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雪磴滑，山枯林叶空。
徐寻曲屈径，竞上最高峰。
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登南高峰》
一首《登南高峰》把宋教仁当时的心迹演绎得淋漓尽致。近百年过去了，南高峰上的栎松依然，脚下的西湖依然，远处的钱塘江滚滚东去，只是多了些污染、变得更浑浊了些。“村市沉云底”依旧，“江帆走树中”已变得奢侈。南高峰与北高峰，在西子湖畔遥遥相对，合称“双峰插云”，早就被患有“十景病”的文人、王侯称为“西湖十景”之一。晋代就有人在山顶建造了七级砖塔，内藏高僧舍利子，夜夜燃灯，可指示江面的航向，直到明代毁于雷击。南高峰离产茶的龙井村、产桂的满觉陇都近在咫尺，山上有山，有烟霞洞等洞穴，春花烂漫，秋桂飘香，虽然宋教仁来的不是时候，春寒时分，雪后初晴，山道上还有残留的积雪，天冷路滑，树枝上尚未长出新叶。不过一旦登上峰顶，视野开阔，俯瞰西湖，美得让人不忍下山，远望钱塘江，水波浩淼，帆影点点。如此景致，他自然会心有所动。1913年即民国二年，当年轻的宋教仁站在这里时，正是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之时，其时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会两院选举已近尾声，他代表的国民党胜局已定。
出生于湖南桃源的宋教仁大概是第一次来到杭州，看到了被多少世代数不清的诗人墨客赞美过的妩媚西子。当他登上南高峰，听松涛阵阵，看竹林摇弋、茶园隐约、江波起伏。他内心有许多与他人不同的感受，这才有了上面这首诗。
这年年初，身为国民党实际领袖的宋教仁自故乡湖南出发，从长沙到武汉，顺江东下，在安徽、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到处演说，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在这个早春，长江流域刮起的“宋教仁旋风”是中国史上明亮的一刹那。3月，选举揭晓，国民党以绝对优势在这次选举中获胜，如不考虑跨党因素，国民党在参议院获132席，占48.2%，在众议院269人，占45.1%，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在参、众两院相加都不及国民党的2/3，选出的议员平均年龄36岁，其中2/3以上在国内或国外受过新式教育。
此次选举，虽然有选举资格的一些限制（受教育程度和财产等），全国确认具有选举资格的选民只有4000多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10（真正参加投票的人数更少，有些研究说只有400万人左右，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而且有贿选等不正常的现象，但大体上不失公平，这毕竟是中国第一次公开、直接的国会选举。国民党的获胜固然与当时的时势有紧密关系，但离不开青年宋教仁的运筹帷幄、苦心经营。
当年2月21日，当宋教仁与于右任等一起到杭州时，选举结果即将揭晓，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席位已没有问题，作为党魁，他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务总理，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这是他一贯的政治理想，他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当天，他曾主持笔政的上海《民立报》发表来自浙江、署名“崇拜英雄”的一篇稿件，对国民党三大领袖孙中山、黄兴和他作了比较：
听孙先生演说，理想高远，是一大哲学家；听黄先生演说，诚坦动人，是一大实行家；听宋先生演说，条分缕析，是一大政治家。
此前，徐血儿在1月26日的《民立报》发表《当今之政治家》一文，认为宋教仁有沉毅的魄力、运用的手腕，尤其有系统的政纲，而且能坚持政见，不屈不挠。直言他是“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无有可以企及者也”。
2月22日，宋教仁一行抽空游览了西湖名胜，登临南高峰，同行的还有南社诗人、他的老朋友陈去病。23日，他和于右任出席国民党浙江支部的欢迎会，他在演讲中着重提出建设问题，强调“责任心”，并区分国民的责任、政党的责任和党员的责任：
民国虽已底定，然百事不能满意，缘凡事破坏易而建设难，即守成亦不易，即政府虽立而邦基未巩，尚不能高枕无忧；况目下大局岌岌，除三五报纸外，无一人顾问其事。如此次政府奖赏功位勋章，皆属不应为而为，而窥其用意，仅求表面。今中华民国政策，无非除旧更新，前年革命起义，仿佛推倒一间腐败房屋，此后之事岂不更难？然房屋拆而重建，责在工人，而政治改革，则责在国民也。
前岁九月至今忽焉半岁，其于财政外交国民生计丝毫未有端倪，凡为国民，能不赧然？总之，政策不良，国民以建设政府为入手，建设政府全藉政党才识。若其他政党有建树之能力，则本党乐观成局，倘或放弃，则本党当尽力图维，此皆吾国民党员所应共负。试问国民党员不救国民，国民尚有噍类乎？愿天下同志同胞时时存责任心也。
两天后，也就是他从杭州返回上海当天，这篇演说词刊登在《民立报》上。3月2日，《民立报》又公开发表他的《登南高峰》诗，一句“我欲挽强弓”，将他当时的心态毕露无遗，可见他内心的坦荡。确实，根据民国的《临时约法》，由他组成责任内阁，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时刻就要到了。今天南高峰顶上有一个“骋望亭”，极目远眺，钱塘江就在眼底，柱子上镌刻着对联：“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乃是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诗句。在宋教仁之后很多年，“红军之父”朱德登南高峰时吟诵的就是这两句诗。这和宋教仁当时向往的境界完全不同。宋教仁生处转型之际，已摆脱古代的传统型人格，具备了万里无云的阳光性格，他对政治、对权力的理解也都是近代化的，他选择的是阳光下的政治，所以他的内心才会那么坦然，他的灵魂才会那么透明。他深信，他的地位只能通过合法的选举取得，只能采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不可能依靠策划于密室之中的阴谋，更不可能仰仗铁与血的暴力。此前，他在2月1日国民党湖北支部欢迎会上演讲时说得清楚：
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甚么嫌，讲甚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此后，3月18日他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公宴会上演说时进一步表示，革命党与政党虽然都是过政治的生活，牺牲进取的精神也始终一贯，但从事政治的方式毕竟大为不同。“昔日在海外呼号，今日能在国内活动，昔日专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和平手段谋建设。”他解释说，“建设”就是要排除原有的恶习惯，呼吸文明的新空气，最终达到真正共和的目的。他当时力主“先定宪法，后举总统”，和袁世凯“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如意算盘针锋相对。他认为自己的主张光明正大，“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在辛亥一代革命党人中，宋教仁也是一个满腔热血的男儿，曾亲赴辽东，运动马贼，策划武力革命，武昌起义也与他组织中部同盟会，推行他的“上中下三策”之“中策”有莫大关系。（上策是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北为后援，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全国；中策为长江流域各省同时起事，设立政府，然后北伐；下策为边境革命，或云南、或两广、或东北，在国外设立秘密机关，先占据边隅之地，徐图进取。）在辛亥革命到来的前夜，他在上海《民立报》主持笔政，以“渔父”等笔名发表大量光焰逼人之文，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无不涉及，笔锋犀利，学识远大，为世人所钦服。了解他的挚友于右任在1912年如此评价：“如渔父者，才、学、识三者俱备，昔日为国南走粤而北走辽，无时或息。”称许他对国不可谓不忠。黄花岗起义前夕，他应黄兴之召奔赴香港，参与筹划。在上海登船前，于右任对他说：“以大义言，何敢阻君？以私交言，则甚不愿君行也。”他回答：“无恐。事成，为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个头颅已矣！”两人在码头含泪而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