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888-1938）在他被捕的前夕，写了《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由他的妻子、当时还很年轻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拉林娜背下来。直到若干年后，历经比传奇更加惊心惨目的现实的炼狱，这封信才得以公开。比起在公审的特殊条件下所作的最后陈述来，这封信可以更确切地认定为布哈林的遗嘱。
“同志们，要知道，在你们举着向共产主义胜利迈进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
布哈林以他的鲜血和生命，呼吁“未来一代”，要解决那些“窒息着党的生命”的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这是他，18岁就入了党，终生“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的布哈林，在意识到的“生命的最后时刻”发出的呼吁啊！
现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拨开历史上“有组织的谰言”的乌云，我们发现在苏联本来存在着一个完全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可能的选择。
斯大林模式，是在1929年布哈林遭到决定性失败，新经济政策精神彻底结束以后的七八年中，经由斯大林以“非常措施”而宣告最后完成的。
在这之前，布哈林从他所认识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出发，谴责过苏联生活中已经出现的“军事封建剥削”，他把这些现象概括为“一句话，人民为官吏，而不是官吏为人民”，他担心这种现象毁掉国家、毁掉党。
后来的事变证明布哈林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在斯大林模式下，权力的高度集中及其向个人独裁的转化，使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蜕变为党的少数领袖直至一个领袖的专政，党和庞大的国家机器从而沦为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中的专政工具。
布哈林坚持正统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认为“对待敌人严酷是有道理的”，例如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捍卫国家不受任何反革命的危害”。但他怀疑他当时面对的国家机器的无产阶级性质：“我低下我的头，但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面前，因为它必定是无情的，但也是纯洁的。面对着一部凶恶的国家机器，我感到无能为力。”
如果说布哈林在审讯的供词中出于保护年轻妻子和幼小儿子的考虑而不得不使用了曲笔的话，这封由她的妻子默记在心中的信，应该是他直言不讳的心声。他说，“我没有干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他把对他的指控和迫害，似乎一直只认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迎合斯大林因争夺地位和名誉而产生的病态的孤疑心理”，并且注明“我这么说并不为过”；这是从列宁评价斯大林时仅仅认为“不能肯定他能不能够永远十分谨慎的使用这一权力”和仅仅认为属于“太粗暴”的作风问题（却又说是“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完全可以容忍的”），又复经过十几年充满激烈的党内斗争的以后，布哈林稍稍前进了一小步。这也许表明布哈林不仅善良而且天真吧？或者，这不恰恰是列宁在称他为“党的最杰出和最宝贵的理论家”、“全党所喜欢的人物”时批评过他的，不善于掌握辩证法的最致命的表现吗？
在《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中，布哈林还极其诚恳地说：“如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方法问题上，我曾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那就让后人对我作出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样严厉的评判吧。我们是第一次沿着一条尚未开辟出来的道路走向一个单一的目标的。”“《真理报》也曾开辟过一个讨论版，让人人都来进行辩论，探求道路和方法，争论一番，得出决定，然后一起前进。”布哈林正是这样看待他同斯大林的争论，认为这是迈向建设社会主义共同目标的方法上的不同，他在做的是为了“一起前进”的同志式的批评和争辩。在决定布哈林政治命运的1929年4月中央全会上，他的发言的重点也仍然是围绕新经济政策的一些关键问题阐明自己的主张。他信守着同年1月他写的《列宁的政治遗嘱》文中的话：“同某些人的想法相反，良心并没有从政治中取消。”可悲的书生气十足的布哈林，大概完全没想到等着他的是彻底非同志式的待遇，指斥他“反党”的政治局秘密决议竟会被中央全会所通过，全会还接受了斯大林关于布哈林早在1918年就密谋策划“逮捕列宁并举行反苏维埃政变”的暗示，这就为1938年公审定了调子。这是我们成语所说的“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哪里有书本上所说的党内解决政策和路线分坡的正常程序和准则的影子呢？而到了1937～1938年的时候，在苏联社会和联共党内权力结构的条件下，谁掌握实际政治权力，谁就是“正确路线”，谁就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谁就垄断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至为历史的解释权；布哈林也就从“非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布尔什维克”、“反党”、“富农代理人”等，升格为“叛徒”、“间谋”、“暗害者”、“卖国贼余孽”、“匪帮”和“人类蟊贼”，这不是布哈林个人的悲剧，这是联共（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悲剧，这也是整个国际共产义主运动的悲剧。
布哈林的悲剧之所以为悲剧，在于他置身当时当地和有关当事人之间，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时至今日还必须探讨这样的悲剧今后是否可以完全避免的课题，而这样的探讨又并不是经常受到鼓励的。
布哈林无疑是列宁的挚友和学生。布哈林对列宁的如下这一论断也从来没有表示过异议：“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这通常被视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关系的列宁主义原则。
