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晚年在《我与我的世界》中回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求学生涯时，深情地写下了“我们的校长”这个标题，他说：“‘一师’先后，有过许多校长，可是，我们说到的‘我们的校长’，只是指经子渊（亨颐）先生而言，跟其他校长毫无关系。”
1920年初，正在寒假中，这位深受学生爱戴的校长突然被调职，改任浙江省教育厅视学，从而引发了震动一时的“浙江一师风潮”。当时，曹聚仁以全体学生的名义，用不无稚嫩的白话文给校长写了一封信，表达他们内心的惊惶和期望：
自从你去了以后，我们连日的呼号叫嚣，好像同小孩子失了慈爱的母亲一样。……
回想从前的时候，我们常常问你：“这是什么？这为什么？这究竟怎样？”你总常常恳切地指导我们，慰贴地爱护我们，并且以身作则用自治自励的精神勖勉我们，我们多少有趣！……
经先生啊！你不单是我们的校长，简直是我们慈爱的母亲！……
救救孩子们呀！
救救孩子们呀！
第二天，经亨颐同样用白话文给学生回信：
诸弟：
我昨天接到你们底信，一字一泪，使我黯然伤心，说不出话来！“母亲”一语，实在当不起。你们把这句话表示无限感情，我就用这句话来比仿，声诉我底苦衷。这母亲是可怜的，是黑暗家庭里三代尊亲晚婆压力以下底媳妇。还有许多三姑六婆搬弄是非……
他感慨自己在一个官立学校、以一个委任校长的身份，在周围这样的空气下，大胆地做革新事业，这是他的“错”。经亨颐到底有什么错？他为什么受到当局的嫉恨，非欲去之而后快？我们从《全体教职员挽留经校长宣言》上大致上可以看出来：
本校自从成立以后，向来取与时俱进的方针。其间或兴或替，一切措施都由经校长和职教员等共同研究，随时改进；总要把事情弄到推行无碍，才觉得大家安心，所以本校十几年来，可以说是时时有改革精神，时时过改革生活的。不过以前的改革，和校外没有什么影响罢了！到了去年秋季开学以前，经校长和职教员等，都觉得时代精神大大地改变了；本校底组织上，教授上，管理训练上，都应该大大地改革一番，去顺应世界底潮流。所以开学以后，就有职员专任，学生自治，改授国语和改组学科制底几种改革事业。
这几项改革今天看来也许没有什么，但放在当时无疑都是创新，是大胆的改革。其他的改革，比如选举产生议决全校大事的评议会，实行经济公开等。自从1912年以来，经亨颐担任浙一师（前身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长已近10年，他是浙江上虞人，1903年到日本留学，1907年回国担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他在教育上一贯有主张、有见解，曾提出著名的“人格教育”，但如果没有“五四”新浪潮的冲击，也许就不会有他在浙一师的大胆革新了。1919年5月12日，受北京学生运动的影响，杭州学生也走上街头。作为校长，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六时余，先到校，学生尚未发，略授以保守秩序，切勿妄举。即至教育厅，……分别与军警接洽，免致误会。九时，全城中等以上学生三千余人，自公众运动场出发，先过教育会，气甚壮，余出助呼万岁，直至下午三时始回原处，秩序甚好。”今天我们路经杭州高级中学（浙一师是其前身之一）门口，可以看到一块石碑，上面记录着它当年的辉煌。
