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决鱼烂 淫逞不收—政治放射痛—立宪之忸怩：国事亡于拖—清诗切片—榨取的一角—劣质政治文化密码—凤凰已散 苍蝇乱飞
极权的、帝王专制的统治集团，其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反人道、反人性，无一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医学上讲一种放射痛，系指病人除感觉患病的局部疼痛外，尚可出现远离该器官的某部体表或深部强迫疼痛。临床上，有很多疾病都是以放射痛为首发症状出现，如不能及时确诊，极易酿成大患。如急性阑尾炎，它的首发疼痛部位是在上腹或肚脐周围，后位阑尾炎疼痛常向右腰及右下肢放射。又如急性胆囊炎除表现为上腹部持续性疼痛外，同时可出现右肩及右肩胛下区牵涉痛。
政治中枢若病象日笃，则其放射性危害更擢发难数，且由于私心自用的阴谋家窃得大位，一意孤行，极易发展到以中华文化为敌，以中国人民为仇，甚至演绎专制迷信、引进外来邪说，入主出奴，独裁专制。这样的政府—无论是晚清朝廷，还是袁氏内阁，革命党与之决无信义和平可言。
晚清社会，步履蹒跚如病骨支离的病夫，而其肢体（各部门）却各自恶性进补。这种进补并非民主、自由、法治的医疗，而是各自为政，大肆掠夺民间资财，孜孜与小民争利，贪污腐化，徇私舞弊，一时间弥漫泛滥，官官相护，更极逾常。官场正途无望，保举捐官，多如过江之鲫，“部夺额外司员，少者数十，多至数百，补缺无期，各省候补人员较京中倍蓰，捐一县丞佐杂，不数月即正印也……他省岁计亦不下千人。时吏部投供月多至四五百人，分发亦三四百人，吏途充斥无轨道至此，官方如何得振。”（钱穆：《国史大纲》，第八编，第46章）政府法令对照社会情形恰为尖锐讽刺。中枢不能调整一切活动，等于瘫痪。名作家萧乾先生《未带地图的旅人》曾谈到西方国家的福利从下往上做，东方国家之福利反而从上边开始，西方国家的低薪人员可以住进政府盖的廉价房，而在中国，官做得越大，福利越多。这是极有见地也非常沉痛的思索。当时社会，也即如此，小民噍类，略无喘息机会；人命毫无保障，形同草芥，身心内外同时受着官僚特权与极权法西斯的双重奴役。治国之术，完全违反天赋人权和人类本性，人是万物之灵，但在诸多方面，又远较禽兽更为卑劣。基督认为君王及其手下“地位较高的，更像服务员”。（《路加福音》，22章）这在老中国的官吏看来，真幼稚可笑，他们不但剥夺并享受民间的劳动成果，甚至更为人民“父母”！这是何等的贪婪，天地良心！而立宪的诱惑，只仿佛主人手中逗狗的骨头，晃来晃去，永远不让沾边，有眼光胆识的知识分子深知他们同特权阶层决无蜜月可言，愤而踏上采取特殊手段不归之路，为着人的价值与尊严，去做断其恶补、剜除毒疮的险峻工作。英人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尝论暗杀之性质“暗杀的存在，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任何信任”。而这种不信任的人际关系，实因国家不能维护基本的人权自由有以造成。这个阶段爵高位厚者及其帮闲，率皆麻木不仁，而文人知识青年中，倒尽多有良心的人物。
清朝末年，经过四五年的预备仿行宪政，资政院粉墨登场，立宪丑剧走马转灯，复规定九年完成立宪准备工作，而其“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依然享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尊严。筹备宪政的名义下，变本加厉编练新军，收拢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政，假立宪之空名，以涂饰天下之耳目；大小满奴，握有绝对之特权，实际参政之事丝毫不容假借。
社会大环境在逐渐发生变化，形势有形无形地威迫。当局似乎隐约有所感，然而他们的承诺—实际和约定之间，一开始就产生差距，并逐渐扩大。中国的政治远景只是梦幻，证据显示，愈来愈多的政改契约，最后的收场是令人失望的。
当专制下的精神迫害殃及一代又一代人以后，政治上的撒谎已经成为生存必要条件，道德的堕落就成为一种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社会里，磊落自守、政治上坚持原则的人是活不下去的，生活中诚实的人是活不好的。那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是罪恶和狡诈肆行的社会，是助长机会主义，助长市侩哲学的社会，是见小利而忘大义成为风气的社会，是小人得志成为下一代榜样的社会。恶徒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层出不穷，诚信却离中国人远去了。
庞大官僚机构本身具有腐化倾向，同时它的僵化又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但是国家办社会，官僚机构方可组织社会经济功能，致其法益弊，这时非本质的改革非但未能弱化官僚制度的压迫性和竞争性，反而迫其日益膨胀；皇权及官僚阶级更加依靠商业机制和贫富分化来谋取利益了。黑格尔曾说中国人的历史是无年代的历史。这大概即指郡县制度实施以来集权对全民铁板一块般的控制。专制的官僚系统有如天罗地网，岂是底层民众所能突破？政府恃其军备，以快枪利炮，保其强权，所谓预备立宪只是其慑于民间力量以伪装输诚的姿态，然后力图反噬的阴谋。小民噍类，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之下，备受牵累，确凿是一筹莫展了。
