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绺香烟花数朵，
正堪相伴病维摩。
——[明]王次回
和青梅竹马的表妹分开之后，少年冬郎怎样来捱过那样漫长的距离和思念呢？
读书、骑射，文武之道，机械一般的日子。科举、卧病、拜师，另一种生活。一直走到婚姻和冠礼，由少年走到了青年。在这一年年的日子里，他的性格和趣味都有一些变了。儒家经典和传统史籍对他不再有那么大吸引力了，他被一部“不正经”的书吸引了去，在里面一醉就是很多年，一辈子都没有拔出来过。他以后的所有创作，都打下了这部书的深深的烙印。
而这部书，现在即便在一些资深的古典文学爱好者，乃至在一些古典文学专业的读者的眼中，都是模糊，甚至完全陌生的。这是一部被本土文学史大大低估了的诗集：《疑雨集》，作者是晚明金坛人王次回。
[1]金坛王次回：在纳兰词里的无名隐士
王次回，名彦泓，以字行，出身于明代金坛王氏旺族，一连三代都是先举进士，后任要职，晚年荣归故里，又有经史著作传世，可谓立德、立言、立功三者皆备，盛名赫赫一时。
但也恰恰应了“富不过三代”这句俗话，传到第四代上，王氏的仕宦家风就算彻底终结了，而且家境一道败落，再没有被收拾起来。穷困潦倒的王次回常以“富不过三代”这句话来自嘲，说人不能和命斗，谁让自己就是第四代呢！
其实问题出在王次回的父亲身上。根据《王氏宗谱》的记载，王次回的父亲王楙锟在天启年间因为秉公执法，得罪了权贵，惨遭陷害，虽然到崇祯皇帝登基的时候得到了赦免，但一个三代簪缨的名门望族已经被毁了个彻底，元气再也不能恢复。
王次回亲身经历了这一场切身切骨的天翻地覆，亲身感受了这个社会是如何的黑白颠倒，感受了正直与善良如何像纸刀纸剑一样禁不起明枪暗箭的任何一次打击，终生都为此而愤愤。
况且他也一直考不中进士，做不成官，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唯一的解脱就是诗，唯一的梦乡就是爱，就这样似乎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一生，直到崇祯十五年在家乡病逝，时年五十岁。而仅仅两年之后，就是每一个汉人都记忆犹新的“甲申之变”，明朝亡了。
王次回的诗，被友人编辑为《疑雨集》，后来还有人伪造了一部《疑云集》，假托是王次回的作品，着实骗过了不少人。这样的书，之所以有人造假，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疑雨集》很受人们的欢迎。
《疑雨集》先后风靡过两次，第一次是在明末清初，第二次是在清末民初，我们现在还能在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里、冰心的柔情散文里，还有郁达夫的书信里、沈从文的小说里不断瞥见王次回的影子。《疑雨集》能在这两个时代里风靡一时，细想一下还是很有一些社会背景的：无论是明末清初还是清末民初，都是所谓“王纲解纽”的时期，社会秩序乱了，旧观念的话语霸权没有那么牢固了，权利者们焦头烂额于许多更要紧的问题以致于一时顾不上清理这类“伤风败俗、蛊惑人心”的作品了。在我们的本土传统里，社会的稳定程度向来是与思想的自由程度成反比的，所以东周礼崩乐坏才有百家争鸣，明末清初王纲解纽才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王次回虽然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一样不能免于这个铜铸铁打的社会规律。
纲常松弛了，爱情就开始萌芽了。但松弛不等于消失，于是，王次回的诗就像简·奥斯汀和琼瑶的小说，正统派不屑一顾，有情人趋之若鹜，爱之者击节深爱，恨之者切齿痛恨。在明末清初那个鸳鸯蝴蝶派文学还没有来得及诞生的时代，王次回就是爱情教主，《疑雨集》就是爱情圣经。那些词句是如此地旖旎，如此地艳丽，如此地冲破禁忌，以至于后来被日本作家永井荷风比做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而盛赞其“倦怠颓唐之美”，哈佛大学的韩南教授干脆直接把王次回称为“中国的波德莱尔”。
