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历史的事实与魂魄
严昭柱
前两年，江苏的贺金祥同志（秋石）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两篇颇有影响的文章，都是有关作家萧军的。一篇是《关于萧军与萧红的一些史实》，发表于1994年9月24日；另一篇是《白云原自一身轻——缅怀萧军先生》，发表于1995年7月7日。对于第一篇文章，我还有一点特别的印象。记得当时贺金祥同志除了寄来文章，还附有几页材料，用来说明他写作此文的缘由。材料是复印件，包括台湾《中央日报》1994年1月10日刊登的署名李家的文章《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和福建的《港台信息报》1994年2月6日、13日发表的李家《萧红的风霜爱情路》以及《作家文摘》1994年3月11日对该文的转摘。贺金祥同志在来信中说，台湾《中央日报》的文章多有失实、杜撰或臆造；而《港台信息报》、《作家文摘》实际上是转载台湾的文章，略有删节，却并不注明出处，还换了个文章题目；恐其以讹传讹、谬种流布，因此，特著文以澄清某些事实。我记得当时即将贺金祥的信、文以及材料转呈几位老作家，征求了他们的意见之后，决定发表贺文。对于第二篇文章，则只记得它的材料和意义都属重要，所以很快就刊发了。
贺金祥同志最近来信，说他要将这两篇文章收入他即将出版的文集，问我是否要说几句话。于是，我又翻出有关材料以及贺文来看，倒也有些温故而知新之感，就趁便谈谈吧。
台湾《中央日报》署名李家的文章，先是题目就教人有些诧异。那题目是《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分明拿女作家的私生活招徕读者，令人发生狭邪的想象，这便把自身降低到地摊上某类小报的格调上去了。诚然，李家文章曾称道过萧红的才情，说“从萧红的作品里我们见证了战争的灭绝和人性的丑陋”——不管它是否正确，总算是一种称道吧，但是这种称道却不属于具体作品。例如李家这样评述萧红的《生死场》：“这部描述农村抗日的写实作品，原本就是紧跟着时代的脉动，加上鲁迅的大力推荐，又披上了‘抗日文学’的宣专美名，立刻激起读者的共鸣。《生死场》使萧红名利双收”；“萧红已因《生死场》闻名，其他作品《商市街》、《桥》、《牛车上》跟着成了‘抗战文学’中的抢手货。”所以，李家强调说：“萧红能迅速走红文艺界，除了本身的才华和勤奋外，靠的是鲁迅的提拔”；“鲁迅夫妇是萧红的再造父母。”字里行间，哪一处就具体作品肯定过作家的才华和作品的成就呢？是没有的。这不仅仅是贬低了萧红以及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的才华和他们的创作成就，而更是在实际上贬低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绩。把作家的才华和成就贬抑下去，而把关系网及其功用编造和突出出来，李家文章便可以随心所欲地贬低鲁迅、贬低萧红和骂倒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从而把中国现代文学队伍抹得污秽而漆黑了。像这样一篇文章，显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抱有政治性偏见，所以，虽然冠以关于私生活的格调不高的题目，也能够在台湾《中央日报》这种政治喉舌上发表，原是不足奇怪的事；而那个带有狭邪气味的题目，倒正好成了掩藏其政治性的巧妙包装。
然而，李家这篇文章，我们有的报刊却加以摘转，同时又不说明这种摘转的事实，使人们对来自台湾《中央日报》的这篇妙文因为不了解来由而缺乏警觉。这不能不说是上了人家的当了。当然，我并不是说，凡是台湾报刊上的文章我们一律不得摘转，或者，凡是台湾报刊上讲的事实及道理我们一律不得尊重和参考。不是这样的。事实上，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的交往逐渐增加，文化方面的交流也愈渐频繁，这是我们乐于见到的好事，而且因为它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大业，我们更要努力地将它向前推进。具体到本文谈的范围来说，对于台湾学术界包括文学史研究界的学术成果，不管它是理论性的还是材料性的，我们都要加以尊重，这是没有疑义的。然而，正是出于尊重，我们摘转台湾报刊的文章就理应注明出处；也正是出于尊重，对于台湾报刊上文章的观点和材料，当然也应该加以科学的考究和审查，这是任何真正的学者都必然要实行的。而且，这里也无法回避、无须回避可能涉及的政治问题。虽然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不应人为地混淆，学术问题就是学术问题，不应把它硬说成政治问题，疑神疑鬼，节外生枝；但是，也要看到有的学术问题确与政治问题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没有这种联系不应无中生有，而真实地存在这种联系的也不应特意抹煞。例如台湾《中央日报》就是一种政治性报刊，我们不能相信它刊发的文章都肯定不带政治性；具体说到李家的文章，它就对中国现代文坛带有政治偏见，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无论是学术见解还是历史材料，如果带有政治偏见，就难免发生谬误或失实。像李家这篇文章，贺金祥同志就发现了“过多”的失实、杜撰或臆造，因此他专门就萧军与萧红有关的部分，站出来撰文加以澄清。贺金祥同志是根据什么“发现”问题和“澄清”事实的呢？是根据他“与萧军先生有过长达9年忘年交友情”、根据他“与其夫人王德芬多次叙谈”，根据他“与现仍健在的30年代见证人方未艾（方靖远）、梁山丁、陈、关沫南等前辈交往、叙谈”。有这些根据而出来澄清事实，是应该得到我们尊重的。由此我想到，现代文学史上卓有建树的老作家，现在还有不少健在，有些虽然已经谢世而家属和朋友尚存，他们自己若能写些回忆文章，可以为我们留下珍贵的研究资料，这自然最好；若本人不能写的，其学生、后辈就有责任帮助他们，学习贺金祥同志，和他们交住、叙谈、回忆历史、整理资料，并且在遇上李家那样谬托知己、以假乱真的时候，“愿意站出来澄清一些事实”，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实在是非常有益的。
自然，这里也涉及一个如何正确对待有贡献的历史人物的看法问题和态度问题。时下有些作者，喜欢去寻觅有历史贡献的名人的隐私，描绘他们的风流韵事，还要写得特别的香艳，或特别的充满暴力，仿佛我们之所以要记起这些人物，不是因为他们对社会有所贡献，倒是因为他们是恋爱专家、是问题青年。这不但常常是朝有贡献的历史人物身上乱泼污水，而且无助于引导今天的人们去对社会作无私的奉献。究其主观原因，这样的作者大都缺乏对有贡献的历史人物的应有尊重，也大都缺乏对大众作有益贡献的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训所谓“为尊者讳”，并非毫无道理。我们当然不应把尊者加以神化，也不应把尊者弱点硬说成优点，但是，对于尊者，特别是中国革命史，包括革命文学史上的尊者，因为他们是历史的精英，是历史的魂魄，所以，作为文学史的研究，或作为传记文学的写作，我们重点还是讲他们值得我们尊敬、学习的地方，这样更有利于引导人们不断进取、积极向上。如果把重点摆错了，着意去发现尊者的缺陷，甚至不惜加以扩大和渲染，那就难免给人造成错觉，仿佛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值得相信、值得尊重的，这于世道人心恐怕是没有益处的吧。从这样的观点看来，贺金祥同志对萧军的态度就值得赞赏。对于萧军，李家是着意于渲染他“暴烈”、“花心”、“欲望极强”等等，简直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是贺金祥则强调萧军与萧红二人真挚深切的情感，萧红在香港重病中曾企盼说“如果三郎（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封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这是何等动人的事实；不仅如此，贺金祥还列举事实，说明萧军对毛泽东、鲁迅的敬爱之情，说明萧军在彭真、胡风、丁玲等身处逆境时种种不顾个人安危而仗义执言的感人行动；更重要的是，贺金祥还提供确实的材料，说明了萧军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可贵贡献。两相比较，同是一个萧军，在李家笔下，尊者失真，尊者不尊，甚至是尊者面目狰狞；而在贺金祥笔下，则为尊者传神写照，风骨诤诤，可亲可敬，而其历史贡献也得到恰如其分的肯定。谁对得起历史？谁对得起尊者？谁对得起今人及后人？我想，读者是心知肚明的。
本文从贺金祥同志的两篇文章生发出以上议论。话题虽然很具体，但是我以为实际牵涉的意义，恐怕是不限于对萧军等作家的评价，也不限于对现代文学史的研究的。
原载秋实编著《聚讼纷纭说萧军》，学林出版社，1997年4月
关于萧军与萧红的真实史料
——驳李家的《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
秋 石
公元1994年1月10日，台湾《中央日报》于《长河》第17版上发表了署名李家撰写的长达万余言的《萧红与她的四个男人》的纪实。统览这篇长文，失实、杜撰、臆造过多，且用词极为不当，对萧军等人极尽丑化、攻击之能事。
今年是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为全面维护首举抗战文艺大旗的鲁迅先生，为维护世界上最早一个以撰写反法西斯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而蜚声海内外，被鲁迅先生与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共同赞誉为“自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最优秀的作家”的萧军先生（1936年5月，鲁迅接受斯诺提问时斯诺的亲笔记录。见安危译：由海伦？福斯特亲笔拟就的《埃德加？斯诺采访鲁迅的问题单》；由斯诺亲手整理的《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安危著：《鲁迅与斯诺谈话的前前后后》；载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第4—17页），为正视听，作为曾与萧军先生有过长达九年忘年交友谊，并与其夫人王德芬及女儿萧耘女士等多次叙谈，且与现仍健在的30年代见证人方未艾先生（方靖远，现居辽宁省本溪市）、梁山丁先生（现居辽宁省沈阳市）、关沫南先生（现居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等前辈交往、叙谈过的后辈，不得不站出来，与从无和萧军先生等谋面过的李家先生质疑并辩诬，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近年来，文史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股股浊流：炒古人、炒名人、炒死人；歪曲篡改史实；恣意杜撰、制造莫须有隐史、艳史，以达其所谓“轰动效应”，凡此种种，连鲁迅研究也不能幸免。窃以为，史学研究，尤其是对已作古名人的研究，更应当是严谨的，一丝不苟的，作家也好，报刊编辑也好，除应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及职业道德外，还须具有较为广泛的专业及史学知识。毋庸置疑，文史研究更应当有一个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
关于“逝世半世纪从国外回中国”
李家先生于文章伊始就这样写道：
萧红下葬了半个世纪，她的文名也随同埋没了……而今在萧红盖棺半世纪后，却从西方吹来一阵萧红之风……
这，纯粹是李家先生彻头彻尾的杜撰！
事实是：萧红研究在国内一直不曾间断过。
早在40年代末及50年代，国内及香港等地曾一度掀起萧红研究热。40年代中后叶，亦即1946—1947年间，萧军自延安抵达黑龙江，在齐齐哈尔和哈尔滨，在就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后的佳木斯，由他所作的上百场报告中，几乎场场都涉及到萧红。后来，他主政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多次出版和发表了萧红的著作：他与萧红的通信；鲁迅先生致两萧的信及注释；怀念萧红的文章；以及由许多著名抗日作家撰写的有关萧红的研究文章、悼文等。其中，1948年4月，在他一手安排下，鲁迅文化出版社再版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文化报》也从同一年的4月20日第30期起开始连续登载萧军写的《鲁迅先生书信注释》，计53封。
年以后，国内有关萧红的研究也一直没有中断，萧红的著作一再出版，即使是在“反右”斗争后的1959年，在纸张紧张、经费拮据的情况下，国内最大的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人力出版了包括《生死场》与《呼兰河传》在内的《萧红选集》。
年9月14日，萧军尚未得到平反，只不过是可以发表文章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派专人来到萧军当时暂居的京郊东坝河村农舍，洽谈发表萧军与萧红的往来书信，计发20封，发表于该社出版的《新文学史料》上。之后，198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萧红故土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由萧军亲自编辑、注释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就在这前一年的1979年10月1日，为纪念萧军复出和重返哈尔滨讲学，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研究所按1933年原版式重排出版了曾导致两萧遭日伪通缉被迫南下流亡的短篇小说合集《跋涉》。出版者在《〈跋涉〉》复制本说明》中这样写道：
