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产业区经济的一个核心因素是相关产业的企业，尤其是众多的中小企业近距离集聚构成地方生产系统。有关学者早就指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大趋势下，由产业集聚所形成的高效的地方生产系统对于提高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Porter，1998；朱华晟等，2002）。因此，合理地借鉴艾米利亚产业区的发展经验，引导、扶持我国产业集聚区域的中小企业提高竞争力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的一条有效途径。
一、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要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但是，考虑到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实际发展水平，可以认为对现有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至少与建设新兴工业部门同样重要。通过对我国出口美、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结构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消费品仍是我国出口商品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产品。我国从这些发达国家进口的商品则以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
现阶段我国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商品中约70%的产品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消费品，而进口商品中58%以上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从总的趋势上讲，尽管近年来我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日益增长，但还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上，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不多，技术密集型产品则更少（韩建安，2003）。因此，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不可能完全依靠建立新兴工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另外，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有研究显示，我国对外贸易的区域影响表现为沿海和边境地区高于内陆地区，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影响则为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李小建等，2000）。相比较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要强于单纯的对外贸易，这主要是因为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加强区域支柱产业、培养新兴产业的方式，调整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这种效应直接导致了东部地区的产业优势。据统计，2000年，东部地区出口额占全国总出口额的90.7%，其中广东省就占到37.5%，而西部地区仅占3%（此处西部地区概念包括西北、西南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包括广西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总量的87%，广东省就占到27.7%，而西部的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仅占到3%（汪一鸣等，2003）。外商直接投资为东部地区改造和发展了汽车、通信、钢铁、电站设备、石化等新兴支柱产业，但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那些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全球化的影响十分弱小，当地的经济系统仍以自我运营为主（李小建等，2000），而且制造业中传统消费品的生产仍占相当比重。
