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
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
——龚自珍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中国民谚
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胡适最喜欢题写的话之一
18世纪，伏尔泰如此说：
“倘若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像牛顿先生这样一个10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是真正的伟大人物；至于政治家和征服者，哪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该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
20世纪中叶，波普尔在传世之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指出，人们平常所说的人类史往往就是指政治权力史，“没有人类的历史，只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无数的历史。政治权力的历史是其中之一，而它被提高至世界历史”。在他看来，“这是对一切得体的人类概念的冒犯”，“再也没有比把贪污史、抢劫史或放毒史当作人类史更糟糕的事。因为权力政治学的历史不是别的，而是国际犯罪和集体屠杀（它当然包括某些掩盖它们的企图）的历史。这就是在学校中讲授的历史，有些最大的罪犯被颂扬为历史的英雄”。
为什么人们会把权力史看作是人类史，而不是选择宗教史或诗歌史？他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权力影响每一个人，其他的东西比如诗歌只影响一部分人。第二，人们有权力崇拜的倾向。第三，是掌权者喜欢受人崇拜，并且能将他们的意愿强加于人，许多历史书本来就是按掌权者的意志书写的，是在皇帝、将军和独裁者的监督下写作的。权力崇拜往往导致对恶的崇拜，这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也是人类的一种奴性，是牢狱和奴役时代的一种遗迹，这种崇拜产生于恐惧。这种根源于恐惧的心理，导致我们长期以来只以成败论是非，只以成败论英雄，也就是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从而将文明史简化、畸化为争夺权力的历史。
文明的过程是一个从神到人的过程，古老的专制者总是习惯于将自己神化。
文明的过程是人不断自我确认、给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的过程。
文明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消除恐惧、超越恐惧的过程。
在本质的意义上，文明不是超人的大脑在密室中设计、策划出来的，而是在千百万个人的努力中生长出来的。文明是常人（而不是救世主、超人）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文明进程是靠更多的常人推进的，文明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文明之路就是人类免于恐惧、通向自由的道路。一部文明史是由一代代的伏尔泰和他的读者们一起书写的，而不是路易十六书写的。从这个角度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我总是想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这么收获，先那么栽”这些谚语和格言。
波普尔还写过一本《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他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他深知，那些被遗忘的、不知名的个人，他们的忧伤和快乐、痛苦和死亡，才是迄今为止人类体验的真实内容，但这样的历史往往不存在。“一切现存的历史，伟人的历史和权力的历史，至多是一场肤浅的喜剧，是一场在现实之后的权力所表演的小丑歌剧（就像荷马的小丑歌剧，奥林匹斯诸神的权力存在于人类斗争的场景背后）。我们最坏的本能就是对权力、对成功的偶像崇拜，它使我们相信这就是实在。”对于历史唯一理性的态度，就是我们自己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承担起创造我们生活的责任，惟有我们的良心才能对我们加以裁决，而不是世俗的成功。”
“我的观点是，成功不应该受到崇拜，它不能是我们的审判者，而我们也不应该被它所迷惑。……对权力、荣耀和财富这些所谓世俗成功采取一种极度的冷漠，甚至蔑视的态度，完全可能与这种态度相结合，这种企图就是尽力在这个世界上朝人们已经确定的目标前进，而且具有明确的创造成功的目的，这不是为了历史的成功或通过历史来证明，而是就成功论成功。”
他认为历史本身（主要指的是权力政治学的历史，而不是指不存在的人类发展史）“既没有目的也没有意义”，但我们可以将意义和目的赋予历史，因为我们能够选择我们生活的目的。进步就是朝着人之所以为人的目的，人类中的个体生命、由个体生命构成的一个个不同群体可以做到这一点，文明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当我们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进步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的警醒、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取决于我们目标概念的清晰、取决于现实主义的目标选择，那么，我们就将做得更好。”
在中国，近代与古代的不同，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有了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不再是一切都笼罩在绝对王权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与社会合一，混沌不可分割，自秦始皇统一宇内的那一天起，皇帝、朝廷凌驾在一切之上，什么都能管，任何社会阶层都只有依附朝廷这一条路，没有独立生存的可能性。但是，从晚清开始，进入民国，历经袁氏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到国民党1927年在南京建立起政权，骄横的权杖并未能击碎社会拥有的一切，国家机器没有能完全凌驾在全社会之上，自主的社会空间虽然脆弱，但一直存在。
