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逝世一周年祭
骆宾基
那天——1942年1月22日的那天，六点钟的时候，萧红躺在圣提士反临时医院的一间单独病房里的铁床上，失去了知觉。
她的黑发披散在高高的枕上，是那么松散，脸色又是那么黄——纸黄。眼睛隐在睫毛间，给人一种她在艰难地和自己那渐渐低微下去的呼吸相抵抗的印象，她是挣扎着喘息，虽然那喘息是逐渐低微，虽然她是失去了知觉。
床侧有人在哭，手掌埋着脸。我的手掌也埋着脸。
那天，1942年1月22日那天，十一点钟的时候，萧红躺在香港圣提士反临时医院的那间单独病房的铁床上，失去了生命。
她的黑发依然披散在肩上，身子笔直地裹在有玛丽医院标记的纯白色的柔质羊毛毯子里，脸色平静，而且有人给她瞌了眼睛。我试着心脏和体温，体温照常，心脏却是非常低弱，但还在跳动。然而萧红的嘴唇却是冷寂，绝了呼息。
我仿佛听见英国娜斯的低声叹息，从那声音里，我仿佛知道她站在门口，我仿佛还感到她用手绢揩眼睛。
宇宙间失去一个这样的人，仿佛就没有声音了。
宇宙间失去了一个这样的人，仿佛就没有颜色了，只是纯白的羊毛，松散的黑发。
那天，1942年1月22日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个人，走出圣提士反临时医院。
皇后道上，全是些拥挤的人群，日本军队已经占领香港有二十六天了，所有居留在香港的华侨，仿佛全从屋子里走出来，所有香港的高楼大厦，仿佛全空无一人了。满街都是稠密的赌摊，满街都是稠密的糖果摊，满街都是稠密的赌客，满街都是稠密的吃零嘴的人。
我独自一个人走着，在那些稠密的行人丛间，斜着肩走着，完全是穿越一块森林地带的神情，完全是穿越一块满洲的高粱林子的姿态。
但在路过一个零食摊的时候，我丢下一角港币，并且不知道有没有摊主守着摊，就拿了四块纸包的咖啡糖。剥开一块放到嘴里，仍旧斜着肩，穿越人丛。
威灵顿路的岔路口前，那宽阔的皇后大道中，照例是一条行人自动排起来的长队，有的还没有走到日本哨兵眼前，就高高举起两手，有的还没有移到可以望见日本哨兵的距离，就脱下帽子。我一手插在裤袋里，一手提着个空的皮囊，口里还嚼着咖啡糖。实在我自己也不知道那糖是不是甜的。
等到有人拉着我的胳膊，说是那皇军是向我招手的时候，我就离开行人自动排成串的队形，走过有铁丝网的栅栏口。
“你嘴里是什么东西？皇军叫你吐掉。”
我就吐了糖。
“你的，什么的，干活？”
“哇达库西哇，上海其道兑斯内！提差儿敖付斯库儿，兑斯内！”
“日本话哇嘎利马西达嘎！”
哇嘎利麻思恩！”
“嗷！上海其道……乙记麻啸！”
我又说声谢谢，依旧用穿越森林的姿态，走了。既没有受惊，也没有自庆，仿佛盲者，脚触到毒蛇，而当做一段绳子头一样。
路过一家赌场，我用穿越森林的姿态，走了进去，把袋里所有的港币押上去，我是赢了六倍的钱，就收到手里，依旧穿着满洲的高粱林子似的走出来，仿佛是单身旅客在高粱林子里打了一只鸟霉。
我的脚步进去是那么缓慢，出来也是那么缓慢，我感觉到疲倦，要休息。
在番茄摊子前，我停下来。从前我常常在这里买番茄，带给逝者吃。
“多少钱？”我捡起一个来。
“六角。”
我放下番茄，不知当时想到什么，我依旧缓慢地走了，这次是两手插入裤袋里。
如果这算是悲痛，那么萧红逝世的一周年的祭日，我写出那天——1942年1月23日的那天的心情，算作哀悼——致祭。
选自《青年文艺》第一卷、第四期，1943年3月
一首诗稿的联想
—略记罗烽、白朗与萧红的交往
玉 良
