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观念之发达—生存意义及民权学说—近邻一瞥—暗杀行动与政治问题：陈天华绝笔，刘艺舟『溅之以心血』—熊成基：自由之血—与恐怖集团的一点区分—读书人振起民气—如花的年华—民主的基本理念—几种政体的比较—千秋孤愤：民主的形象指代—『混蛋加妓女』：是非标准业已颠倒，俄苏一瞥—价值观的对立—中山先生的民生关怀
其时人权理念又极发达，各地同盟会支部相继成立以后，诸多青年学生自发建立外围组织，保定北关崇实中学及保定高等农业学堂的部分学生组成“实行会”，用作相互砥砺号召的图章印文即是“天赋人权”。这是对人权遭到空前剥夺践踏的直接反弹。孙中山先生总的观照是以为人类社会从洪荒时代走来，至清末则应进入民权时代。其民权的含义即与人权相埒。而其民权思想又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底蕴在于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政治无论朝廷或地方之事，甚或国民自身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呼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官以财得，政以贿成，间有一二被政府惩治或斥革者，皆其不善自谋者也。然经一番之惩治斥革，而其弊害乃愈甚。”（《孙中山全集》，卷1，第50页）中山民权思想的伟大，在于他认为真正的革命者，不是为当皇帝去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共和，才是其真正的目标。他的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源于西方三权分立学说，但更加强监督及弹劾权，更多出了独立的官吏考试机构，意在堵塞政治漏洞。他在1924年又曾更新三民主义内容，提出直接民权概念。强调了在法律上保障每个人的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利。他的民权学说，博大精深，吸收综合中西方政治体系的种种长处。由于历史机缘和流变，未及深入实行。然而，却是不灭的精神遗产。
古人尝谓安贫乐道，但在不允许乐道或无道可乐的外力强制之下，则安贫也就毫无意义可言。知识分子被弄到束书不观，远离知识，或对开明政制建设无可贡献，或仅以尚在思考即遭打压扑杀，那就非但不能安贫乐道，就是生存的基本意义，也值得怀疑。所以革命青年在推翻清廷的政治运作过程中，以政治民主化作为其中心实质。所谓推翻清朝朝廷，只是推翻其专制政体，而对满人生命则予以尊重。而政治民主化的关键和基础，又在保障人权，令人民有参政的自由与权利，令人人不受政治迫害和清算斗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人竭忠尽智，碎骨捐躯，其意在此。1903年春柳亚子先生入上海爱国学社读书，章太炎是他的老师，章先生出题令作本纪自传。这时候柳亚子已自改名柳人权，表字亚卢，意思是主张天赋人权，同时自命为亚洲的卢梭。那次他写的便是《柳人权本纪》（见《南社史长编》，第9页）。
那时柳先生还很年轻，至其老来被人戏弄，谓其“牢骚太盛”，固有其性格脾气因素造成，但跟他未能吃透孙中山的思想也有关系。当然，那就不止是他个人的悲哀了。
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以民治、民享、民有为内核，其中民权、民生两项—民众管理政事，形成民众政治力量，加以社会大众的生计、生存生命，合之乃与西方政治的人权理念同。美国的《人权宣言》、《人权法案》尝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每个人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设立政府，无论何时，任何政府形式，只要破坏上述目标，人民就有权改革或废除它，并创造新的政府。”（据三联版译本，《宪政与人权》转引，第511页）孙中山先生又把民权、民生与法国革命的平等、博爱相等同、类比。民权，意在提倡人民政治地位的平等；民生，其意在为所有国人谋取幸福。他最为之推扬的，是天赋人权，而非天赋特权，他用一个形象的图案解说之，第一图呈阶梯状，从帝王公侯到最底层人民，这个层次上，特殊阶级任意暴虐无道；第二图是人民由相信帝王天生到相信天生平等，日日去做功夫，结果造成一种平头的平等，这个层次上，圣、贤、才、智、平、庸、愚、劣在同一水平线，是把位置高的压下去，但立脚点还是弯曲线。所以中山讲民权平等，核心在第三图，各人在政治上的立足都是平等，如第三图的底线一律平行，他既虑及了民权平等，政治的保障，又考量社会的实际构成，以及现实中人众的实际差异（参见《三民主义》，第二章之第二讲）。中山先生是近代人权思想最杰出的践行者。
