《彭柏山书简》（七），见《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期（总第25期）。
欧阳凡海：《抗战后的中国文艺运动及其现状》，见《七月》第3卷第4期（总第16期）。
黄修已：《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第18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
《关于现实主义》，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版。
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第14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据胡风：《在武汉——抗战回忆录之二》，见《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总第28期）。
胡风：《悼萧红》，见王述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萧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肖风：《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据胡风：《在武汉——抗战回忆录之二》，见《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总第28期）。
《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杜1976年版。
《（萧红选集〉后记》
鲁迅：《我是怎样做起小说来》，见《南腔北调集》。
胡风：《〈生死场〉读后记》。
聂绀弩：《〈萧红选集〉序》。
原载孙延林主编《萧红研究》第二辑，哈尔滨出版，1993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