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孩子。一天中午，我横跨在一棵榆树的树叉上，边撸着枝条上的榆钱儿放进嘴里，边嘲笑着树下那些不辞劳苦，要骑车走十来里路回家吃饭的学生。那时让我自得的，是我可以独自享用两个小时——不被家长和老师管制的两个小时。要知道，这对我很重要，用现在的理解，那时候的我极其渴望自由。我在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弥合我被迫在家放牛及在课堂上听老师喋喋不休所造成的创伤。
如果有一种生意很赚钱，很快就会形成一个行业。没过多久，就有一个孩子开始向我看齐，和我一样爬树吃榆钱。不仅如此，他吃饱以后，还会在学生们经过的路上搜寻什么。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他在找钱。我笑他是个傻子，钱要是这么容易捡，大家都不用上班了。但傻的是我。他说：真的，我经常能找到，有时一毛，有时五毛。
这种事，当然宁可信其有。我也加入了捡钱的行列，和他比拼耐心和眼神。后来，我和他分开了，因为俩人在一个地方找钱，几率就减少了一半，万一我先看到先被他抢到，或者相反，双方或许会因此红脸。为了能和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友谊长存，我们默契地分开了。接着，我开始了独自找寻的历程。
事实证明，守株待兔等到死兔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甚至检测过那条路上每一个明显的坑洼，骑车颠簸时钞票从衣兜里滑出的可能性，我用纸币测试下落后飞行的弧线，定位它的可能落点。因为那条路年久失修，所以处处都闪耀着希望。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反复测试了几百个落点后，真就出现了一次成功。一张五毛的缺了角的纸币成了我那天的收获，也是对我那种“假设”思维的一种肯定。
我不能肯定，是否因为小时候从事过捡钱这个行当，造成了我多思和研究的习惯。而一个这样的人，如果不能成为教授，多半就是一个神经病。比如在餐桌吃饭，我通常要想的是：用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大家用嘴唆啰过的筷子，不再伸向别人还要入口的菜里。当时我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每次聚餐前，我时常观察周围的人们的嘴。那些嘴，各不相同，有四十岁的嘴，有五十岁的嘴，有带着假牙的嘴，有口腔溃疡的嘴。如果往深了想，有肝炎病毒的嘴，有昨夜为谁****的嘴。有了这些假设，就很容易对餐桌上的聚会产生厌烦。我的一位朋友问我原因，我就把我这个秘密告诉了他。他说，是你想多了。其实他的眼神是在说：你是个神经病。
我曾经就我这个想法和某家餐厅的经理探讨过，后来他的店里就出现了“公用筷”这个东西。当然，现在很多大的酒店已经在服务中加上了这一条，真正的发明者，究竟是谁，无从考证，但第一个提议的，相信一定和我有过同样的假设和思索。由此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可能真正适合我的职业，应该是科学家。我更有些吃惊地想到，如果我适合从事科学工作，那么当年引导我捡纸币的家伙，就应该是著名科学家了。
三年前，我驱车赶回了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像当年寻找纸币一样，去找我当年的同行。我做了种种假设，以他的思维，一定非同凡响。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我很顺利地在一家商店和他相遇了。
他没有当上科学家，但在当地很著名，他说那个商店就是他开的，但这个职业不是他唯一的。他点上我递过去的烟，我们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一起回顾他这些年的创业历程。他没有我背书的劲头，所以没有选择地当了农民。但他是不甘心的，不是吃不了那个苦，而是他认为自己处处受到了盘剥。他说，他吃进嘴里的玉米面饼子其实成本并不是最低的。首先，一袋一块钱的粉碎费是要付的，而这一块钱里有利润。他的假设后果是开了个磨米坊，将一块钱的利润纳为已有。其次，他认为化肥也是不小的成本，但他不具备生产能力，假设一番后他在家门口的路边建了两个公共厕所，标上了“男”、“女”。后来，他的假设更多了，比如自家的母猪配种需要花上五十块钱的费用，如果自己有种猪就没必要这样了，不但自己的母猪在发情的季节可以免费享用，还可以接受其它家付给的嫖资。由此，通过他的种种假设，他能干的基本都实现了。陆续出现了给马打掌的，家电维修的，粮油店，制砖厂等等。最近，因为家里死人了，还特意开了个棺材铺。