西太后的心理状态，无非迁延二字，只要在她未死以前保住大权不致旁落就行了。关于这一点，文章大师张恨水先生有极为精到的灼见。他在《清政亡于拖》（见《张恨水全集》，第59卷，458页）这篇文章中以为，军事或外交以其对外的性质，仿佛赌博，而下赌需要忍耐，所以拖一拖或许是一必要的策略，而政治是对人的，就不是赌博，而是治病了。“没听说哪个医生说过，吃药要忍耐着等待机会。”张恨水先生进一步认为清廷愚不可及，本来变法图强对国人大有好处，但清廷不亦是同样得着最大的实惠么？然而他不，当国事日非面临肢裂惨祸之际，还把立宪之事一拖再拖，预备的时间就定了九年，及内外情形日繁，革命党屡次起事，才赶紧成立内阁，阁员十之八九是亲贵，换汤不换药，又是拖；并不断对那些表示反对的省份强调“黜陟百司，系君主大权”，人头畜鸣，自作狡狯，有甚于此乎？所以张恨水先生说：“真叫人恼火，直到武昌起义，才由袁世凯组织人才内阁，答应立刻立宪，打开党禁，然而呜呼！晚矣！”
这真是愚蛮孤行，煎水求冰，未足为喻。
人类的生命成毁相因，人人都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增加脉搏的次数。但在一反常的社会结构之中，构成生命无数刹那的本身，却充斥着难以言说的痛苦，正直无辜者不可挽救的失败；另一面却是罪恶的胜利以及机运的恶作剧。人生可怕的方面，毫不留情地衍生蔓延。明人薛论道那种痛极了的感慨令人有寡妇夜哭、旅人寒起的透心凉意，他的散曲往往把冲天的壮怀和宿命的悲叹结合一体，这就益见其痛。他的《北中吕？朝天子不平》尤可借来表达清末中下层民间的苦痛—
清廉的命穷，贪图的运通，方正的行不动。眼前车马闹哄哄，几曾见真梁栋？得意鸱枭，失时鸾凤，大家捱胡撕弄。认不的蚓龙，辨不的紫红，说起来人心恸。
晚清的预备立宪，正不必用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来形容，因为年复一年，春天的气息从来没有袭人的绿意，有之，不过迂儒的想象罢了。朝廷放出的诱饵不过是一种掩饰其本质的冷媒介，党人的跃起狙击，才是代表民意的热媒介。缺陷极多的制度却养活着一群寄生虫，一切寄生虫的本质是绝对不会杀死养活他们的制度。这是一种以积贫积弱换取统治集团稳定的戕害人性的社会制度，那些所谓“圣人意”的东西，乃是一种吞噬历史似是而非的词语黑洞，历代知识阶层所持有的民主政治的因子，也因此荡然无存。故党人的鼓吹、起义、暗杀三方面的运作，意在求证，乌托邦虽然不会在俗世找到， 但较为合理、公正的社会却有可能出现。
读清人的诗，情感的负载尤其沉重。出门如有碍，忧伤层出，集成袅袅不尽的浩叹，弥漫空间。浓雾般不肯散去。
清诗实在是长在理想与严酷现实缝隙中的娇花，虽说另有一番芳美，然观其气色，仿佛总是濒于凋零陨落，正可认识专制时代的暴虐对人心的摧残。
从清初至清末，我们看到的皆是柔弱哀切的娇花，听到的是泠泠自语的伤逝之音。倘若说，晚唐绝句是以伤感为基调。则清诗感伤更深一层，是哀音自诉的凄厉。凄厉之所以要比伤感更深一层，乃是困厄更为深重，其苦恼亦愈加痛烈的缘故，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彷徨，是理想幻灭后精神上失却家园的徘徊。花开本是生机勃勃，绚烂于春的象征，但官至礼部尚书的诗人叶方蔼却怕花开，而喜花残，“漫防酒醉先防醒，不怕花残却怕花开”，这是多么反常的审美心理啊！
至痛，至极，至悲，至枯，乃清诗的一般感喟。“世事粗谙身已老，古音方奏客难听。”（顾炎武）“功名傀儡场中物，妻子骷髅队里人”。（蒋超）“聪明得福人间少，侥幸成名史上多”（袁枚）“过眼荣枯皆嚼蜡，切身经济是加餐。”（张问陶）
其实，给时间淡化了的历史背景就切片一样活在这些悲叹之中，清代的科举将知识分子精神终生桎梏在“八股”里面，文字之狱也前所未有地盛行，所谓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说的就是大清律施行的严酷的民族压迫，精神自由发展的渠道完全被堵塞了，审美心态未曾获得哪怕一方微小的途径，终于造成这凄厉的诗句。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创作的情形，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也仿佛是对清诗的情形而言。
法国文豪巴克扎克的中篇小说《奥诺丽纳》中写奥太佛伯爵书房里摆满了花草，“他总是拣枯萎的买来，也许是象征自己的命运”。这也最像清诗人的心态，“心如莲子常含苦，愁似春蚕未断丝”（黄仲则），试较之粉饰太平的《御制诗文十全集》中“时和岁美诚堪庆，只觉惕然饶畅然”。二者的价值相去简直不可以道里计。浸透在困厄与辛酸中的诗人是特别能看清所谓盛时清世的。即如龚自珍，亦狂亦侠也好，剑态箫心也好，他最终要倚靠在“吟罢江山气不灵”的凄然欲绝的氤氲里。
那苍凉凄楚的文字后面，是漫漫专制长河流向衰亡前期的征兆，也使我们在凄艳的摇曳中见到真正有价值的文艺，对于人生有着极强的爱慕和执著的不愿堕落的苦闷，严肃而又沉痛的文艺。
晚清社会，世事益繁，其所演之悲惨残酷，更有甚于昔日。人民备受戮辱，而力不敢较，暂复隐忍，然蓄之愈久，爆发愈烈。“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使专制为原动力，其所激起之逆动力，洵将另有“大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