《跋涉》是萧军（三郎）和萧红（悄吟）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1933年10月，由作者自费在哈尔滨五画印刷社印刷1000部。书刚进入书店发售，即遭到伪满洲国和日本特务当局查封并焚毁。为了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提供这一资料，现据萧军同志藏本复制。
《跋涉》原书为32开本，毛边。这次复制，排印时除采用简体字外，正文均按照原书版式重排，不作任何更改。封面、扉页、出版预告目录页（包括萧军手书题记）均照原书影印。共印5000部。
（附注：该书由萧军夫人王德芬亲赠笔者一部）
如上述可见，既非李家所云“在萧红盖棺半世纪后，却从西方吹来一阵萧红之风……”也断非是葛浩文先生“把萧红从废墟中拉回市场……”
此外，笔者愿向李家等人提供一段葛浩文先生自己写的文字。萧军逝世后的第八天，亦即1988年6月30日，葛浩文先生在他的美国旧金山寓所里写了一篇悼念文章，题目是《信徒不必当和尚》。在这篇文章中，他多次表达了对老作家的敬仰。
葛浩文这样写道：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萧军。他有他的立场和他的看法，……但他并不怕别人有不同的立场或与他不合的看法。只要大家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交换意见，什么事都可以慢慢谈，慢慢接近。……很多问题最终都会弄个水落石出的。（注：这里指的是葛浩文先生由于仅依据史料进行“间接研究”存在着的某些片面性。1980年8月13日，就其《萧红评传》一书在北京北纬饭店，萧军与葛浩文先生首次会面、晤谈，时萧军女儿萧耘在座。）
如今，萧军走了，留下了几十本作品。认识他的人，一定有更多的收获。我的收获是：我以为中国像他那样的人总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见《萧军纪念集》第445页—450页，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
关于“一场没有结果的师生恋”
李家这样写道：
萧红“及至18岁就读哈尔滨第一女中时，与李姓青年谱了一曲师生之恋……索性随李君私奔北平……两年的恩爱，萧红怀了‘老师’的孩子……殊不知使君已有妇……二十一年（1932年）夏天，‘九？一八’事变以后，两人决裂分手，萧红离开了她的第一个男人，挺着肚子回到哈尔滨。”
史实及当时见证人方未艾证实：
．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系1931年，而断非1932年；“哈尔滨第一女中”应为“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所谓“师生之恋”并无其事，师生同居更属子虚乌有；“未婚夫”姓汪，是哈尔滨一家大地主兼富商之子，系游手好闲之辈。
．萧红由萧军送往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妇产科生下一女，时间系1932年9月，因此，萧红是在1932年初冬春之交时回到哈尔滨的，而萧军及挚友方靖远搭救她出苦海是在该年8月6日哈尔滨松花江决堤，洪水围困萧红被扣押的东兴顺旅馆之时。
．张迺莹（萧红）时年20岁，逃婚在北平，后来，未婚夫汪姓青年找到了她，答应供她上学，她信以为真，随他从北平来到了哈尔滨，住在道外东兴顺旅馆半年多，怀了孕，被未婚夫遗弃了，欠下了600多元食宿费。而断非她一个人“挺着肚子回到哈尔滨”！
关于“强吻定情跟了萧军，为幸福割舍亲生骨肉”
李家写道：
回到哈尔滨的萧红，已无颜见家中父老。她流落在一间旅邸，因付不出房钱，不得已写信给“国际报协”求助，报协主编裴馨园为她解决了欠租，又将她接回自家安顿，并鼓励她写作。正当此时，本名刘均的萧军亦从沈阳逃抵哈尔滨，适巧也在“国际报协”写稿，两萧因而相识。当时在“报协”出入的不只萧军一人，追求萧红的也不仅萧军一个，但因为萧红初恋的伤口未愈，故当萧军公然问她“到底爱谁？”时，萧红除了泫然涕泣，不知何以应对。萧军见状当众上前强吻了萧红，从此一吻定情……
上述，是李家彻头彻尾的捏造。
．遍查哈市近、现代史料，从无“国际报协”，应为《国际协报》，系民办，萧军为之撰文时，该报尚未被日本人收买。
．裴馨园非该报“主编”，而是该报副刊“国际公园”的主编，笔名“老斐”，身材瘦小，脸色苍白，戴眼镜，江浙口音，是个对青年人很热情而又谦逊的人。
．裴馨园根本不曾“为她解决了欠租”，连救她出苦海的萧军、方靖远也不曾为之解决一文“欠租”。在当时，600元是一个天文数字。
．萧军本名非“刘均”，而叫刘蔚天，生下时学名为刘鸿霖，别名田军、三郎等，见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批复，由中共北京市委于1980年4月21日下达的《关于萧军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断非李家所书的：在萧红向“国际报协”求助，正当此时，本名刘均的萧军亦从沈阳逃抵哈尔滨……两萧因此相识……
史实是：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是年冬，萧军由沈阳去吉林省舒兰县，想和在那里的东北陆军第61团2营营长马玉刚、营副方靖远一起，秘密将这一营人组成抗日义勇军，由于汉奸出卖而告败。叛军将他、马玉刚、方靖远武装押解出境。到达哈尔滨后，他和方靖远参加了冯占海领导的抗日部队，担任联络和宣传工作。次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冯部撤退，萧、方留哈尔滨参加地下反日活动。4月，萧军给《国际协报》寄去一篇稿子，同时给编辑部写了一信，说明自己的困境，希望能借点稿费维持生活。后来，这篇名叫《飘落的樱花》的稿子登出来了，还有5元钱，并约萧军去报社见见面。约请人便是主持《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的裴馨园，笔名“老斐”。老斐和几个朋友合资在道里五道街开了一个“明月小饭馆”（又名“一角钱小饭馆”），就请萧军和方靖远搬到小饭馆食宿。老斐十分赏识萧军的才华，请萧军帮他编“儿童特刊”，并担任该报的专访记者。到了5月，方靖远去《商报》编副刊“原野”，笔名方曦，并搬入报社居住；萧军则搬到老斐家居住，从此正式从事文学生涯，笔名即用三郎。
．“强吻定情”一说纯属子虚乌有。
史实是：
是年6月，老斐收到女读者张迺莹的求救信，说她被软禁在东兴顺旅馆里，欠了几百元的债还不了，老板想把她卖到“圈楼”妓院去，希望报社主持正义，救她脱险。老斐曾将此信给萧军看过。
一天下午，老斐又接到张迺莹电话，说她在旅馆里很寂寞，想借几本文学书籍看看，因为她是失去自由的人，无法出门，希望能把书送到东兴顺旅馆来。老斐接电话时，萧军正在侧，于是，他就请萧军走一趟。受委托，萧军带着几本书和一封介绍信来到东兴顺旅馆，在旅馆二楼一间原是储藏室的阴暗、潮湿、发了霉的小屋子里见到了张迺莹。而张迺莹从老斐写的介绍信中知道了眼前的送书人就是《国际协报》副刊上正在连载的小说《孤雏》（此文后收入到日后导致他们流亡青岛、上海的小说集《跋涉》中）的作者三郎，心中非常激动。因为萧军正是她希望见到的人。于是，张迺莹就像见到了多日不见而又能给她解脱、帮助的老朋友一样，向萧军倾吐了自己的身世和困境。
但萧军是个穷作家，没有任何积蓄，当然难以给予资助，一时间也没有办法将她解救出去。然而，当他从桌上摊放着的一张纸片上看到迺莹写的《去年今日》等两首诗，以及她书写的魏碑郑文公体几个大字后，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弱女子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才女！他觉得她有着一颗美丽、晶莹、闪亮的灵魂，便立刻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心和怜爱心，他决心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将她拯救出去！他告诉迺莹马上就去想办法给她借钱还债，接她出去。临别时他把自己身上仅有的5角钱留给了她，并给她留下了自己的地址，尔后步行而归。
那时萧军独身一人寄居在老斐家中，斐妻黄淑英如对待亲兄弟一样款待他，相互之间处得很融洽。萧军想救出迺莹，除了接来同居结为夫妻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她一无去处二无职业又怀了孕，不能独立生活。但是第一步必须先为她筹钱还债赎出来才行，可600元不是个小数……正当为难之时，偏巧8月6日因连日大雨江堤失修，松花江决了堤。大水淹了“道外”一带，水位逐渐上升，快到迺莹住的旅馆的二层楼了，旅馆的人都逃命去了，只留下了一个看门的老茶房。老板叫他看住迺莹别让她跑了，等着老板带妓院的人来领她。
和萧军一同常来看望的方靖远也非常惦着迺莹，划着小船来看她，才知道只剩下老茶房和迺莹两个人了。方问她：“三郎来过吗？”“没有。”“奇怪，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呢？”方又向老茶房说：“你为什么还不走？等着淹死吗？”老茶房说：“老板让我看着她，怕她逃跑了，呆会他们就来领她。”“你快逃命去吧！楼房让水一泡就会倒塌。她也是个可怜的人，你放了她吧！”老茶房同意了。方又对迺莹说：“你跟我走吧！”
“好！”迺莹高兴地回屋去收拾东西，但又迟疑起来，想起7月12日和三郎誓订终身的事。最后她对方靖远说：“你走吧！我等三郎来接我。”老方看她很坚决，只好说：“好吧！我马上就去找三郎。”划着小船走了，半道遇到正要去接迺莹的萧军。
“你怎么才来？”
“老斐病了，叫我替他发稿，刚弄完，迺莹呢？”“我去接她，她不肯跟我走，非要等着你，你快点去吧！”
老茶房走了以后，迺莹等萧军不来就自己塔上运柴船，按照萧军留下的地址来到老斐家。当萧军接她扑空赶回时她已先到了，老斐一家将她安排在客厅里，一直到她临产时萧军送往医院为止。
可见：（1）认识萧红的仅萧军、方靖远、裴馨园夫妇四人，而且早在逃离虎口之前已与萧军“誓定终身”，又何来“追求”者“不仅萧军一个”？（2）她连与萧军有着长达7年挚情的方靖远去救她都不愿跟着一起走又何来“到底爱谁”？又何来当众“强吻定情”的情节？这不是凭空捏造蓄意中伤又作何解释？
关于为什么当时许多人知道张迺莹而又不去追求她，萧军女儿萧耘曾问及当年在青岛迎接两萧南下的舒群等人，回答是十分明确的：一是谁也没有600元钱可救张迺莹出困境，即使救出来也难以养活一个孕妇。二是谁都清楚，一个腆着大肚子且是怀着别人孩子的孕妇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也只有萧军这样侠义心肠的热血青年才会将同情心化作爱心，从而导致令他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产生。
．李家一文云：“……同年冬天，萧红产下了一名女婴，两天后，萧红不告而别（医院），遗弃了这个她与李姓青年的孩子。”
铁一般的事实是：
萧军在送她住进市立第一医院妇产科生下一女，因无钱偿还住院费、医药费、伙食费等，自己的生活又没有着落，在中秋节过后出院的时候，只好将婴儿留给了医院转送他人。
出院后，老斐派家人送给他们5元钱，叫他们另找住处。次日两人只好去欧罗巴旅馆开始了同居生活。因为发大水每天2元的昂贵房租无法维系，萧军不得不各处奔走去教武术、当家庭教师教小孩……后来，在商市街25号中东铁路局财务处长家里找到了当家庭教师的固定工作，教其8岁儿子王余馨国文和武术，每月给20元学费。萧军看到王家院中有两小间西屋空着，经与房主协商，房主以“不交学费”为苛刻条件让萧军“白住房子”。其时已是天寒地冻的哈尔滨10月了。他们夫妻从欧罗巴旅馆搬过来，总算有了自己的“家”，生活才得以安定下来。因为王处长是个有身分地位的人，大门口有门卫，宪兵警察和侦探特务都不来打扰，他们在这里倒也安全。
可见根本不存在李家文中所说的老斐“又将她接回自家安顿”的事情。
为了庆祝萧军和迺莹的结合，方靖远在他编辑的《商报》副刊《原野》上出了一期特刊，刊登了萧红的《春曲》和萧军的《寄病中悄悄》。时方靖远笔名方曦，萧军为三郎，迺莹为悄吟。
《春曲》甚短，悄吟欣喜地写道：
——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春天到了。
《寄病中悄悄》系萧军致正在产褥中的迺莹，其感情之真挚、笃厚处处可见。此诗共三首：
一
浪儿无国亦无家，只是江头暂寄槎；
结得鸳鸯眠更好，何关梦里路天涯？
二
浪抛红豆结相思，结得相思恨已迟；
一样秋花经苦雨，朝来犹傍并头枝。
三
凉月西风漠漠天，寸心如雾复如烟！
夜阑露点栏杆湿，一是双双悄倚肩。
上述，就是两萧真诚结合的真实经过！
关于两萧离哈南下及其他
．李家在此文中写道：“隔年，两萧受张梅林之邀，离开哈尔滨……越过长城，取道平津而抵青岛……”
这段为文坛和原北满地下抗日武装广所熟知的历史，竟被李家恣意捏造到了令人无法相信和震惊的地步。
史实是：
萧军因为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成了知名作家，除了方靖远、北杨、黄吟秋、侯小古等，又结识了很多反满抗日的朋友（其中不少人是中共党员），他们是：金剑啸（巴来）、傅洛虹（罗烽）、刘莉（白朗）、李存哲（黑人、舒群）、张少岩（金人）、杨莹叔（杨朔）、梁山丁（邓立）、唐达秋（林珏）、张文蔚、刘昨非、冯咏秋、鲁少曾、白涛、王关石、关大为、温佩筠、张洁莲、黄之明（黄田）、袁时洁等人。他们团结一致开展抗日活动，活动地点是“牵牛房”。牵牛房是冯咏秋和黄之明的家，因在门前种了很多牵牛花缠满房子而著名（有关牵牛房，在北满和哈尔滨地下党反满抗日的斗争史上有着显赫的地位）。
年春，萧军开始了《八月的乡村》的创作。7月，萧军1931年在沈阳认识的陈华从长春到哈尔滨来，约请萧军为他主编的长春《大同报》将创办的另一副刊组稿。悄吟给起了一个刊名《夜哨》，于8月6日创刊，每周一次。在原来每日出刊的《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上也常刊载三郎、悄吟的作品。后来，由于《夜哨》刊登了一篇揭露日军暴行的文章被勒令停刊，陈华也被迫离职了，并写信通知萧军作好准备：日本特务、宪兵可能去搜查。