在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至80年代初期，菲律宾总统的军法统治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于一身，促成了一套驯顺的寡头政治的兴起。1981年，其宪法修正案通过，又解除了原先宪法的制衡原则，从而导致了货真价实的独裁。到1983年，前议员小贝尼格诺？阿基诺被刺，并随之发生大规模群众抗议示威，军法统治才有所松动，“极权统治的结束是从阿基诺遇刺开始的。”“刺杀事件几乎直接导致马科斯统治的崩溃。”（三联版译本《宪政与权利·菲律宾宪法发展》，第364页）
革命党自然不是神，像吴樾，少年疲于童试，弱冠后北上所交游者非官即幕，“自不觉怦怦然动功名之念矣”。（《暗杀时代》序）后在革命思想启导之下，益“恨专制之流毒，而使我同胞几无一人能自由矣”，其不惜一己之牺牲，乃在为同胞请命，求自由与人权，至于个人操券可得的富贵安乐，则断然放弃之，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不但要用革命的手段，且须负革命的责任之意思。
民元前数年，革命党中的一个分支，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流派，也极推扬暗杀主义，却又不主张大型武装暴动；反对一切握有强权的政府，又将革命的新政府与帝国强权并列，其所谓“至公无私”的无政府主义，无条件反军备、反法律、反赋税、反财产、反国界，其荒唐可哂，痴人说梦，到了完全不考虑人类这种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的地步。他们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主义革命”，时间虽在20世纪的10年代，较之往事越百年的英人莫尔、意人康帕内拉的空想来，见识还差之千里，是完全不及格的。真正的革命家，具有磅礴而淤积的势力，洋溢峻伟刚严的气魄，不屑立宪的诱饵，不信虚无者的荒怪，不做改良的白日梦，一切假文明之名而行野蛮之实，均在推倒之列，以去暴政为最高鹄的。“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在政治问题者（指反专制），鄙人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陈天华：《绝命书》）若非这种极精确的革命见解，则民间的痛苦，良心的压抑，还将永远埋没而无处申冤。
同盟会员刘艺舟是留日学生中的佼佼者。回国后在北京组班演新戏，剧团成员既是演员，又是武装别动队，道具箱中常置武器，随时可以展开战斗。所演剧目，多《爱国血》、《张文祥刺马》之属。山东谋独立时，他的队伍最先攻入登州城，先任都督，后改任烟、济、登、黄（县）司令。不久南北和议达成，他在南下投奔孙中山先生时，途经上海，又在此搭班演戏，归时曾以“都督唱戏”而轰动一时。他之迷恋舞台，是在此每可借讴歌俚曲来传达他的宗旨：“吾心之向，提倡人权，吾志所趋，铲除国贼。人溅之以铁血，吾溅之以心血。”一生都在为人权二字作形象的奔走鼓吹。
1913年1月19日，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上阐发政党政治，尝谓：“人民凭藉在政党，国家必有政党，一切政治始能发达，政党之性质，非常高尚，宜重党纲，宜重党德，吾人宜注意此点，以与他党争胜。”他又强调政党竞赛，使朝野政党“互相更迭，互相监督，而后政治始有进步”。并以为当时“劈头第一事，须研究一部好宪法”。（《民立报》，1913年1月20日）盖以宪法本是出诸人民智慧，依据人民意志而制定的，人民的意志乃是任何政府唯一的合法基础。这些，大都表明孙先生的民主宪政理念，乃践行宪政的决心；其中即隐含着尊重他人的权利、自由及国家主权的根本性保障，并对民主社会之特性的诸原则寄予最大关注。