平心而论，这样的赞美或多或少的有些感情用事了，至少从地位上说，波德莱尔毕竟是整个西方文学史上划分古典与现代的一座里程碑，而王次回只在本土闪现过两次流光，不要说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连现在的中国文学史上，即便没有完全忽略掉他，也只是用半句话的篇幅一带而过。这样的事情永远都在发生着，正如我们现在都知道李商隐是一个大诗人，殊不知主流观念一直晚到清朝才作出了这样的认同。
但永井荷风和韩南把王次回与波德莱尔并置，应该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是因为他们的题材、手法、风格，还有各自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世道人心的那种激荡。
波德莱尔不能为正统社会所容，王次回也是一样。在他去世之后甚至传出了这样的奇闻：王次回是在一次如厕的过程中失足跌进粪坑里淹死的。——传闻反映的不一定是真实的事实，却往往是真实的人心。在正人君子们的期待里，这个龌龊的诗人就应该是这个龌龊的死法。他只有这样死掉，才可以证明上天的公正，即便他不死，也应该在他胸前印上那个象征耻辱的红字，提醒世人远远避开这个貌似旖旎实则凶残的洪水猛兽。
少年冬郎的小书桌里就藏着这么一部《疑雨集》，要小心地藏着，可不能被旁人发现。于是他常常走神，常常在因怀念而憔悴的日子里反复吟哦着《疑雨集》里那句“一绺香烟花数朵，正堪相伴病维摩”，想象着自己就是装病的维摩诘，或者是心病中的王维，在一个堆满佛经的房间里，陷落在缭绕的香烟之中，看那氤氲的烟雾绽开成花儿朵朵，一时飞腾，一时破灭。有时候在某个少女的身上捕捉到一点熟悉的感觉，他又会想起《疑雨集》中“心期旧矣合欢新，蔗尾才尝味已珍”的诗句，他不知道这首诗在后来被引进了《红楼梦》的脂批，而那座人间天上的大观园又何尝不是什刹海旁边明珠的府邸呢？
“飞燕风情疑远近，惊鸿神采乍阴阳。关心正此堪研赏，似较横陈味颇长。”诗里旖旎万端的典故是冬郎早就熟悉了的，第一句脱自《飞燕外传》，第二句脱自《洛神赋》，是的，早就熟悉了。美丽的爱情就像风情万种的飞燕，乍远乍近，若即若离，又像惊鸿一瞥的洛水神女，似要逗留人间，却还转还仙界。似梦似幻，亦真亦假，尤其令人向往，尤其令人怀念，更尤其令人焦灼。美，常常需要足够的距离，但冬郎只想拥抱，紧紧地拥抱。
于是，《疑雨集》中那些令道学先生无比愤怒的香艳的句子，“枕上不妨频转侧，柔腰偏解逐人弯”，也成为了少年冬郎的造梦工厂，以至于让他在多年之后对往事的怀念中写出“退粉收香情一种，栖傍玉钗偷共”这样“露骨”的词来，只是长久以来都没有解人罢了。
少年冬郎就这样在王次回的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世界，他甚至觉得王次回就是另一个自己，《疑雨集》里的许许多多的诗篇就是出自自己的心里、自己的手中。而我们，作为几百年之后的读者，会在名满天下的纳兰词里发现大量的对《疑雨集》的套用和化用，用得是那样地自然，简直会使我们相信，《疑雨集》就是纳兰容若的母语。
我们看纳兰词里的两首《浣溪沙》：
容易浓香近画屏，繁枝影著半窗横。风波狭路倍怜卿。
未接语言犹怅望，才通商略已瞢腾。只嫌今夜月偏明。
五字诗中目乍成，尽教残福折书生。手挼裙带那时情。
别后心期和梦杳，年来憔悴与愁并。夕阳依旧小窗明。
对照《疑雨集》：
风波狭路惊团扇，花月空庭泣浣衣。
——《代所思别后》
未接语言当面笑，暂同行坐夙生缘。
——《和端已韵》
今日眼波微动处，半通商略半矜持。
——《赋得别梦依依到谢家》
相对只消香共茗，半宵残福折书生。
——《梦游》
矜严时已逗风情，五字诗中目乍成。
——《有赠》
