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也不愿就此忍受，将日子过成一寸寸的极刑。挣扎了很久，想了无数的办法，最终我认定，解决之道应该在陈佩琪身上。拨通她的电话，一串声音甜美、声调高昂的问候传来：“您好，我是佩琪！有什么事请说。”然后就是一阵警惕的寂静。她在等待对方说话，以便不失礼节地做出正确的反应。我战战兢兢，“你好佩琪，我是刘舒，”语气偷偷摸摸，“我有一些问题，是……”我深呼吸，然后才说：“协议上有些质疑，我还需请教你。 ”
“哦，没关系，”她轻快地答，“只是今晚不行，明天吧，你把问题都标出来，修改办法也一同记在纸上，我们尽可能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解决这件事。 ”
“半个小时？”我茫然地瞥了一眼那份协议，繁密如星的文字，庞大如宙的数目，原来她这么讲究效率。
这个世界有多如牛毛的潜规则，我清楚。只要自然界的某一种物质出现偶数以上，就会产生规则，用于彼此和平共处。而这时的我，非常悲观，发现自己正站在锥形舞台的塔尖，前后左右寸步难移，比 B-612号小行星的小王子还拘束。而那个势必要与我共处的同类，大家都是黄种人兼女性，竟然罗列出这么多的规则，并且还占据上风地手握执行官的女王权杖。
没办法，我只能听她摆布，像士气全无的战败国，乖乖地在《住宿律法》上做修改笔记。
陈佩琪如期出现。那天傍晚，她回到公寓时已七点半，一身工作装，还没吃饭。刚坐下，就把笔、纸从文件袋里抽出来，快速进入谈判状态，好像有什么事正急着要走。
“开始吧，”她说，“一条条地对。”并习惯性地看了一眼腕表。
我紧张起来，清了一下嗓子。平生初次面对这种事，主要对方不是敌人，而是我朋友的朋友 ——原以为我和她也是可以成为朋友的。
见我一直低头看手中的笔记，久久无言，陈佩琪抢先说话：“我们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从头过一遍吧，首先是前言，你有什么异议吗？”我摇头，表示无反对意见。
她又继续说：“公共物资这一块呢？”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只感到情绪突变，想骂脏话。可她却将我的沉默当成了赞成，便说：“那好，这一块跳过，下一个。公共资源的分配办法你有何要求和建议？ ”
我烦躁起来，觉得头疼欲裂，用手捏额头，凝眉闭眼深深叹息，陈佩琪看了我一眼，不解地问：“你不舒服吗？ ”“还好，就是感到有点累。”我说，内心怒火已烧到喉咙了，抑郁得难受。
这时，一串手机铃声从她的蛇皮手袋发出，陈佩琪动作迅速地拿出手机，转身背对着我接电话，“办得差不多了， ”她迅速换了一副嘴脸，笑眯眯地说，低头看了一眼手表，“不会超过八点半，你开车来接我吧。 ”
她果真要外出，给我的时间仅剩十分钟。
收线后，陈佩琪立即接起刚才的谈话，盯着手里的协议，“费用分摊方面呢，有什么意见吗？”完全是警察逼供的口吻。“没有。”我干脆这样说，愤怒到极点。她听出口气不好，特意看了我一眼。“如果你有反对意见，或者其他想法，我希望你能直接提出，”她严厉地说，“大家坦诚，有话好说，这才能确保在今后不产生矛盾。假如我们就稀里糊涂地住一起，彼此不了解对方的生活习惯，可想而知，结果会怎样。 ”
“你认为会怎么样？”我尽量忍住随时会迸发的怒火，“你以为我就会跟你斤斤计较，会为占你一点小便宜而欢喜，会为一秒钟的灯光所损耗的电费与你争论不休？ ”
陈佩琪的脸绷得难看，完全没了妩媚之色。
我悲哀地冷笑道：“协议上提到更多的是钱，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后你可以用我买的抹布和毛刷，并不需与我平分费用，如果我做了饼干小点心，你可以免费品尝，并不需对我提前打招呼。 ”
