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神色黯然地离开『总统府』，飞赴老家桂林。同日，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中，要求『下野总统』蒋介石『莅行指导』的呼声又起。三天后，一艘名叫『太康』号的军舰悄悄地驶入了靠近前线吴淞口的复兴岛，从船上走下一位行踪绝对保密的神秘人物……
【奇怪的防线】
就在解放军渡江战役打响一个多月前，即1949年2月25日，国民政府一艘最大的5300吨巡洋舰“重庆”号起义投共。该舰曾在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自指挥下，用舰炮从葫芦岛向解放军占领的塔山、高桥阵地猛烈轰击，被国民党政府视为阻止解放军南下渡江作战的江上武库。3月18、19两日，国民政府派出轰炸机对“重庆”号进行轮番轰炸，舰上官兵进行了英勇还击。但“重庆”号舰体严重受伤，6名士兵壮烈牺牲，近20人受伤。根据中共中央保全“重庆”号的指示，拆除了舰上重要设备，3月20日打开海底闸门，自沉于葫芦岛。
“重庆”号投共的消息大大打击了国民党海军的士气。当时海军派系林立，早已有中共地下党渗透。继“重庆”号投诚以后，国民党军舰投共起义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到4月，“惠安”号（中共改名“瑞金”号）、“吉安”号、“安东”号、“江西”号、“太原”号、“联光”号（中共改名“古田”号）、“美盛”号（中共改名“黄河”号）、“楚同”号及“永绥”号共九条军舰同时起义。其中“美盛”号在几个月前才护航“海星”号运黄金去台湾。“昆仑”号曾于1949年4月底由上海运金银经福建马尾去台，途中也曾发生舰长起义事件。5月19日运送第四批国库金银的105号登陆艇，出了吴淞口后也发生起义事件，结果两天航程走了两周。总之，从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中，国民政府海军共有90余条军舰起义。
至于这艘蒋介石曾经登临视察的“重庆”舰被炸沉的真相，至今仍是历史之谜。在国军海军内部一直传言有黄金在“重庆”号上，舰长邓兆祥就说有黄金美钞，但无法确证，船员们也不知道。“重庆”号是最大的巡洋舰，不是黄金船，却有大量黄金银圆，这是很不寻常的；而且也没有人知道“重庆”号上的黄金究竟要运到哪里去。
“重庆”号起义并引发几十艘海军舰艇纷纷投诚解放军，使国民党海军损失巨大，粉碎了国民党调舰入江，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企图。南京国府因之难保，时刻面临着被解放的危机。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因此受到“弹劾”，去台后被迫辞去海军总司令职，任“总统府”参军长；1954年升任参谋总长，但上任不足两个月便因病身亡。
1949年4月，国共双方在北平正式举行和谈。李宗仁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六人谈判团抵达北平，与共产党展开谈判。4月13日至15日，双方在《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基础上经过多次反复磋商，于4月15日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共8条24款。中共代表宣布：南京政府必须于4月20日以前表明态度。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冀望“划江而治”，无法接受共方要求，于20日拒绝了共方的和谈条件。尤其是桂系的白崇禧更是极力反对接受和谈结果，并且策划在湖南的军事防御计划，唯因湖南省主席陈明仁降共而失败。和平谈判宣告破裂。
蒋介石妄图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一方面宣布隐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总揽军政大权，积极扩军备战。在下野前夕，他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江西省东部的军事，会同华中“剿匪”总司令部（4月改称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总司令白崇禧指挥的部队组织长江防御。到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上，共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其中，汤恩伯集团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江西省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地段上；白崇禧集团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间近1000公里地段上。同时，以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计有军舰26艘、炮艇56艘，分驻安庆、芜湖、镇江、上海等地的长江江面；江防舰队主力计舰艇40余艘，分驻宜昌、汉口、九江等地江面，沿江巡弋。空军4个大队计飞机300余架，分置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支援陆军作战。此外，美、英等国也各有军舰停泊于上海吴淞口外海面，威胁或伺机阻挠人民解放军渡江。
