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蒋介石运金一事，台湾一些深蓝（“蓝”代表国民党）人士，觉得这是蒋介石为了中华民族生存，所做的爱民决策。陈诚之子、前“监察院院长”陈履安亦曾指出，他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看这些问题的。在那么艰苦的环境，要做一些决策，这对后人有非常大的影响。因此不管民众戴着什么眼镜、什么心情来看这件事，对于以前种树的人，不管树种得正或歪、营养够不够，总能让后人在树底下乘凉，不要抱怨树不够大。大家在夜阑人静的时刻，应该问自己为后代做了什么。如果忘掉过去，就没有未来。
作为台湾土生土长的所谓“本省人”，丁雯静知道，台湾很多本省人对大陆有敌视态度，她对此不以为然。“我一直期待，台湾人要先了解历史脉络，学会感恩。感恩是很棒的一件事，蒋经国也说过，这每个铜板敲出来都是血。对这些来自大陆的抗战鲜血换来的钱，难道不应该感恩吗？”
吴兴镛在某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这笔相当于700万两黄金的资金，仅是让台湾渡过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的难关，稳定了新台币；但不是台湾经济起飞的主要因素，也似非大陆改革开放前经济困境的因素。有专家曾说，解放后，仅广东一省就收兑出黄金700余万两；当然，有人对此数有异议，如果实事求是的话，有史料原件为证：《广东综合统计（1950年）》，广东省人民政府调查统计委员会（1951年）。至少，运台湾的资金，造就了台湾的今日，那也是中国的土地与人民。正如您所说，‘楚人失之，楚人得之’，中国人民有这胸襟。中国历代都是替前朝修史，但那是封建时代，现在是民主时代，会还原史实，老百姓心头自有一把尺，相信是公平的。”
“蒋介石到了台湾，把央行的黄金做了新台币的准备金，曾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经济起飞、亚洲四小龙之首的经济小巨人，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他是抗战时期的领袖外（现在大陆已经慢慢有了公正的、超党派的评价了），他父子建设宝岛台湾也应是正面多于负面的。即使把眼光放大去看全球，今天台商游走在海峡两岸，尤其对中国大陆的现代化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这些也是与蒋父子有关联的。”
不过，鉴于这笔运送到台湾的巨额黄金终究是“人民血汗钱”，1997年，吴兴镛在《传记文学》上撰文，建议以部分运台剩余黄金的利息，来设立“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主要为支持两岸交流，互相交换学生，以降低敌意，争取两岸和平的愿景。在吴兴镛看来，“也是对大陆许多由于这些‘现金’运台而导致金圆券狂贬、受损的老百姓的一点象征性的‘补偿’。”这或许是这件曾经民怨极大的事情圆满解决的有效方法。
迄今，这些从上海运到台湾的黄金大致还剩下100万两左右，目前保存在台湾的“文园国库”。据吴兴镛测算，这100万两黄金本金价值10亿美元，算1分利，每年利息也有7000万元人民币。他建议，这部分黄金的利息，就可以做两岸交换学生的教育基金；“用于教育，而且不动用本金，这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年过七旬的吴兴镛，谈到这一点时，充满了期待：“现在两岸的一些大学，都已经互认学历了，未来将有更多合作发展空间。”（摘自《扬子晚报》2009.12.12）
对于吴兴镛的设想，一位资深报人金尧如（前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写了《我举双手赞成吴兴镛教授之构想》一文（《传记文学》1997年），今摘录如下：
……我在这里要请读者再体念一遍吴教授的构想的源头：“1948—1949年，大陆中央银行黄金（按：还有银及外汇）分批运到台湾，为早期台湾币值的稳定、经济的开展，及人民的向心，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海峡的另一边，都认为这些黄金是以没有准备金的金圆券，以不合法兑换的手段搜括得来的。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
……在这一桩两岸人民历史沉积下的恩怨中，吴教授想到的是如何在两岸人民之间泯旧仇、添新恩，他体认到“两岸不能永远敌对下去”。他更希望：“从20世纪的90年代起，海峡两岸应以和平竞争的方式来比赛，看谁能在21世纪的华人世纪的奠基上出力多。”
……这几句话，精神立现。不单是为消解眼前两岸“民怨”，更为21世纪的华人世纪的前程设想，他立即想到了大陆人民。他说：“华人的世纪奠基，最重要的也是大陆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教育。我提出一个野人献曝的小小建议：可否把一部分大陆运台的黄金，作为‘中华世纪’教育的基金，这笔‘黄金教育基金’，保留在台湾……这笔基金的利息主要用来支付海峡两岸交换学生的费用上。以大陆的高中、大学及研究生来台就读为主，台湾学生赴大陆就读为辅。至于是否允许支持大陆的‘希望工程’，也可以细则规定之。”