我翻检爸爸的书籍，从一本书中偶然飘落出一篇题为《满庭芳·纪念挚友加战友萧红七十诞辰》的诗词手稿（见原件）。落款处写着白朗、罗烽辛酉端阳，但我知道这首词是爸爸的遗作而非妈妈。妈妈早在不堪回首的1968年被迫害精神失常并永远封笔。劫后余生，她患多种疾病，家属几次在医院下发的病危报告书上签字。妈妈的后十年是在病榻上度过的。因长年卧床而引发骨质疏松，致使在去世前半年六根肋骨断裂，她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不吭不响默默忍受人世间的苦痛。在妈妈未发神经病时，我和哥哥姐姐收到的家书多数是妈妈的蝇头小楷，只有信封上的地址、姓名才分派给爸爸完成。后来，这一切全部由爸爸承担。但是，细心的爸爸在落款处总是先署“妈妈”，然后再署“爸爸”，这是他的习惯。从这些细微小事也能体会爸爸尊重他人、善解人意的品格。看着红格宣纸上爸爸挺拔、清丽的字迹，不由地叫人心房抽搐、鼻子发酸。含着晶莹的泪珠，我仿佛爸爸就坐在身边，手执香烟听我和病床上的妈妈漫无边际的闲聊……
萧红比妈妈大一岁，1911年生于黑龙江的呼兰县。她和爸爸妈妈既是同患难的挚友，又是并肩奋斗的战友。他们的友情可追溯到三十年代初的哈尔滨。1932年夏，哈尔滨发大水，萧红趁无人看守（因欠账她被作为人质扣在旅店）逃出旅馆找到萧军后并与其生活在一起。当时，罗烽是中共北满省委候补委员和哈尔滨东区宣传委员（哈尔滨分东、西两区）。他和西区宣委金剑啸负责领导北满文艺运动，在他们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左翼文学青年。为了开展工作，他们先后在长春《大同报》和哈尔滨《国际协报》创办大型文艺周刊《夜哨》和《文艺》，同时组织抗日文艺团体“星星剧团”。白朗（刘莉）、萧军（三郎）、萧红（悄吟）、舒群（黑人）、金人等是这些活动的中坚人物。他们不但是两个副刊的主要撰稿人，也是剧团的演员。罗烽负责剧团一切事务性工作，金剑啸任导演兼舞台设计。他们排演了三个短剧：美国进步作家辛克莱的《居住二楼的人》（又名《小偷》），萧军扮演一个受律师诬陷而被迫当了小偷的杰姆，白朗扮演律师太太。第二个剧是女作家白薇的独幕剧《娘姨》(女佣)，萧红饰演一个生病的老妇，舒群演一个家庭主妇的丈夫。第三个剧是张沫元的《一代不如一代》（又名《工程师之子》）。
1933年8月6日，罗烽、金剑啸通过萧军朋友陈华的关系在伪满政府心脏——新京（长春）的《大同报》上创办文艺副刊《夜哨》，每周出刊一期。《大同报》是满洲政府的官方报纸，不但发行量大，影响也广。《夜哨》的刊名是萧红起的，金剑啸画的刊头，意思是在漫漫黑夜中，有我们的哨兵在警惕，监视着敌人，保卫祖国。创刊号上，罗烽发表独幕讽刺剧《两个阵营的对峙》，以疯人院为背景，描写一群精神病患者，暴露反动阶级的丑恶形象，并藉铁路员工之口愤怒地喊出：“起来，全世界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夜哨》反满抗日倾向终于被敌人察觉。编辑陈华去向不明，副刊被迫停刊。从创刊到12月24日终刊共出版二十一期，在民众中引起强大反响。早在这年的春天，白朗依照地下党的意图，考取哈尔滨《国际协报》报馆工作。先做记者，旋即负责该报副刊《国际公园》（包括“妇女”“儿童”“体育”等几个栏日）的编辑工作。
《夜哨》停刊后，罗烽通过白朗的便利条件，于1934年1月18日在《国际协报》又创办第二个大型周刊——《文艺》。撰稿人几乎是《夜哨》的原班人马。有了上次经验，大家更小心谨慎，经常变换笔名。有时也夹杂登载一些鱼目混珠的文章。那时投稿都是无偿的，没有稿酬。为《文艺》投稿的这些人中除萧军、萧红外，其他人都有较固定的经济收入。为了解决二萧的吃饭问题，经过白朗与报馆商量，报馆同意发给他们每人每月二十块哈大洋。这群热血青年为拯救民族危亡而不懈地战斗。正当他们反满抗日活动红红火火、蒸蒸日上的时候，敌人经过几年军事侵略站稳脚跟后，开始有计划地破坏共产党及反满抗日组织，加紧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攻势。1934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日本宪兵到处捕人。形势的恶化危及党领导的左翼文艺活动。二萧显得非常扎眼，也十分危险。罗烽、金剑啸为二人的安危担忧！因为是党外人士，有些情况不便向他们明言。经研究决定劝说萧军、萧红撤离北满。6月11日晚，在金剑啸的天马广告社二楼，罗烽、金剑啸、白朗等几人为萧军、萧红送行。次日二萧离开哈尔滨去青岛找先期到达的舒群。一周后，6月18日早晨在呼海铁路局刚刚上班的罗烽因叛徒出卖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被哈尔滨日本领事馆偕同宪兵队逮捕。经白朗和铁路同仁多方营救，十个月后罗烽被取保释放。