萧军和悄吟在朋友们你5元我10元的资助下（最后不足的30元是由黑人代付的），将两人的作品各选了几篇，在《五日画报》印刷社社长王岐山的帮助下秘密印刷，于10月3日（中秋节前一日）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跋涉》。出版后在同发隆商场代售，不久即因其鲜明的反日立场遭日伪统治者查禁了，仅印1000册的《跋涉》被没收销毁了大部分。
上述确凿地表明，断非李家恣意杜撰的什么“得闲看《跋涉》的人少”及“名利两头空”！
尔后，两萧与地下党负责人金剑啸（不久即被日寇杀害）一起刻蜡板、画插图，抄写党刊——反满抗日的油印小报《东北民众报》，其所用钢板、铁笔、蜡纸就藏在商市街25号萧家柴堆中。他们随时有被捕杀的危险。此时，负责中共地下军委工作的北杨决定去磐石游击队，萧军因悄吟体弱多病无法同行。地下党其他同志也一再劝说两萧离开哈尔滨。牵牛房主人、老朋友黄之明一边催促，一边主动从自己每月工资中抽出一部分存起来供两萧未来南下之行路费。
有关上述，民航总局离休干部袁时洁在其1989年2月23日所作《悼念萧军》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和萧军的认识是在30年代初。那时候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哈尔滨“牵牛房”共同作抗日救亡工作……我永远不会忘记，您——我敬爱的萧军同志——您在日寇侵略的年代，在敌人的枪口和刺刀时刻对准您的时候，您却挺起胸膛，勇敢战斗，经得起风吹雨打，忍着饥寒，孜孜不倦地写《八月的乡村》。
当时日寇已将您的名字写上了黑名单，到处搜捕您，您仍然不肯离哈，坚持战斗。我和黄田是“牵牛房”的主人，当我准备好路费，流着泪劝说您去青岛找友人舒群，您硬是不怕被捕，直到写出《八月的乡村》初稿后，才离哈去青岛。（两萧走后，袁、黄逃亡天津）
可见，两萧之所以南下青岛，其原因有二，一是日寇的捕杀，二是中共地下党的决定。
两萧结合以及萧红在香港弥留时刻的最好最忠实的见证人、一年前刚去世的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骆宾基先生在萧军逝世后所写的《点点滴滴记忆犹新》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和萧军先生相识于52年前，因为都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穿着哥萨克绣着衣边的时兴衬衫从哈尔滨逃亡到上海……
……另外一位关键人物，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员，这就是现在仍健在的著名老作家舒群（注，现已去世）私人筹集的资金（据说是从他母亲手里讨出的留作“寿器”的私蓄），而且萧军与萧红在该书一出版就遭敌伪查禁，不得不躲避敌伪爪牙的跟踪和搜寻，最后能够在穷困中出走青岛，也同样是由舒群在与中共地下组织有关的《青岛晨报》为萧军谋获了一个有薪金可拿的文艺副刊编辑的缘故。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可以维持两萧夫妇最低温饱的简朴生活，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定舒心的文学创作环境，那么未来轰动中国文坛的两部著名作品的原稿，在当年就出现于上海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也是很难想象的。
除了以上两位关键人物（指金剑啸与舒群）之外，还有为两萧提供发表创作园地的《国际协报》文艺编辑白朗（即刘莉，于1934年初主持该报《文艺》周刊），她的丈夫罗烽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人。因而可以说，萧军就是在中国发生“九？一八”事变之后开始从事文艺创作的；就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周围，受着左翼普罗文学的影响与左翼文化运动的哺育，逐步成长壮大起来的。
年初，中共地下党员舒群到达青岛后，频频来信催促两萧尽快离哈南下。
金剑啸与萧军约定于5、6月间动身去上海，后因金的妻及两女儿无处安置，只好放弃此行，但他不久即遭日寇杀害。他给萧军开了几个上海友人的地址，去上海须经大连、青岛。6月10日萧军和悄吟由商市街搬到了“天马广告社”。11日萧军化名刘毓竹在朋友们的掩护下与萧红秘密离开了哈尔滨，12日到达大连。为了等船在友人王福临家住了两夜。14日改乘日本轮船“大连丸”号三等舱去青岛，在船上他们受到了日本海上特务侦缉队的严密盘问和搜查。机智的萧军沉着冷静地闯过了这一关，他把藏在茶叶桶里的抗日小说《八月的乡村》原稿，私下大胆地转移到身穿皮大衣的口袋里，竟侥幸躲过了敌人的眼睛。6月15日（端午节前一天）上午，当萧军看到青岛海岸时，激动得几乎心都要蹦出来了……
到达青岛后，他们受到老友舒群的迎接和款待，先在舒群岳父家暂住，后来和舒群夫妇一同搬至观象一路一号一所石砌的二层小楼上定居下来。
有关两萧自大连抵达青岛之事，1936年4月16日，鲁迅先生在反击化名狄克的张春桥（即1976年10月6日北京一举粉碎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二号头目）对《八月的乡村》攻击时所作《三月的租界》一文中，一开首就这样写道：
今年1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
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过来：
“啊！祖国！”
我们梦一般这样叫了！
时至今日，如果李家先生没有和萧军先生谋过面，也不曾看过有关30年代的史料，那么，鲁迅先生的这篇檄文，而且在1976年金秋10月十亿中国人民狂欢之日重新刊于大陆《人民日报》及各报头版加编者按的这篇著名文章（香港各大报当时也转载了），总应该是读到的吧！李家先生如此篡改史实又作何解释？！
其二，凡稍有点地理常识的人，包括中学生都知道，从东北经山海关去青岛，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是根本不用取道“北平” 的！李家的常识概念何以如此之浅薄？
李家写道：“……在维持不下的情况下，萧军写信向上海的鲁迅联系，随即南下，与鲁迅同住上海北四川路底大陆新村，由于萧军与鲁迅系旧识……”
在这里，李家更是在作彻头彻尾的杜撰！
史实是：因对上海情况不了解，萧军想先去上海探探路，到青岛一月后由舒群陪同去了一趟上海。萧军去拜访了金剑啸介绍的几个朋友，但他们都不能帮助他安排工作，旅费也快花光了，两人又只好回到青岛。经舒群介绍，萧军担任了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晨报》的副刊主编……是年9月9日悄吟完成了她的中篇小说《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还没有脱稿。他们不知道这两部作品所选题材和表现主题与当前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是否合拍，很想写信问一问在上海领导革命文学运动的鲁迅先生。
萧军的朋友孙乐文是《晨报》和青岛荒岛书店的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曾在上海内山书店见过鲁迅。为此，他鼓励萧军给鲁迅写封信试试。至于不知道鲁迅家的地址，可以写到内山书店转交，并建议可以用荒岛书店做通讯处。即使发生什么问题，他可以推说是顾客未经同意随便写的，不要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可以另起个名字以防万一。为了和鲁迅通信，他才特意起了一个新名字，就是后来一直沿用的“萧军”。萧是因为他非常喜欢京剧《打渔杀家》里的老英雄萧恩，另外，他是辽宁人，古时辽代都姓萧，军是因为他原来当过兵。
萧军于10月初给鲁迅写去了第一封信请求指导，并问先生愿不愿意看一看悄吟写的小说。信发出后，究竟鲁迅能不能收到，即使收到了会不会回信，是没有把握的。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鲁迅接信后于当晚便写了回信，并答应看稿及规定了通信办法。
鲁迅的复信是寄到荒岛书店由孙乐文转交的，当萧军这么快就接到复信时，他和悄吟、孙乐文三个人同享了难以克制的激动和快乐，他们读了一遍又一遍……
为了让鲁迅具体地认识他和萧红，他们将春天离开哈尔滨之前照的一张合影连同悄吟小说复写稿及一本《跋涉》按鲁迅信嘱挂号寄往了上海。然而，刚寄出不久，孙乐文即通知他们：青岛、济南中共地下组织受到破坏，许多同志包括舒群夫妇被捕了，《晨报》可能停刊，他叫萧军夫妇做撤离准备。10月22日萧军完成了《八月的乡村》。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孙乐文约萧军于海上栈桥亭子的一处阴影里告知他尽快撤离，并给萧军40元钱作赴上海路费。11月1日萧军夫妇乘一艘日本轮船四等舱离青岛。行前，萧军即致鲁迅快信一封告知即赴。11月2日他们抵达上海，到上海后，萧军他们先住法租界拉都路北端一亭子间；1935年初住拉都路南段福显坊22号楼上；同年3月底迁拉都路中段351号三楼；5月6日因故搬往新租界萨普赛路190号二楼；1936年初搬到距大陆新村9号鲁迅家近处的北四川路永乐里；同年夏，萧红赴日本养病后萧军复去青岛。之后——1936年10月中旬，萧军自北方回沪住法租界霞飞坊……就是萧红东渡日本求学养病之后于1937年自日本回到上海，与萧军两人一起住在吕班路256弄一处由白俄经营的家庭公寓里。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
（1）在两萧抵达上海后的第28天，即1934年11月30日，他们才第一次见到鲁迅。因此，根本不存在李家断言的“旧识”一说，这可以从鲁迅给萧军的第1、2、3、4封信中看出。
（2）两萧从未住过大陆新村，直到次年才迁至鲁迅先生住处近段的北四川路永乐里。
“……未久便怀上了萧军的孩子，不幸数月后流产。”
萧军先生在与他人谈话，以及有关历史资料表明：萧红系鲁迅逝世后的1937年1月13日回到上海，约于1937年底（武汉）或1938年初（临汾）怀上萧军的孩子的，不知李家先生此说出自何处？难道“孩子”也可凭空捏造？
关于“《生死场》得名收利却亮起婚姻的红灯”
李家写道：
原来，与萧红一块儿出版的还有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两书读下来，《八月的乡村》相形失色了……
李家又在这里恣意杜撰了。
史实是：
．萧红的《生死场》与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同为“奴隶丛书”之一。“奴隶丛书”共“非法”印过3本，第一本是在1938年贫病而亡的青年作家叶紫写的短篇小说集《丰收》；第二本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第三本是萧红的《生死场》，它们全由鲁迅先生作了序言。
．《八月的乡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意义及影响远远超出了《生死场》。《八月的乡村》出版不久，1937年—1938年就在苏联译成俄文出版，且一版再版，乃至成为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成千上万名红军战士的战地读本——因为它是世界上最早一部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作品，且是武装抗击法西斯。以后又先后译成英、法、日、德、印度等文本，广为出版（注：是著名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与鲁迅会面后，率先将《八月的乡村》译成英文向全世界广为介绍）。在国内，曾先后数十次印刷发行。抗战期间，不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广为传阅，而且也为国民党抗日部队将士倍加青睐。
对于《八月的乡村》，鲁迅先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鲁迅先生在为《八月的乡村》所作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不知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在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一点，就是李家一文卷首倍加推崇的葛浩文先生，也同样给予了实事求是的符合时代潮流的评价。在《信徒不必当和尚》的悼文中，葛浩文先生这样写道：
《八月的乡村》出版后，和其他东北早期的作品一样，将东北人的困境深印在每一个同胞的脑海里。小说的第二个目的——激荡人心，或者说是时代的呐喊——吸引了当时大多数读者的注意。“九？一八”事变时，在《忆白杨》的传统下化为一声怒吼，东北也成为爱国情绪和爱国行动汇集的焦点。从文艺的观点来看，《八月的乡村》是有些毛病的，但它还应算是20世纪中国很重要的文学作品。
李家还极不负责且别有用心地诬指“萧红已不知是他第几个女人”，以及“萧军的父亲，叔叔都是……，打家劫舍的胡子”等等。为此，笔者不得不在这里进行辩诬：
在萧红之前，萧军是有一个“女人”——那是他的结发妻子，是与他一起被吉林省舒兰叛军“驱逐”至哈尔滨的。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后，萧军与方靖远一起参加了地下抗日活动。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劣，萧军把妻子打发回故乡去了，随后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此后他不知要到何处去，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生死难卜，请她不必再等他了，可以另行改嫁免误青春，从此两人断绝了夫妻关系。
．萧军祖父刘荣为佃农及弹棉花工人，父亲刘清廉为木工，经营过小木工场及小商铺，破产后沦为玻璃工。“九？一八”事发后，父亲和二叔刘清源（即在这之前当过“胡子”的那位）、三叔刘清山一起参加了抗日义勇军，活动于家乡辽宁义县一带。
有关萧红去日本系“婚姻红灯”一说是断断不能成立的。对此，黄源先生及夫人、萧红弟弟张秀珂都曾证实过。事实是：由于两萧体质和健康情况的悬殊，而且，正是在黄源的提议下，萧红决定去日本疗养，因为其弟张秀珂和黄源妻子许粤华正在日本上学，有亲属和朋友可以照顾她。
