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
又是很偶然的，她给一个流亡到上海来做雨衣生意的犹太工程师做中文老师，他们常常晚上一起吃饭，喝咖啡。然后，她成了皮克夫人了，犹太工程师的太太。
我是在维也纳见到皮克夫人的，她现在是维也纳大学中文系最老的教授，为中文系工作了40年。
那时我们一同坐在靠近维也纳森林的一个安静小镇上的一家中国餐馆里。她吃得又多又好，完全不像是80岁的中国老太太，食量更像是欧洲人，大块吃肉，也喝小镇上新酿出来的葡萄酒。
我夸奖她的身体，她的身体像上个时代的上海人那样，是娇小的，裹在精致的淡粉色的毛衣里，依然有着温馨。她说：“不啊，我只有几年时间了。我知道，我的血管都坏了。晚上，我有时觉得血不能流到上半身来。我的日子不多了。”
我和她说上海话。我想象里，一个远离家乡40年，将要终老他乡的上海女人，会喜欢有人和她说说家乡话，会喜欢有从家乡来的人告诉她那里的事。可不一会儿，我发现她常常说着说着，就把上海话换成了普通话。
她出生在上海郊区的南汇，在上海启明女中上中学，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学国文。
1937年夏天，大学毕业以后，她回到上海。那时抗日战争爆发，烽火四起，她无法到原来受聘的福州女中任职，所以去了上海女中教书。
原来她可以像大多数上海女子那样教书，直到结婚，成为某条租界大弄堂里小康人家的主妇，可很偶然的一次，一个她中学时代的同学要借她学校的礼堂开会，说是一个中国文字改革方面的会议。因为她是学校职工，所以请她联系。会议开了一天，可到了学期末，校长不再给她聘书。这时别人才告诉她，那天的会有许多左倾的人参加。只是因为帮人一个小忙，她失去了工作。
她进了一家时事月刊做翻译，也只是为了一份工作而已，这时欧洲战争爆发，通过每日翻译的稿件，她开始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知道欧洲犹太人的命运和他们“到上海去”的口号，她觉得自己也应该出一份力，帮助被战争迫害的人。于是她转到上海的英国新闻处做翻译，翻译反纳粹的宣传稿到中国报刊上发表。
她，那样的年轻女孩子，在离乱欢歌的上海，努力地过快乐而正直的生活。在翻译之余，她为《新闻报》写影评，常常晚上去看最新的欧美电影。当时，女学生、英文和电影是上海的时髦事，想来那样的生活真是她所说的“顺适”。
又是很偶然的，她给一个流亡到上海来做雨衣生意的犹太工程师做中文老师，他们常常晚上一起吃饭，喝咖啡。然后，她成了皮克夫人了，犹太工程师的太太。
上海女孩子和外国人在一起。常常让人想到这个城市崇洋的气息，大战中的本地女子和流亡的犹太人在一起，常常又让人想到同情和奉献。
而皮克夫人说：“我和我喜爱的男人在一起，是因为我们可以在一起说所有的问题，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说的，也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说到一起去的。在我和皮克恋爱以后，我才认识了其他在上海的奥地利犹太人，才慢慢地发现，他们温文有礼，各具才能。希特勒要把他们全消灭，那是世界上最残酷荒唐的事。”
她是因为40年代的一次在上海的爱情，而嫁给犹太人的。
大战结束以后，皮克去了澳大利亚，可她却因为是华裔奥地利人而无法同行。不久，皮克在澳大利亚心脏病发作去世，她离开上海却再也没有见到皮克。
她独自在丈夫的家乡生活下来，不懂德文，没有钱，在瓷器街的惟一一家中国餐馆里为客人挂衣服。她和战后欧洲人一起度过经济萧条的年代，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到故乡来。
“那么，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你没有再爱上什么人？”我问她。在经年动荡的等待中，她还能记得与一个叫施瓦茨的人到七重天露天花园跳舞的快乐，他约她的时候是隔着窗子吹口哨。
“像皮克那样可以畅谈的男人，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她说，她在吃一大团虾。
“可你再也没有爱上什么人吗？”我还是问她。即使在丈夫去世，自己无依无靠的时候，还会随着一对华人夫妇的自备车一起去欧洲大地旅行，她怎么会没有爱情了呢？
“我不能早上起来为我的丈夫做早餐，我要睡懒觉。”她笑着大声说，这次她说了英文，一个餐桌上的人都听懂了，对着她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