1935年7月9日傍晚，罗烽携妻子白朗和父亲在友人掩护下趁着夜幕来到哈尔滨偏僻的小站——香坊火车站。手持站台票的罗烽以其多年地下活动的机敏和在铁路工作的经验，当火车徐徐启动的瞬间跳上南下列车。途中，以防不测，罗、白佯装不认识，分坐车厢首尾两端。列车抵达沈阳南站，罗、白等候在车站前小客栈里，罗烽父亲行色匆忙去通知家住大西关太清宫后边的白朗母亲（罗、白是姨表兄妹）。白朗与寡母、弱弟晤别。这匆匆一别，兑成永诀。夫妻二人经沈阳到旅大乘日本商船“大连丸”号潜赴上海。罗烽化名张文，身着长衫，头戴礼帽装扮成商人。轮船行驶青岛港需要停泊装卸货物。为安全计，二人不敢在船舱中停留等候，只好上岸在市区“闲逛”半日。海上漂漂荡荡几日总算平安。7月15日到达上海，十里洋场，高楼耸立，人海茫茫，但是对于他们却上无片瓦，下无寸席。无奈，他们只好投奔唯一的朋友萧军、萧红并暂时寄居在他们极其简陋的家中，然后再做计议。二萧是半年前由山东来上海的，他们的生活亦处在极贫之境。四个年轻人挤在一间房子里，罗、白睡一张行军床，幸好罗、白从东北带的盘缠还剩四十多块钱。后来，萧红悄悄告诉白朗：你们住在这里，萧军嫌妨碍写作，不高兴。9月中旬，罗烽、白朗搬到美华里亭子间，而此时生活无着落的舒群来也和他们同住。身上的钱已经用光，只好靠典当过日子。第一次三个人去典当白朗齐齐哈尔女朋友赠送的纪念品——一块坤式手表，舒群不好意思进当铺，远远地等在外边。10月，白朗通过报纸上的招聘广告考取一份打字员工作，同时他们的文章也逐渐有了发表的刊物。11月，罗烽通过周扬接上党的关系并加入“左联”，这时他们的生活才有了点着落。几个东北人一起办刊物写文章。忙忙碌碌，虽然日子清苦却有声有色。东北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步人文坛是1936年。这一年，上海的《中流》、《作家》、《光明》、《海燕》、《文学界》等文艺期刊较集中地刊载萧军、罗烽、萧红、舒群、白朗等人的作品，上海生活书店还专门出版了《东北作家近作集》。他们的作品充满浓烈的反满抗日爱国精神，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东北穷苦人民的悲惨生活和英勇斗争”。茅盾先生曾说“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很出了一批有才华的东北作家。”这一评价一点也不夸张。是时代将流亡上海的东北作家迅速推上文坛并崭露头角、冉冉升起。
1937年“八一三”上海沦陷。党安排左翼文艺工作者南撤，9月5日，罗烽、白朗、罗烽母亲、舒群、杜潭、丽尼夫妻、任白戈夫妻、沙汀夫妻以及黄田父女退出上海，在南京罗烽、白朗暂别，怀孕八个月的白朗和婆母去武汉投奔做邮差的舅舅。离沪前罗烽、舒群拟去八路军总部申请上前线，罗老太太特别为二人赶缝了行军袋。可是罗烽在南京失去党的关系同时也找不见舒群的踪影。停留期间阳翰笙通过陈荒煤邀罗烽留下编刊物，罗因不太了解阳翰笙的情况未应允。稍后，投军无望的罗烽只好去武汉。11月12日白朗在舅舅家的危楼上生子傅英。罗烽白朗家住武昌花堤下街。9月萧军、萧红也从上海到武汉，住在汉口小金龙巷。在山河破碎的日子里，虽然大家为了事业、生活而忙碌奔波，但朋友间的友谊一直保持，尤其两个女友更是情同手足。
