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德成12月1日就已到达蓉城，“2日仍未见吴嵩庆到达成都，大家为他非常担心”（《德成七八回忆录》）。此时吴嵩庆已失踪数日，大伙都在寻其下落；就连成都的总裁办公室也失去了他的消息。八辆大卡车上满载“央行”的40万及“财务署”的20余万军费银圆及一些金子，在那战乱的时代，是人人想要的“硬货”，不止解放军想得到，从重庆到成都的乱兵游勇如得知的话，一个七八辆卡车的车队，区区一点护车兵力是绝对不够的。所以，那几天，蒋介石、蒋经国及他们的随从，都以为“吴军需”一定已经被俘或遭遇了什么不测。直到5天后即12月3日下午4时，吴嵩庆与他押运银圆的车队，奇迹般地一起抵达成都。
吴嵩庆押运金子银圆的车队在重庆撤退到成都的公路上，不仅处处有生命之虞，还遭受了人生之“奇耻大辱”；然而还有一件令他想不到的事情，就在这紧要关头，又有人在打军费黄金的主意。
1949年重庆去往成都的路有两条：东线是经璧山—铜梁—遂宁去成都的路，靠近前线；西线是经内江、简阳到成都，虽然远些，但安全得多。解放军是从东南面向渝蓉进击的。在吴嵩庆押运金银车队经东线去往成都后，其下属、“财务署”少校预算官于德昌也紧随其后，奉命走西线，押运存重庆“央行”金库最后的军费金银赴蓉。
按照职务要求，于德昌住在“央行”金库内；他遵循所编列预算，代表“财务署”向“中央银行”提款（银圆券、现洋及黄金）。金库就在大马路边上，曾被暴民抢劫；卫兵警告无效后，在库门十步距离才开枪，当场打死三人，陈尸路侧示众数日。于德昌就在库房内隔着门与死尸相伴，几乎无法饮食安睡。
11月29日傍晚，在吴嵩庆车队出发后几个小时，于德昌奉吴嵩庆之命，率领六辆美式十轮大卡车，装运重庆“央行”金银走西线经内江、简阳到成都。据他回忆，每车都平放装金银的小长方形木箱，装黄金的约比鞋盒箱略大；每车约平放两层，高度约与后面铁门齐；每车配属六七名持卡宾枪士兵。1949年国民党军队的美制十轮大卡车，是央行经常使用的运金银车辆，每辆可载重两吨半。如以每卡车仅载2吨金银估计，全数则约50多万两；大部应是银圆，如有黄金应该是台北运来用剩余的。
30日清晨天色微明，于德昌的车队才过山洞（指中梁山山洞隧道，位于重庆西北面，是由渝去蓉的交通要道），不到三五分钟，即听到后方传来爆炸声，路面都为之震动。原来是国民党军队为阻追兵，炸毁了山洞。此时，吴嵩庆车队已通过五六个小时。四天后，于德昌的车队到达成都，即卸金银于“央行”金库，12月8日他就飞往台湾。
12月3日，吴嵩庆由绵阳押着银圆车奇迹般现身成都后，即去陈良那里汇报一路情况。事见其当日日记：
“下午4时许抵蓉，即往报告陈次长，伊表示多发罗广文部12月之经费6万银圆殊不值得。晚细思如不将在遂宁经过报告于上峰，恐反不妥，拟明日再报告，晚宿收支组。此次流浪四天，最大感想，即前线太苦，后方过奢，如不能纠正，失败定矣，噫！”
正是因为陈良次长于29日在重庆答应“央行”，把这批银圆运到成都的，才有了后来吴嵩庆九死一生的押运经历。而陈次长中途“舍车队”而去，跟着蒋坐“中美”号转“美龄”号专机，早飞来成都了，此时见着吴嵩庆“顺利”交差，还怪他不应该把6万银圆发给罗广文。然而此事蒋氏父子看在眼里，心知肚明，到台湾后陈就难获重用了。1950年初到台湾，上半年担任了两个月的“交通部部长”，五个月的“主计长”，9月就改任“行政院”顾问的闲差，1971年退休，1994年去世，享年99岁。
12月4日清晨，吴嵩庆来到国防部，决定报告在遂宁遭遇：
“再谒陈次长，又谒总长（顾祝同），报告在遂宁情形。余认在二次大战，美司令官因打一士兵被撤职。余以一高级长官而受辱，正式报告徒增上峰处理之困难；只认为个人之纠纷，不愿再作书面报告。国事如麻，军阀依然，真为党国伤心耳……”
