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某投资项目的净现值（NPV）大于或等于零，则该项目可以接受；如果NPV小于零，则应该放弃”。这一投资决策准则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在西方经典的财务教科书中。然而，在企业投资实务中，一些经理既可能投资于NPV为负的项目（即过度投资），也可能放弃NPV为正的项目（即投资不足）。为什么这些经理要违背教科书中提出的投资决策准则呢？学者们通过研究为此找到了答案：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企业投资不足（Myers＆Majluf，1984），而代理问题导致拥有自由现金流量的企业过度投资（Jensen，1986）。不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非效率投资（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的存在令投资者甚为担忧。为消除投资者的忧虑，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后指出：信息披露可以有效地改善信息不对称（Bushman＆Smith，2003）；公司治理就是为解决代理问题而存在的（Hart，1995）。
然而，盈余管理、虚假披露和“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存在使得投资者有理由怀疑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这两个内生机制的上述作用。是否存在一个可以同时影响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的“一箭双雕”的外生机制呢？新竞争理论的分析提供了这样一个机制，那就是产品市场竞争。竞争的信息假说和信息披露的专有成本假说都认为，竞争可以影响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Holmstrom，1982）。而竞争的清算威胁假说则指出，竞争所带来的清算威胁有助于代理人主动减少代理商品的消费（Schmidt，1997），改善公司治理。
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投资行为：理论与实证研究
上述分析似乎表明，产品市场竞争可以分别通过公司治理和信息不对称影响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然而，由于现有研究只是孤立地考察产品市场竞争、公司治理、信息不对称和企业非效率投资两两之间的关系，未能将四者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进行研究，因而，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机理尚未被明确地揭示出来。而本书正是要通过对新竞争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投资理论的深入分析，发掘出这四者之间的相互融合之处，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进而揭示出产品市场竞争影响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机理。
在中国，一方面，经理人持股比例极低，“内部人控制”现象较为普遍；另一方面，中国的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较低，信息不对称比较严重。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这两种对企业投资作用方向相反的力量并存会导致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还是投资不足呢？国内学者对此有着较为浓厚的兴趣，他们大多根据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动因检验结果来推断样本公司整体处于过度投资还是投资不足。然而，他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决定了他们无法量化每一家样本公司在某一年度的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程度。因而，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无关于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程度的较为准确的数据，这严重制约了有关企业非效率投资形成机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例如，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是否会导致中国上市公司投资不足？中国正在推进的公司治理建设是否有利于抑制经理人的过度投资？中国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是否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和公司治理呢？
对于这些问题，中国学者虽然有一些研究，但在每一个问题的研究中，要么只有规范分析而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要么是研究所得的经验证据相互冲突。虽然投资机会变量的衡量偏误、制度背景考虑不够以及样本差异等可能是导致有关研究未获得一致结果的部分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1）缺乏有关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较为准确的数据；（2）现有的研究未能将竞争、信息不对称、公司治理和非效率投资这四者作为一个相互联结的整体来考察中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形成机理。
鉴于此，本书将基于中国转型时期在产品市场、公司治理、信息不对称和投资方面的制度背景，以产品市场竞争为起点，以非效率投资为终点，以公司治理和信息不对称为联结点，将竞争、公司治理和信息不对称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从新竞争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投资理论相融合的层面，深入探讨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形成机理。通过建立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度量模型，实证度量中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程度，并实证检验竞争分别通过公司治理和信息不对称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影响路径，从而不仅为进一步阐明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的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特征提供更新的理论依据，而且为进一步深入探寻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非效率成因，规范特有治理结构下的公司投资决策模式，改善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投资决策的传导机制，提供更为系统、更为贴近转型时期公司特征的理论指导和实证证据。
预期本书的研究结论对于中国政策制定者和上市公司都将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意义。参考本书的研究结论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在有关竞争、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和投资方面的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中统筹兼顾，形成一个能促进充分竞争、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保护投资者利益、实现最优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依据本书的研究结论，上市公司可以根据其所处行业的竞争程度和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建立或调整公司治理结构，制定合适的信息披露政策，以实现最优的投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