为孙中山先生极口称赞的熊成基烈士，被清军捕获后，写有近4000字的《熊成基供词》（见《国学丛刊》，第一卷，第四期）名为供词，实则骂尽清廷不良官吏，剖白革命心迹，毫不掩饰，并且巧妙为同志开脱，揽责任于己身，于暴动及暗杀的原因有至为谨密的论述。“我平日革命宗旨，以推翻政府，改革政治为主要，不尽系满汉民族之见。我平日待士卒甚厚，大众颇为我用。开炮攻城，皆我一人主谋，并无主使之人。我之宗旨，事成则已，否则牺牲其身，社会上也不无小受影响也。我此次失败者，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盖以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我今早死一日，我们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故我现望速死也。呜呼政府，尔等决不能诛尽我党，亦只有愈死愈多而已。”当年他在炮营队官任上起事，军册年龄26岁，实仅23岁矣，但他说得多么入情入理啊！英风义烈，总要使后人肃然起敬的！
其与专事恐怖的暗杀家、暗杀集团不同，在于革命家暗杀的目的，并非由于保持权势，或者由于历史性的恩怨。而是由于为人群谋取更合理更良好的生活。他们认为那个腐烂的政府一旦靠高压生存下去，不但不能带来稍微良好的或更有理性的生活，反而更加走向极端变态而顽固的途径。在忧患险阻的时代，他们反击的是专制者的独裁实质。他们永远不甘绝望，为了拯救生命和整个社会，他们寄望于知识的增进及教育的渗透，并由此达成社会的变化和长进。而恐怖集团只是为着私人的利益而出击，蔑视和平生活和社会宪章，醉心暴力与恐怖，自私残忍，诡计多端无所不用其极。这些人看似反对政府及国家机器，内里往往与政府变质部分相联手，通过交易，造成民间的负担和灾难。对此，用得上《神曲》里面地狱门框上的警语：“进来这里的人，抛弃所有希望。”
专制时代，革命的形式往往有两种：一曰暴动，一曰狙击，但革命成功以后，论建设则非文人莫办。洪、杨太平天国其势何等凶猛，然终败于文人之手。曾国藩为一读书人，又是三大中兴名臣之首，不过把本事用错了地方。下层社会起自田间山林的屠狗牧猪之光棍，也有成功于亡命与欺骗的，但斧铖加于前，腐化断诸后，要之无不归于毁灭。文士革命往往给人误为以满肚皮的墨汁化为空论，提剑不能斩大泽之蛇，赤手不能打景阳之虎，可惊的就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民党，以标准的文人（知识分子、各门专家、读书人）慨然舍身为社会用，投身暴动狙击，而在学术，著述同时潜以尚武精神、民族主义，一一振起而发挥之，杀身成仁，感动民气，起炎黄之血祀，振汉唐之声威。古之工文词者未必皆英雄，而古之英雄未有不工文词者。南社诗人高旭伪作石达开诗，亦英雄惜英雄矣。如斯者尚不能救国族，则国族之病就不止盲人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从事或鼓吹暗杀的革命烈士，大多非常年轻。陈天华蹈海牺牲年仅30岁，吴樾26岁，陆皓东27岁，秋瑾30岁，熊成基23岁，邹容20岁，彭家珍24岁，史坚如21岁……仅温生才42岁，诚暗杀党中老烈士也。但他们对归权于人民的政治变革，却葆有至死不变的意志及愿望，绝无后世青年畏葸退缩，奸猾刁钻之可恶。他们对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庞大的官僚机构寄生下来的极权政体，有着深刻的认识，并期以用特殊手段为先导，达成推倒其政治、经济的原则和形式，使国族精神获得崭新的苏生，而人民意志，亦能较为充分地表达和执行。青年如敷荣之木，生发繁茂，一切经天纬地、舍身救国之事，皆于青年是赖。若说邹容的《革命军》灿烂耸动，惊人视听，尚经过哲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修改，则自学成才的史坚如《狱中与小妹书》更能表白当时一代青年的思想认识。
民族历史中的某个时代，其暗杀行动得到思想史认同的深浅，当视它谋求实现真理和正义的程度而定。而此问题，又当追溯到行动的个体对粗暴守旧的顽固势力的批判深度，是否可以在历史冲突过程中，给对手首先签署思想判决书。温生才烈士刺死清将军孚琦，撤离现场被执，两广总督张鸣岐集群僚亲讯。
张问：“何故暗杀？”对曰：“明杀！”“何故明杀？”答：“清朝无道，日召外侮，死一孚琦，固无济于事，但借此以为天下先，此举纯为救种，既非与孚琦有私仇，更非有人主使。”（参见邹鲁《红花岗四烈士》）他的回答，清吏为之嘿然。