5日上午，吴嵩庆在成都到处寻找财政部部长关吉玉，却不见踪影，目及之处，皆是一片忙乱的景象：
“关部长（吉玉），半日未遇，央行、财部均乱一团，处处如此，可叹。（陈）次长指定派陈副署长（康华）带款金1万两、银5万两飞昆（明）……”
此时，不仅财政部部长踪迹难觅，就连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也难寻身影。来成都这些天，他一直在忙着军事部署。12月3日，胡宗南系高级将领、3军军长盛文奉胡宗南令，负责组建成都“防卫总司令部”，并亲任成都防卫总司令（仍兼军长职务），准备接替不值得信任也没战斗力的川军，担任成都城防。盛文令第3军17师（师长邓洪仪），负责驻防成都南门外至新津的通道要点；254师（师长陈岗陵）——是由蒋介石的警卫旅改编而成的，全部美式装备——驻成都市区，师部驻西校场，所属各团分驻东、西、南门及北校场附近，派萧树琴营驻城外北凤凰山机场。
是日，吴嵩庆呈蒋介石一份报告，汇报“保管之奖恤金黄金”支拨情形，报告共三页，内容择要如下：
谨将奉令保管之奖恤金黄金87500两支拨情形，报告如后：
1.垫兵工经费向台行抵押200万元，折19500两。
2.本日由台运出来蓉临时费1万两。
尚存台北58000两。谨呈
总裁蒋
职吴嵩庆
此“保管之奖恤金黄金”应与数千万块银圆一样，是拨给3军的。在第二至三页又呈机密报告一份，报告里的胡主任即“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
谨将奉令保管各款支拨情形，报告如后：
一、存台汉中款5万两案
1.胡主任特别费100万元、留渝候令40万元，共折金16470两。
2.拨胡主任15000两。
尚存金18530两（存台）。
二、由厦运台225778两案
1.运广州央行三次，共计108000两。
2.东南区扣军费9200两。
3.海军修舰费新台币380万余元。
（奉令由军费专案拨运）折12874两。
尚存12904两（存台）。
注：在上款内垫付驻台中央机关经费9500两，俟财部拨款后即可归垫。
三、留渝候令动支40万元案（见一项）
1.原数140万元，折金16470两，内应拨还军费100万元，折金1万两。（胡主任特支费100万元，已由军费内垫付硬币，此1万两仍拨胡主任做应领之经费）
尚存6470两（存蓉）。
四、购美金10万元，赢余36468元案。
前奉令购发汤总司令美金10万元，原已由军费垫付，拨金归还时，因金价上涨，赢余36468元。陈组长（舜畊）嘱购存美金17622元，此款已交俞局长。谨呈
总裁蒋
职吴嵩庆
吴嵩庆刚刚渡过一个生死关，还要细细跟蒋总裁算账，一丝不苟：
1.“存台汉中款”是6月12日军费密账里陕西款的余数，给胡宗南兵团的（见表8.7或吴嵩庆6月12日日记）。“尚存金”的数字是总结以前的报告，这里的支出只是一部分。
2.“厦运台225778两案”即是大溪档案中“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中的第8项（图8.2）。此处款是厦门密金的剩余。这部分黄金，在中央银行账上是算在美国运回的黄金里的（表8.5，8月29日至9月15日）。此中似又有隐情，因有吴嵩庆另拨给广州中央银行的10万余两，其中包括没经蒋总裁先批准的5万两黄金。“尚存金”的数字同上1，也是继续以前的报告。
3.此140万元，是银圆。
4.打仗时，购买美金还赚了3万多银圆，换为美金1.7万余元，也上缴了。这原是账上没有的，足可列入“乱世奇谈”，这算总裁办公室的“额外收入”。
是日，李宗仁以治病之名，由香港飞往美国。蒋介石决定将国民政府移往台湾。这是他在大陆挥动权杖的最后一次，此后蒋介石身陷重围。
