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8日，是个星期天，早晨我正准备下班回家休息，风风火火地跑进一个人来，我抬头一看，是我担当区的居民老高。“小刘，我家被盗了，我出去十多分钟，家里新买的录音机和一大皮箱衣服全被偷走了。”我马上和刑警取得了联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
老高家独门独院，院门敞着，地上、墙上的雪被踩的狼藉不堪，房门开着，锁头没有被破坏，房门左侧的一个窗户的玻璃被打碎。很显然盗贼跳墙入院，将窗子玻璃打碎，伸手去打开暗锁然后打开房门实施盗窃。经仔细勘查，犯罪分子非常狡猾，没有留下其他痕迹物证。我们马上对周围群众进行调查走访，没有发现比较有价值的新线索，破案工作就此搁浅。同来破案的两位老刑警也都回去了。
我不死心，在院里一遍遍地来回观察，一遍遍地和老高交谈。闲谈中老高说起的一件事引起我的注意。老高是搞装修的，他带了个徒弟，最近因为客户没给回款，因而拖欠徒弟的工资，徒弟很不满，几天前还来要过钱。“你家还有谁经常来？”我问。老高说：“我家再没人来，就他来吃过几顿饭。”我突然联想到现场的情况：房门的锁一点也没碰坏，盗贼只轻易地打碎了一块玻璃就打开了房门，而且作案时间就在十分钟之内。这说明犯罪分子非常熟悉高家的情况。于是我对老高说：“你徒弟住在哪？跟我走一趟。”老高有些犹豫：“我看他人挺老实的，这样没根没据地去人家……我还欠人家的钱呢……”我怕他看我年轻不信任我，于是装出一副老练的样子：“如果你刚才说的情况是真实的话，他的嫌疑最大！你听我的吧！”我不容他再说话，一挥手，他不情愿地跟在我后面。在老高的指点下，我来到一幢破旧的平房前，进屋寒暄后，我一直观察这位徒弟的神态。年轻人表面上很镇静，但我发现他跟我说话时眼睛在不停地乱转。我突然问：“今天你出去干什么去了”？他浑身一震，瞪着眼睛说：“没有出去啊？”“那你鞋怎么是湿的”。因为当天是大雾的天，地上一层覆雪，从外边进屋的人脚下有一摊水。“我……我上了趟厕所……”我看到年轻人穿的棉靰鞋面上都是湿的，说明他走了挺远的路。他肯定是在撒谎！我心里有了底。可这样生问没有证据也不能取得好效果，于是我决定采取欲擒故纵的办法：跟他不咸不淡地问些其他情况，含沙射影地问他和高家的事。年轻人越来越不自然，最后我说：“我只是来找你了解一下情况，我走了。”说着我退出屋。
我躲在一棵大树后，借着雾气作掩护。老高过来跟我说：“咱们走吧，我看不能是他，别找不回来东西再把人得罪了。”我没有理他，不耐烦地向他摆摆手：“再等一会。”又过了一会，门开了，那个年轻人探出头来，左右张望，然后飞快向后院走去，钻进小仓棚。我迅速地跟了过去。当年轻人左手拎着录音机，右手拎着皮箱准备出门逃跑时，我的“五四”手枪已经对准了他的脑袋。他愣愣地看着我，面如土色。
这时我发现老高已不知去向。我向门旁跨出一步：“把东西拿着，在前面走！”我紧跟着他，手枪快顶到他的腰眼，我知道这样很危险，可是没有办法，就我一个人，当时大雾满天，浓雾像烟一样在空中翻腾着，对面看不见人，如果年轻人扔下东西钻到大雾里去，很快就会逃得无影无踪，而我是断然不敢开枪的。上了公路我更加紧张，这时，我看见浓雾里有车灯闪烁，过来一辆微型车，我将其拦住，司机听说是在抓盗贼，非常帮忙。我用枪逼着他上了后面的车厢，我也坐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用枪对着他，他也没见过这阵势，谎乱地瞅着我不知所措。
当我带人回到派出所时，两位老刑警还在派出所聊天，他们开始有些吃惊，后来有些不快，毕竞我刚刚参加工作四个月，只身一人这么快人赃俱获，着实让他们很没面子。但他们还是帮助我审讯、取证，把人押进了看守所。
人押进去以后，我回到办公室，突然感觉天旋地转，心脏狂跳，豆大的汗珠落下来。从那时起我才知道“虚脱”是什么滋味。大概是头一天值班夜间工作劳累或者是今天在抓捕盗贼过程中过度地紧张和兴奋造成的。
老高做梦也没想到东西就这容易地失而复得，他握着我的手久久地说不出话来，不知是感动还是愧疚。所里素有“记者”之称的民警朱文禄为这事还在《哈尔滨公安报》上写了篇报道：《民警施巧计，盗贼落法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