他并不满足已经有的，因为他的精力大部分还没有派上用场。更多的时候，他总是在不断设想新的东西，并且因为暂时无法实现而耿耿于怀。比如没有资源可以建自己的发电厂，解决用电的问题。没有石油资源供自己开采，解决机器的燃料问题。为此，他说他家的家用电器少得可怜，也没有汽车。他说，看到那些东西就来气，消耗的东西都不是自己的。他说的我可以相信，他身上的衣服就没什么档次，我想那是因为他无法开设纺织厂。
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嘲笑他吝啬的意思，他能和我说这些事，是因为别人根本听不懂。我能听懂，是因为在二十年前我们曾经短暂地同行过，彼此的领悟力值得信任，知音难求。我认为他具备了一种非凡的才能，而这种才能简直超乎我的想象。我相信，如果有十个，不，只要有一个他这样的人，再加上几个不是白痴的助手，在一个太平洋小岛上，建立一个独立王国，很快就不亚于亚洲四小龙。
或许，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段异想天开的时期。就像青春期一样，成为每个人通往成熟和死亡的必由之路。有些人的青春期比较短，我们就称之为老成，有些人比较长，我们称之为多情，有些人则持续了一辈子，那就是神经病。
当我被生活折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不再想公筷的发明与自己的关系，也明白我那个曾经的同行，其实永远没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真实的王国。而我，因为捡钱事件而养成的多思和敏感，只能用到编织故事的行当中去。这是一个安全的职业，越是大胆和离奇的幻想，越是能收获掌声，而不会有人用异样的眼光审视你，唾弃你。而越是写下去，我越是发现，创作与少年时的捡钱事件是如此相似，那种由来已久的假想冲动，在键盘疯狂地舞动中，得到了奇妙地释放和解脱。只是，我不再收获硬币和毛票，当我的主角们在纸页中沉沉睡去时，我有一种由衷的，虚脱般的快乐。
事实上，我是值得庆幸的。
当我在一次创作中遇到困难时，我企图再次找到他，以便找回久违的灵感。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假设，也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能用幻想强烈地感染过我。我走访了商店，给马打掌的，家电维修的，粮油店，制砖厂等等，结果都说查无此人。这让我大惊失色，那些地方怎么又不是他的了呢？难道我只是做过一个梦？
最终，我回到了遇到他的商店。因为上次和他交谈的过程中，有过第三者在场，就是那个胖乎乎的独眼店员。经过确定，她不是店员，是店里的老板。于是，我就把这个问题和她说了。她说：他骗你呢吧？他还有准儿？半疯半傻的，好吃懒做。我问：现在人在哪儿？她说，还能在哪儿，进去了。
《与寂寞有染》的创作，源于我两年前的一个梦境。那时，我的身体接近崩溃，睡梦后时常产生种种幻觉。我关掉了电话和网络，强迫自己处于独居状态，奋力记录每个瞬间的奇异感受，生怕它们雁过无痕，再也找不回来。但当我在极度疲倦中睡去，再醒来时，面对着笔下潦草的文字，却难以明白它们的真义。
我最终明白了一点，如果我想依靠幻觉来写出一部书，那结果与我的老同行相去不远，而我所能够做的，只是老实地守在沆洼边上，或许因此能捡到几毛钱。于是，我以第一人称的形式直接入了手，慢慢写出了这个故事。
是的，这是一篇与幻想毫不搭界的小说。那些出现在幻觉中的人与事，一丁点儿也没有出现在我的笔下。在搭建这篇小说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像当年测试毛票飞行轨迹一样，做出种种假设。我打开了手机，上了网，并且像平时一样去上班。我要让小说受到日常生活的浸润，就像一条鱼在进入油锅前，需要在调料中腌上足够时间一样。那些字里行间闪现的人物，无一不是我生活中熟知或者交往过的，他们几乎不需要任何润色，既生动又残忍，既自私又温暖，带着人类天性中的暧昧，而故事，则走向了悲伤和残酷的极端。
只要沾染了人的气息，苦难就无处不在。当小说完整地呈现在我眼前时，我早已忘记自己的初衷，它的苦涩气息像中药一样在房间里弥漫，让我欲哭无泪。
生活就是一条沆洼不平的路，我们能做的，就是守在它的旁边。有时能捡到一些什么，更多的时候，是漫长的守望。当我们假想能捡到什么时，希望就伴随着我们，就像水洼里微茫的闪光，你很多时候并不明白，哪一个是真正的硬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