年7月15日鲁迅偕许广平在寓所内为萧红饯行，二萧同往；16日黄源为萧红饯行，萧军同赴，宴后，三人同在万氏照相馆合影留念（此照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自7月18日起，萧红于日本经常给在青岛、上海的萧军来信（至1937年1月4日，在这短短的168天内，萧红寄给萧军的信就达35封之多，平均不足5天一封信），双方在通信中传递了思念关切之情（见《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1981年1月哈尔滨出版）。
萧红的病情是十分严重的，这可以从萧红到东京后，以及自东京回国后的1937年4月下旬至5月下旬在北平寻踪时给萧军的信上可以看出。例如，1936年8月22日她自东京发出的第6封信中这样写道：“近几天整天发烧，也怕是肺病的样子，……烧得骨节都酸了！”又如1936年12月31日信中她这样写道：“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兴健牛与病驴之感，故每暗中惭愧。”就在他俩分手前，对于自己的病，萧红已经是绝望了，她这样对萧军说道：“三郎，我知道我的生命不会太久了……！”
有关两萧分手的真正原因及具体时间
年12月10日萧军遭国民党特务绑架，后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营救下获释。随之，应李公朴邀请于1938年2月6日抵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文艺指导”。不日，因临汾受日军进逼威胁，同时发现“民大”校长阎锡山抗日不积极，与共产党闹摩擦，于是，萧军即决心去山西五台参加抗日斗争。但萧红不同意他去当游击队员，认为万一牺牲了太可惜，不及当作家对国家、对民族贡献大。然而，在这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萧军已经无法安心在大后方当一名作家了，他学过军事，当过兵和军官，他要到前线去面对面地打击侵略，虽死也犹甘。为此，在临汾分手前夜，面对萧红的一再挽留和哭泣他说道：“人总是一样的，生命的价值也是一样的，战场上死的人不一定完全是愚蠢的……为了争取解放共同奴隶的命运，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谁要该去死呢？”
萧红听了当即激烈地予以反驳：“你简直忘了‘各尽所能’这宝贵语言，也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
“我什么也没忘记，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万一我死不了——我想我是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你如果没有别人，我也没有别人，如果双方也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生活下去，不然就永远地分开……”
“好的。”萧红说道。
上述，见萧军《从临汾到延安》，1939年7月7日作于成都。
是年2月27日萧军从临汾去乡宁，奔吉县；萧红则随丁玲去西安。3月21日萧军抵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主动接见及宴请。后在丁玲、聂绀弩盛邀下同意去西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4月初抵西安遇萧红，萧红则率先提出：“三郎，我们永远分手吧！”“好！”萧军当即表示同意。关于萧红已有爱人，萧军早有所闻，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此时的萧红已怀了萧军的骨肉，为此萧军建议待生了孩子再离，孩子也可归他抚养。但此时萧红决心已定，既要“永远”离他而去也不愿把孩子给萧军。至此，萧军被迫离开西安奔赴他处，参加抗日救亡的文艺工作。
有关萧红临终前一天，挣扎着在纸上写下的“我将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不甘！不甘！”的遗言，乃是指她生前立下的一大誓愿，即她将与萧军、丁玲、绀弩一起，将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伟大史诗写成一部长篇巨著的计划……
年，胡风先生自桂林去香港，即去探望已患病的萧红，萧红见了欣喜异常地对胡风说：“我们一起来办一个大杂志吧！把我们的老朋友都找来写稿子，把萧军也找来，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我去信要他来，只要他能来，他一定会来看我、帮助我的！”
后经骆宾基告诉萧军，萧红在香港病重自知无法苟延时曾经这样企盼地说道：“……如果三郎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由此可见，萧红在心底里一直是对萧军怀有深深感情的，弥留之际更是一览无余。
关于其他
我与端木蕻良先生素无往来，无法评判他与萧红之间的恩怨是非，但从李家文中称端木先生为“无名小子”来看，是极不严肃的，更是对老作家人格的不尊重。
骆宾基并非“萧红的第四个男人”，谁也不会去爱一个生命已入绝境的女子的，无论这个女子多么美丽。作为萧军好友的骆宾基，完全是出于侠义心肠去照料萧红的，更不是李家恣意染指的那样：骆宾基“觊觎她身后的版税”。尤其使人无法容忍的是，正是这个李家，竟然把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的文革中江青一伙强加于骆宾基头上的莫须有罪名和“历史”重又搬弄出来，可见这位李家做人的良知早已泯灭了个一干二净。
关于萧军对萧红的态度
关于两萧分手的真正原因，萧军早在1939年7月7日作于成都并在成都出版的《从临汾到延安》一书中作过详述，想必萧红是见过此书的，因为其时，萧红正居住在重庆北碚写《呼兰河传》。
但是在公众场合，萧军一直是缄口默语。他不止一次对人（包括笔者的我）说：我不欺负死人，不搞死无对证。如1979年8月17日下午，蒙冤31载后首次返回黑龙江的萧军在哈尔滨百余文艺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上（时笔者作为文学爱好者有幸旁听）回答有关他与萧红的关系时说：“这是个人问题——纯属内政！”只有一次，那是在十多年前，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期间，他与同房间的作家管桦（现任中国作协北京分会主席）谈及萧红时，说了如下一段非常得体的话：“没别的原因，就是性格不合，她性格温柔安静，需要一个写作环境，一个舒适的小家庭。我性格粗鲁，决心走向抗日战场。战乱中，在一个小火车站见了最后一面，便分手了。”
萧军这个人，凡是与之交往过的人都知道，是一个非常豁达大度的人，既不记前隙，又不因为别人损他骂他而耿耿于怀，尤其是敢于面对事实。他不止一次向人们推荐聂绀弩先生1946年1月20日作于重庆对他也同样有所“不利”的散文《在西安》（见聂绀弩著散文集《沉吟》第89—96页），在这篇以展示人物心理状态细腻见长的散文中，作为两萧“长兄”的聂绀弩，是极不满意萧红轻率作出的最终与萧军离别的决定以及另择的。正如他在文尾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
那大鹏金翅鸟，被她的自我牺牲精神所累，从天空一个斤斗，栽到“奴隶的死所”上了！
敬告李家先生
撰文著书，最重要的一条是尊重事实，而决不是杜撰臆造，鲁迅先生是这样倡导的，胡适先生也是这样身体力行去实践的。
从事文学研究，写纪实文章，必须拥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应当具有广泛的哲学、历史、地理、人文诸方面的知识，而不是凭空想象，更不能捕风捉影。作为一名作者乃至作家，你可以通过资料去为一个人画像，但你决不可以蓄意造谣、中伤任何一个人，包括你的对立面，这是一个人做人的良心、一个文人最起码的行为准则和为文的方向。
文史研究不能炒、死人不能炒、古人不能炒、名人不能炒，如果胡炒烂炒瞎炒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作者本人知名度的话，那么其后果决不会是“流芳百世”，至少他将被越来越多的世人所唾弃。
严格一点讲，世界上并没有死无对证的事情，因为还有后人，还有知情者。对于违反伦理道德和历史真实的事情，沉默是不会长久的，水落石出、真相大白是必然的结局。
年4月10日—1995年10月20日
注：文中引用的一些资料，系由黑龙江省图书馆、浙江绍兴鲁迅纪念馆，以及萧军夫人王德芬、女儿萧耘提供。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日本、美国、新加坡、瑞士、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萧军生前友好、研究学者撰写的有关文章、资料；得到了北京、上海、黑龙江、辽宁、浙江、江苏等地文艺界前辈、现代知名作家、文学研究者的鼓励和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原载于1994年9月24日《文艺报》，发表时有删节；
又载于秋石编著《聚讼纷纭说萧军》，学林出版社，1997年11月
附 录
［附录一］
致《文艺报》
《文艺报》编辑部：
呈上辩诬稿《历史岂容歪曲》。
近几年来，自否定鲁迅始，文史研究领域（还有至今风靡文坛的“纪实文学”）浊浪滚滚：恣意杜撰、歪曲史实，人为制造什么“轰动效应”，炒古人炒名人炒死人，李家的《萧红的爱情风霜路》一文（此系《港台信息报》与《作家文摘》刊名）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则万余字长文不仅大肆篡改史实，对老作家极尽攻击，且置鲁迅所著《三月的租界》所披露的事实真相于一边。而我们的一些报刊，为了提高他们自以为是的“知名度”、“市场效应”、“经济效益”，或不辨真伪，或不择手段，或瞒天过海，或移花接木，竭尽全力转、摘，以致在社会上、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试问：编辑们的良知、责任心（或曰政治责任感）及敬业精神又何去了？令人百思莫解的是，《港台信息报》在近乎全文转载的情况下，却又根本不标明出处，让人云山雾海不着边际不说，更为严重的是，迄今不知这“李家”为何许人，岂非咄咄怪事？然当笔者欲与之论理辩诬时，他们却又干起了三寸金莲们的角色，躲躲闪闪、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将这场是非原则之争说成是“学术”、“流派”之争、“允许有不同意见”云云，而对笔者之稿却要“研究后再酌登”、“只能登一小部分”，其爱憎取舍何其分明也！
然，这里还有一个人皆平等的法律问题，无论是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中国，还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诬陷、诽谤、人身攻击，以及捏造他人“隐私”等，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而盲目刊摘有问题的文字，一经产生严重后果也是断断推脱不了干系的，或许有一天会被推上被告席。
应当说，或者就目前而论，《作家文摘》的态度是积极诚恳的，并一再表示拟加以弥补，但由于他们“不能直接刊用”，笔者不得不将此稿呈请贵报处理，以期文史研究有一个良好严谨的氛围。
致
礼！
贺金祥（秋石）
年6月1日
［附录二］
《文艺报》复函
贺金祥同志：
陈明同志转来您的稿子，我们很感兴趣，诚如您所说，这几年，歪曲历史、制造莫须有隐私之风很盛。
打印稿中有几个地方，请您订正一下：
①第2页“判军将他……”；
②第11页“孙乐文约萧军于上海……赴上海”；
③第13页“后在丁玲、聂绀弩盛邀下，同意去西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
请尽快将订正稿寄我社副主编严昭柱。
《文艺报》总编室
年6月15日
［附录三］
贺金祥复《文艺报》
《文艺报》：
严昭柱副主编并总编室，你们好！
月15日函悉，感谢你们的关怀和支持，你们这一举动不仅是对老作家萧军的尊敬与爱护，而且也将为文艺界的稳定、团结起到一定的影响与作用。
遵函嘱，订正如下：
．第2页：“判军”应为“叛军”；
．第11页：“孙乐文约萧军于上海……”应为“海上……”；
．第13页：“后在丁玲、聂绀弩盛邀下同意去了西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拟改如下：
“他在延安住了半个多月，正好丁玲和聂绀弩来到了延安，约他去西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他同意了。”
此外，在再次详实核对有关史料的基础上，拟补充如下：
．第1页末，在“1．众所周知，……而断非1932年；”后添加：“第一女中”应为“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现哈尔滨市七中），“师生之恋”纯系李家杜撰所致；“未婚夫”非姓李而姓汪，是哈尔滨一家大地主兼富商的儿子，是一个浪荡公子；
．第13页：“后经骆宾基告诉萧军……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后添加：至于萧红告别人世前3日写下的“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系指她生前不止一次谈到，将在胜利之后，会同萧军、丁玲、聂绀弩等人遍访红军过去之根据地及雪山、草地、大渡河……，这“红楼”即指以此为题材而拟写的一部史诗作品。
应撤销部分：
第13页：“事实上，分手之后，两萧之间还有通信往来。如1939年……萧红得以完成了她的又一名著《呼兰河传》。”
此信非系1939年所写，而是1937年5月8日萧军于上海致函正在北京寻找鲁迅昔日住址的萧红的。那时两人尚未分手，而且还计拟将来搬迁北京过新生活，后因故作罢。
上述系我之失误，致歉了。
颂
文安！
贺金祥
年6月18日
［附录四］
致《联合报》
总编辑先生台鉴：
