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理、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
（一）自然地理环境
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及其活动的平台。夏国属地河西地区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青藏高原北缘的祁连山是昆仑山系向东方的延伸，在祁连山北麓，顺山势走向的河西走廊，绵延千里。河西走廊的北面由西往东排列的主要有北山、马鬃山、包尔乌拉山、合黎山、龙首山等，河西走廊的南面是祁连山，称为南山。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东西长约1300公里，南北宽数十公里不等。北山山地之北是大面积的沙漠与戈壁，其地相当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和阿拉善旗境，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覆盖着大部分地区，其余为干旱戈壁，植被稀疏。发源于祁连山的弱水即张掖河从这一地区中部穿过，流入居延海。
环绕地球一周，宽幅在南、北纬150°～50°之间有一个荒漠气候带，西夏的版图正处于这个气候带中。在这个气候带内的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腹地断断续续分布着大片沙漠、戈壁。在中国新疆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疆有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在内蒙西部、河西走廊以北有巴丹吉林沙漠、库布齐沙漠，河套南部有毛乌素沙漠等。自新疆以东到河套内外的沙漠正处在当年西夏的疆域内，这些大片沙漠构成了西夏疆域的荒漠地貌和荒漠气候。由欧亚大陆两岸登陆的海洋暖湿气流，几经地形的抬升和长途跋涉，空气中含水量减少，加之在山脉背风面有持续增湿下沉作用，就在内陆形成了干燥少雨、寒暑交替的温带荒漠气候。由于气候干燥，终年少雨或无雨，气温、地温日差与年差较大，风沙活动频繁，在这种气候之下，植被稀疏，生态脆弱。
（二）生态与自然资源
这种特殊的地理、自然条件，使西夏河西地区属于农牧相兼的半农半牧生态区。
酒泉的黑山与民乐的大黄山横向断块隆起，将河西地区分割成三个内陆平原，即疏勒水系的敦煌平原、黑河水系的酒泉平原、石羊河水系的武威平原。发源于祁连山的56条大小河流汇成祁连山内陆水系，其年出山总径流量约65亿立方米。诸多河流使河西地区形成了一连串的绿洲，享有灌溉之利，而一些从祁连山向北逸出的支脉环抱绿洲构成一些小盆地，又从而形成了与荒漠气候不同的局部温湿气候。从祁连山发源经凉州境内的主要河流有古浪河、黄羊河、杂木河、金塔河、西营河、东大河，这六条主要河流经的缓斜谷地是天然的牧场，六条河汇入石羊河，而石羊河又流入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之间的白亭海。在今武威地区南北流向的大小河流计有30条，这诸多河流呈扇状展开，形成享有灌溉之利的武威绿洲、民勤绿洲。石羊河两岸与白亭海附近历来为游牧民族驻牧之地。西夏占领凉州之前，吐蕃六谷部就曾在此驻牧。
源出甘州、肃州以南山中，流经这二州境内的河流主要有山丹河、洪水河、黑河、北大河等，诸水在合黎山前汇入弱水，这即《尚书·禹贡》所谓“导弱水至于合黎”，然后环山北去，注入居延海。弱水因其水色深玄，又名黑水，其众多支流在甘、肃二州南部形成了面积更大的绿洲。源出祁连山的疏勒河与党河沿岸，自汉代以来就被开垦成平川地。党河北流经西夏时的沙州境，灌溉着沙州附近的农田。
祁连山不仅为河西走廊提供了天然屏障与丰富的水源，而且有丰富的森林资源，自身又是优良的天然牧场。《西河旧事》谓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郡界之上，有松柏五株，水草茂美，山中冬温夏凉，宜放牛羊”。焉支山，也是河西走廊名山，一作删丹山、燕支山或胭脂山，以山上产胭脂草而得名。位于甘肃山丹县东南，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亦有松柏五木，其水草茂美，宜畜牧，与祁连山同”。匈奴失二山，沉重地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嘉庆《甘州府志》载八宝山（即张掖附近的祁连山）松林积雪说：“甘州人民之生计，全依黑河之水，于春夏之交，其森林之积雪初溶，灌入五十二渠溉田。于秋夏之交，二次之雪溶入黑河，灌入五十二渠，始保其收获。若无八宝山一带之松林，冬雪至春末，一涌而溶化，黑河涨溢，五十二渠不能承受，则有冲决之灾。至夏秋二次溶化之雪微弱，黑水下而低，不能入渠溉田，则有极旱之虞。”这段记载，描述了千百年来，河西走廊绿洲存在与祁连山森林的生态关系。祁连山东段山麓的古浪县，从西汉至唐代的上千年间皆被称为苍松县，其南有称为黑松驿的地名。天祝县东部的祁连山东段被称为大松山，《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称“大松山，卫东百二十里。山多大松”。在永泰堡南十里。明代中期邢云路《永泰城铭》载：“广袤千八百里，东轶芦靖，西跨庄凉，北界沙碛，前滨临巩，若群山而维之也。其间崇岗隐天，森林蔽日，华实之毛，衣食自出……林麓之饶，何牧不有。”《嘉庆一统志·甘州府·凉州府》中所记载的“祁连山、焉支山、黑松山、雪山、临松山、松山、青山和柏林山”等均被茂密的松柏所覆盖。
西夏时期，这里生态保持良好，祁连山“山高，冬夏降雪，雪体不融。南麓化，河水势涨，夏国灌水宜农也。”而焉支山上“冬夏降雪，炎夏不化。民庶灌溉，地冻，大麦、燕麦九月熟，利羊马，饮马奶酒”。它们皆为河西地区农牧生态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河西走廊西段，气候更为干旱，沙碛与绿洲并存，但以沙碛为主。由酒泉西经敦煌至玉门关地多沙碛，正如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所说：“酒泉西望玉关道，千山万碛皆白草。”瓜州“地多沙碛，不宜于稼穑，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有学者考证沙州东北的长亭驿时指出：“沿洪积裙边缘盐渍地带的接触之处行进，既可选择便于行走的硬戈壁地而作为道路，又可靠近盐渍水草地带，沿途还有一些小股淡水泉流出，如头道井子、二道井子等，可资行旅补给。今天虽盐渍多已涸，但这些井子仍有泉流，局部地段还仍保留着零星灌木疏林。”实际上，酒泉、敦煌也均为宜于农耕的沙漠绿洲。