列宁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是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立的。那次大会因对党章问题的争论发生分裂，随后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时，以列宁为代表的火星派获得多数选票，反对列宁而拥护马尔托夫的一派获得少数选票，从此而有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多数派和少数派）之称。列宁在世期间，虽然也不断出现过重大政见上的分歧和斗争，但领导集团保持了相对稳定；除了十月革命前的布拉格会议采取了开除孟什维克出党的组织措施以外，以列宁为首的领导集团没有重大改组，即使在党执政以后，也没有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领导成员动用极端的手段。但这一明智的平衡未必是通过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法规来保证，勿宁说更多是依靠列宁在党内和领导集团内的政治权威来实现的。
列宁逝世以后，党内“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由于出现了权力真空，而倾斜，而动荡，越来越不那么稳定了。
这种不稳定和它所产生的党内倾轧的后果，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斯大林个人滥用权力。正是当时党内生活的一般状况、党内斗争（路线斗争必然涉及领导权问题，因此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在客观上无法截然分开）的习以为常的传统，给像斯大林这样作风和品质的人提供了滥用权力的土壤和气候。
十月革命的一举成功，使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取得了绝对的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从夺取政权的秘密工作转向巩固政权的国内战争，总之处于非常时期，党的决策过程也带上非常时期的军事色彩，不仅充满了火药味，而且表现为一种机关政治、党内政治。党的领导成员和一般党员，都认为所有有关国家和人民的大事，重大的路线和方针，只应该首先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导机关内部“统一思想”；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导机关内部“统一思想”之前，无需甚至不应向全党更不用说党外人民群众公开，认为这是有利于巩固党和领导权的必要纪律，因而不必要也不可能就党的领导机关内部的分歧和争论倾听全党的意见，就党内在重大方针、政策上的不同认识倾听党外群众的呼声，认为如果这样做就会使党堕落为“争论不休的俱乐部”，使党失去区别于社会组织和群众的先进性，又使党涣散，失去战斗力。党的政治利益和组织原则，似乎只要求全党执行领导机关的决议，全民“跟着党走”。这是党内政治生活完全被指令性的等级服从所取代的主要原因。
正如我们在人类历史上大量看到的，法律只是守法者的法律一样，布尔什维克的纪律也只是遵纪者的纪律。党内斗争秘密化的纪律，对布哈林形成组织上的约束，应该说这也是他这个全心全意把维护党当作维护工人阶级整体利益者自觉自愿接受的。然而与此同时，斯大林却在他认为需要的时候，轻易地把党内矛盾和斗争公开，例如在几乎剥夺了布哈林的答辩权的情况下，从1929年8月下旬起，利用舆论工具在党外发动了长达四个月的大规模政治诽谤。
全体人民的命运和前途取决于党，全党思想和行动则统一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而党的领导机关作出这样的或那样的决议，是由什么所决定，以什么为依据呢？1929年4月16日举行的四月全会，是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联席会议，到会者300人以上，而布哈林和他的支持者，在会上只有13人。从表面上看，这一次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打败了布哈林；实际上，是与会者特别是政治局集团的素质决定了力量对比的悬殊——其中绝大部分人属于所谓实际政治家，即行政官僚和军事化的“非常措施”的信奉者，可能再加上斯大林在六年总书记任内提拔重用的干部，他们的一致认同大大加强了斯大林的有利地位。布哈林成为会上的“少数派”，如后来有人所说，“不是用论据而是用党证把布哈林击败的”，是布尔什维克的党证击败了布尔什维克党除斯大林模式之外的另一种全然不同的选择！在当时，紧接着召开的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上，马克思主义学者达维德·梁赞诺夫就曾评论这一事件说：“政治局现再不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了。”布哈林对真理的追求让位于斯大林对真理的占有，归根结底，当时领导机关成员的思想、理论、政治素质和领导机关内的力量对比，一边倒地使斯大林占有了权力，从而也占有了“真理”。
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而会玩弄阴谋诡计的角色；布哈林却完全相反，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哲学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家，但对实际政治中的权术尤其对阴谋诡计则一窍不通。很有点像论者所说的王安石“有申韩之心而无申韩之术”。这就注定他在面对着“蜕化成为官僚主义组织”的肃反机构“能够把任何一个中央委员、任何一个党员干掉，把它们指为叛徒、恐怖分子、异端分子和间谍”时“感到无能为力”，束手就缚。唯一能做的只是呼吁“下一代党的领导人”宣布他是无罪的，寄希望于年轻的新一代党领导人的正直。
布哈林早在20年代就从所谓“余粮征集制”等政策及其实践中看出对农民进行的“军事封建剥削”的实质，敏感的指出这是“沙皇俄国老传统”的复活。直到他作为遗嘱的信中，着重提出了“一部凶恶的国家机器”，也就是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异化问题：“这部机器大概借助于中世纪的方法，攫取了巨大的权力，捏造着有组织的谰言，厚颜无耻地在采取行动。”这都是中肯的，正确的，也是必要的。
然而，布哈林似乎来不及联系国内和党内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去重新审视布尔什维克的建党思想，他似乎较少或根本没有涉及过党的异化问题。那些“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唯其长期稳定，而又缺少监督，以致整个地或部分地，或者至少是其中个别的人，蜕变成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的、主宰普通党员和群众命运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他们原有的威信、影响、经验则转化为“太岁头上不能动土”的为所欲为的独裁权力，这种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现象，在布哈林生命的后期，已经不是预见到的危险，而是睁眼可见的既成的事实，布哈林对此是否有投鼠忌器的顾虑呢？我们是无权来苛求于像他这样的前人的。