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省级地域单元的产业发展状况，李国平等人提出了划分中国夕阳产业地域的4项标准和12项指标，前者包括区域内产业结构失调、区域主导产业处于产品生命周期末期、曾经持续繁荣但现在正在衰退、区域内居民生活水平低且社会问题比较严重。在此基础上，他们对我国省级行政区进行了划分，得出中国夕阳产业地域、弱夕阳产业地域、未实现工业化地域、正常发展地域及快速发展地域等5类。依据该划分，西部地区中的重庆市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被列入总体发展状况良好的正常发展地区，而西藏、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省、自治区属于尚未实现工业化地区，其余5省、自治区均被列入弱夕阳产业地域。由此可见，西部地区在进行大开发中，要同时面临实现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挑战。很多中外学者根据西部地区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情况，建议西部经济建设应以机械加工制造、特色农业和生态旅游业为发展龙头。因此，对现有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增加科技含量高的消费品的生产对西部地区的发展尤为重要。近一段时期，随着我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计划的出台，国内外学术界也在探讨艾米利亚产业区模式的适用性，甚至还仿照“第三意大利”的提法，将我国东北地区和江苏、广东等省产业集聚区域称为“第三中国”（吕肖华，2003）。
综上所述，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产业结构决定了传统产业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与此相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经过改造的传统产业仍将承担起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的历史重任。
艾米利亚产业区经验显示，传统产业一旦在特定区域内形成集聚，企业间通过发展分工、协作关系，进行持续的创新活动，在公共部门的支持下仍旧可以获得强大的生命力。更为重要的是，产业集聚所产生的“范围经济”允许集聚区的生产活动越来越集中到产品价值链的高附加值部分。尽管意大利的产品出口结构与我国的产品出口结构有一定的相似性，即传统消费品如服装、鞋靴、家具、办公用品均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艾米利亚产业区经济已经推动这些产品的生产由劳动密集型走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实现了生产要素投入的质的飞跃。
改革开放后，在珠江三角洲等原来的农业经济地带，传统产业形成了相当规模的集聚。但是，在这些依托市场力量自发形成的产业集聚中，低成本的劳动力投入仍是支持地方生产系统经济效率的主导力量（王缉慈等，2001）。我国产业集聚区域与艾米利亚产业区在传统消费品生产要素上的差异，最终决定了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差异。因此，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可以部分地被认为是对现有产业集聚区域地方生产系统的改进。艾米利亚产业区经济的发展经验为地方生产系统的改进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一）加强产业集聚区域企业间的经济联系
企业间的经济联系首先表现为生产联系，而生产联系是通过企业间的协作来实现的。世界银行研究院（World Bank Institute）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我国企业进行研究后发现，与其他企业进行合作的企业在主要经济指标上，均要优于无合作经历的企业。
对我国企业而言，与其他企业有合作关系的企业不但在主要经营指标上要明显优于无合作经历的企业，而且在创新性投资、标准化产品和人力资源等方面也占有较大优势。而企业间发展各种经济联系正是产业集聚区域形成竞争力的根本条件。
在产业集聚区域，企业间的经济联系既可以是生产联系（或称为物质联系），也可以是信息和知识联系，而后者日益成为经济联系的重要内容（朱华晟等，2002）。在艾米利亚产业区，企业间紧密的生产联系加强了地方生产系统的弹性，成为范围经济的直接来源。企业间日益加强的信息和知识联系保证了企业持续的创新活动。因此，在产业集聚区域，生产联系对地方生产系统的贡献最为直接，但信息和知识联系的不断加强是维持企业间生产联系的重要条件。同时，企业间的各种经济联系并不会因为集聚区域的经济发展得到弱化。实际上，随着产业集聚的发展，一方面会在集聚区域形成基于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的范围经济；另一方面，少数核心企业会迅速成长，依据产品价值链构成以其为核心的产业集中。这一趋势已经在某些艾米利亚产业区近年的发展中得到证实。
但是，核心企业领导的产业集中并不意味着这些企业必然通过企业并购等传统的扩张形式对其他企业进行兼并。与此相反，在产业集聚区域发生的产业集中，往往维持了非核心企业的独立性以及企业间的合作供应关系。换句话说，企业间的分工、协作不是被削弱了，而是得到了加强。具体到核心企业的区域属性，艾米利亚产业区经验表明，它既可以是从地方生产系统中发展而来的本地中小企业，也可以是国外投资者在集聚区域通过直接投资（含对本地企业的收购）建立的新企业。这两类核心企业尽管区域属性有所不同，但却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利用本地生产系统完成本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有关国际组织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产业集聚初步形成的区域，公共部门可以借助有效的干预手段推动企业间的经济联系，而这可以明显提高集聚区域的竞争力。这种积极、有效的干预政策对探索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价值。只有建立并扩大现有产业集聚区域内中小企业间的经济联系，才能使集聚区域地方生产系统的效率得到提高，通过生产专业化获得产品成本优势和差异性，并以此逐步优化产业结构。