烈士被俘后的供词，或详或略，或多或少，俱包涵一种民主与极权对立的怀抱。同时也透露出他们不惜为民主社会、民主政体的建立而献身的心蕴。军事力量在历史关键时刻可以促进也可以扼杀民主自由，这是常识；同时社会生活的泛军事化，也容易带来保守思潮，最终拖累国家现代化的进程。狙击暗杀乃青年知识分子衡量得失而选择的中间之路，其目标，起码指向普通意义上的民主政体，民主政体在理论上或许不算效率最高的政府（实际上效率最高，此处退一步讲），但以其有透明监督，它绝不会成为最坏的政府，这当中，是有着一个对生命根本保障的理念。就国家而言，民主政治是走向富强的最有效保障。在民主政体之下，宪法至高无上，为一切活动所依循。立法、司法、行政三者分权制衡，同时又三权并重，一国元首，他就绝不可能随心所欲使出种种压制手段。晚清作家李伯元尝谓：“我不敢说天下没有好官，我敢断定天下没有好衙门。”点出专制政府的致命要害，乃因没有监督机制，衙门只是官员妄为的阵地、生财的捷径、名利的竞技场。人性本恶，唯有监督和公平竞争方可遏制，并使其济世利民，成为可能；澄清吏治，方始不致沦为一句空话。
真正的民主社会，人民享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地方自治，总统直选；立法、司法机构的独立。而民主的核心，乃在尊重自由、正义和人的尊严。晚清社会，以一庞然大国，却面临列强瓜分的惨祸，国家安全，毫无保障；而要使国家安全得到保障，必须有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值得保卫—那必须保卫的东西，非民主和基本的自由莫属。在专制社会，人民走投无路，没有民主，也就没有诉说不满的地方，政府是极权者的工具，司法机构则是政府的侍女，普通小民哀告无门，民众中的先进分子，只剩一种感情，那就是愤怒。他们强烈地感到，必须首先拥有民主，才能等到希望的东西。
晚清民初的志士，所以拼着热血与头颅，而求社会的改变，乃因民主的诉求，业已达于顶点，这也即他们义无反顾的行动动机。他们决不想一己成为什么人物，而是要为全民争得一种正义的生活。民族的命运，与个人的生命一样重要。
法国作家托克维尔论身份平等之于民主国家维护良好的民情作用。他认为，平等并没有破坏人们的想象力，但却限制了它的活动，“民主国家的公民最不愿意幻想”，当然，他们也重视可促使生活美好安定的情感，但不愿追求那些干扰生活并令生命缩短的强烈激情，因此他认为民主的社会对习惯的正常化会发生良好的影响：“如果说身份的平等有利于良好的民情，那么，社会在生产这种平等时出现的阵痛，则有害于良好的民情。”（参见商务版《论美国的民主》，第十一章）生活在19世纪上半叶的托克维尔，已敏锐看到民主与专制在两大民族身上的体现，及其影响世界文明进程作用。他认为俄国人和美国人已在不知不觉中壮大起来。美国人在和自然设置的障碍斗争，征服方式是用劳动者的犁进行，并以个人利益为驱动，挖掘个人潜力、智慧而不予限制；而俄国人在做与人的搏斗，征服方式靠士兵的刀剑进行，并为着其终极鹄的而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人之手。这样就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前者以自由为主要的行政手段，后者以奴役为主要的控制手段。
晚清社会，地方官吏贿赂公行，横征暴敛，加以外货倾销，国民经济彻底崩溃，民间痛苦，举世罕有其匹。稍早些时候，就连反清的太平天国，其所推行官营化政府，也和民主国家政体背道而驰，而走向托克维尔所指的奴役，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如其取消天京城内的任何商业活动，“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王”。（上元锋镝余生，《金陵述略》）这种狂暴的空想，必令百业萧条，进而众生涂炭。而其“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则肆行荒诞，已至不可理喻地步。设其暴行得逞，屠沽操刀以宰国政，衣冠流离，文物榛莽，并不反映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只同样是由旧体制换位于新的恶性官僚政治，加速历史的退化而已。而清末的革命志士，豪侠好义，头脑里充满抗暴的思想，又是以精研中西学术为基础来展开的，其目的在澄清因循苟且、治乱周循的历史涡流。中山先生说太平天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孙中山选集》，上，84页）他倡导民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国民皆有平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并且中山主张保护私有财产，更是与洪秀全的截然分际。高旭诗谓：“中山先生迥绝伦……不屑学作朱元璋，亦不屑效洪天王，专以服役为职务，伟论卓识非寻常，光明磊落有如此……”（《南社》，第七集）抒写民主与其导成者的关系。