呈上《关于萧军与萧红的真实史料》一文，约15000字，盼请斧正。
年1月10日，《中央日报》于《长河》副刊上刊登了署名“李家”的约12000字的《萧红与她的四个男人》纪实。此稿刊出后，影响极坏，因文中大部分情节系作者杜撰、臆造所致，且极尽攻击之词。我最早见到是比京《作家文摘》报转摘的6000余字，遂于去年4月10日着手准备材料，至今年5月费尽周折，方托人复印了《中央日报》原件。此稿写作历时年半，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走访了一些人，同时由于我同萧军先生有着长达九年忘年交情谊，情况较熟。
学术、流派允许有争鸣，但决不允许捏造和篡改史实，对此，无论是鲁迅先生，还是胡适先生，都是极为深恶痛绝而予排斥的。
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保护鲁迅先生以及他的两位最早撰写反日武装斗争小说的学生萧军与萧红，是每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求实的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撰写此文，更是为了纯洁文坛风气，提倡严谨的史学研究态度。
此地有许多台商投资企业，故有幸读到贵报。据我了解，在广东、福建、浙江、上海、北京等地，贵报以公正求实态度深受欢迎，故将此稿投送贵报，我尤为欣赏贵报的副刊及《探索》栏目。
此外，有关《萧军与毛泽东》（在延安，毛曾10次致函萧军）、 《哈尔滨文化报事件始末》（1948年，林彪、高岗一伙炮制“反苏反共反人民”弥天大罪，将萧军打成中国文坛第一反革命达31年之久），如贵报需要，我当可按史实撰写。
我欣喜地关注着台湾岛内近年掀起的鲁迅研究热，尤使我倍感鼓舞的是：1989年，台湾出齐了大陆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这对于两岸的文化学术交流是一件大喜事。
年6月，萧军先生逝世前后，美籍华人作家、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世界笔会写作中心主任聂华苓女士曾致函萧军亲属，转达了台湾一些报刊（贵报是否也在内？）欲刊载《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及《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的信息，如贵报有兴趣，我可代为联络。
我已发表萧军研究文字数十万字，包括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史料》，以及《解放日报》和《北京日报》等。
请求：
如无疑义，请于年内刊出为盼，因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以此纪念鲁迅与他的弟子们。
为促进两岸统一，文中许多部分作了低调处理——对历史上的政治纠纷尤如此。
专此布达
颂
文安！
秋石（贺金祥）
年11月
于江苏省昆山市
［附录五］
我撰写《关于萧军与萧红的一些史实》一文的经过
年2月11日，《作家文摘》转载了由福建《港台信息报》引自台湾《中央日报》所刊李家撰写的《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的所谓长篇“纪实”（两报转载时更名《萧红的爱情风霜路》——按世界惯例，是不允许恣意更名的）。我读后大吃一惊，这篇洋洋大观的长篇“纪实”竟然谬误百出，失实、臆造、捕风捉影、恣意扩大，处处可见。其中一些描写，竟然连初中生所应当具有的常识也没有。与此同时，文内对四位30年代作家极尽不恭及人身攻击。
作为与萧军先生有着长达9年忘年交友谊，并与其夫人王德芬多次叙谈，且与仍健在的30年代见证人方未艾（方靖远）、梁山丁、陈隄、关沫南等前辈交往、叙谈过的后辈，读了这篇奇文后，感到十分有必要站出来，与从无和萧军先生等谋面过的李家先生商榷并辩诬，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近年来，在我国文史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股股浊流：炒古人、炒名人、炒死人；歪曲、篡改史实及恣意杜撰；制造莫须有的隐私、艳史，以达其所谓“轰动效益”，凡此种种，连鲁迅研究也不能幸免。窃以为，史学研究，尤其是对已故名人的研究应是严谨而又一丝不苟的。报刊在刊用、摘登、转载时更须慎之又慎。编辑除应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外，还须具有较为广泛的专业及中学知识。无疑，文史研究应当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良好氛围。
据此，我一边准备资料撰写真实辩诬文章（原名《史实岂容歪曲》，后由《文艺报》改为《关于萧军与萧红的一些史实》），一边向京、苏、浙、黑等地的老作家征询意见（其结果，均对刊登李文表示异义及对我举动赞同），与此同时，向《作家文摘》询问了有关情况。
月初，我将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并经核实材料写成的6000余字《史实岂容歪曲》一稿寄给了《作家文摘》，尔后即与该报某女编辑进行了沟通。据女编辑回答，转摘李家一文是某同志提出来的，后因该同志生病由她压编。在压编过程中，她就发现存在问题不少，但因提出转摘此文是另一编辑（按：据了解，系该报负责人），二是想撤已经来不及了，“是硬着头皮推上版面的。”应当说，在接到笔者要求辩诬的信函、文稿及电话后，《作家文摘》的态度一度比较积极。他们表示：转摘李文是一个严重失误，“原稿更不像话，多处对老作家进行了人身攻击”，并承认由于刊登此文业已在北京引起了当事人（即端木蕻良先生，时萧军夫人及子女尚不及看到）的强烈不满和抗议，《作家文摘》拟“登门赔礼道歉”云云（据了解，只是去了一个电话，直至8个月后，在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明确批示下才登了端木先生的抗议，以及9月24日《文艺报》刊载我文后萧军之女萧耘女士的抗议信）。
月13日，面对提供大量确凿一手史料的笔者辩诬稿，还是这位女编辑在电话中告知我：“由于我报系文摘报，仍需原刊用报纸登载后方可转摘，直接刊用尚无先例。”“经请示领导同意，如《港台信息报》一经刊用，我们当迅速……”
问：“如《港台信息报》不愿刊用，而其他报刊愿意出来主持公道，贵报可否转载？”
答：“当然可以。”
在我询问下，5月14日，《作家文摘》用邮政快件形式将原稿退还了我，并在扉页上端用铅笔注明：“请转《港台信息报》”。内中夹附的还有一张印有《作家文摘》字样的便笺及一张三寸条子。便笺的反面（正面无字）女编辑写道：“感谢您对老作家的爱护，钦佩您对现代史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后经证实，此系“请示领导同意后的口径”。而那张3寸条子上写的则是《港台信息报》的邮政编码、电话号码及报址等。
随后，我即与《港台信息报》通话，该报总编室云，此系月末版刊发，随之找来了月末版编辑×，×云：“我们也是转载的。”
问：“转载何处的？”
答：“香港的。”（按：实际上是转载1994年1月10日台湾《中央日报》“长河”栏目。他们为什么不敢面对事实，而要指鹿为马呢？令人不可思议！）
问：“什么报纸？”
答：“忘了，待我查一查。”
问：“那你们转载时为什么不标明出处？”
答：“一时疏忽了。”
后经查阅该报近数十期报纸，从中发现，竟有相当一部分“转载”不予标明出处。
当我表明自己身份及与萧军关系、并要求刊用时，这位责编回答：“反正我们也是转载香港的，你的稿可以先寄来，即使要用，也只能刊登一小部分…… ”
经查阅，李家这篇极尽攻击、谬误百出的“纪实”长达万余字，与我文相比较而“只能刊用一小部分”形成了极鲜明的反差。与此同时，在通话中，极不严肃的是将这场捍卫真理与制造谬误、维护大局与破坏稳定、坚持实事求是严谨文史研究作风与恣意杜撰臆造、篡改史实不良行径之间的斗争说成是“学术”、“流派”之争、“允许有争论”云云。
令人费解的是，当笔者向两报探询李家系何许人时，竟无一人能予回答。《作家文摘》由于“明码标价”系摘自《港台信息报》，自然提请笔者向该报质询；而刊登时根本不予标明出处的《港台信息报》在推向“香港报纸”后也表示李家系何许人他们“不清楚！”如此而已！
抛开史实及萧军、萧红、端木蕻良先生三者之间的恩恩怨怨且不论，李家一文中存在着不少令许多中学生读了后也要为之捧腹大笑或为之愤慨的破绽，极难使人对转载此文的两报编辑的敬业精神与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作出肯定的判断。
其一，李家在文中写道：“隔年，两萧受张梅林之邀（按：实为舒群）离开哈尔滨……越过长城，取道平津而抵青岛……”
大凡稍有点地理常识的人，包括中学生都知道，从东北经山海关去青岛（实际上他们是从大连坐船去青岛的）是根本不用取道“北平”的！李家的常识概念如此之浅薄难以置信，而我们的编辑竟然会原封不动地照搬，岂不可悲！
其二，我与端木先生素无往来，无法评判内中的是非曲直，但李家文中称端木先生为“无名小子”，也是极为不严肃的，更是对老作家人格的不尊重。
之后，我将《史实岂容歪曲》一稿经充实、修改后，于6月初寄老作家陈明先生转《文艺报》。半月后，《文艺报》负责人致函于我，表示将采纳，并在电话中告我，为表郑重，已交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审阅。至9月24日《文艺报》以《关于萧军与萧红的一些史实》为题推出，近6000字。
稿发表后，我即与《作家文摘》联系，仍是那位女编辑：“关于转载你的文章，我做不了主，要作请示。”
我：“当初，你们怎么说的？”
答：“需要请示。”
三天后，我又一次拨通电话，女编辑避开了“转载”的关键话题，只是说：“你的文章太长，不好办？”
我：“你们转摘的李文是6800字，我的才5700字，怎么会太长呢？”
答：“……”
次日，另一位女编辑在说出“我做不了主”的话后建议我与主编直接联系，并告知其电话号码。
在与某主编通话中，他表示已看过我文，但仍不顾事实：“你文章太长，不好办，我们可在头版发个三、四百字的消息（见10月21日该报，系萧耘女士反复交涉之结果）。”之后，他与我谈了端木先生及萧耘女士的要求，但表示不拟采纳。他还说：“《文艺报》登你的文章没有与我们商量。”（按：文艺界有如此霸道的报纸，实属罕见！）
我：“当初我不是首先寄给你们而你们不用，并作出承诺：如别报一经刊用你们即转载吗？”
答：“反正他们没有和我们商量和打招呼。”
之后，经笔者向《港台信息报》有关人员询问证实：当初，《作家文摘》在转摘李家一文时根本没向他们“打招呼”，事后，也无收到过《作家文摘》的片言只字及转摘该文的报纸，那么，《作家文摘》又何以如此苛求由中国作协主办、已有45年历史的《文艺报》呢？正如萧耘女士在抗议信中指出的：“如此思想格调、史料价值和文字水平都不属上乘的文章能刊于贵报，不仅有失《作家文摘》的体面，而且容易使读者产生错觉，不明白登载此文的真正‘用意’。”
萧耘女士在同一封信中还严正要求《作家文摘）：
“并请正式全文刊载有关的更正文字，消除影响，以正视听……”
据了解，《作家文摘》至今“尚未研究”他们早在1994年5月份就已经决定了的“全文刊载有关的更正文字”这一说法。
其二，1994年10月，按《作家文摘》抄给我的地址，我将刊有我文的《文艺报》复印件及有关一应材料寄给了《港台信息报》（后又在电话中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对此文的明确态度，以及《作家文摘》在上级督促和强大舆论压力下被迫作出的公开检讨等），提请他们予以兑现5月诺言，以期消除李家一文的恶劣影响。
稍后，又与某编辑通了话，他表示已收到我所寄《文艺报》复印件，并承诺将于当年11月推出。
年1月1日
附注：
年1月22日，《港台信息报》星期刊，于第三版以《为萧军与萧红爱情辩诬》为题，略有删节地转载了《文艺报》所刊我文，但仍不予标明出处，仅在头版导读栏中作了如下“有新说法”云云的文字（按，何谓之“新”？！史实是谁也无法篡改的），然而，使人再次感到震惊与无法容忍的是，《港台信息报》再次干起了掩耳盗铃的手段——明明是《作家文摘》转载他们2月6日、13日的，可他们却在转摘《文艺报》一文卷首部分用括号标注出如下文字：“本报曾于去年5月18日转载”……
年10月
又及：
经查找，萧耘女士将刊李家一文“摘要”的第283期、285期的《港台信息报》及刊有原文的1994年1月10日台湾《中央日报》复印件寄我。从中可以看出，第283期亦即1994年2月6日，距《中央日报》刊发不足1个月，《港台信息报》便迫不及待地“转引”了过来，为怕他人追究，故意不标明出处。
据此，又经数月准备，于1995年10月，我在《文艺报》所发原文的基础上将其拓展成了15000字的《关于萧军与萧红的真实史料》，全文批驳李家之文，于11月寄给了《联合报》，但因“篇幅过长”及其他原因，不久便退了稿。12月，在一些正直作家、正直记者的支持下——时正是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为维护鲁迅与抗战作家，将此文转送给了香港《文汇报》……不日，该报经研究，考虑到全文篇幅较长，决定在适当时机压缩后予以发表。
［附录六］
萧耘致函《作家文摘》责编的信
×××同志：您好！
首先，作为朋友，我要向你声明，我写下的这些文字，不是针对你个人，也绝不是与《作家文摘》有意“过不去”！ 正如我向你说的，贵报是我们所喜欢的报纸，往往是一堆报纸取来，大家便先去拿这张“文摘”，可见对它所给予的热情和关注了……
作者李家、及载此文的原始报纸《港台信息报》，有可能的话，我们必须追究其法律责任，决不让步！这是中国作家的名誉不容侵犯的大事！！！并不仅仅因为萧军是我的父亲。
转载了这样一篇文章，贵报应负一定的“转载”责任，即使贵报是“二传手”！这一点，我想您是清楚的。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贵报对此文发表后造成的恶劣影响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才是广大热爱你们报纸的读者所关心的。如果通情达理、诚诚恳恳、实事求是以一个大勇者的气魄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便有可能达到编者与读者、报纸与作家及家属的谅解与平和。否则，后果难以预料……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