1938年，战火日逼武汉，6月底罗烽到码头送家眷上船。白朗怀抱半岁的幼儿和婆母随着拥挤的人群溯江而上，先去重庆。下船时白朗一家的行李被挑夫拐跑，除了随身带的物品只剩下领取行李的竹牌子。幸亏王克道（非文艺界的朋友）在码头预期接到他们祖孙三人。8月初旬，武汉的战局更加吃紧，留下坚守的“文抗”人员也纷纷撤退至重庆。罗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到一张船票，上船后偶然碰到端木蕻良。虽然端木蕻良也是东北人，但他们不很熟悉，同船的还有梅林。罗烽到渝后通过洪猷的表嫂王×卿在江津找到一间房子将家搬去。罗烽不经常回家，多数在重庆临江门横街三十三号楼的“文抗”会所。未几，大腹便便的萧红由重庆到江津住在白朗家待产。这期间的萧红每天不是写信就是赶制“嫁妆”来打发日子。萧红有双灵巧的手，她自裁自缝的丝绒旗袍不但十分合体，而且还绣了花边。白朗回忆说这时的萧红“……变得是那样暴躁易怒，有两三次为了一点小事竟例外地跟我发起脾气。”不但对好朋友发泄，甚至对罗老太太也发火。作为朋友，白朗能理解她。人在苦闷的时候，除了向挚亲好友哭诉或怄气外还能向谁使性子、耍脾气呢？这是人的天性！但是老太太对于萧红无端的脾气就未必理解、接受。白朗处在两难中。两个月后，白朗把即将临盆的萧红送进医院。在这家私人小妇产医院里萧红顺利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孩子有张圆圆的和萧军一模一样的脸。白朗早早晚晚去医院送汤送水照顾萧红母子。一天，萧红对白朗说牙疼，要吃止痛片。白朗给她送去德国拜尔产的“加当片”，这是比阿斯匹林厉害得多的镇痛药。第二天一早，白朗照旧去医院，萧红告诉她孩子夜里抽风死了。白朗性格率直爽朗，遇事少转脑筋。听到这突然的消息，马上急了，说：昨晚孩子还好好的，怎么说死就死？她要找大夫理论。而萧红死活阻拦不让找大夫并说在这里一个人住（晚间只有一个值班护士）害怕，急着当天出院。白朗又遇到了难题，房东说：在家中坐月子晦气，必须红毡铺地才准进门。白朗是女人，也是生过孩子的女人，她知道生产是女人一大关口，产后更需精心护理，好好将养。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大家都在逃难，白朗无法将产后没几日的朋友接回家中。
11月的江津，天气阴冷，萧红没有御寒的衣物，而经过多年颠沛流离，白朗的衣物也不多，她尽其所能为“月子”里的朋友带几件衣服。现在人们多见的一张萧红在香港的照片，身上穿的那件毛皮短外套就是当年由江津坐船去北碚时白朗赠送的。两个朋友握别时，萧红凄然地说：“莉，我愿你永久幸福。”白朗说：“我也愿你永久幸福。”“我吗？”她惊问着，接着一声苦笑，“我会幸福吗？莉，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寞忧悒以终生！”
后来，萧红随端木蕻良悄悄去了香港。从此，知心的朋友天各一方，遥遥牵挂。皖南事变后，白朗、罗烽先后去延安和萧红断绝了书信。据说罗烽、白朗走后，《新蜀报》上一条待邮的消息还登有萧红给白朗的信。不知萧红在信中向密友发出何等凄楚惨烈的心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身在革命圣地的白朗还“常常自慰似的默默下着结论：‘红一定脱险了，而且，我相信她一定会来延安的。’”然而，冬去了，春来了，他们等来的不是密友的佳音，不是望眼欲穿朋友的归期，而是噩耗、是永别，是痛失亲人无涯的思念之情。
面对眼前这页泛黄的诗稿，我不禁为之惘然若失。悼念和被悼念的皆为亡人，属于他们的世界，他们的人生舞台悄然远去，远去，直至不复存在。但是，我们透过尘封多时的墨迹，仍然能感悟到那扑面而来的人世间的浓浓真情！
1999年岁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