在民主国家，政治及政治家的进退是由公民的选票来解决的。因为民主的主要功能，是为政治家们提供一种最有效的工具来解决他们之间的政治权利斗争，选票决定个人是否掌权。至于选举权，如果作为国人有效的保障而善为维护，它又是维护宪法稳定的地基。民主当然也不是万应灵丹，比如选举规则可能被候选人滥用，投票的过程可能被操纵，但因为选举的游戏规则是由立法所规定，而选举的过程也公开，所以对权利角逐者来说，权利的竞争就相对安全。而在没有民主的社会，政治进退往往不安全不稳定，甚至出现巨大震荡，在君主官僚的一元化统治下，没有来自体制外的异体制约，贪污受贿成为普通化、日常化的现象，其结构性腐败也非一二杰出清廉人物加以表率可扭转。以其无规则可依也。权奸的个人喜怒哀乐左右一切，民族、国家将永无宁日。专制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演绎法，论政行事是原则决定论，即先定条条框框，再求具体落实；而民主社会思维模式却是一种归纳法，论政行事目标与手段并重；注重现实可行原则，生存发展原则和历史经验原则。晚清革命热流已然澎湃，是对清廷的腐恶极端痛愤，而对太平天国那种非驴非马的愚人自愚之术又极失望，所以不惜拼着颈血头颅相抗争，冒险犯难而不辞，其终极鹄的，就是民主社会的建立。辛亥革命前后，浙、桂、粤……凡志士聚集的区域，气焰均极活跃高涨，难以压抑。清吏张鸣岐抚桂期间，一次请客，有同盟会分子数人参加，会员尹昌衡借酒醉公开宣称清朝即将不能存在，会员王孝缜闹酒且拔张鸣岐所佩手枪，击碎窗上玻璃，又在天花板上打出几个洞来，张鸣岐连说“壮士，壮士！”，虽言行多冲撞，他却敢怒而不敢言。他又表面敷衍，说以后多借重，尹却说，世事难定，将来不知谁借重谁呢！气氛极紧张。在这样的关头，奋起狙击实在情理之中，而戒急用忍、涵养用敬那一套慢慢来的功夫唯有造成生命毁灭。梦想静待时间之推移产生有益的演化效果，也只是乡愿的单相思；甚至也不可能出现折中方案。打破僵局，出现活棋，必待猛药施治，才有可能获取新的变数。
在20世纪最初一个时段里，知识分子党人的崛起与牺牲，恍如一个信号，在更续无已的暗夜中划出一道不灭的光幕。就这个团体的个人而言，其人生哲学的横断面—对友朋的诚挚，对尊长的爱戴，对人间的体念之深，及对文史哲学异常丰富的感情，在在俱使人们看到理想文明国家的影子，那就是文化和政治葆有一统的关系。以其对文化活动怀有的至高感情，来从事政治事业，更透露出他们始终寄予的清洁的灵魂。至不惜大启戎机，迭演喋血之烈剧，端在当政无道、交错以为民病，如久病之夫，精神错乱，而但知竭民膏血；更以其类假名教人伦，诞张伪德，沿袭而垂令典，欺孤凌寡，狐媚以进，终令正气阉淤，种种倒行逆施，殳扰不已。
不良政治者，革命种子所由胎息也。智识党人，当悲愤万端之际，迫于中情激切，不惜冒空前之大难，志在出同胞于水火而已。诚所谓“孤愤千秋在，狂呼一击中”。即取孟子“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发题，不可谓不代表公意，无形中首先为浊气包裹的民众输送一道清新之风；而其怀此艰苦卓绝之志，视局促天地之下，固无时无地不隐伏一触即发之机，又端在以身作则，号召同胞共谋乐利，固将以摧陷朽腐为彻底改造之先驱，心志终在民主政治这种优良政治之绝高要求。而其终于和立宪诸子分道扬镳，乃在看出立宪实为《聊斋》之《画皮》，专制强权不除，则无由收除旧布新之效。立宪诸子为专制所欺，英气全消，锋锐尽折，牛刀委弃，仅使宰鸡。革命党人却悉考政治进化规律，孜孜以民主政治为终极目的。日本近代哲学家中江兆民论立宪与民主之区别，尝谓：“立宪，春也，惜霜雪未去；民主，夏也，霜雪遁迹。中国人尝言：立宪是贤者，民主乃圣人。印度人有云：民主是如来，立宪是菩萨。余深信，立宪乃客栈，迟早当远行；民主是住宅，久游之旅人，诵《归去来兮》，载欣载奔！”（《三醉人经纶问答》，商务中译本，19页）。知识分子之杰出之材，悲痛而不可一日稍安者，期期在以民主制果有其实与否为念。当风云际会之顷，持梃怀弹，甘死如饴，相继跃起，如明星高拱，光芒遂披于四荒八表。他们恢廓仁厚、磊落如玉的心境，慷慨激昂的斗士精神，作为民族不朽遗产，最可贵在唤起人们从死的意义中看透生的意义。加以其谋国事的劳心瘁力，与其一片诚心，殊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唯同胞中有一类人，葆有刁钻圆滑之旧习，不知大厦之将倾，顾小利而沾沾自喜，冥顽不察，自私贪婪，难有振起之望，此读史者所深慨也！