……1949年国民政府播迁台湾时，正是中日八年战争之后四年，台湾学龄儿童大部分失学。蒋介石主政之首要任务是坚持九年义务教育制（按：是1968年开始的），普及中华文化。他即从大陆运往台湾之黄金白银，亦即大陆所谓“人民血汗钱”，抽掉一部分用之于办学。今日之小学、中学遍及台湾城镇乡村，即始于昔年受日本文化侵略和疮痍满目之地。我在1947年春执教于台北和平中学（即吴教授母校师大附中的前身），我深感台湾儿童教育受日本侵略者摧残之严重。我当班主任之三年级学生有只识日文而不识汉文汉语者，至于当时在台北市的文盲儿童更难统计。
……我看台湾政坛中生代风流人物、文化界的俊士硕彦、工商界之亿万富豪，无不孕育于1950年代的小学、中学。台湾之有今日……亦全仗今日上述之政、文、经三大方面之中生代人才。
……设立“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帮助大陆，专注于农村儿童教育之“希望工程”。为了确保基金用于“希望工程”与办小学……“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也应征集有志之士前往大陆内部协同研究基金办学之方案（按：以海内、外退休志愿工作者最佳），并监督其使用与运作情况。这个做法也有先例。
……我想，台湾国民党政府如果能拨出10亿美金（按：是台湾文园“国库”目前所存，原从上海运来的100万两黄金的时价），用“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之户名存入银行，规定以年利1亿美金（按：或2000万美金，因近时利息调降）用之于两岸互派学生留学和大陆儿童教育“希望工程”……
倘能如此，这批运台剩余黄金也算找到了最佳归宿。我相信，当年参与主持运金的蒋氏父子、吴嵩庆、俞鸿钧等，及因运金事件而“受损”甚至家破人亡的广大民众，如泉下有知，也可心安，差可告慰了。
【渡尽劫波】
一个甲子过去，蒋介石走了，带走了数百万黄金和当时四万万人民对他的最后一点信心和耐心；而那些黄金则沿着长江，流到了同是炎黄子孙的海峡彼岸。历史的硝烟已经淡去，岁月的泪痕业已擦干，和平、发展已成寰球大势，历史的沧桑流转多少令人唏嘘喟叹。这些黄金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那都是炎黄子孙的土地，割不断的是骨肉同胞的一脉相连，斩不开的是由黄金白银积累起来的中华民族的福祉。“雨过天晴，重新洗出长河大地。冰消雪化，依旧还看绿柳红桃。”时至今日，两岸关系不断发展，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教育，各方面的交流都日益密切，一切皆源于我们是同文同种。台湾腾飞，大陆崛起，两岸相互扶持，共建我大中华经济体之复兴。这浅浅相隔的海峡，注定只是在历史长河中一段短暂的乡愁；而金马澎湖更像“胎（台）”儿的一根脐带，吮吸着母体——大陆，台湾与大陆就永远分不开了。
当年的这场创世纪黄金大迁徙，也早已超越自身的狭隘，把台海两岸从物质、血缘到历史、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但使边城静，娥眉敢爱身。千秋青冢在，犹是汉宫春。”（明·莫止《昭君曲》）随着历史的“发酵”，两岸关系的日益回归、文化认同，这批“黄金”就像当年“献身”民族大义的王昭君，更具有无比丰厚的价值和历史意义。
其实历史正如河流，有时一泻千里，有时又九曲回肠，有时波平风软，有时又风急浪高。多少人事如浪花、泥沙，在这条历史长河里绽放、沉没，被挟裹着一路向前。这是炎黄子孙共同的母亲河，她孕育着我们成长，为我们的血脉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血液。
站在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认识才会有高度。从黄金大迁徙事件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历史的和解。如在几十年前，大陆方面看黄金运台过程，心头会有更多的复杂情绪；而当社会抛开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情绪淡去后，就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历史。也正是这批黄金，从历史上把台海两岸的炎黄子孙，从物质、血缘、历史、文化方面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应该用爱来拥抱历史，它带给国家和社会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而仇恨悲情带给我们的力量则是有限而短暂的。
“天控三灵，山高挡不没太阳。风来八表，云多遮不住月亮。”由于历史原因，台湾和大陆长达30年戒严，国共双方长期隔台湾海峡对峙。对数百万从大陆逃往台湾的“外省人”来说，回家大门被彻底关闭，通讯都绝无可能。但是天风海涛，隔不断这台海血脉，因为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的是祖先留下的血液。两岸相思，正如磁石吸铁，隔碍潜通。