（二）提高产业集聚区域地方生产系统的开放程度
集聚区域的企业间可以形成并发展各种经济联系，即地方生产系统内部企业之间的物质、信息的交换与流动关系（朱华晟等，2002）。同时，该生产系统还具有开放特性。随着集聚经济的发展，集聚区域内企业与产业区外企业间经济联系的强度和广度均会加强。
1.产业集聚区域的企业将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集中到产品价值链中的核心环节，而将非核心生产内容分包到产业区外。这一发展趋势在一些艾米利亚产业区，如卡皮服装产业区表现的非常明显。目前，该产业区的企业将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生产环节留在本产业区内，而将技术含量低的生产环节分包给邻近地区的企业，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中间品则直接从国外（包括中国）企业进口。
2.成为跨国公司区域生产系统的配套供应商。今天，跨国公司为了保持竞争优势，普遍将本公司部分业务向国外企业、尤其是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企业进行分包。麦肯锡咨询公司在其报告中称，美国公司通过分包以四种方式创造价值，即成本节约（美国公司向外分包每花费1美元可节省58美分）、增加营业收入（美国公司对外分包1美元，海外供应商即增加进口5美分美国商品及服务）、汇回获利（不少海外分包商本身就是美国公司）、重新配置劳动力（美国企业将节省的资金用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因此，跨国公司对外进行业务分包是一种于本企业、于分包商均有利的“双赢行为”，并且有可能通过与当地企业的经济联系为集聚区域经济网络的发展提供动力。
毫无疑问，由于受产业集聚发展周期的限制，现阶段我国的集聚区域中的很多企业更适于充当跨国公司供应网络的分包商。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会逐步增加其分包工作的复杂程度，必要时甚至会向分包企业提供技术和管理支持。因此，对于仍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的集聚区域，依托区域内本国企业间密切的经济联系，发展针对跨国公司生产网络的配套供应，是优化产品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
李小建等人1995～1998年间对北京、上海和天津的29家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了调查。在这29家企业中，所有企业均不同程度地（15%～100%）采购国产零部件和原材料，其中15家（占总数51.7%）外资企业产品的国产化率在50%以上，10家企业（占34.5%）在70%以上。另外，29家企业中有5家拥有百家以上国内零部件供应企业。这些中间品供应企业半数以上位于外资企业所在市区，其他主要位于邻近省区，但也有少部分在距离遥远的省份。如上海大众在贵州、湖南、湖北、四川有20家配套企业，上海贝尔在广东、四川有7家配套企业。跨国公司通过产品采购不仅为国内企业提供了产品市场，而且通过产品质量认证、技术输出，带动了为之配套的中国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李小建等，2000）。
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的分包制生产更加富于流动性和选择性。有时，即使跨国公司在产业集聚区域内进行直接投资，因为“群体式迁移”的存在，集聚区域的地方生产系统也未必可以从跨国公司的分包中受益。我国有关学者在对东莞电子产业集聚区域调查时发现，尽管韩国的三星电子集团在此投资设厂，在韩国为之配套的一些韩国企业也相继在东莞办厂。这样就造成三星企业网络与东莞本地生产系统的联系微弱（朱华晟等，2002）。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完全排除跨国公司倾向于母国企业的心理因素，但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跨国公司在决策分包合同时，更主要考虑如何获得具有高效费比、稳定的中间品供应。因此，产业集聚区域内本地企业间经济联系的强度是决定地方生产系统与跨国公司区域生产系统联系强度的关键因素。
（三）发展地方优势产业
综观艾米利亚产业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可以看出，产业区面积虽然不尽相同，产品内容也存在着明显差异，但产品生产的专业化程度都非常高，而且在产业区发展的早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除帕尔马等少数产业区外，其他大多数产业区地方生产系统只能提供一种专业产品。70年代中期以后，在萨斯索洛和卡皮等发展较成熟的产业区才相继出现了支持专业产品生产的配套机械产业。进入21世纪后，艾米利亚产业区产品生产的专业特征仍旧被保留下来。