浙一师成为江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培养了大批有理想、有追求的学生，如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曹聚仁、魏金枝、施存统、宣中华等，都是与这位校长分不开的。他们后来走上各不相同的道路，其中都带有一师的痕迹，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标记，他们有幸赶上那个时代，接受新文化的洗礼。范寿康评价，经亨颐担任校长时，“不引用私人，不染指公帑，聘良师，久其任，以勤慎诚恕四字为校训，砥砺诸生，成效卓著。……先生主持教育，一本平生所谓‘人格教育’之主张，以身作则，刚正不阿，精神大公，思想开朗，注重感化与启发，反对保守与压制。对于学生因材施教，辅导其自动、自由、自治与自律，不加硬性拘束。对于课程，主张全面发展，自文学、艺术、科学、数学以至体育、运动，无不注重。举凡陶铸个人身心各方面之知、德、体、美、群五育，无所不包，而目标则在于培养正直、坚强、学识兼备之人才，为国家服务。”对于学生的请求，只要理由充足，他总是应允，学生刘质平耽于音乐，音乐以外的功课，大都不及格，学校照样发给毕业文凭，刘后来成了音乐家。
在“五四”大潮中，经亨颐决心在浙一师进行教育革新，从1919年下半年起付诸实施，主要集中在上面提到的四个方面，职员专任制对外界没有多少冲击力，学科制在他手里还没来得及推行，最有争议、最后惹祸的是学生自治和改文言为白话文。学生自治的大纲在专任职员会议上议决，《试行自治制》在1919年10月16日正式宣布，暂时定出了九条自治大纲，第一条将学校事务分成学生自治和学校行政二部。第四条规定学校对于学生行为不妨碍学校行政的，一概不干预。第八条明确学生的自治范围，包括有关学生健康、研究学术、发表思想、涵养德性、衣食住、课外作业、社会服务、校内整洁、同学行为的惩处和劝诫、储蓄和贩卖、课外出入等事项。目的就是要学生养成自动的能力、自律的习惯、互助的精神。实行自治的细则完全由学生开会研究。自治会很快成立起来，并有效地开展工作。
经亨颐亲自为学生作自治歌：
不知人生，哪知自治？自然淘汰误至斯。
禽兽草木无理性，山川风月无意志。
教育为何治何为？理性意志各自制。
当年11月16日，在欢庆首届学生自治会成立的大会上，全校师生高唱“自治歌”，还演出胡适的《终身大事》、陈望道和夏丏尊的《严肃》等剧目，热闹了一天。此外，学校还出现了书报贩卖部，《星期评论》《教育潮》《建设》《少年中国》《新青年》《新潮》《建设》等新刊物都有不少的销量。这是学生汪寿华1919年9月17日的日记：
看《新青年》，对于皮耳七先生所主张的“实验主义”，我很赞成的。
……再看《新青年》和《星期评论》。
最有成绩的是白话文的推行，当时教授白话文没有现成的教材可用，国文教授会议上暂定了国文教授法大纲，依照人生问题、家族问题、贞操问题、文学问题等16个问题，分门别类选辑了100多篇文章，主要是当时新刊物上发表的，鲁迅、陈独秀、胡适的文章都有，其中就有《狂人日记》。蔡元培看了他们自选的国语教材说：“这种教材选得不成系统，不过备学生底参考，也未始不可的。”编这样的教材，目的是要学生用批评的眼光，取研究的方法，而不是叫学生轻信、盲从。比起死板僵化的文言文教学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正如教授法大纲说的，形式上“使学生能够了解用现代语或接近现代语，如各日报杂志和各学科教科书所用的文言——所发表的文章，而且能够看得敏捷、正确、贯通。使学生能够用现代语——或口讲或写在纸上，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要自由、明白、普遍、迅速。”实质上就是要使学生了解人生真义和社会现象。
汪寿华于1919年9月16日的日记中记着，陈望道老师在语文课上说：“文字的本质，完全是发表自己的意思，使人家了解。既然文字的本质如此，所以不能不从容易方面做去。为什么？因文字容易，个个人自然能够晓得我的意思。他如用典古的文字，必定要有我的程度，或高于我的程度，才能了解。”“既然知道文字不宜拘古，当应世界潮流，所以当改革。那么改革的方法，能不能够讲呢。现在有三种方法，大家研究研究。”这三种方法是，一是改为白话文，二是使用标点，三是改“直行”为“横行”，理由是写的时候便利，看的时候便利，经济上便利。正是在经亨颐的主持下，教师才有可能进行这样大胆的改革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