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他被害前是秘密共产党员，有罗章龙晚年的证明。但他本人在《京报三年之回顾》中说：“愚个人既素无党派关系，更不欲以特殊势力为报纸之后盾。根基薄弱，而言论尚较自由。盖《京报》创刊之志趣，非有政治之目的，惟以愚个人既乐从事于新闻之业，欲以《京报》供改良我国新闻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1924年11月12日，他在《京报》发表的《以修正宪法解决时局》也说：“此十三年中，无论何党何派之首领及其重要分子皆曾与为平等友谊之周旋。因在今日我国情形之下，新闻记者一旦加入党派之中，每足以致职务上行动之不活泼，故至今未与何党何派成立如何深切之关系。且自始立志欲以新闻记者终其身，故亦绝对未就政府机关之何种官吏。”（转引自散木《乱世飘萍》，448页）他最后公开发表的绝笔《飘萍启事》声明：“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预定），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
从朋友、亲人的回忆来看，他并未参加过党派。老朋友包天笑说：“邵飘萍最初就是一个喜欢搞政治的人，但他从来不与我谈及政治。他有他的许多朋友，可是什么团体，都未见他加入。”“他虽然不是共产党而与共产党联络的，时人称之‘亲共’，这也难于否认。因为飘萍当时交游既广泛，思想又激进，不知不觉的他们就目为‘同路人’了。”新闻史家方汉奇在《邵飘萍是共产党员》文中说：“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也不认为他是共产党员”，“1982年4月我去访问她的时候，曾经郑重地和她探讨这个问题，她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不是！”老报人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认定：“邵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只因敢于揭露军阀的罪恶，便被套上一顶红帽子而死于非命。”
邵飘萍对新闻的见解也可以从侧面印证。他在《新闻学总论》中提出新闻事业负有指导教育（包括政府）的责任，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具有特殊性质，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信仰上要独立，组织上、经济上都要独立，才能不受政治势力、经济势力的控制，如果说报馆有股东，“社会中人人皆属股东”，应以“社会中大多数人为后盾，不啻皆实际缴纳资本之股东也”。他认为记者是独立的“无冕之王”，应该“保有职务上、精神上之自由”，保持“第三者”的地位，客观的态度，“决不从事于实际的何种运动”。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独立创办《京报》，秉持的就是这些理念。
1919年8月，离“五四”运动不久，《京报》因为屡屡发表新闻、评论，揭穿当权的安福系对日借款等“祸国阴谋”而遭查封。包天笑回忆，邵飘萍曾亲口对他说：“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世界，设计害民，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秘密。”他办《京报》时也给上海《时报》《申报》发电讯，但上海的各大报那时“都是持保守主义的”，“狄楚青胆小，认他是一位冒险人物；史量才竟说他要垄断上海新闻”。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1920年安福系垮台，他才返回北京，9月17日恢复《京报》。1923年11月24日，在80多家报纸、通讯社记者参加发起的“北京新闻记者公会”成立大会上，他被公推为大会主席。12月7日，他在《京报》发表《北京报界之宜自警惕》一文，慨然指出北京的报纸、通讯社虽多，“而有确实基础与言论之能勉成自由独立者，仍居少数。”
自从1911年献身报业以来，邵飘萍饱经“穷饿、羁囚、逋逃、沦落、兄弟妻子离散”等人间苦痛，他当然不是白璧无瑕，没有任何可非议之处。比如他日常生活讲究排场，客厅陈设豪华，连香烟都是特制的（上有“振青”字样），出入乘小汽车，而且是赌场、青楼的常客（这其中有跑新闻的工作需要）。他出手豪阔，一掷千金，这样的开支单靠办报所得难以应付，所以接受军阀、权贵“馈赠”是不能避免的。有史料表明，1925年北京政府以“宣传费”名义给全国125家报馆、通讯社发津贴，分“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邵飘萍的《京报》和林白水的《社会日报》都属于“超等者”的6家，每月可得津贴至少300元。（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06页）当过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李思浩回忆：“邵飘萍与段派没有什么关系，但因为他是当时的名记者，大家都怕他，也不能不应酬，经常的津贴是没有的，记得两次送给他成笔的钱，数目相当大，每次总达好几千吧，究竟多少，现在已记不清了。”（《李思浩生前谈从政始末》，《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二辑）不过他拿了钱照样不买账，这是军阀最不能容忍的。