河西走廊曾经是甘州回鹘、凉州吐蕃的生息繁衍之地，西夏奄有河西地区后，又成为西夏的粮仓与育马牧地。河西走廊的地理环境与生态、自然资源，为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经营河西的措施
河西地区自古以来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既有宜农宜牧的自然环境，又是东西交通的咽喉和关陇的屏障。“欲保秦、陇，必固河西”。历代西夏统治者都把河西地区作为与宋、辽、金各国周旋、抗衡的基地，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地开拓经营。
（一）迁徙人口，增加劳力
西夏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河西的控制，在河西地区设立卓啰和南、甘州甘肃、瓜州西平等监军司。党项民族尚武善战，全民皆兵是西夏军事制度的特色。兵民一体，战时出征，平时生产。在这种军事体制下，河西监军司的十多万士兵成为开发河西的主要劳动力资源。河西地区是西夏的后方基地，战争中掳掠而来的人口在这一地区安置得较多。西夏军队中有专以俘掠人口为职责的“擒生”十万人，他们俘获的人口必然众多。西夏统治者曾得“脆怯无他伎者，迁河外耕作”。即迁他们到西宁、乐、廓、积石四州从事耕作或至肃州屯守。显然河西地区也是他们的农耕区。
河西地区有内迁的汉人，这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武威西郊林场发现的两座西夏墓题记中，两位刘姓墓主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莫高窟、榆林窟三十多座保留西夏文题记的洞窟中，题记中的姓名多为汉姓。原为吐蕃六谷蕃部居地的凉州，宋初，还有汉民三百户。总之，这一时期河西原有的汉族人口有较大的增长，并占有较大的比例。
西夏政权的建立，使党项族成为统治民族，曾居凉州北部沙岭的党项部落随之也迁入凉州地区，成为凉州的统治民族。吐蕃占据河西时，不仅大批吐蕃部落迁入河西地区，而且河西的大部分汉人也已“吐蕃化”。西夏统治时期，这些吐蕃部族仍在河西活动，成为西夏境内的一个民族。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后，回鹘族西迁，其中有一支进入河西地区，散处于甘、凉、瓜、沙州等地，这就是甘州回鹘，他们成为西夏统治下的河西居民。这些少数民族成为历史上开发河西、经营河西的重要力量。
（二）羁縻怀柔，各族平等
历史上的河西地区是多民族杂居之地，民族关系复杂，矛盾斗争较多。西夏占领河西以后，民族问题仍是一个极为复杂、敏感的问题。西夏统治者采取羁縻政策，在服从党项统治的大前提下，允许保留各民族自治，拥有部分权利。河西地区原先的回鹘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西夏统治者允许河西回鹘“各立君长，分领族帐”，保留其自治权和单独向辽、宋入贡和贸易的权利。西夏法令规定党项人与吐蕃人均为“主户”，吐蕃人与党项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在西夏国中，异族官员的地位首先取决于他们的职位，而不是族别。法令规定，党项、汉、吐蕃、回鹘官员们一起共事时，必须依据本人地位的高低按序就座。党项族大量吸收汉、吐蕃、回鹘等各族文化，各民族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这有利于西夏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以及各民族间相互融合。
（三）设置机构，重视生产
夏显道二年（1033年），元昊就在其统治区内模仿宋朝建立了一整套官制与机构，其中的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就是国家设立的劝农机构。西夏统治者非常重视手工业生产，元昊即位后，就设立了文思院，这是官府手工作坊之一，负责供御仪物服饰的制造。后来又设立了工技院、刻字司、造案司、金工司、绢织院、铁工院、木工院、造纸院、砖瓦院、出车院等，这些皆为管理生产技艺的机构。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年），元昊再度改革官制，调整机构，但农田司、受纳司、群牧司这三种职掌农牧业生产的机构都没有因为政权的嬗变而取消，自始至终存在。
三、畜牧业
畜牧业是党项族传统的经济部门，历唐末五代至宋初，除一部分党项人学会农耕外，大部分仍过着定居或半定居的畜牧以及不定居的游牧生活。西夏建国前，因其疆域狭小，畜牧业发展受到限制。立国后，其疆域扩展至河西的凉、甘、肃、瓜、沙地区，畜牧业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发展，成为西夏的主要经济构成，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正如元昊所言“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
河西陇右地区是历代王朝传统的牧业基地，唐朝时，在“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豳、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于楼烦”的广大地区，设置养马监。河西地区的祁连山与焉支山水草丰美，宜畜牧，早在汉代时，就以养马而著名。党项族是“逐水草迁徙”的牧业民族，为了自身的发展，势必要把水草鲜美的河西地区作为自己的领地。早在李继迁向河西扩张时，就曾想“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在占据了“善水草，宜畜牧”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后，凉州便成为“畜牧甲天下”之地，而且瓜、沙诸州也是传统的畜牧基地，“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主”。正是这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与深厚的牧业传统，河西地区为西夏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成为西夏畜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夏的牲畜种类众多，主要有马、牛、羊、驼、驴、猪、狗、牦牛等。