我见到了《文艺报》刊载的读者贺金祥写的那篇《关于萧军与萧红的一些史实》。我认为：贵报应当予以全文转载，同时还应当感谢这位热心的读者才是。正是他，给予了贵社一个纠正错误、明确表态的“机会”，不比对簿公堂，引起更多海内外广大读者、研究者的忿懑要更妥当些吗？！萧红、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作家，拥有着庞大的、痴心的读者群，这一点，能忽视得了吗？！《作家文摘》也拥有着众多的热心关注她的读者，他们的切身感受，又能忽视、轻视得了吗？！……如果读者不关心《作家文摘》，不希望它办得更好、形象更完美，又何苦认认真真、费心费力写“更正”的文字呢？！人同此心，情同此理，就是我，也还要向这些位萧老的热爱者郑重地道一声“谢谢！”中国作家能有这样真诚而正直的读者，不是该我们高兴的事吗？萧红、萧军、骆宾基在天之灵，也会感到宽慰的。
至于你提到的“版面有限”、上级部门对“文摘报纸”的有关规定……，我想，只要贵报肯于认真的、慎重的考虑一下这件事的严重性，是会有办法的，什么样的“规定”能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呢？
我的最终目的就是一个：遵纪守法从自我做起，通过这件事的发生和解决，加强“法制观念”，教育别人，也警醒自己，防患于未然。该说的不说、该严的不严，就是助长与怂恿犯法行为，是心术不正的表现！这，就是我对《作家文摘》的态度。
我还要重复一下萧军同志生前讲过的那句痛心的话——“伤害一个作家的心，不仅仅是伤害到他个人、他的家属、他的亲朋、更重要的是伤害到他千千万万个广大读者的心啊！！”
请将此信呈玛拉沁夫、石湾同志，我就不单独向他们二位问候了。 此致
敬礼！
萧 耘
年10月2日
［附录七］
《作家文摘》报道：
《文艺报》刊登署名文章
对《萧红的风霜爱情路》一文提出质疑
本报讯 9月24日，《文艺报》在“理论与争鸣”专栏发表贺金祥《关于萧军与萧红的一些史实》一文，对今年3月11日本报摘登福建《港台信息报》李家撰写的《萧红的风霜爱情路》提出五点质疑：
其一，关于“一场没有结果的师生恋”，并无其事。且“‘未婚夫’非姓李而姓汪，是哈尔滨一家大地主兼富商之子。”其二，关于“萧军强吻定情”纯系子虚乌有。其三，关于两萧离哈南下并非“受张梅林之邀……而是迫于当时情势，在中共地下党同志的劝说及已先期到达青岛的舒群的催促下才离哈赴青岛。其四，关于萧红去日本系“婚姻红灯”一说是不能成立的。“事实是：由于两萧体质和健康情况的悬殊，萧红决定去日本疗养。”其五，有关两萧分手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萧军“决心去山西五台参加抗日斗争，但萧红不同意他去当游击队员”，双方遂于1938年2月27日在临汾分手。
据作者称，他是以“曾与萧军先生有过长达9年忘年交友情，并与其夫人王德芬多次叙谈，且与现仍健在的30年代见证人方未艾（方靖远）、梁山丁、陈隄、关沫南等前辈交往、叙谈的后辈”身份，“站出来澄清一些事实”的。
原载《作家文摘》第九十五期第一版，1994年10月21日
［附录八］
《作家文摘》之来函照登
［编者按］本报第63期摘登福建《港台信息报》李家所写《萧红的风霜爱情路》一文之后，先后收到了老作家端木蕻良和萧军之女萧耘的来信。二位对李文的不实之处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并向本报编辑部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由于我们编选不慎、把关不严，致使萧军、端木蕻良等前辈作家的声誉受到了损害，这是本报编辑工作中的一个严重失误。在此，我们诚恳接受端木蕻良先生和萧耘同志的批评，并向他们二位及广大读者深致歉意。我们决心记取这一深刻教训，加强学习，改进编辑作风，以免此类失误再度发生，努力把《作家文摘》办好。
现特将端木蕻良先生和萧耘同志的来信全文刊登如下，以正视听。
《作家文摘》编辑部：
我今年82岁，因患脑血栓偏瘫，行动不便，早已谢绝一切外界活动，尽全力写完长篇历史小说《曹雪芹》下卷，以不负人民对我的期望。
今有你处于1994年3月11日出版发行的63期第6版所谓的“文豪风流”栏中，摘刊了《港台信息报》李家对我和萧红进行人身攻击的造谣诬蔑之词，因此经常接到电话和询问，严重干扰了我的工作和身心健康。如此混淆视听之文字，被你刊摘录发表，是对读者、死者和我本人极不负责的。同时对你刊也有损。
特此致函。
端木蕻良
年6月8日
《作家文摘》报负责同志：
见到1994年3月11日出版的贵报（总第63期）第6版“文豪风流”栏目所载一凡摘自李家撰写的《萧红的风霜爱情路》一文，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目前在国内有一定影响、读者心目中以为“品位”较高的《作家文摘》报竟转载《港台信息报》（福建出版——编者注）上对大陆知名作家侮辱性的文章，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和遗憾！
原文作者出于什么目的写出这类恶意诽谤和中伤的臆造文字，摘编者出于什么想法选编这类文字；我们暂且不便也不愿去“追究责任”，重要的是贵报竟置侵害作家权益于不顾，而让不实之辞通过贵报为“媒介”和“载体”向社会广为流传！真不知道让读者应该怎样理解编辑者的“思想取向”！贵报刊载该文，已构成对我国几位当代著名作家的名誉侵害，贵报应当作出合情、合理、合法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与道歉！
我是“名誉权”被侵害者、已故著名作家萧军的女儿，现任北京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北京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工作委员会成员。仅就李文中所涉及有关萧军与萧红的情节，纯属捏造和诋毁！行文偏颇以讹传讹，严重伤害到萧军、萧红在读者中的形象，如此思想格调、史料价值和文字水平都不属上乘的文章能刊于贵报，不仅有失《作家文摘》的体面，而且容易使读者产生错觉，不明白登载此文的真正“用意”。
以目前《作家文摘》的社会影响和发行量，如果不顾事实大量传播与实际“出入”很大的文字，除了贵报的威信以外，您们想过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吗？！萧军同志生前讲过这样一句话：“伤害一个作家的心，不仅仅是伤害到他个人，他的家属，他的亲朋，更重要的是伤害到他千千万万个广大读者的心啊！！”
望《作家文摘》不辜负广大读者的期望与厚爱，越办越好；并请正式全文刊载有关的更正文字，清除影响，以正视听。这，才是《作家文摘》应有的气魄吧？！ 此致
敬礼！
北京作家协会 萧耘
年9月28日
原载《作家文摘》第九十七期，1994年11月4日
又载秋石编著《聚讼纷纭说萧军》，学林出版社，1997年
［附录九］
萧红的风霜爱情路
中国30年代的女作家萧红，1911年生于东北，1942年1月22日在日军轰炸下病逝香港。由于她生长在动荡时期，生活的艰难坎坷自不待言，然而因为她短暂的生命里历经了四个男人，灰黯的人生中又浮耀了浪漫的光彩。
一场没有结果的师生恋
本名张迺莹的萧红又名婉贞、悄吟，萧红是她的笔名。父亲张选三在丧妻之后续弦再娶，时萧红9岁，不见容于继母，遂与祖父相依为命。及至18岁就读哈尔滨市第一女中时，与李姓青年谱了一曲师生之恋，适值张父频催辍学返乡定亲，五四运动后婚姻自主已成时下青年的风潮，萧红索性随李君私奔北平，进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两年的恩爱，萧红怀了“老师”的孩子，原以为从此贤妻良母、宜室宜家；殊不知使君已有妇，只愿作齐人；萧红“时代女性”的新思想，自然不肯。几番谈判、冲突，终于缘尽情了，到了摊牌时刻。1932年夏天，“九？一八事变”之后，两人决裂分手，萧红离开了她的第一个男人，挺着肚子回到哈尔滨。
结束了一场悖父离家、刻骨铭心、没有“结果”的初恋，而后果呢？却是后患无穷。
萧军强吻定情
回到哈尔滨的萧红，已无颜见家中父老。她流落在一间旅邸，因付不出房钱，不得已写信向“国际报协”求助，报协主编裴馨园为她解决了欠租，又将她接回自家安顿，并鼓励她写作。正当此时，本名刘均的萧军亦从沈阳逃抵哈尔滨，适巧也在“国际报协”写稿，两萧因而相识。当时在“报协”出入的不只萧军一人，追求萧红的也不仅萧军一个，但因为萧红初恋的伤口未愈，故当萧军公然问她“到底爱谁”时，萧红除了泫然涕泣，不知何以应对。萧军见状当众上前强吻了萧红，从此一吻定情，萧红跟萧军做了6年的夫妻。
萧红是大腹便便的时候跟了萧军的，同年冬天，萧红在哈尔滨市第一医院产下了一名女婴；两天后，萧红不告而别，遗弃了这个她与李姓青年的孩子。
往后10年的岁月里，萧红对孩子的事情一直只字未提，但是，母女之情、亲子之爱，却一直在她的思潮中翻腾。在《呼兰河传》中她写冯歪嘴子的锲而不舍的父爱，不就是对女儿深情的呼唤，以及对自己无形的鞭责吗？迄至病倒香江，临终时，萧红吐露了她此生中最深切的爱憎——她的女儿和她的第三个男人。她是一直牵挂着这个唯一的亲骨肉的。
双萧合著《跋涉》名利两头空
解决了孩子的问题，萧红和萧军的第一本书，也是两萧合著的6万字的集子——《跋涉》在翌年出版了。这是两萧在最佳状况下的力作，惜因日本攻占热河，进犯长城地区，黄土地上的中国人眼看日本铁蹄步步进逼，红色膏药旗帜被血渍溅染是更加腥红，大家是跋涉逃难的多，得闲看《跋涉》的人少。《跋涉》既未为两萧赢得声名，亦未为他们挣得利益，两萧仍然靠1元1000字的稿费度着清贫的日子。隔年，两萧受张梅林之邀，离开哈尔滨这条让萧红日后怀念并著书为纪的商市街，越过长城、取道平津而抵青岛，为《青岛晨报》编起副刊来了。这是份“左倾”的报纸，销路甚差，在维持不下的情况下，萧军写信向上海的鲁迅联系，随即南下，与鲁迅同住上海北四川路底大陆新村。由于萧军与鲁迅系旧识，而萧红开朗随和，与鲁迅妻、子相处甚欢。这时期的萧红可说是离家后首次得享天伦温馨，未久便怀上了萧军的孩子，不幸数月后流产。
《生死场》得名收利却亮起婚姻的红灯
流产后的萧红心情当然郁闷，但在鲁迅的鼓励与萧军的抚慰下，很快地振作起精神完成了一部《生死场》。这部描述农村抗日的写实作品，原本就紧跟着时代的脉动，加上鲁迅的大力推荐，立刻激起读者的共鸣。《生死场》使萧红名利双收，但却使本来基础就不稳固的婚姻首度亮起了红灯。
萧军对萧红是粗暴的。与萧红生活的现实里，争执打闹传闻不断。
萧红在身心俱遭摧残之余，远走日本，以期藉时空移转加上离别之苦，来淡化、弥补与萧军在感情上的冲突和裂痕。这时距《生死场》出版还不到1年。
在东京，萧红写了散文《孤独的生活》、《红的果园》，还有长篇组诗《沙粒》。《沙粒》中有如下之描述：
从异乡又奔向异乡，
这愿望该多么渺茫！
而况送着我的是海上的波浪，
迎接着我的是异乡的风霜。
诗中透露着无限的凄惶、落漠与解不开的乡愁。萧红一生最怕孤寂，而寂寞却如影随形；最渴盼爱情，爱情又总是离她那么遥远。
年的10月19日，萧红抵日不久，鲁迅以56岁壮盛之年病逝上海。鲁迅夫妇是萧红的再生父母，于情于理萧红是应该回上海的，可是没有。她为了疗养婚姻的巨创，忍痛自我逃避独自伤悲。隔年萧红虽然回到上海萧军处，但两萧实已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了。
端木蕻良介入两萧婚姻
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就此展开，上海亦由危城变成了空城。两萧跟随人潮纷纷后撤，10月抵达武昌，借住在胡风开设在蒋锡金家的“七月社”，在这里，萧红认识了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本名曹京平，生于1912年，比萧红小一岁，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与萧军有同乡之谊。
端木有其文学上的才华，21岁的年纪便完成一部错综复杂、人性冲突的《科尔沁旗草原》。但当时端木还是一个无名小子，而萧红已因《生死场》闻名，其他作品《商市街》、《桥》、《牛车上》跟着成了“抗战文学”中的代表作。因端木的有心介入，使裂痕处处的两萧婚姻很快就有了结果。
年元月，两萧与聂绀弩、丁玲、端木蕻良同在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担任文艺指导。2月日军逼近，萧军带领学生撤退，萧红、端木则与丁玲、聂绀弩去西安调查抗战实况，两萧的婚姻到此为止。萧军临别时，与知悉二萧及端木的三角情结的好友聂绀弩谈到萧红时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是，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年夏天，萧红回到武汉，做了端木蕻良的妻子，这时萧红已怀了端木的孩子。
遗弃了第一个女儿，又被第二个孩子所放弃，萧红对这次的怀孕特别兴奋，也特别认真谨慎。眼见武汉行将不保，为着腹中的胎儿，萧红急切的想撤退到安全的大后方去，没料到平日体贴的端木却拿钱买了1张头等船票，不告而别。
萧红孤苦无助地困在斗室听着愈来愈近的隆隆炮声。1938年9月，萧红得朋友之助，逆江而上，不幸在宜昌码头摔了一跤，5个多月的胎儿又流产了。
北碚两年 发挥创作潜力
女人没有了孩子和家务事的羁绊，在同样的环境下，她的成就通常会超越男人。二度流产后，萧红强忍伤痛继续西进，在重庆与端木再次聚首。此时端木在复旦大学文学院教书。家住北碚的这段日子里，生活甚是安定，连朋友都少来打扰。
北碚是重庆一带风景最优美的地方。萧红在宁静的环境下发挥了她创作的潜力。北碚两年萧红的文学作品质量既佳且丰；也许，冥冥之中萧红感知到来日无多，必须把握有限的生命，对人间、对自己作一交代；如诗、似画、若歌的《呼兰河传》，便在此时下笔完成初稿。此时的萧红对爱情已不再强求。她觉得爱情虽美，美得幻丽，它只在幻觉中产生，而人往往必须活在无奈的现实里。“理想的白马骑不得，梦中的爱人爱不得”，萧红的这两句诗，隐约言传了她在爱情路上经历的风霜与创痛。
年春天，萧红受不了重庆的白日轰炸，应友人孙寒冰之邀，收拾文稿和端木联袂赴港。当她向朋友道别时，大部分的好友都加以劝阻，但萧红的一生是不曾听过谁的劝的，她执意的香港行，竟与大陆亲友成了永别。
旅港贫病潦倒 仍勉力写作
初抵香港，萧红住在九龙半岛的乐道。先在《星岛日报》写稿，后到东北民运领袖周鲸文的《时代文学》当主编。这时浴血抗战逾千日，而萧红的写作生涯也迈入第八个年头；战火绵烧正炽，萧红的笔锋未曾稍停。别具一格的讽喻长篇《马伯乐》便是在抵港不久完成的。唯本即纤弱的体质，加上身心的颠沛煎熬，嗜烟以及好酒，萧红的肺疾使得她不得不经常需要看病住院，不料哈尔滨时付不出旅馆房钱的尴尬场面再度重演。最后，还是东北乡亲们看不过去，在周鲸文代付了半年的住院费用后，由东北救亡协会香港主持人于毅夫协助出院返家。
