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洁逝世后，周恩来示意统战部，他以为李宗仁晚年丧偶，可能触景伤情，不如邀一些老友陪他去江浙一游。借此转移环境，休养身心。于是李宗仁便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偕黄绍竑、黄琪翔、郭秀仪、刘斐、陈此生和我乘火车去南京，统战部负责人宋堃和尹冰彦同行，到时受到江苏省委负责人江渭清、彭冲的盛情接待，邀我们到中山门外原蒋介石公馆住下。这是大屋顶宫殿式的三层楼建筑物，后面有石栏环绕的平台。蒋在南京时总是在黄埔路官邸办公会客，到了周末才陪宋美龄到此休息。
南京曾经是国民党的政治中心。李宗仁今重临江南故都，一些往事不禁泛起脑海：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被迫下台，他同何应钦、白崇禧紧密合作，打退了孙传芳的突袭，取得龙潭战役的胜利，使南京转危为安，建立了宁汉沪三方合作的特别委员会。但这个局面转瞬即逝，到了一九二八年一月蒋介石复职，形势就为之一变。最值得他感慨的是一九四九年一月蒋宣告下野，他出任代总统，以和谈号召天下，然而他以后屈于阻力，没有接纳和平协议。所以他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发表的声明中，对此引为歉疚，这一切，俱往矣！他企望国共重新和谈，实现祖国统一，要看将来“形势比人强”，这是周总理对他说过有关台湾问题的话，但愿如此吧。
经过十六年的建设，南京已成为一个工业城市，这里有汽车工业、化学工业和纺织工业，洋洋大观，不胜枚举。南京长江大桥的桥墩已在滚滚急流中矗立起来，从中山陵遥望雨花台，满目青翠，迄无涯际，这是多么壮观的景色。中山大道的两旁的梧桐树枝叶交织，构成一个绿色长廊。行人从这里走过，不会看到烈日，南京成为江南三个绿化最好的城市之一，果然名不虚传。
五月下旬，我们经无锡到上海，住锦江饭店，受到曹荻秋市长的接待。上海在旧社会，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到了今天，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基地。它支援全国经济建设，显示出无比的威力。最令人惊异的是解放前上海娼妓之多，全国第一，解放后经过教育改业，娼妓已经绝迹。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六月一日，我们在上海看到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编者注：这篇社论系经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授意、修改及审订，内容大致是号召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目的是要煽动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迫害和斗争。）的社论，它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动乱局面。当然，我们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一点，对于形势的认识总是要逐步深化的。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号召人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出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把陆平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为“‘三家村’黑帮一个重要据点”。
李宗仁感到政治气候有点异样，特在锦江饭店邀集同行举行一次座谈会，谈谈报上所称“文化大革命”问题，谈来谈去，谈不出什么结果。以陈此生的政治水平，他只能说共产党在解放前搞的是“政治革命”，后来土改及工商业社会改造是“经济革命”，现在进行的是意识形态改造的“文化革命”。从此可以理解，大家都对此茫然无知。我问一位中共党内的负责人，“三家村”是指什么？他也说不上来。从这时候开始，黄绍竑、黄琪翔的面部表情都有点不很自在，因为他们对国内政治运动都富有经验，对报纸上出现的报导和言论，一天比一天激烈，感到一场灾难又将到来了。
六月十日，我们方到杭州，便被招回参加“文化大革命”。但返京后，无所事事。直到六月二十八日，李宗仁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才被邀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听刘少奇的讲话。刘少奇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在讲话中介绍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发生和发展的经过。
刘少奇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由一篇文章引起的。他说：“去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了各报的不同反应。十二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对彭真、康生等人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海瑞罢官》历史剧是历史学家、北京副市长吴晗（1909—1969，浙江义乌人，字辰伯，原名春晗。曾先后担任清华大学、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3年加入民主同盟。建国后，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全国青联副主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民盟中央副主席。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著作，彭真要把这个问题局限在学术上。
“自一九六四年以来，彭真就是中央文革五人小组的组长，其任务是指导文艺工作和文艺路线的方针，这个小组的成员是陆定一、康生、周扬和吴冷西。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五人小组根据彭真的意见，拟成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后来所说的《二月提纲》。二月交中央政治局讨论，当经通过。二月八日由彭真、陆定一等去武汉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重申：《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彭真后来根据毛主席讲话的精神起草了《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学术讨论的汇报的批语》，经政治局在京的常委传阅同意，于二月十二日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党。此一文件的基本精神，主张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压人’。这样，《海瑞罢官》问题就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主席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批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还说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四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主席有关的谈话内容，并罗列了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陈伯达支持了上述的批判，还作了进一步的揭发。会议决定：起草一个《通知》，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五月十六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指挥文化革命。
“《**********》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没有被识破，有些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样，‘文化大革命’便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引线而蓬勃壮发地开展起来了。”
刘少奇在介绍上述情况时，他推许彭真有见解、有能力，在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是副总书记，他帮助邓小平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只因他对批判吴晗持消极态度，所以才犯了错误。我注意到刘少奇在说这些话时，康生忙坐到他的身旁来，并飞快地做记录。
当刘少奇传达“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时候，运动还逗留在北京各大学的校园里。形势正在发展，所以他说得很简单。但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还是组织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了一次，我同李宗仁参加的一组，只记得有阿沛？阿旺晋美和他的夫人。我在座谈会说：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我个人看来，主要是防微杜渐，遏患未萌，以巩固党的纯洁和促进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
会后，我同李宗仁去探访朱蕴山，朱当时是民革中央的组织部长，熟悉个中情况。李宗仁问他：“‘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也莫名其妙。一位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来对我说：“这场运动是‘四清运动’的发展，目的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外人士不受影响。”但后来运动逐步深入，证明了情况并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