对于全民皆兵的西夏人来说，马是其立国的根本，马也是与周边政权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因此十分重视马的牧养。西夏法典《天盛律令》规定：“官牧场之马不好好养育而减食草者，计量之，比偷盗法加一等。未减食草，其时检校失误致马羸瘦者，当视肥马已瘦之数罚，处杖罪至一年劳役，令依高低承罪。”羊的品种很多，《文海》载有绵羊、羖□等，羖□即山羊，善于爬山涉水，北方契丹境内诸部族常以此羊为群首。羖□是西夏四种官畜之一，《天盛律令》有明确记载：“四种畜中，牛、骆驼、羖□等之年年应交毛、酥者，预先当由群牧司于畜册上算明。”这说明羖□在西夏畜牧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骆驼在西夏主要当作交通工具，用于行路、运货、骑用及征战。驴骡主要是民间牧养，西夏人用驴骡来乘挽和驮运。
西夏立国近二百年间，与北宋、辽、金之间干戈不断，每次战争，马、牛、羊、骆驼等各种牲畜的损失数以万计。西夏天祐垂圣元年（1050年、辽重熙十九年），辽征西夏，北路兵至西凉府，“获羊百万，橐驼二十万，牛五百”，马匹也有相当数量。宋天圣（1023-1031）初，武威郡不断向中原王朝进贡马匹。西夏人编纂的西夏文词典《文海》中所收有关畜牧业的字词达一百个以上。西夏畜牧业的发展还反映在畜产品的商品化上，西夏文《天圣二十二年卖地文契》记载某人卖掉牧场，换回牲畜。《天庆十一年典卖契》中典出的物品全是袄子裘、马毯、皮毯、白帐毡、皮裘等畜产品。由于西夏生产的羊马毡毯用之不尽，必然作为商品与其他政权进行交易。这反映了西夏以畜牧为主的经济特色，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西夏属地河西地区畜牧业的兴盛。
四、农业
建立西夏国的党项族原以畜牧为业，不知稼穑。内迁后，在汉族先进农业文明的影响下，党项人逐渐学会耕作，但由于地域以及自然条件的局限，“树艺殊少”。西夏立国后，其统治区域扩大，党项族在封建化的进程中，逐渐接受汉族影响，认识到土地的使用价值，“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农业逐渐成为西夏社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兴修水利与开垦荒地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历代统治者对此皆有清醒的认识。在河西地区历代统治者修筑了众多大小灌渠，《史记·河渠书》载：“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唐代的沙州有大小灌溉渠道百余条，唐代张掖黑水流域就有盈科渠、大满渠、小满渠、大官渠、永利渠等，可溉田46万余亩。西夏时期，河西地区是仅次于兴灵地区的又一重要的灌溉农业区，这些水利工程均被继承下来。党项统治者也非常重视水利灌溉，并尽可能地对原有水利设施进行修复与改造。在甘、凉州地区，利用祁连山南麓积雪融化，疏浚河渠，引水溉田。发达的水利灌溉为河西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宋史·夏国传》所载：“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兴、灵则有古渠曰唐来，曰汉源，皆支引黄河。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
为了有效地管理水利事业，西夏还专门制定了有关水利灌溉的规章制度，《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就具体规定了水利设施的管理和水的使用办法。水渠的基层管理者有渠头、渠主、渠水巡检等，他们主要负责巡视、监察和修理水渠，管理放水溉田。并对管理者有严格的规定，在水法面前人人平等。这充分说明了西夏水法的严密、合理以及规定的全面。西夏文词典《文海》释“农”字为“农耕灌溉之谓”，揭示了农业与水利灌溉的密切关系。
西夏统治者认识到农业所带来的效益，要获得更多的农业收益，开垦荒地是切实可行的办法，因而西夏统治者鼓励各族人民开垦荒地，扩大垦田面积，并给以法律保障。《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明确规定，抛荒地与无主荒地为开垦者所有，而且三年之内免交地租，三年之后，根据土地、苗情等情况，再决定交纳“五等租”中的哪一等。土地可永远占有，有权买卖。在鼓励开垦荒地的同时，还大力提倡租地的农户，开垦邻近的闲田旷土。法令规定树草、池地、泽地、生地等可开垦为地者，三年之内免征地租，三年之后，酌情交纳，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充分发挥土地的效用。用法律的形式鼓励垦荒拓田，这不仅促进了河西地区土地资源的大量开发利用，发展了西夏的农业，并且进一步巩固了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在西夏封建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业生产工具与技术的进步
党项人为了发展农业，普遍采用汉族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文海》记载西夏农业生产的工具有犁、耙、锹、耧、镰刀等，《番汉合时掌中珠》则收录有犁、铧、锄、耙、镰、锹、碾、碓等字。在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的壁画中，可见到锹、锄、耙等农业生产工具的图形，这些农具均为木柄铁器。《文海》释“犁”为“犁铧也，耕用农器之谓”。“犁”，西夏字从木，“铧”字从铁，为铁铧木犁。生产工具的多种型制，反映了农业生产程序中分工的多样化，也说明了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与中原十分接近。
西夏农田耕作方法与宋代北方地区基本相同。播种主要有耧播和撒播两种。《文海》释“耧”为“埋籽用，汉语耧之谓”；释“种”为“撒谷物籽种田地之谓”。大致糜粟、小麦耧播，荞麦因颗粒大而呈三角形，且要拌以灰肥，只能撒播。《文海》释“地畴”为“地畴也，畦也，开畦种田之谓也”；释“田畴”为“田畴也，种田也，出粮处”。反映了西夏农田耕作的精细。