穷愁潦倒的萧红，病中仍勉力写作。她的最后作品《小城三月》便是伏枕完成的；这篇描写一位柔顺、诚恳、聪明、贤慧的年轻女孩，宁愿为传统心碎至死而不予违抗的爱情悲剧，当时颇获文评家的肯定，被译成英文传诸海外。文学，往往是生命的诠释，《小城三月》莫非是萧红对命运多舛的自己的一个反讽！
生命已入夕阳 骆宾基带来关怀
年10月，因描写抗战时代小说《边陲线上》而成名的骆宾基去九龙乐道找端木谋事，在枫红深秋里，认识了生命已入夕阳的萧红。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顿成炮弹之的。萧红、端木、骆宾基连夜偷渡香港，先至半山，再前往铜锣湾，最后得周鲸文相助避居思豪酒店。翌日，端木蕻良表示要突围赴新加坡，漫天烽火中离开了萧红。受尽生活颠簸、战争惊恐的萧红，此时连提笔的力气都没有，仍然卧床向骆宾基检视自己的婚姻，并口述《红玻璃的故事》。1943年，萧红逝世周年前夕，由骆宾基追忆写成，发表于《人世间》（月刊）。她对骆宾基说：
和萧军的离开是一个问题结束，和T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我早就该和T分开了，可是那时候我还不想回到家里去，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T是预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我要回到伪满去，你送我到上海……我还有《呼兰河传》的第二部要写……
“T”指的就是端木。离乱贫病中，萧红唯一执著并怀抱憧憬的还是写作——这是不需仰赖他人，可以独立完成的工作。在写作的过程中，萧红得心应手，悠游自在，笔下人物尽在掌握之中，和她生活的现实情况完全相反。不论作品发表与否，萧红已在构思、编写中享受到最大的快乐。
与蓝天碧水永处 留半部“红楼”待续
战争愈演愈烈，萧红的病情益发沉重。1942年1月10日，骆宾基送萧红进入跑马地养和医院，医师诊断为喉瘤。在切开喉管后，方才发现系医师诊断错误，喉咙内无瘤，然开刀后的伤口久久不愈，让萧红痛苦万分。此时离开一个多月的端木突然来到医院看她，被病体折磨得痛苦不堪的萧红，见到“负心良人”更是痛恨交加，坚持要和端木离婚。她凄切地说道：“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
月18日，萧红病况急剧恶化，转入玛丽医院，检查确认她患的是肺结核并发恶性气管扩张，随即二次手术，切换喉头呼吸气管。从此萧红不能言语，由骆宾基日夜陪她笔谈。几度生死关头，萧红终于在生命结束之前，结束了这段婚姻。她的手迹《我恨端木》，人去床空后，尚孤孤零零地躺在枕边，诉说她绵绵无尽的哀怨。
日黎明，萧红伤口发炎，然玛丽医院所有外籍医生都遭日军拘留在集中营，其他医护人员逃的逃、抓的抓。萧红自知已无人可以救她了，勉强挣扎起身，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不甘，不甘。”的遗言。当天晚上，日军为了安置愈来愈多的伤兵，占领了玛丽医院，将院中患病者全部赶出，萧红迁往设在附近学校里的红十字会坚士提反临时医院。
日清晨，骆宾基提着一大包食品来到玛丽医院，发现门口站着几个日本武装哨兵，大门上赫然换成“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牌子。辗转打听得萧红的去处，找到红十字坚士提反临时医院正是上午9时，然萧红已于清晨6时陷入弥留状态。11时，这位在中国现代新旧思想冲突下产生的悲剧人物走完了她坎坷多舛的一生，年仅31岁。
（一凡摘自《港台信息报》李家文）
原载《作家文摘》第六十三期“文豪风流”栏，1994年3月11日
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
李 家
【编者按语】：
李家这篇文章，原载台北《中央日报》，大陆读者很少有人读到原文。1994年在大陆萧红研究领域曾引起一场争论和批判的，只是依据《作家文摘》、《港台信息报》刊载一凡根据李家文章节选和摘录的文稿，同时改题名为《萧红的风霜爱情路》。
萧红研究中的这场争论影响海内外。作为一部汇编“萧红研究七十年”的资料集，不能遗漏和疏忽这场争论。此次，将李家的原文收入本资料集中，立此存照，保留萧红研究历史的原样，让后来人了解历史真相，这有利于两岸学者的文化交流，共同来研究萧红，并以期化解对萧红婚恋悲剧中的某些“花边新闻”和不实的“流言蜚语”，还萧红与“四个男人”的本来面目。
（一）题记
萧红的才情，不在丁玲与张爱玲之下，她的作品见证战争的灭绝与人性的丑恶，而她短暂的生命里历经了四个男人，其间的坎坷多忧，尤其令人叹息。
逝世半世纪从国外红回中国
中国30年代的女作家——萧红，民国前一年生于东北，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在日轰炸下病逝香港。由于她生长在民国肇建、剿匪抗战的动荡时期，生活的艰难坎坷自不待言，然而因为她短暂的生命里历经了四个男人，灰黯的人生中又浮耀了浪漫的光彩。
论萧红的才情，不在同时期的“绝代双玲”——丁玲与张爱玲之下。从萧红的作品里我们见证了战争的灭绝和人性的丑陋。但是由于她的不幸早逝，由于战火的绵延不断，萧红下葬了半个世纪，她的文名也随同埋没了四十年之久，直到70年代，美国学者葛浩文以萧红研究为博士论文，热烈的向文坛推荐《中国的萧红》，称赞萧红的《商市街》是“全世界历来女性自传的代表，对作者本人及中国女性而言，它是一部不朽的作品。”这才把萧红从废墟中拉回市场，研究与评论萧红的资讯于是增加，使读者有机会对萧红其人其文作客观的认识与欣赏。
人的成功条件是：努力加背景加机遇。萧红能迅速走红文艺界，除了本身的才华和勤奋外，靠的是鲁迅的提拔，而今在萧红盖棺半世纪后，却从西方吹了一阵萧红之风，这就该感谢葛浩文了，是他让萧红从国外红回了中国。
一场没有结果的师生恋
本名张迺莹的萧红又名婉贞、悄吟，萧红是她前、后期的笔名。清末宣统三年（民国前一年）的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河畔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张选三在丧妻之后续弦再娶，时萧红九岁，不见容于继母，遂与祖父相依为命。及至十八岁就读哈尔滨市第一女中时，与李姓青年谱了一曲师生之恋，适值张父频催辍学返乡定亲，五四运动后婚姻自主已成时下青年的风潮，萧红索性随李君私奔北平，进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两年的恩爱，萧红怀了“老师”的孩子，原以为从此贤妻良母，宜室宜家；殊不知使君已有妇，只愿作齐人；萧红“时代女性”的新思想，自然不肯。几番谈判 、冲突，终于缘尽情了，到了摊牌时刻。二十一年夏天，“九一八事变”之后，两人决裂分手，萧红离开了她的第一个男人，挺着肚子回到哈尔滨。
结束了一场悖父离家、刻骨铭心、没有“结果”的初恋，而后果呢？却是后患无穷。
爱来的时候，是如此浓蜜，叫人抵挡不住；情去的时刻，却又何其薄倖；让人无从挽留。纵然爱情是如此的不肯被拥有，而萧红却执着的、热烈的一再拥抱爱情。
强吻定情跟了萧军 为幸福割舍亲生骨肉
回到哈尔滨的萧红，已无颜见家中父老。她流落在一间旅邸，因付不出房钱，不得已写信向《国际报协》求助，报协主编裴馨园为她解决了欠租，又将她接回自家安顿，并鼓励她写作。正当此时，本名刘均的萧军亦从沈阳逃抵哈尔滨，适巧也在《国际报协》写稿，两萧因而相识。当时在《报协》出入的不只萧军一人，追求萧红的也不仅萧军一个，但因为萧红初恋的伤口未愈，故当萧军公然问她“到底爱谁？”时，萧红除了泫然涕泣，不知何以应对。萧军见状当众上前强吻了萧红，从此一吻定情，萧红跟萧军做了六年的夫妻。
说实在的，萧军蓬头浓眉、方脸阔嘴、粗矮身子，说起来又彆又冲，较之同时追求萧红的萧军好友——舒群，单只看身材就比萧军强太多。可是女人就是这样，经常是被选择、被安排……
萧红是大腹便便的时候跟了萧军的，同年冬天，萧红在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产下一名女婴；两天后，萧红不告而别，遗弃了这个她与李姓青年的孩子。这种行为虽未必能获谅解，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抗战期间，颠沛流离、物资匮乏，经济状况不佳的萧红要养孩子谈何容易！再说，当时与孩子父亲决裂，那种始乱终弃的感觉令她痛彻心肺，留此根苗徒增怨怅，当然舍之为上。最后，最现实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萧红不能不顾虑到萧军的感受，事实上也是不得不为自己着想，萧军虽是“五四”以后成长的青年，行为新潮浪漫，骨子里的思想却是大男人主义，他之于萧红，是欲望先于爱情，故能不计较萧红的有孕之身，但是，带着一个妻子情人的孩子，能爱屋及乌者，几人能够？为免孩子受罪，为保己身幸福，萧红断然割舍了亲生骨肉。
往后十年的岁月里，萧红对孩子的事情一直只字未提，但是，母女之情、亲子之爱，却一直在她的思潮中翻腾。在《呼兰河传》中她写冯歪嘴子的锲而不舍的父爱，不就是对女儿深情的呼唤以及对自己无形的鞭责吗？迄至病倒香江临终时，萧红吐露了她此生中最深切的爱憎——她的女儿和她的第三个男人。她是一直牵挂着这个唯一的亲骨肉的。
双萧合著《跋涉》名利两头空
解决了孩子的问题，萧红和萧军的第一本书，也是两萧合著的六万字的集子——《跋涉》在翌年出版了。这是两萧在最佳状况下的力作；惜因日本攻占热河，进犯长城地区，黄土地上的中国人眼看日本铁蹄步步进逼，红色膏药旗帜被血渍溅染得更加腥红，大家是跋涉逃难的多，得闲看《跋涉》的人少。《跋涉》既未为两萧赢得声名，亦未为他们挣得益利，两萧仍然靠一元一千字的稿费度着清贫的日子。隔年，两萧受张梅林之邀，离开哈尔滨这条让萧红日后怀念并著书为纪的商市街，越过长城，取道平津而抵青岛。为《青岛晨报》编起副刊来了。这是份左倾的报纸，销路甚差，在维持不下的情况下，萧军写信向上海的鲁迅联系，随即南下，与鲁迅同住上海北四川路底大陆新村；由于萧军原本左倾，与鲁迅系旧识，而萧红开朗随和，与鲁迅妻、子相处甚欢。鲁妻许广平曾经毁婚，曾在“五四”运动时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醒世周刊》主编，与萧红走过相同的“离经叛道”，也有共同的文学追求，对于小十三岁的萧红，许广平自然多一份爱怜，她送了许多补药偏方给身子单薄的萧红。这时期的萧红可说是离家后首次得享天伦温馨，未久便怀上了萧军的孩子，不幸数月后流产，这也算是报应吧！萧军容不下“萧红的”孩子，萧红的子宫也不容萧军的种。
（二）
萧红流产后，在鲁迅的鼓励与萧军的抚慰下，振作起精神，完成了描述农村抗日写实的《生死场》，由于紧扣时代脉动，加上鲁迅的大力推荐，又披上了“抗日文学”的宣传美名，立刻激起读者共鸣，使萧红名利双收，却使她原就不稳固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原来，与萧红《生死场》一起出版的还有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一起卖下来，《八月的乡村》相形失色，对萧军而言，无宁是二度伤害……
《生死场》得名收利却亮起婚姻的红灯
流产后的萧红心情当然郁闷，但在鲁迅的鼓励与萧军的抚慰下，很快的振作起精神完成了一部《生死场》。这部描述农村抗日的写实作品，原本就紧跟着时代的脉动，加上鲁迅的大力推荐，又披上了“抗日文学”的宣传美名，立刻激起读者的共鸣。《生死场》使萧红名利双收，但却使本来基础就不稳固的婚姻首度亮起了红灯。
原来，与萧红《生死场》一块儿出版的还有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两书卖下来，《八月的乡村》相形失色了。这对萧军来说，无宁是二度伤害。
萧军对萧红是粗暴的。得到萧红是“强吻”所致，与萧红生活的现实里，争执打闹传闻不断。这一方面是萧军的粗犷不羁性格，一方面是大男人心理作祟。萧红怀着别人的孩子嫁给萧军这是有目共睹，萧军在饥肠辘辘时“捡剩的吃”是顾不着什么体面的，等吃饱后回味起来却愈想愈不是滋味。虽说萧军欲望极强，萧红已不知是他第几个女人，但是大男人嘛，怎么能给女人比！两萧的结合，萧军自认是受害者。搭上鲁迅的关系后，好不容易争出了头，可是又让老婆抢去了风采。里子、面子、孩子都落了空的情形下，原本就不把萧红看在眼里的萧军更是故意要把萧红不放在心上；于是，萧军在外花心的时间愈来愈多了，这也是一种平衡、弥补的作用吧。
萧军的父亲、叔叔都是长白山上、张广才岭打家劫舍的鬍子，萧军传承了他们豪放、狂率、暴烈的性格。萧红在身心俱遭摧残之余，远走日本，期藉时空移转加上离别之苦，来淡化、弥补与萧军在感情上的冲突和裂痕。这时距《生死场》出版还不到一年。
在东京，萧红写了散文《孤独的生活》、《红的果园》，还有长篇组诗《沙粒》。《沙粒》中的第35组有如下之描述：
从异乡又奔向异乡，
这愿望该多么渺茫！
而况送着我的是海上的波浪，
迎接着我的是异乡的风霜。
诗中透露着无限的悽惶、落漠与解不开的乡愁。萧红一生最怕孤寂，而寂寞却如影随形；最渴盼爱情，爱情又总是离她那么遥远。
民国二十五年的十月十九日，萧红抵日不久，鲁迅以五十六岁壮盛之年病逝上海。鲁迅夫妇是萧红的再造父母，于情于理萧红是应该回上海的，可是没有。她为了疗养婚姻的巨创，忍痛自我逃避独自伤悲。隔年萧红虽然回到上海萧军处，但两萧实已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了。
第三个男人长于攀附逢迎
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就此展开，我军浴血苦战三月，虽然日本“三月亡华”的狂言，但上海亦由危城变成了空城。两萧跟随人潮纷纷后撤，十月抵达武昌，借住在鲁迅大弟子胡风开设在蒋锡金家的“七月社”。在这里，萧红认识了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本名曹京平，生于民国元年，比萧红小一岁，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与萧军有同乡之谊。端木的家乡——辽宁省昌圃县是一广大的草原区，元朝时与辽北、吉林、安东四省合称“科尔沁旗”，他的代表作品即是完成于民国二十二年的《科尔沁旗草原》。这本描写满清时代逃荒东北的丁宁家族淫邪的爱恨加情仇，从丁父的抢亲，到丁宁的先污了婢子，后强淫村姑，进而与年长的婶娘通奸，最后因不愿面对另一女婢灵子怀孕的事实而一走了之，灵子则被丁母毒杀。这个激进的知识青年，继承了富家子弟的浪漫颓唐，也天生了投机、逃避、长于攀附逢迎的性格。