6日晨，吴嵩庆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原来他在遂宁的事情，蒋介石已知悉。事见吴当日日记：
“至知询此次在途杨森威迫经过，因详报告；认（杨）为一时冲动，请勿计较。而此次亲送银圆，一番心意，因处理不善，反出意外，殊觉惭愧。委座慰勉有加，认为此乃精神表现。……俞局长（济时）嘱明日即行，适运1万两之机至，原机归本署支配，决乘此机回……”
此1万两黄金即“由台运出来蓉临时费”，是从“财务署”军费密账中“保管之奖恤金黄金”里支出的，因为在“中央银行”的付出清单里没见到。此日，吴嵩庆奉命回台湾。
关于吴嵩庆遭杨森威迫之事，蒋介石也做了记录：
“……晚为叔铭生日聚餐，对杨森跋扈鲁莽、手批国防部吴署长之颊，其行动闻之怒，乃出言不慎，悔之……”
大概蒋介石当着吴嵩庆的面对杨森这个土军阀骂了粗话，事后后悔，不过所骂何话，已无记录。据历史真实性而言，依照长期追随蒋介石、滞留大陆的汪日章秘书的说法，根据六年的近距离观察，蒋是极少骂人粗话或“出言不慎”的。
杨森在国民党军阀中，以妻妾成群、儿女众多而出名；其公开的妻妾就有12位，有“十二金钗”之称，子女共有43人。“贪色不顾命，人间有此流”，杨森在中国军阀史上“臭名昭著”，是典型的携云握雨之徒。到了90岁，他在台湾还娶进一房小妾，是芳龄17岁的高中学生（即第十二妾张灵凤）。此外，杨森与蒋介石还是亲家，杨的女儿嫁给了蒋所喜爱的外甥竺培风，后来竺遭空难，蒋还资助这位年轻媳妇去美国留学另嫁，这是蒋开明的一面。此番他威迫国防部中将署长吴嵩庆之事“东窗事发”，早已准备好解释的理由和脸，以应对蒋介石这位亲家的责骂。但蒋介石自此事之后，再也不用他，这位“跋扈鲁莽”（蒋介石对杨森评语）妻妾众多的四川军阀，只能在台湾干干民间活动以终其天年。
此外，12月6日，“财务署”还从台北空运了5万两黄金到成都，由李光烈等五人押运，补给退败入川的胡宗南部队。此笔黄金在台湾“中央银行”的“付出清单”里，总数是49975.527两（见表8.5），差25两到5万两。出现25两的差额，是因为黄金运到后，“央行”分局刁培然局长给五位押运员每人发了5两黄金作路费。完成任务后，李光烈等五人想从云南昆明走滇缅路回台复命，但因卢汉于12月11日起义，他们只好隐姓埋名，走解放区，回重庆经由水路，出三峡南下转广州到香港。真可谓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最后由吴嵩庆派人去香港把他们接到台湾。
当天负责点收这5万两军费黄金的是，“财务署”驻成都第六预算财务处处长赵抡元。据其回忆，这4万两黄金（按：数目与“财务署”有1万两的差距）是罗列（胡宗南部的参谋长）派他去“中央银行”领出来的，就在从台北运到成都的当天；共40箱，每箱1000两，但并非全是1两重的小金条，而多是500两一块的大金砖。所以他们紧急送到造币厂，连夜赶工将大金砖切成一两一块的规格，作为胡宗南部队亟待的军饷。
赵抡元到“中央银行成都分行”是12月7日，他回忆起当时国民政府在成都的最后时刻：
“已近黄昏，门前横尸数具，警卫森严。据说某部散兵，持械来抢劫，为宪警所击毙。……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高级岳姓行员……走出银行后门，绕了几个曲折窄巷，最后来到一个小小客栈……只见两位老者……右坐者是当时财政部部长关吉玉，左坐是次长王钦……关部长大笔一挥写了‘照发’两字……
“（当晚）赶到成都军官学校，求见后勤次长陈良将军……请求第四厅供给（部队人数）资料……即请来副厅长宋达（即宋楚瑜的父亲），处长王征萍……会同核定各部队人数……（作发饷依据）……”
而时任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回忆，则与赵抡元所说有些出入，他说：