西夏河西地区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牛耕，《番汉合时掌中珠》与《文海》对此均有记载。《文海》释“（牛）杠”为“农用（牛）扛拉犁者”。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犁耕图》中对牛挽杠耕作的方法有所描绘：戴草帽的犁耕者，一手执鞭，一手扶犁，犁辕上置一横杆，双牛并排驾横杆拽犁耕地。这种二牛抬杠、一人扶犁的耕作方法与中原内地完全相同。20世纪70年代，在宁夏贺兰山麓西夏陵区101号墓出土的鎏金铜牛，给我们提供了牛耕的实物佐证。这些均充分表明河西地区已普遍使用牛耕，而其耕作方法则与中原地区流行的“二牛抬杠”完全相同。河西地区双牛抬杠的方法比唐朝时双手按犁柄的耕作方法已有所改进，但与当时内地流行的曲辕犁相比显然落后，这说明自唐朝中期吐蕃占领河西以来，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比较缓慢。由于牛耕的普遍使用，培养改良新的耕牛品种就很有必要。《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凉州居民为了培养牛的新品种，到附近的山上捕捉野牛，驯服后，再与一般的母牛交配。这种经过杂交培养出来的新品种，比普通的牛驮载能力强，工作效率提高了两倍以上。
（三）农作物品种繁多
河西地区农作物种类可分为粮食与经济作物两大类。
小麦是西夏粮食作物之一，在河西地区普遍种植，沙州（治今甘肃敦煌市西）居民以土产之麦为食。刘攽《熙州行》诗曰：“岂知洮河宜种稻，此去凉州皆白麦。”清楚地表明小麦在河西地区广泛种植。大麦也种植得比较普遍，《圣立义海·山之名义》载：焉支山“冬夏降雪，炎夏不化。民庶灌溉，地冻，大麦、燕麦九月熟”。荞麦在高山谷地广为种植，《圣立义海·地之名义》也谓：坡谷地“待雨宜种荞麦”。另外还有糜、粟、黍、黄谷、青稞、大豆、小豆、豇豆、豌豆、荚豆、荜豆、红豆、黑豆、赤豆、绿豆等粮食作物也都在河西地区有所种植。
河西地区盛产瓜果，有桃、李、杏、梨、枣、葡萄等，品种繁多，其中葡萄是河西地区的特色水果。归义军官府南沙庄有葡萄园，每年举行赛神仪式时，此园供应部分葡萄。五代宋初，沙州地区葡萄种植比较有名，已出现以种植葡萄为主的园艺户和葡萄园。西夏奄有河西以后，这些专门以种植葡萄等水果的园艺户与葡萄园也必然存在。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引《本草衍义》说：“葡萄，先朝西夏持狮子来献，使人兼赍葡萄遗州郡，比中国者皆相似。”西夏瓜类有回纥瓜、大食瓜等。回纥瓜就是西瓜，是西夏河西走廊的特产，西夏汉文《杂字》载有回纥瓜；大食瓜因来自大食而得名，系甜瓜类。五代宋初，河西沙州地区瓜果种植兴盛，敦煌文献P。3396《年代不明（十世纪）沙州诸渠诸人瓜园名目》，详细记载了敦煌地区五六十家瓜园的分布情况。西夏立国后，直接继承了敦煌现有的瓜园。河西地区蔬菜品种众多，《番汉合时掌中珠》与西夏文、汉文《杂字》记载的有蔓青、萝卜、胡萝卜、茵陈、瓠子、苦苣、半春菜、菠菜、香菜、芥菜、葱、韭、蒜、椒、茄子、冬瓜、南瓜等，这些蔬菜多为当地汉族人民种植，少量来自西域或南方，成为西夏人民饮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
（四）公私储粮增多
由于兴修水利，农田得到及时灌溉，“岁无旱涝之虞”，加之牛耕的使用，开垦荒地，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因而使河西地区粮食产量有所增加。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记载了护国寺竣工后，赏赐给工匠的物品，就有“谷千斛”。西夏的右厢之地河西地区已成为支持战争与巩固政权的重要粮食供给地。夏大安十一年（1084年）七月，银（治今陕西横山县东党岔镇大寨梁）、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县西北白城子）等地发生严重旱灾，“田野龟拆，禾麦尽槁”，粮食缺乏。西夏政府下令运甘、凉诸州粟赈济。充分说明甘、凉等地农业生产已经取得成效，粮食不仅自给，而且还有积蓄。清人顾祖禹对此评论说，“西夏复凉州，故能以其物力侵扰关中，大为宋患。”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对河西地区经济发展的肯定。
公私储粮的增多，必然使西夏设置粮仓。夏拱化四年（1066年、宋治平三年）二月，夏毅宗谅祚曾在西市城（西使城）“建造行衙，置仓积谷”。西夏境内还有“御庄”，即皇室建立的庄园，其中一个御庄位于龛谷城（今甘肃榆中县南20里小康营）。宋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大安八年）九月，宋将李宪率军向兰州挺进时，曾发掘西夏龛谷川的粮仓，获取积谷。史载“大军过龛谷川，秉常僭号御庄之地，极有窖积及贼垒一所，城甚坚固，无人戍守，惟有弓箭铁杆极多，已遣逐军副将，分兵发窖取谷及防城弓箭之类”。兰州附近的质孤（一作智固）、胜如二堡也有“御庄”，史载“智固、胜如川，伪号御庄”。这里土地“平沃，且有泉水可以灌溉，古称榆中”。这些粮窖、御庄的设置，反映了西夏时期甘肃地区农业发展的状况。
五、冶金铸造等业
系西夏右厢之地的河西地区，深受西夏手工业生产整体水平不断提高的影响，其冶金铸造等手工业生产发展显著。
（一）冶金铸造业
冶金铸造是西夏制造工具、兵器等的生产部门，其生产技术与生产水平反映出西夏社会生产力及其军力的发展状况。西夏冶金铸造业颇为发达，拥有当时先进的冶铸工具与质量上乘的产品。
1.冶铁
西夏境内矿藏丰富，冶铁主要用以制造兵器与农具。西夏统治者尤为重视兵器的制造，并把它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中央机构中设有铁工院、冶金司统领全国的冶铁业。西夏设有专门的冶铁工场，在夏州设铁冶务，这是西夏冶铁及制造兵器之处。横山东部的茶山地区产铁矿，也设有铁冶，是西夏“所恃茶山、铁冶、竹箭财用之府”。元昊时期，在兴庆府（治今宁夏银川市）王宫中也设有冶铁工场。西夏的冶铁业主要生产生铁，《文海》释“铁”为“矿也，使熔为铁也”。又释“坩埚”为“熔用之袋”。这均说的是把铁矿石熔化。西夏冶炼技术较为先进。榆林窟第3窟千手观音佛壁画中有西夏的《锻铁图》，一人坐于墩上，两手用力推拉风箱，风箱之后有炉火焰。另外有两铁匠，一人左手握火钳夹一铁件置于铁砧上，右手举锤，另一人双手抡锤锻打铁件。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西夏铁匠手工锻铁的劳动场景。西夏在钢铁冶炼中采用了木制“门扇式”的竖式风箱，这种风箱构造简单，坚固耐用，所用材料廉价易取，而且风箱容量大，鼓风量也大，可使炉温升高，提高铁水的温度，这是比较先进的鼓风技术的应用，也是迄今所见我国当时最先进的鼓风箱。宋代官方军事著作《武经总要》中只有单门风箱，比西夏的风箱简单、原始。直到元代时，汉族著作中才见到类似西夏这样先进的木风箱。艺术是现实的反映，此壁画以艺术的形式反映了当时河西地区的冶金铸造业生产状况。
