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陇地区有丰富的水利、森林、矿藏资源，对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是北宋政府开发经营的重要内容。
一、水利资源
秦陇地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水利的兴修、利用不能与中原及南方相比。但是，北宋时期，秦陇地区凡是可以利用的水利资源都尽可能地开发利用，促进了秦陇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渭州（治今甘肃平凉）北有古池，山麓相接，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泾原钤辖曹玮率民开渠，引水溉田。熙宁八年（1075年），秦凤路提点刑狱郑民宪要求募民工兴修水利，进行引水工程，在“熙州南关以南开渠堰引洮水，并东山直北通流下至北关”，并且又从“通远军熟羊寨导渭河至军溉田”。宋政府大力支持，令郑民宪勘察，“如可作陂，即募京西、江南陂匠以往”。由于对洮水的开发与利用，洮河沿岸辟为稻田。宋人刘攽《彭城集·熙州行》诗中写道：“岂知洮河宜种稻，此去凉州皆白麦。”这正是对洮河水利的赞誉，也是当时这一地区开发状况的真实写照。
宋政府还在秦陇地区的一些河流渡口架设桥梁，变天堑为通途，以利于送粮运兵。河州安乡城是丝绸之路通往青海鄯州（治今青海西宁市）、廓州（治今青海化隆县）的通道，由于黄河的阻隔，道路不畅，“滨河戎人，尝刳木以济行者，艰滞既甚”。熙宁六年（1073年）二月，宋政府在熙州城下洮河及南、北关渡口修建浮桥。同年十月，宋政府令边将景思立负责营建，在河州安乡城黄河渡口置浮桥。元丰四年（1081年），在兰州“修复金城关，系就浮桥”。兰州西关铺近西地为把拶（即把拶宗城，今青海乐都县东南湟水南岸）、京玉（即京玉关，今甘肃兰州市西北45里）两处，宋政府于元符二年（1099年），在这两地修桥通路，直到邈川（今青海乐都县）。
随着秦陇地区水利的兴修，航运也逐渐发展。宋政府疏通洮水“自北关下结河，泝流至香子城”，建立漕运水道。元丰五年（1082年）二月，又令李宪主持熙河路洮河与黄河通接的工程，以便用战舰运粮济兵。
二、森林资源
对于秦陇地区，宋政府不仅“有其地”，而且要进一步“得其利”，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就是“得其利”的最佳途径，也是开拓经营的一项重要内容。
唐末五代及宋初的一百年间，河陇地区相对平静，森林草地生长茂盛，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献所载，甘肃地区林木茂盛，“洮、岷州山林深险”，有大片的森林，而秦州“多巨木”，其境内伏羌、夕阳镇、大小洛门一带，是著名的森林区，“多产良木”。自陇山起至巩州（治今甘肃陇西县）定西城的道路，为“山林所阻”，而“熙河山林久在羌中，养成巨材，最为浩瀚”。洮、岷、叠、宕等州与抹邦山相连，林木翳荟交道。今东北三省，河北、内蒙、宁夏、陕西北部和甘肃敦煌至环县东西一线以北等省区的森林，分别为辽、金、西夏所有，川蜀的木材或为西南所据，这样，秦陇地区成为宋政府一个重要的材木供给区。
自宋初开始，宋王朝就开发秦陇地区的森林资源。秦州夕阳镇是古伏羌县地，“西北接大薮，材植所出”，当地吐蕃部民“久擅其利”。宋建隆三年（962年），于此地“置采造务，辟地数百里，筑堡据要害，戍卒三百人”，岁获大木万本，以供京师。大中祥符初，杨怀忠知秦州时，得知大、小洛门生产材木，于是在破他岭置采造务。宋初，与秦州诸蕃争采木之利，引起吐蕃部民反抗，于是宋政府改变以前的争利作法，采取“以缗帛求采木”的交易方式进行经营，重新开采秦州材木，“取路采木，所经族帐赉以缗帛”。并将秦州采造务迁到马鬃寨，原在秦州破他岭的采造务，后因地处僻远，交通不便而废。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签署枢密院事马知节在大、小洛门及沿路设营，并且告谕当地诸族，又利用渭河运木，“可免牵挽之役”。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政府又在秦州小洛门置寨采木，并赐秦州小洛门采造务兵匠缗钱以示奖励。以后随着宋王朝与西夏党项矛盾的不断尖锐与发展，在西北沿边开始大规模构筑堡寨，致使西北地区的林木不仅要供京师，而且大量开采“以备边用”。因筑寨时所用木版（版筑）及其城寨的设施战楼、楼橹（望楼）、篱笆、门桥、寨栅等都需要大量木材。曹玮知秦州时，就修筑“弓门、冶坊、□穰、静戎、三阳、定西、伏羌、永宁、小洛门、威远十寨，浚壕三百八十里”，所用木材量必然很大。另外坑冶材木用量也不小。
