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七日，张治中请我和李宗仁到广东酒家参加一次晚宴。出席的主要客人是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陶铸；周恩来、万里也应邀参加。周恩来看到李宗仁气色很好，与去年回国时大不相同，遂说：“德邻先生，你的身体好得多了。”“回国以后，心情愉快，因此身体就好起来了。”张治中到过东四十一条看过我，他对周说：“思远住的四合院很不错。”我说：“这都是总理的关照。”
广东酒家是广东省委向中央的献礼，厨子和服务员都由广东调来。所用菜色材料系按日用冻藏车厢从铁路运来，以盐焗鸡、脆皮鸡闻名于时。后来只因江青讲了一句话：“广东酒家搞特务活动。”这祥，一个享有盛名的餐馆便关门大吉了。由此可见江青讲话的权威性多大。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九月，红卫兵对党外人士包括宋庆龄在内开展了范围广泛的“冲击”，幸亏周恩来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不致受到太大的影响。中央统战部为了预防万一，遂委派了一位负责人到李宗仁家里，对李宗仁和我说：“红卫兵到时，请他们进来谈谈，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后来我们知道有“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是八月三十日由周恩来提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其中就列有李宗仁的名字。
尽管这样，李宗仁还是被送到一处不为人所知的地方给保护起来。
一天早上，一位穿军装的人走进我的家里，带来了李宗仁亲笔写的一张条子，他写道：“昨天晚上，管理局高局长来访，要我立即坐他的车子到一处住下，因临走匆忙，剃须刀和一些物品都未带来。请你到我住处将这些东西检齐，并从书架上抽几本《文史资料选辑》一并交来人为盼。”至此，我才知道他受到保护了。当然，住在李宗仁那里的服务人员包括他的司机在内都不知道他的去处。
直到九月三十日晚上，我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刚要散席，李宗仁忽走到我的跟前来，他悄声说：“你把我找得好费时呀！我住在三〇一医院，你不要对别人说。”“你怎样来的？”我诧异地问道，“是高局长接我来的，现在还要等候他送我回去。”
十月中旬，红卫兵串联别地去了，北京总算出现了一个短暂时间的平静。李宗仁又回到西总布胡同五号寓所。他对我说，十月一日晚上，他登上天安门城楼看焰火，毛泽东把他找去，对他说，尽管搞了“文化大革命”，统一战线还是要的。李宗仁认为，毛所以有此表示，不过是要他安心罢了。
后来我们去看邵力子夫妇，开门人去，发现墙上贴有红卫兵批评邵力子的大字报。邵力子非常感慨地对我们说：统一战线有两条，一在国内，一在国际。红卫兵的过火行为，把我们国家的伟大形象完全给破坏了！说到此处，这位爱国老人潸然泪下。
接着我们去看张治中，发现他家中的古董陈设都没有了。我问是不是红卫兵拿走了？他说不是，但红卫兵认为现在“破四旧”，不应摆设这些东西。虽然，邵力子和张治中都是保护名单上的人物，仍不免红卫兵的光临。但李宗仁的西总布胡同五号以及我的住所，确实没有红卫兵来过，这算是奇迹了。
李宗仁是不甘寂寞的人，不久，他又想请客吃饭。章士钊知道此事，忙来函制止，章函有云：“目前吾人应深自敛抑，不宜置酒会，务请斟酌。”见此，李遂作罢。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前，李宗仁、黄绍竑、黄琪翔、余心清这几家轮流做东，吃了这家又到另一家。他们有的都是名厨，而彼此也都是吃客，大家相处得像火一样热，而今此种盛况已一去不复返了。
一九六六年底，“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学生五千余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一时间，“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大标语贴满了北京大街小巷。这样，“文化大革命”便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第一目标而向全世界展示出来了。
当“文化大革命”刚刚发生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江青，说：“天下大乱造成天下大治，七八年后再来一次。”言下之意，这场斗争只几个月到一年便结束了，以后每过几年就来一次，作为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体现。但因这场革命的主动权一入林彪手中，那就非毛所能控制了。
李宗仁虽是军人出身，但其生活体验丰富，看问题还是相当深刻的。一九六五年八月，当李宗仁去北戴河的时候，他在专列上看了林彪为“八一”建军节写的一篇题为《人民战争万岁》的纪念文章。在文章中，林彪鼓吹世界各国革命应采取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发动人民战争，从农村包围城市以争取革命胜利。李宗仁当时对我说，世界形势变了，人民战争不是万应灵药。九月，李宗仁回到北京，一晚，周恩来为招待中外记者，约李宗仁到紫光阁一谈，李曾向周提及林彪这篇文章。周恩来说：“林彪是党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言论是有代表性的。”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运动越深入，林彪和江青的勾结就越紧密。李宗仁对此慨然叹曰：“一位是接班人，一位是第一夫人。两个人勾结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这断非国家之福，我们在旁边看到这种情况，只有干作急。”事实上，“干作急”的又岂止他一个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