然而，国民党强大的长江防线，在解放军渡江战役主要指挥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眼里，不过是纸老虎。抗日战争期间，他曾经在南京至江阴段三次成功率军渡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因而对渡江作战充满信心。就在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的当天夜间，解放军按照预定部署就发起了渡江作战。2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解放军开始横渡长江，渡江战役开始。解放军百万雄师以沿江湖区渔民的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在炮兵、工兵的支持配合下，在西起江西省的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迅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江防，占领九江、安庆、贵池、铜陵、芜湖和常州、无锡、镇江等城，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政治争取和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动下，江阴要塞国民党守军7000多人起义，生俘要塞司令戴戎光，并立即掉转炮口支援解放军渡江作战；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所部25艘舰艇在南京附近起义，另一部23艘舰艇在镇江投降，其余海军舰艇逃往上海：蒋介石部署在长江的海军舰队顿告瓦解。23日，在南京中共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接应下，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了国民党22年来的统治中心南京，24日凌晨，35军104师312团3营9连占领总统府，降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当人民解放军冲破长江天险、解放南京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毛泽东兴奋异常，挥笔写下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渡江以后，粟裕在三野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渡江战役的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意义”，“单从军事上去看国民党的崩溃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去看。我们不仅在军事上过了江，而且在政治上过了江”。
处处遭受掣肘的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在南京被解放当天，乘“追云”号专机黯然离去。失意的他却没有直赴广州国民政府所在地，而是飞赴老家桂林。
而四五月份的上海，人心惶惶，正如沸鼎之鱼，飞幕之燕，更是一派忙碌混乱的景象。军队忙碌备战，一辆辆军车疾驰而过，匆匆的马蹄下土花儿回卷如水。老百姓更是焦急彷徨，愁容满面。散兵、流氓四处乱窜，趁火打劫。
进入4月，战时的气氛就已经非常浓厚了。上海街头巷尾都堆着矩马沙包，由国军士兵驻守。到了5月，就可听到炮声隆隆。人们携妻带子，带着行李铺盖，又开始了逃难的旅程。因难民太多，交通一片混乱，甚至有时连火车顶都挤满了人。有些人被电缆刮掉，掉到铁道上，就被碾碎了。
国民党在战场上败局已定，在撤离前夕对共产党员展开搜捕。对捕获的中共地下党员或嫌疑人员，冠以“公开宣传马列，影响太坏，且多谋不轨，巢动越狱，应迅速处决”等罪名，当街执行枪决，用以“震慑”群众。
1949年初，长江以南的国统区已经可以听见江对岸隆隆的炮声。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部队却在长江南岸设下了一道奇怪的防线：50万重兵放弃南京死守上海。布下这条防线的，正是坐镇上海，号称要跟解放军在上海激战半年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这条堪称自杀的防线，对于抵挡解放军渡江，无异于尘沙塑像，墙上画刀，举火烧天，徒劳而无功。长江本为天堑，一旦放弃南京，就意味着只要宁杭失守，解放军即可合围上海；前有大军，再卡住吴淞口，汤恩伯便难逃大军覆灭的命运。在军事斗争中，宁可有为示无为，聪明装糊涂；不可无为示有为，糊涂装聪明。这条堪称愚蠢的江防计划，是任何一个军人都不会犯的错误，更何况是一个带兵打仗多年的陆军上将？难道是领导高层弱智，抑或集体愚蠢，还是防线背后有什么重大秘密呢？
1949年4月中旬江北失守后，国民政府国防部曾经会同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在上海召开长江作战紧急会议。在会上，一位年轻军官直言不讳地指出汤恩伯的这条防线存在巨大漏洞。此人名叫蔡文治，时任国防部主管作战的第三厅厅长，也曾经是汤恩伯的学生。蔡文治对汤恩伯的江防计划非常气愤，质问老师为什么制订出这样一个非常差劲的计划来，连他这个当学生的都替老师感到脸红。说到长江布防，蔡文治情词恳切，让人为之动容。汤恩伯先是阴沉着脸不予回答，最后竟然气愤地拍案而起，表示这次计划必须执行，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蔡文治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新生力量，言谈间难免言语冲撞。汤恩伯勃然大怒，最后竟然拔出手枪，声言要枪毙对方。谁知蔡文治年轻气盛，毫不惧怕，敞开军服，表示要以死相谏。汤恩伯一看不好收场，只得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来。