斯大林的大权独揽下对苏联人民、对国际共运以至对全人类造成的危害和损失，苏联的党员和群众不能代他负责。然而从历史的高度来回顾这一切时，人们有责任对建党思想进行再认识。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学说是在执政以前，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形成的；在取得政权并巩固了执政党的地位之后，在由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条件下，是不是应该根据新情况和新问题，就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作出新的概括，新的回答，新的修正和补充呢？如果在执政初期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领导主体改革的迫切性，那么在饱经沧桑不得不面对全面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刻，这个任务实在是刻不容缓，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作为全国政治领导力量的执政党，党内民主化的程度是什么样，社会上各阶层人民共同享有的民主化的程度就是什么样；一个在党内关系上——领导成员特别是不同政见的领导成员之间、领导机关和普通党员之间——缺少健康正常的民主生活的党，不可能领导群众建成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没有同民主化程度相应的党内开放，没有普通党中和党下级组织对领导机关的有效监督，没有对重大形势、任务和方针、政策问题的开诚布公的讨论，尽管也许党组织不致成为“争论的俱乐部”，但却在封闭、僵化的表层下掩盖着对抗的危险：党的领导集团或领袖可能甚至必定成为掌握党权的统治集团或统治者，党组织沦为少数人对多数人（包括为夺取和巩固自己的权力时的党内对手）的法庭，这是布哈林及其同代人的命运所告诫我们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内和党外的民主是互相影响、互相检验的。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反对人民的权利，而人民群众却有在不同党派中间采取或拥护、或批评、或反对、或中立的选择的权利；即使在不存在多党制而由共产党独立充当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外一般人民群众中间也只存在社会行为上是否违法的问题，而不应该存在政治态度上、思想意识上是否“反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逻辑上本来不成其为问题，但是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始，几十年间，在一系列国家内，不知有千百万公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党外的公民中寻找“反党”分子加以打击的党，必然在党内寻找更多的“反党”分子当作打击对象，这不是推论，而是概莫能外的经验了。
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国家学说和建党理论，党是无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代表，从而也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代表。因此在执行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方面，党成了全权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作为从“被统治者”转变为“统治者”，实行“阶级统治”的唯一实体，而党通常是由……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集团来主持的，党的领导集团也就成了国家的实际统治者的集团；在缺少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两重体制保障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则从整体说来成为抽象的存在，名义上的统治者，在一定时期千百万公民沦为党（由领袖……集团主持）所领导的国家的实实在在的被统治者。在布哈林案件前后的苏联大清洗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先锋队员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及其政治代表人物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的怪圈。
斯大林体制是封建性很强的官体制，在斯大林体制下，党的领导机关及其大权独揽的领袖，通过高度集中的党的权力和垄断性的国家权力，包括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精神权力和物质权力，对整个社会生活实行全面干预，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极端政策、强制措施和高压手段，结果形成渗透全部官僚体制的两大特点，一是专制化，自上而下逐级的长官意志和自下而上逐级的绝对服从相结合；二是寄生化，在各级领导层中“合法”的特权和非法的特权相结合。这样就滋生出大批利用手中权力实行压迫和剥削的官僚，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处在这权力金字塔的最底层，竟不得不经常震慑于镇压的威力，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在苏联，幸存的老一代人记忆犹新；因近年兴起“历史热”中曝光和澄清的许多真相，促使更多的人包括青年一代像正视现实、正视未来一样正视历史。
历史的前进是不可阻挡的，同时历史的发展又是不可割断的。历史的旧账如不加清理总结，今天就不知道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就不能校正被歪曲、被篡改了的历史所派生的被歪曲、被篡改了的思想；就不能辨别过去和现在的真理和谬误；就不能恢复马克思主义本来蕴含的人道精神和理性精神，恢复社会主义实践应有的声誉，在改革中不断前进。
重读布哈林遗嘱，重温布哈林案件的历史，深感其中的严重教训，对我们也有振聋发聩、催人思考的意义。一个共产党员对此如果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不仅愧对千百万死者，也愧对共产党人的良知和党性。
附记：
这篇札记写于1989年初。当时认为苏联共产党应该汲取以无数忠实真诚的党员和正直无辜的公民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教训，重新审视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自身的改革。谁知此文未及发表，而白云苍狗，烟柳斜阳，斯党斯帮，忽焉瓦解。翻检箧底，重读一遍，辙迹犹新，前车不远。来自历史者归于历史，姑作为历史的纪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