就我国而言，现阶段绝大多数产业集聚区域是由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乡村工业发展而来的，传统产品的生产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如河北清河的羊绒产业区、浙江温州柳市镇的低压电器产业区和诸暨大唐袜业产业区等，仅浙江省就有10余个专业化产业区。按照我国现有产业集聚区域的产品要素构成和区域的整体竞争力可以判定，与艾米利亚产业区相比，我国的集聚区域多数还处于产业区发展的初创期或成长期。这就要求我国现有产业集聚区域的地方生产系统应更加突出专业特色，不能盲目地追求产品多样化。因此，我国的产业集聚区域应该切实按照当地的资源和技术条件，确定符合实际情况的专业产品并真正做到产品生产专业化。
刚刚起步或正在酝酿中的产业集聚区域，如西部的特色农业产区，从一开始就应突出其特色性和专业性。有关学者（陈印军等，2003）将特色农业定义为：一个地区以特有的自然、经济条件和生物资源，为繁荣市场、增加收益而从事具有地方特色农产品生产的产业。作为区域的支柱产业，特色农业必须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很强的商品性、较高的经济性、市场需求的易变性、市场需求的局限性等五大基本特征。在具体的产业规划中，西部的特色农业主要包括：（1）特种种植业，如茶叶、烟草、咖啡、橡胶、药材、优质特种稻米、特色瓜果、蔬菜；（2）特种养殖业，即具有养殖区域性的畜牧业和特种水产业，如具有地方特色的家禽、家畜和鱼种、蛙类，以及其他特种动物养殖；（3）特种林产品与食用菌类；（4）特色农产品加工业。由此可见，特色农业所依托的是西部农业资源优势。农业产业所可能形成的产业集聚属于明显的资源依赖型。
另外，产业集聚区域为了实现产品生产的专业化，还应高度重视国内市场的开拓。艾米利亚产业区的发展经验清晰地显示出国内市场对于形成产业区初始竞争力至关重要。有经验的、挑剔的本国消费者可以使集聚区域的生产系统更加突出需求导向。同时，即使产业集聚区域的经济和企业竞争力发展到较高水平，国内市场仍然非常重要。来自国内市场的各类信息、竞争压力和市场需求将直接推动地方生产系统的效率和创新水平，促使其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因此，产业集聚区域对国内市场的重视与其生产系统的开放特性并不矛盾。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都有比较发达的产业集聚，但近年来，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要优于珠江三角洲。日本学者在对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比较后认为，长江三角洲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速度要优于珠江三角洲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更为重要的是，长江三角洲的企业在扩大对外产品出口的同时，还积极瞄准了国内市场销售，通过满足内需提高了市场竞争力（今村卓，2003）。
（四）为中小企业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产业集聚区域地方生产系统所表现的高度灵活性和专业化特征，使集聚经济成为我国新型工业化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目前，我国的产业集聚区域多出现在原来的农业经济地带，依托中小型乡镇企业，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制造业。经过20多年的建设，原有产业集聚区域的经济已经得到很大发展，而新的以传统产品制造业为主的集聚区域也正在不断地形成。但是，与这种集聚经济发展趋势不适应的是，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并未制定出相应的产业政策对集聚经济进行必要的扶持和引导。艾米利亚产业区经验表明，针对集聚区域的产业政策不同于特定产业的政策，其政策对象是整个产业集聚区域的地方生产系统。
艾米利亚产业区和现阶段我国产业集聚区域一个非常重要的相似点是企业构成中均以私营中小企业为主体。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应该成为我国产业集聚区域公共部门的首要任务。
我国现阶段产业集聚区域内的中小企业迫切需要完善的市场服务，包括创新支持、企业融资以及开拓产品市场所需的各类信息、中介服务。在艾米利亚产业区，此类真实服务是由区域产业网络来提供，而区域产业网络的正常运行又必须建立在政府部门合理的财政、金融政策立法的制度框架之上，通过其他公共部门的积极配合才能创造出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外部性。另外，我国的产业集聚主要由乡村工业发展而来，因此乡镇企业是集聚区域的企业主体。与大型企业相比，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市场服务的需求内容上也表现出差异性。例如，有关研究显示，因为具有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本优势，我国大型企业的创新性投资要普遍高于中小型企业。在制造业部门，大型企业的此类投资平均占其年营业收入的0.78%，而中、小型企业分别只占其营业收入的0.34%和0.37%。但是，尽管小型企业创新性投资较少，它们购买新技术、新设备的支出在其全部技术性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却最高（技术性支出指企业全部创新性投资减去产品、技术研发费用）。
我国中小企业因购买技术、设备和采用新技术所发生的支出占全部技术性支出的比例均高于大型企业。
