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杀论：温生才刺孚琦—概观烈士供词
汪精卫在北京发难，一年后，也即1911年4月，党人温生才先生在广州刺杀孚琦，取得漂亮的战果。
民族历史中的某个时代，其暗杀行动得到思想史认同的深浅，当视它谋求争取民权和正义的程度而定。而此问题，又当追溯到行动的个体对暴虐守旧的顽固势力的批判深度，是否可以在历史冲突过程中，给对手签署思想判决书。温生才烈士刺死清将军孚琦，撤离现场被执，两广总督张鸣岐集群僚亲讯—
张问：“何故暗杀？”对曰：“明杀！”“何故明杀？”答：“清朝无道，日召外侮，死一孚琦，固无济于事，但借此以为天下先，此举纯为救种，既非与孚琦有私仇，更非有人主使。”（参见邹鲁：《红花岗四烈士》）他的回答，清吏为之嘿然。
面临问斩，烈士坦然接受了这种命运。简捷严正的回答，正表明他以足够的勇气信念，铺垫了国家进步的希望之路。今人追怀先烈，于其事迹总要低回不已，乃因慷慨赴义，不只急人之难，而更关乎国运。广东嘉应籍革命烈士温生才（字练生）1907年受孙中山先生感召，1909年开办广益学堂，与同道组织暗杀团。武昌首义前一年，同盟会即将大行举事，清吏百般梗阻，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尤为出力，各路志士屡图歼之。1911年4月8日，广州燕塘举办飞机飞行表演，清吏群往观摩，温烈士怀五响手枪，暗俟一茶肆，待其舆至，连发四弹，将其击毙—岂料死者非李准，而是副都统兼署广州将军孚琦—然后从容离去，稍后为巡警包围拘捕。就义之日，侃侃陈述革命大义，说是初非与清吏有私仇，更非为人指使，乃激于国势阽危，而有此一举矣。呜呼！若烈士者，可谓壮矣！烈士之伟论，足媲精金良玉；烈士之高风，足使懦立顽廉。烈士死年四十有二，为暗杀者中最长者。温先生身材极为矮小，而曾为人轻视，不意创出伟举，震烁世界。当时远在南洋主《光华日报》笔政的雷铁崖先生，在温烈士牺牲后撰挽联大加赞美：
诛满贼何问奸愚，志雪九世公仇，霹雳一声，黑铁饥餐胡虏血；
为同胞岂顾生死，怒撑满身侠骨，砰訇四响，黄灵笑迓汉儿魂。
温生才先生刺杀孚琦被捕受审，同在这一天，广州起义统筹部在香港开会，决定13日大举发难，分十路进攻，黄兴和福建同志率百人攻打两广总督署，赵声率苏皖同志百余人攻击水师行台，徐维扬等率领江北同志百人占领归德门城楼，姚雨平率队攻打飞来庙，黄侠义率东莞同志攻击警察署……
1911年，广州起义前，黄兴和赵声在香港托付给邹鲁一件事情，在广州办一家报纸做企业的宣传工作。于是他和陈炯明筹到经费后就办了一家报纸叫《可报》。《可报》的宣传对象比较注重于军人，目的在争取清政府的武装部队起义，这家报纸是以咨议局的名义创办的，所以清朝官吏虽有所觉察也不太好干涉。后来革命风声紧张，《可报》的言论也更加激烈。碰巧温生才同志在咨议局前面，刺死了广州将军孚琦。当时邹鲁在局里听见枪声，还以为是守卫弄枪走火，就叫当差的出去察看。那知守门的警察跑来报告，说孚琦被刺。他听了非常惊奇，就走出去看。到了议场边，见一个二十左右的青年，向他跪着叫救命，并说他是将军的儿子；他也不顾，直到轿边，但见孚琦的脚伸在外面翘着，知道已经打死。孚琦的护卫兵役看见他站在轿边，才慢慢地集合前来。邹鲁就把这件事，详细记载到《可报》。后来温生才同志，就在孚琦被刺的地点遇害。邹鲁又亲自去看，只见烈士身首异处，碧血晶莹，同时围观的人很多。他大为感愤，又在《可报》上把种种情形，尽量披露，并且连续做了几篇文章，对于温生才同志，加以感叹。清吏忍无可忍，便勒令该报停版（参见邹鲁：《回顾录》）。
辛亥革命后，邹鲁在香港的任务完成，返回广州。动身的那天，一位女同志买来剪发机，将他的辫子剪掉。为感谢她，邹鲁送了他的袍褂给她。同志们都笑话他，说他留着这两件宝贝。邹鲁笑笑说，“我革命活动时，得此二物的庇护不少呢。”
由此可见，孚琦的儿子向他求助，还因为邹鲁有辫子作掩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