西夏铁制品在日常生活、生产及战斗中用途广泛。生活、生产用品有针、钻、锅、铲、铃、壶、锁、犁、耙、锄、镰、锹等，用作兵器的则有斧、刀、剑、枪、弓箭、铠甲等。西夏的铠甲是“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神臂弓被宋人誉为“最为利器”，南宋高宗年间（1127-1162），抗金名将韩世忠就仿照西夏的神臂弓制造出“克敌弓，以与虏金战，大获胜捷”。“夏人剑”也享有“天下第一”的盛誉，宋朝皇帝及其文人学士皆以得到此剑为荣。宋钦宗曾“佩夏国宝剑”，后将它赏赐给王伦。可见，夏国剑确实名不虚传。苏轼见此剑也极为欣赏，并请晁补之为其作《赠戴嗣良歌时罢洪府监兵过广陵为东坡公出所获西夏刀剑东坡命公作》诗。诗中赞誉道：“……往年身夺五刀剑，名玉所擐犀札同。晨朝携来一府看，窃指私语惊庭中。红妆拥坐花照酒，青萍拔鞘堂生风。螺旋铓锷波起脊，白蛟双挟三苍龙。试人一缕立褫魄，戏客三招森动容。东坡喜为好出砺，洮鸭绿石如坚铜……”赞誉夏人剑不仅犀利无比，而且精巧美观。
西夏时期，凉州冶铸生产有一定规模，有冶铸生产基地。敦煌莫高窟第65窟西壁佛龛南侧的西夏文墨书题记：“甲丑年五月一日，墨勒，原籍凉州，为找料石，来到沙州地界，我城圣宫沙满，为获安福故，清除两廊众宫沙，我法界一切有情，皆共善聚，当遇之于西方净土。”题记中说到一个原籍凉州、名叫墨勒的人赴沙州寻找“料石”。据《文海》所释“矿石，料石也，铁种种宝生处也”。显然“料石”就是各种矿石的总称。由此可以说明，西夏时的凉州有金属冶铸基地，为了维持生产或发展生产，遣人到处寻找生产原料。1991年，武威古城乡塔儿湾出土一件陶质坩埚实物。坩埚是我国古代三种冶金炼炉之一，坩埚炉容量小，产量低，但因其设备简单，成本低廉，且易于操作，质量好，适宜小规模生产。坩埚的出土，证明西夏时的凉州曾有冶铸基地。
2.铜器生产
西夏的铜器铸造业，主要生产货币、壶、镜、塔范、佛像、牙具、饰件等。
武威出土的西夏钱币是全国最早、最著名的。早在嘉庆十年（1805年）二月，镇番（今甘肃民勤）令张君孔采出三钱赠给赵润甫。这三枚钱即元德、天盛及天庆元宝，其制作精良，色泽青绿相间。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13《宋伪品·西夏》引述刘青园见闻说：“凉州土人掘得古钱数瓮，其中开元最多，北宋、辽钱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亦复不少……余共拣得千余枚。又尝于凉州大云寺访得古碑，阳面作此等字……乃知此钱为西夏梵书。”新中国成立后，在武威地区发现西夏窖藏钱币十多次，每窖数量有多至上万枚，数百斤者。其他墓葬、遗址也有零星出土。在武威出土的西夏文钱币有福圣、大安、乾祐、天庆宝钱，汉文西夏钱币有元德通宝、元德重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等，大量钱币的出土，充分证明了西夏铜器铸造技术的高超。
（二）采盐业
1.池盐分布
采盐业是西夏国内发达且重要的一个传统手工业生产部门，在西夏日常生活及政府财政收入中均占有重要地位，政府设有盐铁使专门负责盐的开采、管理与销售。河西地区具有丰富的盐业资源，域内“州界辽阔，沙碛至多，咸卤、盐泽约余大半”，以池盐为主，池盐即颗盐，“引池而成”。据《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所载，唐代仅具规模的就有凉州武兴、眉黛两盐池，甘州张掖盐池。肃州福禄盐池以及沙州敦煌盐池。北凉人段龟龙《凉州记》载：“有青盐山出盐，正方半寸，其形似石，甚甜美。”南朝梁元帝肖绎也谓凉州“有清盐池盐，正四方，广半寸，其形扶踈，似石。人耕池旁地，取池水沃种之，去勿回视，即生此盐”。当地池盐品质好、种类多，有青盐、红盐、白盐等名目之分。
入宋后，河西盐池相对稳定，并随时代变迁而有所发展。唐朝时，张掖盐池在县北九百三十里，“其盐洁白甘美，随月亏盈，周回一百步”。至宋初，张掖“盐池周百步许，多少随人力以自增减”。唐初，沙州盐池仅有一处，在敦煌县“东四十七里，池中盐常自生，百姓仰给焉”。唐末五代时，则增加为东西北三所，东盐池水，在“州东五十里，东西二百步，南北三里。其盐在水中自为块片，人就水里漉出曝干，并是颗盐，其味淡于河东盐”。西盐池水，“俗号沙泉盐，在州北一百一十七里，总有四陂，每陂二亩以下。时人于水中漉出，大者有马牙，其味极美，其色如雪，取者既众，用之无穷”。北盐池水，“在州西北四十五里，东西九里，南北四里。其盐不如西池，与州东盐味同”。西夏立国后，河西成为其辖区，各地盐池遂成为西夏盐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除池盐外，沙州还出产一种石盐，名为秃登盐，它生长在河岸山坂的阴土石间，块大小不等，色白坚硬如石。肃州独登山以出产岩盐而著称，“其山出盐，鲜白甘美，有异常盐，取充贡献。”乐史《太平寰宇记·陇右道》亦称：“独登山，岩石之间出石盐，其味尤美于海盐。”
2.池盐生产
由于河西盐业资源以池盐为主，于是形成了以池盐生产为核心的盐业加工生产体系。根据具体的生产过程与特点，河西地区的池盐生产可分为天然采掘与人工畦种两种。
天然采掘，系指纯粹由风吹日晒等自然条件下形成于野外盐池泽卤之中，然后再经人工采掘的生产方法。受地域内干旱少雨的气候影响，河西地区诸多盐池产盐都是“不劳煮泼，成之自然”。沙州池盐即是“池中盐常自生”而成。此法简单易行，但因生产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产量不稳定。人工畦种，则是将盐池水引入人工开挖的畦渠中晾晒制盐。因其“垦地为畦，引池水沃之，谓之种盐，水耗则盐成”。据文献记载，先秦时已出现人工畦种法，至隋唐五代之际，“划田灌水”式的畦种制盐法不仅已被大规模采用，且亦因此进入了普及推广阶段，已逐渐成为池盐生产的最主要手段。凉州清盐池生产即是“人耕池旁地，取池水沃种之”。
由于西夏盐业资源的丰富，食盐成为西夏对外贸易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西夏政府一方面扩大生产，增加产量，另一方面又逐步从制度和法律上强化对盐业的控制与管理。
除此之外，河西地区还有矾、硇砂、矾石等矿产资源。据《重修政和证类本草》记载，“矾石生河西山谷”，而“硇砂出西戎”，“今西凉、夏国及河东、陕西郡亦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为河西地区矿冶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三）建筑与毛、棉织业