端木蕻良自己说：“《科尔沁旗草原》这部东西是有真人真事做底子的”，而一般人都将《科》视为端木的家史，而《科》中的人物丁宁，自然就是端木了。这项研判印证于日后端木的为人，不幸也是正确的。
端木以投机心态介入两萧婚姻
端木不似萧军粗暴，也没有萧军的风骨，从他的“红良女士”、“叶之林”等女性化的欺世笔名中可见一、二。就因为性格上的差异，萧军在中共“整风学习”中透露的硬骨，与罗烽合写的《太阳里面也有黑点》隐讽毛泽东，使其在“文艺整风”中吃尽了苦头，在“王实味事件”、“文化报事件”受够了迫害；他生就一身傲骨，不管对萧红还是毛泽东。曾是毛泽东、周恩来最器重的作家——《骆驼祥子》的作者老舍，被红卫兵“破四旧”搜焚的古典书籍、古董字画、文房四宝所谓的“文化之火”，烧烤得投水自尽。反观端木，中共六、七次的“文艺整风”都逃掉避过了，能在腥风血雨、鬼哭神号中苟延生命，甚且成了中共的御用作家，不能说不是得力于其善于投机讨好的本能。
二十一岁的年纪完成一部错综复杂、人性冲突的《科尔沁旗草原》，端木有其文学上的才华。少年时代的端木，即善诗画书法，父执辈酬酢信函多出自其手，致日后在故事结构、人物塑造、情节刻画上都有相当不俗的处理。司马长风对《科尔沁旗草原》有如下的评赞：“《科尔沁旗草原》……认真读完之后，很难立刻脱出那苍凉与荒诞、粗野与纤丽杂揉的世界。它具有好多强韧的魅力……”
《科尔沁旗草原》是端木早期的作品，也是他成名之作。得识萧红时《科》稿虽已成，但未付梓，端木还是无名小子一个；而萧红已因《生死场》闻名，其他作品《商市街》、《桥》、《牛车上》跟着成了“抗战文学”中的抢手货。端木投机的本性适时表露，裂痕处处的两萧婚姻，因端木的有心介入，就像当初“一吻定情”一样，很快的就有了结果。
自私寡情薄倖的良人连鲁迅都拒收为门下
民国二十七年元月，两萧与聂绀弩、丁玲、端木蕻良同在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担任“文艺指导”。二月日军逼近，萧军带领学生撤退，萧红、端木则与丁玲、聂绀弩去西安“调查抗战实况”，两萧的婚姻到此为止。萧军临别时，与知悉二萧及端木的三角情结的好友聂绀弩谈到萧红时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是，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其实此时萧军也早已不是萧红一个人的丈夫了。不许别人对萧红好，又只知关起门来把萧红推倒床上打屁股（葛浩文在民国七十年访萧军逼问有关萧军打萧红的谈话）的萧军注定要失去萧红。
二十七年夏天，萧红回到武汉，做了端木蕻良的妻子。换成今日的社会道德标准，很多人也要指责萧红水性杨花了。不过，如果我们了解到与萧军在一起的六年痛苦生活中，她身心遭受的压力，当能对她的移情，用较宽松的礼教标准去审视。
萧军之于萧红，是既不看在眼里，也没摆在心上——至少他形诸于外的态度是如此。萧红长年屈居权威丈夫之下，一旦有人依顺、奉承、讨好，萧红享受到从未有之温情与柔蜜，文人炽烈的感情复起，四月萧红与端木从西安回武汉时即怀了身孕，这是萧红第三次怀孕——为她的第三个男人。
遗弃了第一个女儿，又被第二个孩子所放弃，萧红对这次的怀孕特别兴奋，也特别认真谨慎。眼见武汉行将不保，为着腹中的胎儿，萧红急切的想撤退到安全的大后方去，没料到平日体贴的端木却拿钱买了一张头等船票，不告而别。原来相依相恃七个月的良人，竟是如此自私、如此寡情、如此薄倖！无怪鲁迅爱才却拒绝将文学天分极高的端木收为门下。萧军虽然粗野，但不逃避做丈夫的责任；端木呢？看来斯文，却是自私太过。
萧红孤苦无助的困在斗室听着愈来愈近的隆隆炮声。二十七年九月，萧红得朋友之助，溯江而上，不幸在进入西陵峡的宜昌码头摔了一跤，五个多月的胎儿又流失了。是上苍惩罚萧红，不让她拥有自己的骨肉？还是上苍也怜惜萧红，不忍绵延她更深长的怨怼？
（三）
萧军之于萧红，是既不看在眼里，也没摆在心上——至少他形诸于外的态度是如此，萧红长年屈居权威丈夫之下，一旦有人依顺、奉承、讨好，她享受到从未有之温情与柔蜜，文人炽烈的感情复起，坚决离开萧军，跟端木回武汉，并且不久就怀了她这第三个男人的孩子，萧红遗弃了第一个女儿，又被第二个孩子放弃，为了腹中胎儿，她急切想撤退到大后方，没想到平日体贴的端木却自己拿了钱买了张头等船票，不告而别。……
北碚两年发挥创作潜力
女人没有了孩子和家务事的羁绊，在同样的环境下，她的成就通常会超越男人。二度流产后，萧红强忍伤痛继续西进，在重庆与端木再次聚首。此时端木在复旦大学文学院教书，家住北碚的这段日子里，生活甚是安定，连朋友都少来打扰。二十八年初秋，孙陵从战区回桂林路过重庆，听说端木住在北碚，本想顺道看看老朋友，那些北碚的友人却极力劝阻，说是端木太“险”了，最好不要去，免得惹麻烦，做人做到如此田地，就算他在其他方面有多大成就，也是可悲的！
北碚是重庆一带风景最优美的地方。萧红在宁静的环境下发挥了她创作的潜力。北碚两年萧红的文学作品质量既佳且丰；也许，冥冥之中萧红感知到来日无多，必须把握有限的生命，对人间、对自己作一交代；如诗、似画、若歌的《呼兰河传》，便在此时下笔完成初稿。
自认有了身分的端木，对萧红一改依顺常态，换之而来的是一付高傲的姿势。萧红经其抛妻弃子之后，对爱情已不再强求；她觉得爱情虽美，美得幻丽，它只在幻觉中产生，而人往往必须活在无奈的现实里。“理想的白马骑不得，梦中的爱人爱不得”，从萧红的这两句诗话，隐约言传了她在爱情路上经历的风霜与创痛。
二十九年春天，萧红受不了重庆的白日轰炸，应友人孙寒冰之邀，收拾纸笔文稿和端木联袂赴港。当她向朋友道别时，大部分的好友都加以劝阻，但萧红的一生是不曾听过谁的劝的，她执意的香港行，竟与大陆亲友成了永别。
旅港贫病潦倒仍勉力写作
初抵香港，萧红住在九龙半岛的乐道（Lock Road）先在《星岛日报》写稿，后到东北民运领袖周鲸文的《时代文学》当主编。这时浴血抗战已逾千日，而萧红的写作生涯也迈入第八个年头；战火绵烧正炽，萧红的笔锋未曾稍停。别具一格的讽寓长篇《马伯乐》便是在抵港不久完成的。唯本即纤弱的体质，加上身心的颠沛煎熬，嗜烟以及好酒，萧红的肺疾使得她不得不经常需要看病住院，不料哈尔滨时付不出旅馆房钱的尴尬场面再度重演——住院多时的萧红，看怕了医院的生死轮回，嚷着要回家；而端木此时正对周鲸文的小姨子展开热烈的追求，哪有工夫管贫病色衰的萧红？端木不给萧红缴费办出院手续，医院就无法让萧红如愿回家。最后，还是东北乡亲们看不过去，在周鲸文代付了半年的住院费用后，由东北救亡协会香港主持人于毅夫协助下出院返家。
穷愁潦倒的萧红，病中仍勉力写作，她的最后作品《小城三月》便是伏枕完成的。这篇描写一位柔顺、诚恳、聪明、贤惠的年轻女孩，宁愿为传统心碎至死而不予违抗的爱情悲剧，当时颇获文评家的肯定，被译成英文传诸海外。文学往往是生命的诠释，《小城三月》莫非是萧红对命运多舛的自己的一个反讽！
为阿Q的典型问题与周扬打了半年笔仗的胡风，二十九年去香港探望病中的萧红。萧红见到这位鲁迅的大弟子，异乡逢故人，激动欣喜。她兴奋地说：“我们办一个大杂志吧！把我们的老朋友们都找来写稿子。把萧军也找来，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我去信要他来，只要他能来，他一定会来看我、帮助我的。”这就是萧红，沉于怀旧、习于依赖，尤其是依赖那种男人中的男人！她忘了妄自尊大的萧军所带给她的屈辱与难堪？她忘了自己当时独排众议跟了端木的决绝？啊！原来她是一个怕孤单更怕寂寞的人，而只要失却了爱情，哪管是戏院里看戏、大伙儿饮酒作乐，对萧红来说无宁还是寂聊的。她是一蔓菟丝，一生一世命定要依附着女萝！
从萧红对萧军的怀念寄盼，我们可以想见她的无奈与无助。丈夫笑向了新人，老朋友对她的困境却总是心余力拙，萧红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仍然坚持写作，她怕像木槿花一样，那朝开暮谢的短暂一生，还来不及绽放，灿烂的生命即随着夕阳沉沦。
生命已入夕阳又认识第四个男人
民国三十年的秋天，东北同乡骆宾基自广东来港，端木助其谋得一职，此时萧红的病体已经孱弱得无法照顾自己，端木又常不在家，骆宾基遂经常往萧红处走动。
骆宾基原名张璞君，民国六年生于吉林的珲春，先祖是来自山东逃荒的难民，以买卖茶叶维生，因经营不善，张父郁郁以终，十六岁的骆宾基不得不离乡背井，辍学自力更生，十九岁南下“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准备一搏运气，结果在没有更好的出路下，索性写起小说来了。这是一部描写抗战的时代小说，激起了中华儿女的敌忾同仇；和萧红的《生死场》一样，代表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呐喊——《边陲线上》，骆宾基仿当年萧军攀附鲁迅的手法，将这部长篇小说向萧军请益，萧军对《边陲线上》大加赞赏，将之介绍文坛人士，使骆宾基因此成名，并在吴淞口萧军住处得识萧红之弟张秀珂，进而成了好友。此时萧红正自我放逐扶桑，写她的中篇小说《家族以外的人》。
由于出身和环境的关系，骆宾基自幼即懂得在太平时明哲保身，处离乱时投机保命。他在赴上海之前就已经刘少奇吸收，成了共产党的一名“交通”，在成都与同居女友洪菲菲搞学运，当宪警前来围捕时，骆宾基为求自保，枪杀洪菲菲灭口，并烧掉一包文件后向政府投诚。这是骆宾基的本性？还是特务的特质？而后民国三十年元月四日发生在江西中央军包围“新四军”事件，投机分子骆宾基见风转舵，弃职逃亡，越大庾岭入广东，再渡水到了香港。十月，去九龙乐道找端木谋事，在枫红深秋里，认识了生命已入夕阳的萧红。
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顿成炮弹之的。萧红、端木、骆宾基连夜偷渡香港，先至半山，再前往铜锣湾，最后得周鲸文相助避居思豪酒店。翌日，端木蕻良表示要突围赴新加坡，漫天烽火中离开了萧红。受尽生活颠簸、战争惊恐的萧红，此时连提笔的力气都没有，仍然卧床向骆宾基检视自己的婚姻，并口述《红玻璃的故事》（三十二年）萧红逝世周年前夕，由骆宾基追忆写成，发表于《人世间》（月刊）。她对骆宾基说：
和萧军的离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T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我早就该和T分开了，可是那时候我还不想回到家里去，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T是预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我要回到伪满去，你送我到上海……。我还有《呼兰河传》的第二部要写……
“T”指的就是端木。离乱贫病中，萧红唯一的执著并怀抱憧憬的还是写作；这是不需仰赖他人，可以独立完成的工作。在写作的过程中，萧红得心应手，悠游自在，笔下人物尽在掌握之中，和她生活的现实情况完全相反。不论作品发表与否，萧红已在构思、编写中享受到最大的快乐。
与蓝天碧水永处 留半部《红楼》待续
战争愈演愈烈，萧红的病情益发沉重。三十一年一月十日，骆宾基送萧红进入跑马地养医院，医师诊断为喉留。在切除喉管后，方才发现系医师诊断错误，喉咙内无瘤，然开刀后的伤口久久不愈，让萧红痛苦万分。此时离开一个多月的端木突然来到医院看她，被病体折磨得痛苦不堪的萧红，见到负心良人更是痛恨交加，坚持要和端木离婚。她凄切的说道：“我一生最大的痛苦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
一月十八日，萧红病况急剧恶化，转入玛丽医院，检查确认她罹患的是肺结核并发恶性气管扩张，随即二次手术，切换喉头呼吸气管。从此萧红不能言语，由骆宾基日夜陪她笔谈。几度生死关头，萧红认清了端木的无情与自私，终于在生命结束之前，结束了这段婚姻；她的手迹《我恨端木》，人去床空后，尚孤孤零零地躺在枕边，诉说她绵绵无尽的哀怨。同时，为了感念骆宾基的病中扶持，答应等病情好转出院后，即与成婚。
二十一日黎明，萧红伤口发炎，然玛丽医院所有外籍医生都遭日军拘留在集中营，其他医护人员逃的逃、抓的抓。萧红自知已无人可以救她了，勉强挣扎起身，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不甘，不甘。”的遗言。此时端木蕻良又来到医院 ，是想挽回什么吧；骆宾基让端木留在医院陪萧红，自己则回九龙住处更衣取物。当天晚上，日军为了安置愈来愈多的伤兵，占领了玛丽医院，将院中病患全部赶出，萧红迁往设在附近学校里的红十字会圣士提反临时医院。
二十二日清晨，骆宾基提着一大包食品来到玛丽医院，发现门口站着几个日本武装哨兵，大门上赫然换成“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牌子。辗转打听得萧红的去处，找到红十字圣士提反临时医院正是上午九时，然萧红已于清晨六时陷入弥留状态。十一时，这位在中国近代新旧思想冲突下的悲剧人物走完了她坎坷多舛的一生，年仅三十一。
二十四日，萧红的遗体运往跑马地后日本火葬场火化。
二十五日，骨灰葬于浅水湾丽都花园附近海边，正如遗言“与蓝天碧水永处”。
端木与骆宾基为争夺萧红版权大打出手
萧红生命中的最后四十四天，是与骆宾基共度的。骆宾基巧妙的记下了有关萧红作品版权分配的遗嘱：《商市街》给萧红之弟张秀珂，《生死场》给萧军，《呼兰河传》给自己。端木蕻良为了争夺萧红的版权，和骆宾基两人在桂林大打出手，最后还闹到上海杂志桂林分公司。经过第三者的仲裁，骆宾基才获得《呼兰河传》的版权，他迅即用这部书的版税，在桂林街上买了绸子新绵被和圆顶白纱蚊帐，这时离萧红下葬才一个多月。
萧红，在文学艺术上勤于创造，在情爱人生上勇于追求。虽然，萧红的写作年龄不长，只有九年，却写了十五本书，七十万字。虽然，萧红的生命苦短，却历经了四个男人——
第一个男人，看上她的处子之贞。
第二个男人，要在她身上一展雄风。
第三个男人，利用她的盛名和影响力。
第四个男人，觊觎她身后的版税。
萧红再激狂的情爱，换不到应有的尊重与爱怜；再强韧的意志，强不过无可选择的命定，就如同同一时期女作家白薇所说的：
跳，我一关一关的跳 ，跳出个什么来？……女性就像盆中的鱼。你跳，爱跳，跳吧！跳出盆外或池外，是没有水的干地、硬岸，或荆棘、枯草，算不定有猫儿、獭儿，等着要捕而吞噬你！跳啊！跳……
中国男尊女卑的父权体系就好像如来佛的巨大手掌，就算萧红有孙悟空的翻天本领，也跳脱不出这巴掌心，只有在父权文化的侵蚀下，点滴的被弱化而终至死亡。
原载台北《中央日报》“长河”第十七版，1994年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