“……财政部部长关吉玉和（国防部）次长陈良先后打电话给我，说有几万两黄金要交给我，叫我马上去领。我当时也感到黄金没什么用了，不想去要。他们一再在电话中催我，说非去领不可。我只好带着财政厅厅长任望南、经理处处长罗有邻赶到中央银行。这时只有中央银行发行局局长和成都分行经理等两三个人在焦急地等着我。我一去，他们就催我打领条，说有4万多两黄金正在造币厂改铸（锯开），他们已通知交我领。我便在一张写好的收据上签了名，他们拿着立刻就走。我一问，原来阎锡山和关吉玉、陈良等早已去新津机场，只等拿到我的收条就起飞，好去台湾交账。”
另据大陆资料，这部分黄金原是国民党军队在大陆西南的军费，每月5万两（按：约等于400万枚银圆，够补给40万的部队）。如果仅算国民党军队败退入川的（胡宗南部）11月、12月两个月，也该有10万两，再加上发给四川的国民政府各机关单位的行政费用，共计近20万两。而这些黄金多数没来得及分配使用（这里有前面军费的渝穗款及蒋介石答应“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于10月15日由“央行”付运重庆的27万余两），更来不及运回台湾，都到哪里去了呢？（按：照赵抡元的回忆，军费部分已发给国民党军队。）据王陵基等人的数据，这些黄金部分在战乱中化整为零散失，还有成都的“央行”存金大部分在解放后被中共缴获。
12月7日，蒋介石在成都召开紧急会议，邀请刘文辉（时任西康省主席兼第24军军长）、邓锡侯（时任四川省主席）、潘文华（时任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参加。然而等了一下午却不见人影，到了晚上才知道三人已与中共代表联系好，准备起义；且已于是日上午逃出成都。蒋当即下了两道命令：一、政府迁台北，并在西昌设大本营，统帅海陆空军在大陆指挥作战。二、又令：（一）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呈请辞职，张群准予免职。（二）特派顾祝同兼西南军政长官。（三）西安绥靖公署着即撤销。（四）派胡宗南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五）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着即撤销。（六）派杨森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代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七）派王缵绪为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唐式遵为西南第二路游击总司令。（八）派盛文为成都防卫总司令，余锦源、严啸虎为成都防卫副总司令，严啸虎仍兼成都警备司令。（九）西昌警备司令部着改为西昌警备总司令部，并派贺国光为警备总司令。这是7日晚蒋介石在成都做出的最后决定和部署。
是时国共内战已进入最后倒数计秒阶段，蒋介石在部署成都防务的同时，也做好了政府迁台的准备。是日他致电陈诚，要陈诚动员欢迎。他在电文中写道：“政府决迁台湾，须特别欢迎。望台民意机关多有精神拥护之表示……”陈诚接到密电后，随即回复称：“顷将政府迁台消息，向三十九年度行政会议大会报告。当即由黄议长朝琴同志，表示台省民众，一向拥护中央，自当一致欢迎中央政府来台。”陈诚的这封电报，无异于为蒋介石这位败军之帅，铺上了光临台湾的红地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