另有研究显示，我国小型企业特别青睐实用型技术和设备，而且获得新技术、设备的渠道主要依靠购买、引进（Wang et al，2001）。针对这种市场需求模式，我国如能颁布类似意大利的1329号法律（《萨巴蒂尼法》）和第317号法律，以支持中小企业采用新技术、设备，加大技术创新和成果转让的力度，就有可能会产生更加积极的政策效果。
制约我国产业集聚区域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在艾米利亚产业区，中小企业融资通过几个层面的措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首先，意大利各级政府通过信贷、金融政策立法，合理地使用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支持中小企业进行创新性投资和产品国际化。而在客观上，产业区内企业间紧密的前后向经济联系使该政策的效果得到放大（王传英等，2003）。其次，在企业层面上，企业间通过自发组建信贷担保合作社等机构，提高了从商业银行系统获得优质商业信贷的能力。另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一些艾米利亚产业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业集中。围绕生产最终产品的核心企业，企业集团包含了产品价值链的全部环节。在股份构成上，集团的成员企业相互持有对方企业股份，但少数核心企业的协调、管理的主导地位已经得到确定，这就为产业集聚区域的中小企业集团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创造了条件（王传英，2003）。但是，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上，中小企业进行企业融资都离不开包括政府部门和商业性中介机构的市场服务体系的大力支持。
公共部门的有效干预还能为产业集聚区域的中小企业提供完善的信息和中介服务。作为一个开放的区域经济系统，产业集聚区域的企业通过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获得初始竞争力。但是，企业间的分工、协作意味着生产能力的提高。企业在保持国内市场销售的同时必然会扩大产品出口。艾米利亚产业区的企业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国际化进程中，获得了以真实服务中心为代表的商业性中介服务机构在产品信息、市场营销、质量认证等各方面的支持。与此相反，市场信息、中介服务匮乏是制约我国产业集聚区域经济发展的又一隐患。形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是集聚区的中小企业没有能力提供这种服务，有能力开展此类业务的企业又限于对市场风险和营业利润的认定而不愿意涉足。从艾米利亚产业区真实服务中心的股份构成中可以看出，在90年代以前，像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区域发展委员会这样有着强烈政府背景的区域发展组织在真实服务中心系统占有控制地位。因此，对于仍处于发展初期的我国产业集聚区域而言，政府部门应该帮助建立面向全体企业的市场服务体系。
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主力，而依托中小企业的集聚经济有可能成为我国发展新型工业的有效路径。值得庆幸的是，我国学术界和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已经认识到支持产业集聚的重要性。北京中关村近期推出的面向“瞪羚企业”的“融资绿色通道”就是有益的尝试。通过分析艾米利亚产业区的发展经验，可以为我国有关部门制定合理的支持产业集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提供依据。本研究将结合对20世纪90年代末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在印度启动的产业集聚发展项目的案例分析，针对我国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提出研究者个人的建议。
二、案例分析
艾米利亚产业区的成功经验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参考。很多国家将意大利经验用于指导制定本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以印度为例，1995年，印度工业部成立了旨在推动原有产业集聚区域经济发展的专家委员会（又称“阿必德·侯赛因委员会”）。1996年，应印度工业部的要求，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在印度多个产业集聚区域启动了为期4年的地方生产系统扶持项目。该项目特别注重培育产业集聚区域的“软性生产要素”，扶持的对象是整个地方生产系统，而非单个企业。目前，该项目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从该项目可以看出，尽管产业集聚具有“自组织”性，是市场力量引导有关区域内的企业自发完成，但公共部门的积极干预可以有效地提升企业间的协作水平，改善集聚区域的整体竞争力。与艾米利亚产业区相比，印度经验尤其突出了公共部门的协调、组织作用。