读纳兰词，遭遇最多的就是王次回，是这个早已被人忘记的晚明诗人。似乎他在世界上的出现，只是为了造就一个远远比他伟大的诗人。容若有着最好的家世，有着最好的老师，接受的是最好的教育，如果说这样一种近乎完美的教育还有什么缺环的话，这个缺环也已经由王次回——这个在前朝就已经过世的人——用自己的毕生的心血给弥补上了。那就是爱，就是爱的表达。
退粉收香：纳兰词中的隐语
青陵蝶梦。倒挂怜么凤。退粉收香情一种。栖傍玉钗偷共。
愔愔镜阁飞蛾。谁传锦字秋河。莲子依然隐雾，菱花暗惜横波。
这是容若的一首《清平乐》，向来都被误注，关键就在“退粉收香情一种”这句上，“收香”常被注释为收香鸟，是一种小鸟的名字。“退粉”是一个动宾结构，那么按照文言体例，“收香”就不可能是鸟名，而也得是相应的一个动宾结构。考据过程有些繁琐，这里只说结论：“退粉”是蝴蝶交尾之后的动作，“收香”则是麝发情之后的动作，这两个意象的结合，暗示出来的就是床笫之欢，这是一种含蓄得近乎隐秘的表达手法。至于词中这位女子的真实身份，我们恐怕永远也不得而知了。那又如何呢？
[2]北京国子监：石鼓秘语
儒家文化素来有政府办学的传统，据说这是从“周公制礼”就定下来的规矩。历朝历代，只要奉行儒家文化，就要力行政府办学，无一例外。
国家的最高学府，汉代称太学，唐代称国子监，校长称祭酒，教师称博士或助教。现在的北京，在安定门内大街路东有一条古老的街道，两端立有四座彩绘牌楼，街口用六种文字镌刻着同一句话：“官员人等，至此下马”。这里，就是元、明、清三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
清政府“师汉之长技以制汉”，对国子监作了一番耐人寻味的改造。这时在乾隆四十八年，按照儒家典籍的记载，开始在国子监的中心建造一个特殊形制的讲坛——辟雍。这并不是一个建筑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在儒家的政治理想里，周代圣王的辟雍讲学正是太平盛世的一大标志。所以后世的帝王为了证明自家统治的合法性，总是很热衷于搞些这样的工程。汉武帝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们对这个仅仅存在于典籍与传说中的建筑众说纷纭，争得不亦乐乎，让汉武帝彻底领教了学者们的固执。
乾隆皇帝比汉武帝的优势在于：又经历了如此多的朝代，学者们不断积累起来的研究已经让辟雍的形制有些轮廓可循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大大地增强了。工程的最高负责人就是被民间呼为“刘罗锅”的刘墉，时任工部尚书（建设部部长），他还有一位居功甚伟的合作者，此人提供的建筑方案不但为工程节省了大量的成本，而且建筑效果比原来的设计更好。这个人就是时任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的和珅，他和刘墉不但没有上演出民间流传的“君臣斗”的故事，反而通力合作了一回。
辟雍完成之后，国子监就更加风光了。国子监本来紧邻孔庙，正是“左学右庙”的传统格局，皇帝先到孔庙祭祀，再进国子监，登上辟雍讲学，辟雍阶下跪满了国子监的太学生和各级官员，有数千人之多，果然是“太平盛世”的宏大场面。此后每一任皇帝都会履行这个“义务”，这至少在形式上符合汉文化的政治传统：政治领袖、宗教领袖和最高学术权威这三者必须集中在同一个人的身上，皇帝同时也是大祭司和人民导师，或者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光辉思想”要以政令的形式强迫所有人“认真学习”。
在康熙年间，没有辟雍的国子监显得朴素多了，这里的学生们也不用把大量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皇帝“临雍讲学”之前的备战工作中去。他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读书上边，毕竟学校不仅仅是统治者的脸面，更是一些真正渴望知识的人得以求知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