1.建筑业
自党项内迁定居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建筑业也逐渐兴盛。西夏政府中设有铁工院、木工院、砖瓦院等与建筑有关的机构，工匠种类众多，具体工匠名称有石匠、铁匠、木匠、瓦匠、垩匠等，正如《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碑铭中所载“众匠率职，百工效技”。工匠分工明确，相互配合，这是西夏建筑技术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海》中有关房屋建筑的字条有宫、寺、楼、房、草房、帐、回廊、桥、花园、墙、壁、檩、辐、椽、柱、房木、屋中木、砖等。涉及建筑物的结构、形状、用途、材料等各个方面。“宫”释为“宫殿也，内宫也，天子住处，宫城之谓”，是皇室的居处。“舍”释为“家也，帐也，房屋也，家庭也，屋也，住宿之谓也”，与家、门、户、房、房屋、房舍等互注，是百姓的居处。“砖，和土揉泥，烧则名砖是也。”《番汉合时掌中珠》中亦有楼阁、库帐、泥舍、回廊、重袱、平五袱、檐袱、桅袱、椽准、檩、栏桅、柱脚、木匠、泥匠、凿锯等许多有关建筑的词条。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夏的建筑基本是砖木结构。
河西地区是西夏的佛教中心之一，众多寺院林立，凉州有护国寺、圣容寺、崇圣寺，甘州有卧佛寺、崇庆寺、诱生寺、什字寺、禅定寺等。护国寺的重修，更是显示了建筑业的兴盛。《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西夏文碑铭描述塔修成后的景观时说：“木干覆瓦如飞鸟，金头玉柱安稳稳。七珍庄严如晃耀，诸色装饰殊调和。绕贵金光亮闪闪，壁画菩萨活生生。一院殿堂呈青雾，七级宝塔借铁人……”甘州卧佛寺是规模宏大的佛教建筑，气势宏伟，重檐顶四角飞檐向上斜翘，吻兽耸立，给人以凌云高耸之感。西夏重视教育，大兴儒学，在河西地区行庙学制，修建了许多庙宇，“殿庭宏敞”。这均显示出这里建筑业的兴盛与当地人民高超的建筑技艺。
2.毛、棉织业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党项人就衣皮毛，居毡帐，织褐制毡是党项人最普遍的家庭手工业。内迁后，随着畜牧业的发展，毛纺织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专业的“织褐匠”、“编织匠”。系夏国属地的甘肃河西境内居有回鹘、吐蕃等民族，传统的游牧经济生活使他们也擅长织褐制毡，由于借鉴汉族先进的纺织机具和技术，其毛纺织生产不仅产量高，质量上乘，而且已有商品生产出现。据《宋史·食货志下八》记载：西夏与宋朝的贸易中，宋朝以缯帛、罗绮、香药、瓷器、薑桂等物易夏国的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蜜蜡、毛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等。此时，“毛褐”、“毡毯”等毛织品冲破了原先自给自足经济的束缚，已成为西夏向宋朝贸易的重要物品。几十年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到西夏故地游历时发现，此地“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骆驼毛制之也。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西夏不仅能生产一般的褐布，还能织造高级的“棉褐”。宋宣和四年（1122年）九月，金国使臣高庆裔出使宋朝，宋徽宗赐给他“金线袍段”，庆裔疑与夏国棉褐同，却而不受。可见西夏这种“棉褐”非常精美，竟可与宋朝宫廷礼物“金线袍段”相媲美。这均反映出西夏毛纺织业的发达。
中国早期的棉纺织生产开始于岭南与新疆地区，宋末元初时才分别向内地传播。河西地区是棉花较早传入地区。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中绘有棉花图像，《番汉合时掌中珠》也有“白氎”一词，西夏织造棉褐，西夏法典中有“织布匠”之名。所有这些均可以认定，西夏时期，棉花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已传入河西地区，棉纺织业在河西地区已初步发展，并为向关中、中原地区传播打下基础。
总之，西夏统治时期，河西地区各族人民汲取和借鉴中原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生产经验，使手工业有所发展，技术水平普遍提高。
六、商业
西夏商品经济的发展远不如宋统治下的中原地区，但其内部以及与中原地区及各族之间的交换相对比较兴盛。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西夏只有通过交易，而且是首先通过与生产力先进的中原地区进行贸易，才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随着农牧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西夏河西地区的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由于受河西地区独特地理位置及物产的影响，西夏河西地区的商业带有鲜明的地域特点。
河西地区处于北达灵州（治今宁夏吴忠市北）、兴庆府（治今宁夏银川市），东达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及中原，西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的扼要地段。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凉州居民“经营商业和手工为生”，显然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记载凉州“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辏交会，日有千数”。这些前来的车马行人大多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众匠率职，百工效技”，反映了远道而来的客商、工匠、官僚地主、香客等云集，地处交通要道的凉州一派熙熙攘攘的繁盛景象。一些城市商人为获取厚利，也不辞辛苦地赴外地经商。《瓜州审判案》残卷是西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0年）审判因买卖牲畜、交换缯帛和借贷银两而发生侵夺伤害案件的记录，其中记载了瓜州（治今甘肃瓜州市东南）商人为了获利，竟有“铸银近万，乃持裂用，诸处为贩者”。为了一本万利，避免失财，他们往往借助于占卜。