（一）项目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度约有350个以中小企业为企业构成主体的产业集聚区域，以及2000多个位于农村地带、以手工业作坊为主的集聚区域。这两种产业集聚区域的产品出口占全印度制造业年出口的60%，就业人数占制造业全部就业人数的40%。这些产业集聚区域大都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有的甚至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
虽然印度的产业集聚区主要以生产传统消费品的中小企业为主，但不少区域已经获得了很强的市场竞争力。例如，提尔蒲尔的棉纺织品出口已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的80%，而有“印度的曼彻斯特”之称的卢底亚纳的羊毛织物的出口则占全国出口的95%以上。除羊毛织物外，卢底亚纳的缝纫机和自行车（含零部件）出口也分别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的85%和60%。
但是，尽管一些产业集聚区已经形成初始竞争力，在印度大多数集聚区域中，当地企业间仍旧缺乏协作，市场竞争主要依靠价格因素。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产业集聚区域在企业层面上和制度层面上均缺乏促成企业合作的文化、心理因素；（2）确定合作伙伴、维持合作关系的交易成本高昂；（3）企业缺乏必要的激励来促使通过合作达到共同的发展目标；（4）市场失灵造成推动企业协作的某些投入品，如信息和技术的供给不足；（5）缺乏共同行动机制，企业“免费搭车”现象严重（Ceglie et al，1999）。
为了推动产业集聚区域的经济发展，印度国家银行（SBI）和印度中小企业发展银行（SIDBI）在90年代中期以前曾经开展了一系列扶持项目。但是，由于这些项目均面向单个企业，并未将提升集聚区域的整体竞争力作为工作重点，取得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
1995年12月，印度工业部的“中小企业和农村手工业司”发起成立了一个“小型企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即阿必德·侯赛因委员会（以该委员会首任主席的名字命名）。该委员会认为，推动产业集聚的发展是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为此，该委员会的报告明确提出：“不断提升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部门的协作关系是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新途径，而在这个举措中，产业集聚的作用举足轻重。在由中小企业构成的产业集聚中，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间的协作关系能够得到更好地发展”。专家委员会建议有关地方政府对现有产业集聚区域进行界定，并积极推动集聚区域中各级政府部门与当地企业协会进行合作。
1996年，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应印度工业部的要求，对印度现有主要的产业集聚区进行了摸底调查，并对重点集聚区的经济运行做出专业诊断，以帮助印度工业部制定一套完整的产业集聚发展计划。联合国工发组织的专家在对印度100多个集聚区调查后，确定了其地理范围、主导产业，以及对当地经济的贡献性。另外，他们还对提尔蒲尔、卢底亚纳、斋蒲尔等10个产业集聚区进行了具体研究。这10个产业集聚区提供的产品包括：棉纺织品、食品、羊毛织物、柴油发动机、珠宝、电风扇、皮革、电子产品和机床等，均属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传统产品，市场竞争主要依靠产品的成本优势。通过研究他们发现，这些集聚区域的企业创新不足，企业之间（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作。联合国工发组织认定，只有促进集聚区域生产系统中各经济行为体之间的协作，才能切实提升区域的竞争力。
（二）项目实施情况
联合国工发组织的专家组在完成对印度10个产业集聚区的诊断调查后，正式启动了为期4年（后延长至7年）的产业集聚发展计划。该计划初期获得了意大利外交部的资助，后来，瑞士发展与合作组织也提供了资金支持。印度的产业集聚发展计划的目标被设定为通过推动中小企业网络和产业集聚，使印度的传统制造业获得可持续发展。具体措施包括：为了帮助产业集聚区域提升竞争力，联合国工发组织协助有关区域的各类经济行为体（企业、制造商协会、商业性中介服务机构、非政府组织、各级地方政府、高等院校等）制定共同的发展战略，确定旨在推动上述部门合作的“引导项目”（pilot project）；组织专业培训和研讨会，提高集聚区域的“产业集聚发展机构”，如中小企业促进会、制造商协会等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提高有关产业集聚区域在印度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知名度；接纳各级中小企业促进组织和制造商协会加入到该发展计划中，以获得广泛的支持，并为中小企业集聚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如何引导中小企业促进组织和制造商协会为满足企业的实际需要制定合理的行动计划；帮助印度中央政府部门制定、实施国家级产业集聚可持续发展项目，并将有关经验进行推广。