她那发黑的脸露出一丝假惺惺的笑，“谢谢了，我不会亏欠属于你的那部分。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换另一种方式相处。 ”“这份协议要怎么修改，你才肯签字？”她又把话题绕回原地，可见内心是多么顽固坚决。
我当时的神情，就像电影《我的 1919》中的顾维钧，失望而悲愤。三言两语又怎能改变一个训练有素的成年人呢？或许，她就是在这种条条框框的规则下成长与生活，并且在这种状态中找到了值得信奉的安全感。可我说什么也不想在这“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我们俩沉默地对峙数秒，陈佩琪举起腕表看时间，已经没了耐心，她语气冷酷地说：“你自己考虑吧，但我不希望此事了无结果。想好了就尽快告知我。 ”
她说这番话绝非是妥协，而是更进一步的逼迫。
我在心里思考：假如我蛮横不签字，她会怎么样？
这时，又有电话打进，陈佩琪抓起手机就接，气势汹汹的样子，应该是被我激怒了。听了一会儿电话，她的面部表情骤然大变，眼眉带笑，声音香甜软糯像一只小猫，“不好意思，是李总啊！真抱歉，劳你打电话过来催，我这里还有点事……好好，我半小时后到。 ”
通话结束后，她对着手机长长呼气，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她已没心情理我，将手机砸进手袋里，用力拉上链子，拎着东西跑进卧室，似乎每个动作里都饱含着怨气。
五分钟后，陈佩琪再走出来，穿着酒红色连衣裙，彩妆浓艳，还用了荧光眼影，整个人焕然一新。她说：“我有急事先走了，协议的事，我希望你能认真对待，这么做都是为大家好。”然后跑出门。她的背影婀娜摇曳，穿十二厘米的高跟鞋跑步难免艰难而费劲，就像她走在社会上的一条歧途。
她肯定又出去应酬了，大概又和昨夜一样，带着浑身酒气回来。
我说不清是该羡慕，还是同情她，也说不清她的内心是快乐还是痛苦，生活于她是富足还是贫困。她的身上总有奢侈品牌缠绕，她涂抹昂贵的护肤品，使用高端品牌的智能手机，说一口流利的英式英语，而她却非要我签订一份机关算尽的《住宿律法》。
陈佩琪走后，我跑了出去，像躲避一场瘟疫那样惊慌，不愿待在屋子里。这套房子，原本是我指望安放灵魂和躯体的地方，如今却被陈佩琪的《住宿律法》污染成糜烂龌龊的赌场，她硬逼我用赌徒的心理去赢取生活的优越性。
在不适合逛街的时间段，我闲游于灯火通明的大街上，不怕迷失方向，沿着大路一直向有光的深处走去。路过形形色色的小店，穿过跳舞的老妇人群，在广场边缘的林荫道里，有家苏州绣房很吸引人，于是进去观看。
母亲的电话在这个时候打进来，有些突然。以往这个时段，她应该在睡美容觉。
我躲进小店的角落里接听电话，还用手掩在嘴边说话，以免被母亲听到广场外的喧嚣声，又开始神经过敏地对我盘问不休。
可她还是察觉到了异样，警觉地问：“你在哪里？ ”“我……”我环视周围，心里在拼命地找借口，忐忑地说，“我还在外面，很快就回去了。 ”“在学校周围？”她担心地问，“都快十二点了，现在赶回去还能进宿舍门吗？ ”“应该还行吧。”我很没把握地说，感觉谎言就要遮不住了。“你现在距离校门口多远？ ”
“这个……”撒谎太难受，我决定放弃，“我不知道。”
“你到底在哪里？”她的声音强烈起来。
“我不知道怎么跟您解释，”我小声说，“我不在学校周围，也不必再回那个被老男人看门的校舍。我搬出来了。”心里有些慌。
“我的老天爷，你到底住在哪里！”我的母亲激动地吼起来，“几天没与你联系，竟然连住所都换了，也不告知我一声。”看样子她已担忧得恨不得立马飞来上海，亲眼见证被我偷偷更改的生活。
她的强烈反应真让我心烦，“妈 ——，我想住哪里，该住哪里，生活该如何组织，应该可以自己决定。你不要这样大惊小怪的，我有智商，懂生活。我是成年人！”感觉她简直是我人生路上的十万大山。