当时在北京办《世界晚报》《大同晚报》的龚德柏在回忆录中说：邵飘萍办《京报》，“段祺瑞当权时，因敲诈未遂，攻击政府，被段把京报封闭，并通缉邵飘萍……段派倒台，……恢复京报。平日无钱不要。冯玉祥、阎锡山，对于新闻记者，号称一毛不拔。但邵飘萍却有方法向他们要钱，公然如愿以偿。”
1924年3月底，顾维钧任外交部长，王正廷以“中俄交涉督办”的名义与俄国加拉罕办理中俄复交问题，双方达成协议后，公布条约草案，顾不承认。
“京报大骂顾维钧。顾维钧派人与邵飘萍交涉，一次给人五千元，并将邵每月所得外交部津贴六百元，增加至一千元。次日京报即一百八十度转变论调，由攻击顾维钧，改变攻击王正廷，使世人大为惊奇……
在段祺瑞时代，与京报复刊之后短期间，邵对于报纸，尚属努力，故该报时有特别消息与社论，尚为世人所注意。其后堕落日甚一日，除抽鸦片烟外，嫖赌玩乐，无所不来，故用度日大，要钱更厉害……
他曾屡次向奉天军阀张作霖要钱，均获如意。十四年冬郭松龄倒张作霖之戈，邵又受郭之金钱，大骂张作霖。张派人向他说，我们屡次帮你的忙，你为什么那样反对我们。他回答：你们是帮邵飘萍的，现在攻击你们的是京报，不是邵飘萍。张作霖听了此话，非常生气，遂决意必杀邵飘萍而后已。”（《龚德柏回忆录》上册，107—108页）
张学良接见北京报界营救邵飘萍的13个代表时说：“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但此事难以挽回。张作霖宣布邵飘萍的罪状是“宣传赤化”，胡政之发表的悼文认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直呼“大冤”。龚德柏回忆自己在《大同晚报》上曾发表这样的社论：“奉方之愚不可及。你们以为宣传赤化是大罪，而不知反而成全邵飘萍，使他成了名人。邵飘萍这样的人，应该列举他敲诈不遂，挑拨政潮之种种事实，归结起来，判他一百个死刑，执行一个死刑，使他永世不能翻身才对。宣布他赤化，那才是愚蠢哩”。当天下午，他在中央公园遇见从前在国务院招待新闻记者、深知邵飘萍的人说：“在奉军下，一文不给他，他非穷死不可，何必枪毙。枪毙反是他的造化。”（同上，152页）张学良面对北京报界代表的再三恳请，也曾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转引散木书，34—35页）
龚德柏说：“邵飘萍、林白水这两个人，是鼎鼎大名被枪毙的新闻记者。有些不知道内容的人，还崇拜他们，以为他们为言论自由而死，而不知他们是为金钱而死。”（《龚德柏回忆录》上册，110页）
这种说法诚然不能完全采信。作为邵飘萍的朋友，胡政之在1926年5月9日的《国闻周报》写下《哀飘萍》，其中说：“飘萍文采斐然，才气焕发，采访新闻，实具天才。”同时，他也不回避飘萍的缺点：“飘萍自视不同寻常，故居恒开罪于同业之机会甚多。……要其人行止不检，醉心虚荣，学养不纯，定识缺乏，以过人之聪明，居万恶之社会，操危险之职业，营逾分之生活，罹危致死，不外乎此。吾人为报界惜此奇才，又甚愿同业取为殷鉴，勿轻与人共恩怨，更勿忘俭以养廉之古训也。”（《胡政之文集》下册，1130、1130—1131页）
邵飘萍之死终究是以身殉报，为言论自由而死，胡政之称之为民国十五年来“中国新闻界空前之惨事”。
1912年3月14日，邵飘萍曾在《汉民日报》撰文：“春气渐暖，柳芽桃蕊争媚湖山，又来雪影几痕，便添出好诗无数，但雪中鸿雁，嗷嗷无声，吾辈快活，他们越苦，言念及此，不禁为之凄然。”4月10日，袁世凯的代表张某来杭，他在时评中感叹：“若曰苏堤垂柳，大好湖山。张先生所见之而欣然慰者，正吾人对之而凄然欲涕者耳。呜呼！”他执笔之时在意的总是民生忧患、制度健全。他常念叨“阳光一缕，抵得万句共和”。如何使新生的民国变得名副其实，这是他十五年报业生涯中一刻也不敢忘怀的。我写下此文时，西湖边梅花已谢，桃花、玉兰花开得正盛，登临吴山或孤山，漫步西湖，面对同样的“苏堤垂柳，大好湖山”，人们想起的大概多是苏小小，是古往今来文采风流的文人墨客，是奢靡显赫、享尽人间荣华的帝王将相，不知道还有几个人能想起新闻史上曾光焰万丈的邵飘萍？
主要参考书目：
1．方汉奇主编，《邵飘萍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李思浩生前谈从政始末》，《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二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合订本。
4．散木，《乱世飘萍》，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5．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龚德柏著，《龚德柏回忆录——铁笔论政书生色》上册，龙文出版社，2001年版。
7．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