当民国初中期之际，俄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虚无主义、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早已偃旗息鼓。斯大林地位逐渐稳固，如日中天，内心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说为败皮敝屣，为着不可告人之目的，反加以歪曲解说，为己所用。同时对各级知识分子、欧洲共产党人、红军各级将领、极得人民信托的高级领导，展开毫不留情的血腥诛杀。在其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各集中营，拘押俄国良善及国家精英达2100百万之众，他们在古拉格里惨遭种种非人迫害，幸存者只是极小部分，大多数都成冤魂。内务人员委员部钦定的“准予采用施加肉体压力的办法”逐层加强，譬如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在领导国防部期间把苏联红军建成突破力强的现代机械化军队，在红军及民间俱得爱戴，斯大林却下令捕杀，判死刑后，元帅上书为自己的无辜加以辩白，剖析忠于国家人民的心迹，斯氏阅后加了一行眉批：“混蛋加妓女”，即让亲信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传阅，这些人更相继滥加批阅：“婊子，没别的，就死刑！”（参见南斯拉夫作家卡尔洛？希塔伊奈尔《劫后余生》，1989年社科文献出版社，中译本《厄运之初篇》）大规模的清洗运动更把那些忠心耿耿的将士全家斩草除根。集中营中的阶下囚性命毫无保障，死活甚至仅取决于站岗士兵的情绪好坏，人间的一切是非标准俱已黑白颠倒，于是革命的阵营反而成了惨不忍睹的阿鼻地狱；就连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家高尔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当他昨日的朋友和战友遭到枪决时，他却说：“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这种恐怖的调门，中国人怕是更加熟悉罢。大诗人叶赛宁之子尤里？叶赛宁，也被投入集中营，他向难友说：“俄罗斯人民忍受这暴政，怎么如此之久？你们为什么听任那个格鲁吉亚人的宰割呢？”被捕前在与其女友等14人的集会上他说：“要扭转乾坤并不难，只要往克里姆林宫投颗炸弹，把那帮丑类铐起来就行了。”他曾被过堂拷打36小时不投降，但预审员改变了方式，给他三明治吃，给烟抽，他就承认了集会及谋炸克里姆林宫的事。转天，包括他在内的14个青年，被全部枪决。
《劫后余生》的作者说：“社会主义只有当大工业和银行都是社会所有制，而非国家所有制时，才是可能的。”其实在真正民治、民享、民有的社会，个人的命运不应取决于某一个人的好恶。然而这一切多么艰难呀。早期革命党为追求高尚目标而使用的恐怖手段，竟被独裁者用来对准了人间良善和热血青年！这是怎样的悲凉不堪呢！政治强人铁托曾就斯大林现象发议，认为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而决非由于斯大林老了他开始有点愚蠢起来，犯了多种错误”。（《铁托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19页）同时，邓小平同志也有类似的观点：“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33页）