典当活动是河西商业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典出物大多为畜产品，换回的则为粮食，实质上是以物易物的贸易活动。《瓜州审判案》残卷中有“侵马驴已卖许四口缯量三十二”，“彼□□借还我彼□”等反映商品交换和借贷的词句。1972年在武威下西沟岘发现的西夏文占卜辞就有不少与经商有关，“辰日买卖吉”，“午日求财顺”，“未日恶远行”，“戌日有倍利”等字词，这些都是河西商业活动的真实记录，说明商品交换已成为河西地区居民普遍的经济行为。这些商业活动满足了河西地区不同层次的经济要求，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河西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西夏自建国以来，就开始铸造货币，不过数量不多，主要用于作为独立王朝的标志和宫廷赏赐之用。西夏铸有铜钱与铁钱，铜钱中又分为汉文钱与西夏文钱。夏天盛十年（1158年），立通济监铸钱，开始批量生产，主要用于商业流通，所铸“天盛永宝”与“正隆元宝”钱并用。西夏铁钱早在清代就有所发现。甘肃是全国最早发现西夏钱币的地区，早在清嘉庆（1796-1820）年间，就在武威出土了元德、天盛等钱币。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河西走廊到兰州、定西、白银等地，又相继发现西夏铁钱。在西夏的商业贸易中，铜钱与铁钱分不同地区使用。西夏钱币法规定，“诸人不允将南院黑铁钱运来京师，及京师铜钱运往南院”。若违律，不论多少都要以徒刑惩罚，举告人可获奖赏。这就说明西夏在天盛（1149-1169）年前普遍使用铜钱，从仁宗设通济监开始，大量铸造和使用铁钱，但铁钱使用地区有限制。西夏内地是铜钱流通地区。金灭辽后，西夏与金朝边界地区，形成了铁钱流通区，涉及西夏的对外贸易，这是西夏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甘肃环州、庆州、兰州等地与西夏毗邻，西夏曾在这些地区的榷场与宋、金进行贸易，显然，这些地区是西夏铁钱的流通区，反映出西夏货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西夏铁钱区的设置，是防止铜钱外流，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一种措施。
七、交通
河西走廊是传统的“丝绸之路”重要通道，西夏时期，这条区域性交通网络仍将西夏与中原乃至西域地区联为一体。
（一）以凉州、甘州为中心的交通网络
1.凉州通道
凉州是传统中西交通路线所经之地，也是夏国西部重镇和交通中心。凉州通往各地的主要道路有：
长安—凉州南道，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唐玄奘取经，都走长安至天水至凉州一线，称长安—凉州南道。西夏控制南道西段，即由凉州东行，越乌鞘岭，沿庄浪河谷至兰州共540里。
长安—凉州中道，自西汉形成以来，至南北朝进入极盛时期，唐末被吐蕃控制直至宋初。其走向是由长安经咸阳北上，再沿泾河至甘肃平凉，经宁夏的固原、海原县，在甘肃靖远县东北的石门（唐会宁关址）过黄河，经景泰县至武威。西夏攻取会州、天都山一带后，控制着中道西段，即萧关至武威段。
长安—凉州道，即灵州西域道，此道有两条线路，一是从长安北出庆州、环州至灵州，另一是由开封经蒲津关渡黄河至延州（治今陕西延安市）、夏州（今陕西靖边县西北白城子西），再西行至灵州，与前一路线汇合后西渡黄河，即沿腾格里沙漠南缘至凉州。
凉州—西域道，由凉州西北行五百里至甘州，再四百里至肃州，再西行四百八十里至瓜州，再三百里至沙州，再向西则有南北两道通往西域各国。
2.甘州通道
甘州地处河西走廊中部，除东通凉州、长安，西通西域的“丝绸之路”主线外，西夏时期还有两条重要的交通线。
一条是甘州—青唐路，这是隋炀帝于大业五年（609年），亲征吐谷浑所行的西平张掖道。由甘州向南，越祁连山，经大斗拔谷，沿浩门河川北岸至震武城，从通济桥跨浩门河，越星岭至鄯州青唐城（今青海西宁市）。
另一条则是西汉以来的居延古道。甘州西北行十里，过黑水桥，沿黑水西岸东北行，至黑水镇燕监军司驻地黑城，全程约一千二百里。
（二）河西交通的地位
西夏河西属地的交通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西夏位于中华民族版图的中心，也处于宋、辽、金、回鹘、吐蕃之间。在西夏存在的两个世纪中，诸多民族、政权的交往，大多要经过西夏，因而走传统的“丝绸之路”最为便捷安全。西夏控制着当时最重要的中西陆路交通线，即“丝绸之路”主线。西夏属地的河西地区凉、甘、肃、瓜、沙州，自西汉张骞“凿空”以来，一直是中西交通的重要咽喉地段。唐末至宋初，吐蕃诸部控制陇右地区后，中西陆路交通主线改由长安向北经灵州，然后折向河西地区，经凉州、甘州西去，灵州成为唐末宋初中西交通的必经之地。西夏属地河西地区处于北达灵州、兴庆府，东达秦州及中原，西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的扼要地段。
西夏河西属地的交通，既有历代相沿的古道，如长安—凉州—西域道，长安北出庆州的灵州道，长安北出原州的萧关道，也有由于军事、经济需要，新开辟的道路，其中由兴庆府通往河西走廊的腾格里沙漠南缘路，由盐州（治今陕西定边县）通往甘肃环、庆州的车箱峡路、准安路等。西夏自立国后，与宋、辽、金对峙，征战不止，因此交通被视为其生存的命脉，重要的交通干线均在监军司的保护与控制下。甘肃属地的重要交通都在监军司的监控中，卓啰、右厢朝顺、甘州甘肃、瓜州、沙州等五个监军司控制着河西走廊的交通道路。西寿保泰监军司控制着灵州通往会州、兰州的道路。
总之，河西走廊成为西夏区域交通中的重要网络，促进了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
八、河西经济发展的局限性