“愁里看春不当春，每逢佳节倍思亲。谁堪登眺烟云里，水远山长愁杀人。”树高千丈，终会叶落归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民党历史上，同时也是在两岸关系史上，发生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951年，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中国早期地质学家、国民党政府前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回到了大陆母亲的怀抱，成为第一位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人士。归国后，翁文灏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怀着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患离开了人世。
1965年7月，“中华民国”首任副总统、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受中共“爱国不分先后”政策的感召，冲破重重阻碍，冒着生命危险，携夫人郭德洁女士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大陆。此消息一传出，立时轰动世界。
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与夫人郭德洁、两个儿子及随从从香港飞往美国纽约。19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医院切除四分之三只胃，此后滞留在美长达16年。1954年台湾“国民政府”“国民大会”集会选举第二届“总统”时，身居海外的李宗仁遭到弹劾，被免去“副总统”之职，从此关闭了去台的门路。
遭到罢免后，李宗仁已无可能去台。身居异乡，李宗仁却没有放弃自己曾经的理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外的“第三势力”，这成为李宗仁重返政治舞台的希望。但他的这一系列做法，在当时世界的冷战背景之下，或者遇到挫败，或者乏人响应，后渐与中共联系热络。
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十年间，李宗仁先后五次派程思远到北京，会见中共总理周恩来，为回归中国大陆做准备。1963年，中共研拟李宗仁归附时间已到，但奉周恩来指示，“先向台湾当局打招呼，证明我方仅视李为爱国人士，以免引起误会。”1965年7月20日，他携妻郭德洁经瑞士、中东正式回到中国大陆，周恩来、彭真、贺龙、郭沫若等111名政要亲自接机。李宗仁在北京机场发表声明，声言：“十六年来，我以海外戴罪之身……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一误再误。”决定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做出贡献。
“筵开玳瑁留知己，酒泛葡萄醉故人。”李宗仁返回大陆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在生活上得到周全安置。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还邀请李宗仁登上天安门城楼，并热情地握着李宗仁的手，大声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文化大革命”时，李宗仁受到周恩来总理保护，未受冲击。1969年1月30日，他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1949年5月6日，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解放前夕，毛泽东专门从北平给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机关发来电报：“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于是，当年进驻浙江奉化县溪口镇的解放军部队官兵，从上到下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像保护历史文物一样对待蒋介石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并使之由此开始在新中国得到了非同寻常的保护。
据民国史料记载，蒋介石在大陆执政时期，对于家乡奉化溪口的眷恋之情十分浓重。在其本人看来，他在民国政坛上的兴起以及事业的发展等，都与他的故乡、故居、父母、风水、祖坟之类密切相关。因此每逢有机会回家乡时，他总是前去祭扫父母的坟墓，并敬香磕头礼拜。退居台湾后，蒋介石对于故乡的思念和眷恋之情，却没有因宽阔的台湾海峡而阻断，而继续延续到他的子孙们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