汤恩伯激动地打开文件，竟是蒋总裁的亲笔手令！“手令”宣称：
“责成上海市秘书长陈良在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因‘病’请假期间代理市长一职，和汤恩伯一起负责将中央银行所存黄金、白银和积压在上海的大批物资运台湾。在这批黄金、白银未运完之前，汤恩伯应集中兵力死守上海，直到这批金银全部运出，否则有任何差错，都拿两人是问。……”
面对这份手令，与会者面面相觑，瞬间沉默。汤恩伯此时沉重地说：“金银数目太大，上海的船舶又不多，初如（按：陈良的字）怕我守不住，每船装得多一点，以致‘太平’号轮船在舟山海面触礁沉没（按：指1949年1月27日‘太平’轮沉船事件，汤恩伯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我和陈初如都不知怎么才能逃脱总裁的责骂和惩办。”
汤恩伯以蒋总裁的这份亲笔手令为他集结主力退守上海辩护。手令中提到的陈良，字初如，时任上海市秘书长。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前往杭州途中，原任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即赶往杭州见蒋，提出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的请求。当时蒋介石没有答应。现在国民党政权已是岌岌可危，解放军又大兵压境，吴国桢就请了病假（随后于5月15日这一天，吴国桢夫妇在解放军围攻上海的隆隆炮声中，登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蒋介石虽然对其“临阵脱逃”极为不满，但为争取美国支持，到了台湾还是请“亲美派”的吴国桢出任台湾省主席）。于是蒋介石让原上海市秘书长陈良代理市长，于5月5日正式上任，5月17日免，在任共12天。陈良是国民政府最后一任上海市市长，主要任务是监督汤恩伯，把上海最后的国库资金与沪上所存重要物资运去台湾。
另，“太平”轮沉船事件发生时，陈良并未任上海市市长，也未有史料显示1949年1月他曾参与运送金银；汤恩伯如此强调“太平”轮沉船事件，不知当有何意？而且，汤恩伯还不止在一个场合谈及“太平”轮沉船事件，巴图所著《国民党秘密抢运内情》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陆根记营造厂的陆根泉，在1948年至1949年间替汤恩伯在无锡、江阴线修筑工事，工程费是银圆48万，拿不到钱，逃到香港，向郭旭（国民政府保密局少将经理处处长）诉苦。郭告诉陆，拿不到钱的部分原因是汤恩伯曾亲口对郭说过：‘由中央银行运出的黄金白银，除因一艘船遇风沉没，损失了一部分外……’”
原来放弃南京死守上海，竟是远在溪口的蒋介石下的手令！至此时，很多人才明白过来，原来所谓长江防线不过是一个骗人的鬼话，汤恩伯明守上海，暗地里就是要确保偷运出存放在上海国库里面的黄金 ！而此时，抢运第四批黄金的关键人物汤恩伯，也终于随着这条长江防线浮出了水面。
蒋介石以50万兵力只为确保央行最后一批黄金的顺利运出，这种做法让李宗仁实在无法接受。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蒋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预，便是他破坏了政府的江防计划。此次守江，虽属下策，无奈蒋先生却要守上海一座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最脓包的汤恩伯。”
对于汤恩伯，李宗仁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和蒋介石的谈话，反映了李宗仁对他的看法，内容如下：
“即使不谈国事，专从蒋氏的自私心而言，蒋氏的宠信汤恩伯亦属宠非其人。因汤氏曾受过我指挥，我知之甚详。论品论才，汤氏任一师长已嫌过分，何能指挥方面大军？汤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上行下效，所部军纪荡然。抗战期间，河南民谚曾有‘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的话。我并举例以说明汤的暴戾。抗战时，某次汤自河南叶县乘汽车往界首视察，因雨，乃自洛河改乘小轮船东驶。启碇时，船身碰及囤船，稍为震动，此亦常事。不意汤氏竟大发雷霆，饬该船公司经理前来责询，在大骂奸商之后，竟拔出手枪将该经理当场击毙。一时传遍遐迩，叹为怪事。斯时我驻防老河口，听人言及此事，犹以为汤纵暴戾，当不致任性若此。然言者谓，彼时汤的总参议沈克在旁目击，可为证明。后来我在北平行辕任上，某次沈克便道过访，我偶尔想起此事，以问沈氏。沈克叹息说，他那时以为汤总司令不过装模作样，持枪恐吓而已，谁知他竟真开枪，轰然一声，对方已应声倒地。沈氏想抢前劝阻，已来不及了。沈克并说在抗战期间曾追随汤氏数年，类此任性杀人之事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言下不胜慨叹之至。我就以这个小例子向蒋说：‘像汤恩伯这样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
那么，历史上这位颇有争议的国民党陆军上将汤恩伯，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蒋介石又为何将其倚为心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