西夏时期，河西地区经济虽有发展，然而发展的程度和水平不能与昔日汉唐之河西及内地相比。西夏境内的农业生产总的说来并不十分景气，少五谷，不少时候只能以鼓子蔓、碱蓬、登厢草、灰条等野生植物充饥度日。由于历史及其他多方面的影响，河西地区与中原内地之间的差距逐步增大。而且当时形成的这种格局，直到元明清时期都没有显著改观。河西地区落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夏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后。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其社会经济比中原地区相对落后。公元6世纪末，党项族进入氏族制末期，父权制已取代了母权制的统治地位；而同一时期，中原地区正处于南北朝时期，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即将到来。大约在7世纪中期，党项族逐渐进入甘、青、川三省毗邻地区，受中原王朝封建制度的影响，旧有的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由氏族制过渡到奴隶社会；此时，中原地区正处于封建社会鼎盛的唐朝时期。公元10世纪末至13世纪，党项族进入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比中原地区落后；而此时的中原地区，正处于宋、辽、金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融合与封建经济发展与繁荣阶段。从同一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比，差距是客观存在的。
第二，经济基础薄弱。
河西地区的经济在汉唐时代有较大的发展。唐朝天宝年间，河西地区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处处“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唐中期“安史之乱”后，河西陷于吐蕃，连绵的战争迫使人口逃亡，土地荒芜，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下降，致使本已发展的河西经济，出现了停滞与倒退。可以说西夏占据河西地区之前，河西的经济就已经衰败了。西夏统一河西地区后，面临的是一幅荒凉残破的景象。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起点较低，这对以后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第三，穷兵黩武的政策。
西夏为了同宋、辽、金作战，为了镇压国内各族人民，实行全民皆兵的军事政策，全国成为一座大兵营，而作战的一切装备、供给皆由士兵自备，人民的负担因之加重。战争给西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不幸，也必然会殃及西夏的大后方河西地区。西夏大安九年（1082年）三月初，西夏“点集河内、西凉府、罗彭界、甘、肃、瓜、沙，十人发九人”，准备大举攻宋。不仅西夏在河西的驻军被抽调一空，集中到宋夏战争前线，而且河西居民也被大量征调，致使整个河西地区劳动力严重不足，无法进行生产。特别是西夏后期，蒙古为攻灭西夏而在河西地区进行的战争，对河西的破坏更为严重。战争给西夏人民，也给河西地区带来极大的灾难，人民逃徙，土地荒芜，牲畜死亡，生产力遭到破坏，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
第四，自然灾害的影响。
西夏统治时期，河西地区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夏崇宗贞观十年（1110年）九月，瓜、沙、肃三州发生饥荒，“水草乏绝，赤地数百里，牛羊无所食，蕃民流亡者甚众”。夏仁宗乾祐七年（1176年）七月，河西地区发生旱灾，蝗虫灾害也接踵而来，食稼殆尽。夏献宗乾定三年（1226年）五月，河西诸州草木旱黄，民无所食。这些自然灾害均给当地生产造成重大损失，对农牧业生产的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第五，货币经济的不发达。
从宁夏石嘴山、灵武和武威等地发现的西夏窑藏货币考古资料来看，西夏建国后流通的主要是北宋货币，西夏货币只占很少一部分。货币经济的薄弱，必然会对河西地区的商业贸易活动带来一定的影响。河西地区出现的典当活动，不是以货币作为媒介，而是直接采用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这种状况的出现，反映了河西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是低层次、原始的商品经济，它严重地制约着河西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兴盛。
第六，丝绸之路的阻塞。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外文化的交融荟萃之地。汉唐时代，中原与西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是通过河西走廊进行交流的。这种中外经济文化的相互沟通，必然会对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公元11世纪，由于西夏的崛起，党项统治者控制了以河西走廊为通道的传统的中西商路，西夏对于过境商旅征收高额商税，“十而指一”，并且“必得其最上品”，甚至过境商贾还要遭到羁留、勒索或劫掠，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于是西域各国、各地区的商贾、贡使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和安全，避开河西走廊这一传统的东西商道，绕道河湟，走公元四五世纪曾繁盛一时的“吐谷浑路”（青海道）。由于中西商路的改道，“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所以青唐（今青海西宁市）吐蕃唃厮啰政权统治区逐渐兴盛，并在商路所经之处修建了一公、摩宗、敦巴、巴金、巩令、结罗、斫龙、讲朱、错凿、当标、珂诺等许多城镇。凉州虽然也是地当四冲，“车辙马迹，辐辏交会，日有千数”，但这只局限于西夏区域的交会，不能与隋唐时期那种“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的盛况相比。西夏统治者人为地阻断商路，征收过境高额商税，闭守一隅的政策，使地当商路要冲的河西地区受到直接影响。
西夏统治时期，河西地区经济受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其发展具有局限性，与中原地区相比差距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