为了密切产业集聚区域有关经济行为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切实了解它们的实际需求，联合国工发组织在计划正式启动之初，就选定了某些当地公共机构充当“产业集聚发展机构”。例如，在提尔蒲尔集聚区的萨甘纳，1997年，联合国工发组织建立了与当地已有55年历史的“Calico印花商协会”的合作关系。在巴格鲁地区，因为缺乏现成的此类机构，联合国工发组织就帮助建立了非政府性的“印度农村发展协会”。同时，考虑到上述两个地区的产品都大量出口，为了加强出口企业与产品制造企业（含中间品生产企业）间的后向联系，以及产品出口企业与国外市场间的前向联系，联合国工发组织又发起成立了“纺织品出口商协会”。
在上述各类集聚发展机构的协助下，联合国工发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引导项目”，主要包括开设一系列有关市场营销、产品设计的培训课程；编辑、印制包括集聚区各个企业产品的集合样本，建立企业共用网址；组织企业参加印度国内和重要的国际博览会等。这些“引导项目”促使产业集聚区各经济行为体产生信任和乐观态度，使他们愿意为进一步推动合作而努力。
在有关引导项目取得初步成功后，联合国工发组织迅速将该集聚发展计划扩展到组织企业网络的战略发展阶段。该阶段的工作重点是提升企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准和企业对企业网络的参与、利用程度。在战略发展阶段，各类集聚发展机构帮助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产品国际化和企业融资。为了顺利实现上述三个工作目标，联合国工发组织协助集聚发展机构积极争取集聚区地方政府的支持。
在有关企业网络获得正常运转、企业的分工和协作关系得到明显加强后，联合国工发组织将网络协调的任务转交给当地的集聚发展机构，逐步实现了“淡出”。此时，产业集聚区的经济网络已经可以自行规划能够带来外部性的集聚发展项目。例如，在提尔蒲尔产业集聚区，当地企业正在考虑建设公用的清洗中心，发展共同的产品品牌，组织信贷担保合作社，创立新的产业发展园区和能够及时反馈服装款式等市场资讯的信息中心。
据联合国工发组织分析，印度的产业集聚发展项目已经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到20世纪90年代末，已有近120家当地企业直接从该项目中获益，这些企业的销售额和产品出口都出现了大幅增长。更为重要的是，产业集聚区的企业已普遍接受了通过企业网络发展协作、提升本企业竞争力的理念，而这也正是阿必德·侯赛因委员会推动该产业集聚发展项目的初衷。
（三）项目要点分析
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在印度的产业集聚区域开展的集聚推动项目，是通过鼓励私营企业和公共部门积极参与企业网络建设，提高地方生产系统的竞争力。该项目基本延续了四个主要阶段，即对现有产业集聚状况的诊断阶段、启动“引导项目”阶段、编织企业网络的战略发展阶段、联合国工发组织淡出阶段。联合国工发组织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诊断、组织和协调作用，而充当“产业集聚发展机构”的当地公共机构也有力地配合了联合国工发组织的工作。
作为该项目的关键组织机构，UNIDO对产业集聚区域地方生产系统的实质性干预始自“引导项目”实施阶段。在这个阶段，干预工作能否成功关键在于项目协调机构（即联合国工发组织）必须准确地识别能够吸引企业积极参与的、事关各企业重大经济利益的干预目标。对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产业集聚区域中的中小企业而言，比较有吸引力的此类“引导项目”应包括组织企业参加专业博览会、原材料集团采购和设计、制作集聚区企业产品集合样本等。在“引导项目”阶段，UNIDO组织了提尔蒲尔的纺织品生产企业参加在斋蒲尔和德里举办的大型产品展销会，后来又组织企业参加了在意大利举办的国际博览会。有关企业通过参展更好地了解了市场需求，并且在参展前的前期准备工作中（如布置展台、设计产品样本）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值得注意的是，确定“引导项目”有两个重要原则：其一是“引导项目”必须能够吸引尽可能多的当地企业参与；其二是该项目应该使企业的经营业绩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例如，提尔蒲尔地区的有关企业就通过参展使销售额得到了迅速增加。
联合国工发组织的另一个关键的干预阶段是编织企业网络的战略发展阶段。该阶段的工作重点是将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制度化，帮助企业获得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特别是要争取来自公共部门的针对企业创新、融资和产品国际化活动的支持。联合国工发组织帮助萨甘纳地区的企业建立了与印度国家设计研究院的合作。在该研究院的技术支持下，萨甘纳地区的许多企业开发了新型晾衣绳、文件夹、手袋、钱包、壁挂等新产品系列。为了减轻企业因参加国际博览会而承受的经济压力，联合国工发组织说服了印度中小企业发展银行（SIDBI）对有关参展企业提供了资助。在联合国工发组织的协调下，提尔蒲尔集聚区的制造商协会还与拉贾斯坦邦政府进行谈判，以争取建立一项用于支持区内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贷款计划。
另外，在战略发展阶段，来自公共部门，尤其是金融组织和公共科研机构的参与非常重要。据统计，仅在斋蒲尔产业集聚区，参与产业集聚发展计划的地方和国家级公共机构就包括：印度农村发展研究会、国立农业与农村发展银行、印度中小企业发展银行、拉贾斯坦邦商会、拉贾斯坦邦工业发展投资公司、印度国家设计研究院、国立时装技术研究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