“你住哪里？问了半天都不回答我。”她很委屈地埋怨道。
“浦东。”我的心头又是一阵崩溃。
“地址呢？ ”
“够了妈妈！”我吼道，只觉心头冒火。
母亲愣住了，很无辜地喃喃道：“够了？什么是够了？ ”声音凄凄的。我因此心疼了，有些后悔，换了温和的语气安抚她：“首先我现在很好，不需要你来看我，或者快递东西。我会照顾好自己，麻烦你能给点私人空间，好吗？ ”
母亲对私人空间一说不服，忙与我辩论，真是让人头疼。我忙打断她，“拜托，我是个成年人，有判断力，什么更适合自己，我比谁都有发言权。好了好了，你再唠叨下去，我就不给你写电邮了。晚安妈妈，今晚的谈话就到此，你不要再来电话了。”
我迅速地挂断通话，像躲过了一场灾难，放松地呼呼喘气。
绣品店的营业员闻声站起来，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我。我尴尬地对她笑，“你的小店办得很好，我正打电话告诉我妈妈，我非常喜欢。”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走了。
回到房间里，打开电脑查看邮件，果真又有母亲几分钟之前的来信。一种强烈的崩溃感直冲脑门。真不知该如何让母亲认识到一个真理：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相互依存，却不会相互依附。虽然我是从她的子宫分离出的，却不是她的全部，我确实获得了她的养育和恩惠，但，灵魂和未来，却是我自己的。
有时我也想，假如她早在三十年前意识到这些，是否还愿意生养孩子。
这个世上，最难理解的就是自己和孩子的关系。尽管几千年来，贤哲大师们都在探讨这个问题。
多少次，我想告诉母亲，我不是她的财产，可她却对我投资了一生的物质和光阴。我需要独立，她却整天围着我转，总为我的问题和父亲吵架。父亲病逝，她就抱住我哭着说：“今后就我们母女俩了，你不能不要妈妈。 ”
她将我当成今生的唯一，而我，却时刻想逃离。
尽管极度厌烦，母亲的邮件还是要回复的，否则，次日早上天没亮肯定被她悲愤的来电惊扰，或者用不了几天，就会接到她来沪的消息。父亲走后，她变得极其敏感、脆弱、悲观，她将一切快乐和忧伤都架在我的身上。
我曾动员母亲再找新伴侣，而不是整天指望与我做伴。
母亲不愿意，还责骂我没良心。她说的话不无道理，因为一旦有新人进门，我的父亲肯定会被挤掉了，不仅他的女人和财产被霸占，连遗像和名字都要被藏起来，直到我们自然而然地把他淡忘。
这是一种卑鄙的抢夺，比死亡更残忍。当我意识到这些时，就尽可能地陪母亲，安抚她，排解她的寂寞，关键时刻，我还是会牺牲自己，讨她安心。在回信中，我做出“我肯定会平安快乐”的保证，并虚构出在这里居住的诸多好处，比如毗邻商圈购物多元化，枢纽地段交通方便，邻居是外企白领，热情大方有素质讲道理……
发完邮件，我悲哀地哧哧发笑，生活真是一出讽刺的悲喜剧啊。
由于母亲对我的生活进行了严格的监控与审核，我必须在这间屋子里将日子过下去，用于证明我成人式的智商和判断力。频繁搬迁原本就不是什么好事，思考了一夜，我决定妥协于现实，签下《住宿律法》的协议。
等到中午十二点，我给陈佩琪打电话，问她何时有空签协议。
她有些吃惊，问我想如何修改。
我说：“没什么异议了，就按你定的去签。 ”
“那好，”她的声音瞬间变得亲昵了许多，“我这几天很忙，指不定何时回去，你把签好的协议从门缝下塞进我的卧室就行。”
我按她说的办。从签下协议的那一刻起，今后我在这套公寓里的行为规范，都将以她的标准为主，为求安生，我必须符合她的要求。
两天后，大概是晚上十二点后，我在黑暗中被窸窸窣窣的声音惊醒，急忙伸手拉亮电灯。只见门缝下方，正有一份打印稿从门缝里被缓缓地递进来，像传真机吐出的来自远方的不平等合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