在单一农业经济之上建立起来的王朝政治除了不断循环、重复之外，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近代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经济方式开始多样化，相对独立的工商业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农耕方式。
孙中山认为中国古代的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其实那只是一种未开化状态或者说蒙昧状态下的自由，一袋马铃薯式或一盘散沙式的自由，说到底无非是一种“帝力于我何所有”的古代散漫，是汪洋大海一般的小农分散的自由，是刀俎之间随时都为鱼肉的自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在那样的时代，实际上没有社会，只有覆盖一切的王朝，民不过是跪着的子民，一切秩序、名分都界定得清清楚楚。在科举时代，教育的目的就是做官，做官就是为帝王服务，所有的文化也是为帝王服务的文化，不需要另外的思考、创造，自由的种子在这样的土壤中是长不出来的。
龚自珍为旧的农业文明社会唱出了一曲凄婉的挽歌，“衰世”中国，连才盗、才工都不可得，更无良医、良相。旧有的文明模式如果不是遭遇外来的冲击，发展到后来可能也会自然地出现变化，但不会来得这么快。钱穆曾说过，“实际上自从乾隆末年以后，社会状况已经坏极，就是外国人不来，中国内部的腐败，也逐渐会暴露出来的。”惯性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我们楞是在鸦片战争后再躺了半个多世纪，不思变化。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后感叹，晚清最后15年的变化超过了以往的150年，其实何止150年，简直是1500年，那是古代向近代的全方位跨越。
报馆、书局、银行、大学、新式工厂都是舶来品，并不是从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自行生长出来的，各个文明圈之间可以相互模仿、相互启发，到了近代节奏日益加快，这也是与古代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当然中间还要经过一个消化、融合的过程，有些民族甚至很漫长。
我们常常被告知中国没有这样、那样的传统。何谓传统？传统总是从一个人、一些人、从某个时间开始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这些人出现了，我们的出版业就有了传统；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梅贻琦出现了，我们的大学就有了传统；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出现了，报业就有了传统；蒋抑卮、陈光甫出现了，金融业就有了传统。
还是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没有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就没有近代文明，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考察了少年期的美国之后对此感触尤深。人类的有限性注定了我们的生活本身才是目标，如何让大地上的众生过得更体面、更自信、更自由、更有尊严一些，是近代文明的首要追求，这也是与古代的重大差异。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不是反过来人为物役，这是近代的发现，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最基本的两个发现，就是人的发现与世界的发现。正是自文艺复兴开始，文明的航船向近代起锚了。近代文明的内涵之一，就是人类更加关心自身处境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不仅在物质层面，也在精神层面，关心每个人对生活的不同梦想，当然这需要制度性的保障。近代文明的内涵之二，社会要拥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建立在独立个体基础上的相对自主的社会空间，长期以来先辈们依赖的血缘、家族、宗族纽带让位于契约、权利形成的规范，这个社会才会出现更多的可能性，合乎人性本身的多元变化。这样的内涵还有很多。从古代进入近代，不是单纯的时间演化，而是文明形态的转换，一个以个人为主体的文明社会渐渐浮出历史的水平面。
由胜利者单独书写的历史常常是片面的，它很容易忽略胜利以外的东西，无视其他人和事的存在。没有悲壮的失败者，没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普通人，没有那些怀抱灼热理想、贴着地面行事的人们，这样的历史至少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一部只有拿破仑、希特勒，没有贝多芬、莎士比亚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托尔斯泰提醒我们，历史并不止是几百年一遇的个别大人物的历史，他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揭示了这样一点，在拿破仑、亚历山大、库图佐夫他们之外，那些参加战争、焚烧莫斯科、发明游击战的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们往往被忽略，而他们恰恰都是极其重要的。《世界史纲》以专门章节介绍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家，何兆武先生盛赞韦尔斯的历史眼光——“难道像贝多芬这样光辉的名字在历史上的地位竟然比不上同时代的塔勒兰（法国外交部长）和卡斯勒累（英国外交部长）之流的政客们的地位吗？”我很喜欢这句话。
这就牵涉到历史的坐标系问题，如果以文明为轴心，以人为本位，而不是以成王败寇为准绳，这一切乃是不言而喻的。在这样的天平上，王侯将相、盖世枭雄、达官贵人的分量远不如一个有良知、有创造力的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实业家，占据优势资源的强者和无权无势的弱者，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公平可言，在历史天平上应该可以找到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