极权专制之所以是和自由民主政体相对立，乃以前者政治内涵的运作机制是不断收拢紧缩，不论极权者在开始兜售其货色时是多么动听，其运作过程都不可能产生良性互动；其内部成员的私人感情遭反复阉割，渐渐酱制成变态的政治情热，至于可能引起的怀疑思想，则在其早期所贯注的内心纪律训练中事先加以扼杀了，这样，极权政治别成一种类似宗教的怪胎，它较之父子相承的世袭贵族厉害得多，并在铁环相咬合的等级结构中达成生活方式及其世界观的延续。其中心信念是谁怀疑老大，则天诛之、地灭之，如是人皆成驯服工具；其神秘、残忍、荒谬，又毋宁说是死人加诸活人的世界观。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蔑视生命这一套，只要是纪律需要，就是天经地义，并必须成为一种恒定的能力、惯性。仿佛一种基本零件一样，其成员附着在庞大的生命绞肉机上匀速运作。其内部机制如此，外则陷万千同胞于涂炭，也不会有任何顾惜。
极权政制不但能高效控制自身的舆论，在其以社会革命名义初起之日，更能以宣传工具影响世间的一切良善。很多思想开通的观察者也居然会相信其荒乎其唐的说辞。但一俟其转变为稳固而等级森严的权力机器以后，对百家学说之合理部分，不是综合取用，反而屏绝诸子，独尚诡术；且为专制之护符，加以大肆洗脑，终令民智日闭，学术日堕，国事人心疲癃不堪。则其神话虽极荒谬，却很难骤然攻破。极权专制是人类发展史上巨型毒瘤，而贫穷、落后、无知的社会，是极权主义产生的温床。极权役使愚昧，如人调教牲口，很快转变为社会巨大破坏力，有甚毒蛇猛兽。可见革命一旦为野心政客所乘，将导致何等严重的后果。
晚清的民党之所以为夙昔不可多得的典型，就在其先天与极权思想的对立。民党革命家，要皆为知识分子，而且是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们习惯于公众生活的比较自由和节制的环境，即在从事暗杀事务之际，集中营、大规模强制迁徙是他们想都未曾想过的。他们鼓励自由发展与竞争，创导以仁制暴的先例，一开始他们就是为了反独裁、反专制、反对那种因为少数人的弄权而不顾百姓死活的统治集团。
这在中山学说里面纵横贯穿。
中山先生是一个兴趣能力都多方面的人，从外交政策到战略系统，从和平计划到民权法案，从植物虫害到牛羊疾病……他都有成套的计划与看法；他要为中国在世界上寻找一个相称的地位并使之发挥作用。在作家系统他是一个杰出的政论家，对思想抗暴与人类的前途，都提供了清楚的答案。他以为，更进一步地说，社会中只有民主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有自由和立宪。民主制度力求做到政府基于民意，并对人民负责。但民主也应该是自由的，即保证人们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并奉行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提出的人民主导国家，而不是国家主导人民的原则。民主制度还必须依宪法运作，即必须有确保贯彻宪法准则的手段。他的文字，以民主关怀来贯穿，是罕见的开明而理性的典型，他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国的心蕴，早在1909年接见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顾维钧时，就已显露，顾氏说：“我知道，他一直在按照美国的民主模式建立一个共和国，他特别强调发展工业和经济的重要性。”（《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首卷67页）三民主义之特色，为“集中外之精华，防一切之流弊”。张其昀先生说：“中国人自古即知自由民权之可贵，为世界民治国家之先进。但近两百余年来，欧美民主政治有长足之进步，尤以地方建设，远迈往昔。国父竭力主张发展地方自治，认为建国之真正基础在此。其要旨乃在生聚教训，振兴实业，发展教育，使人人均有在政治上实现其能力之机会。国父尝谓吾人当重视目的，亦不能不重视方法。《建国大纲》一书，成于民国十三年，为国父晚年名著，即以建设程式，昭示国人。先以县为自治之单位，于一县之内，努力于除旧布新，以深植人民权力之基本；有真正之地方自治，然后扩而充之，以及于省。如是本固邦宁，国家基础始臻巩固。”
当代法国学者这样为孙先生定位：真实的孙中山不是被他的赞美者所描述的一个固定不变的形象。通过他自己的一言一行，成功与失败所表现出来的孙中山几乎是与我们同处一个时代的人：一个传播者，一个媒体天才，他几乎是为喷气式飞机、传真机和电视的时代而生，尽管他在当时只能依赖轮船、电报和报纸。虽然17世纪末叶的法国可以称为“路易十四的法国”，20世纪早期的中国却不是“孙中山的中国”，但孙本人仍为他所处的历史情境所规定，而他也正象征了这一历史情境：一个正在走向现代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