北宋中期，随着熙河地区千里土地的收复，再次兴起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凡是北宋势力所及的林区，皆调动士兵加紧采伐。熙宁（1068-1077）年间，宋政府就利用这些森林资源采木造船。王韶收复熙、河、洮、岷等州后，命令厢军采木，并在山坡地招蕃汉弓箭手强行毁林垦殖。宋王朝对“久在羌中”的森林资源的开采与利用，也是引起蕃部不满与反抗的一个重要因素。吐蕃将领青宜结果庄数扰河州属羌，“诱胁赵、常、杓家等三族集兵西山，袭杀河州采木军士”。元丰三年（1080年）十二月，宋政府下令“专差都大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事李宪兼专切提举本路采买木植”，将熙河地区的采木场全部收归公有，由政府派专人管理。
宋政府对森林资源的开发以及征服吐蕃的战争，也造成森林资源的破坏。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四年（1105年），宋军两次攻占湟、鄯、廓三州后，断炳灵寺桥，烧省章峡栈道，“焚荡族帐，广数百里，烟尘亘天”，用此手段来剿灭逃入山谷的吐蕃部民，致使森林草地大面积地毁于宋军的火攻战术，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平衡。
三、矿藏资源
宋代的秦陇地区幅员辽阔，矿藏资源极为丰富，有盐、金、银、铜、铁、锡、水银、矾石、硝石、皂矾、硫磺、雄黄、硇砂、石材等，其中盐的开采量最多，生产规模也最大。秦陇地区盐的种类很多，通远军、岷州等地产井盐，阶州、文州产青白盐，阶州又产石盐。
井盐即凿井汲卤，煮卤成盐。通远军盐川寨（今甘肃漳县北）的盐井，原先由吐蕃首领讷支蔺毡经营，其先世跨有九谷，衰落后仅保三谷。青唐族据其盐井后，产量有较大提高，日获利可市马八匹。宋代一匹马下价约为二十千。如按吐蕃内部买马每匹低至十千计算，日获利可高达八十贯。宋代四川井盐每斤为七十钱，如按旧价每斤一百五十文计，则每日可产盐六百多斤。这个盐井后由青唐族大首领包顺、包诚兄弟经营，产量更有提高，以致宋政府想用高价收买，“旧日收十千，今日与十五千扑买”。由此可知，其日获利达一百二十贯，按前面所述价格估算，则盐井川的盐井日产量约在八百余斤左右，可见其产量之高。宋代的盐井均由官府经营，而甘肃地区的吐蕃部族首领却私人拥有这样大规模的盐场，这正是秦陇地区民间手工业发展，政府无力干预的反映。
水银产自“秦、阶、商、凤四州，有四场”，其中秦、阶州是水银的重要产地。宋皇祐（1049-1053）时，全国岁得水银二千二百斤；元丰元年（1078年），全国水银总产量为三千三百五十六斤，其中相当一部分水银产自甘肃。由于水银是甘肃地区的重要矿产，蕃商只用“水银、麝香、毛段之类博易茶货”，所以水银成为流通的重要商品，以致宋政府多次下令禁止蕃商私贩，“自置司以来，除蕃商水银及盐川寨、盐官镇两场依法禁私贩外，市易买卖并取情愿交易”，藉此来确保国家专利。
其他的矿产如银、铜、硇砂、硝石、矾石等也有相应的开采。《宋史·刘沪传》谓水洛城“又有水轮、银、铜之利”，而新收复的岷州地区，有金、银、铜、锡矿藏，宋政府遣派官员管理这里的银、铜坑冶。兰州“产铁，有冶一所，去州五十里”，其山川有“硇砂山，去州四十五里，其上产硫磺”。河西山谷及陇西、武都、石门等地出矾石。硝石，一名芒硝，产于益州山谷及武都、陇西等地。阶州接西戎界，出一种水窟雄黄。“硇砂出西戎，今西凉、夏国及河东、陕西近边州郡亦有之”。
阶州、河州、兰州、巩州、洮州盛产石料，其石质精良，适于制作器物。宋人杜琯在《云林石谱》中对此有所评述：“阶州白石产深土中，性甚软，扣之或有声。大者广数尺，土人就穴中镌刻佛像诸物，见风即致劲，以滑石末治，令光润，或磨砻为板，装制砚、屏，莹洁可喜。”兰州黄河水中产石，“绝有大者，纹采可喜，间于群石中，得真玉璞外膘。又有如物像黑青者，极温润，可试金”。而巩州西门寨出产的巩石，“产深土中，一种色绿而有纹，自为水波，断为砚，颇温润发墨宜笔”。河州石“质甚白，纹理偏有斑，黑鳞鳞如云气之状，色稍润，扣之有声，土人镌治为方斛诸器”。洮州产绿石，宜于制作石砚，久负盛名。熙河开边后，洮州砚传入中原内地，深受宋代文人喜爱，黄庭坚曾作《以圃茶洮州绿石砚赠无咎文潜》、《刘晦叔许洮河绿石砚》等诗赞誉。通远石“色青黑，温润，堪为砺之质石”。由于其质地坚硬，可加工为质石磨治兵器，其价格昂贵，“长尺余，价值数十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