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电”重申了对川路公司账款的处理原则，提供了两个选项，一是“买断”，即“实收支款项，由部筹还，自造枝路”；二是“合股”，川路的实际开支不以现金一次性退还，而是换取“公债股票，按年保息，分期归本”。如果选择了“买断”方案，因为中央财政拮据，“必借洋债，必照湖北以部有之川省财政作虚抵，已成之路必须估借”。同时，对于资金返还后，四川省“自办支路、矿务，未必确有把握，若再放倒账，或徒滋耗费，商民必受亏损。”这说明，中央此时对地方监管款项的能力毫无信心。因此，“歌电”提出了“经度支部（即财政部）会议”后的方案：川路公司“不分民股、商股、官股，准其更换国家铁路股票，六厘保息，须定归还年限，须准分派余利，须准大清银行、交通银行作抵押。”同时，明确表示，川路公司在上海“资本经营”造成的巨额亏损，国家不能承担。
可以说，这是中央经过缜密观察和推演后的一次“火力侦察”。多年来商办铁路的无序与腐败，已经极大地伤害了市场的信心，因此，在5月18日盛宣怀草拟川路接收思路时，就提出“近年各处支路、矿务多无成效，商民皆不信从”，“股款宜由部接收”，“公债为国民应尽之义务，且有公家保息，以已集之成款入作公债，既不失信于民，而国家亦少筹千万巨资，利国利民无逾于此”。而对于川路公司在上海的炒股亏损，“公家固无承认之理，公司亦无补救之方”，而且，绝不能“摊灭股本”（即减少股本），唯一的办法就是从股息中扣除相应比例，等到日后公司盈利后再逐渐补回。他申明这是“权宜之计”，平心而论，这也是唯一的办法。
大多数的川籍京官，都同意采用“合股”的方式，但希望政府能将上海炒股亏损也承担起来。王人文却赞同“买断”的方式，认为这才能“或足塞川人之口”。当然，中央也有人认为应该全面偿还川路的商股，尤其是那些不“当家”的言官们，御史孙培元就说：“唯吾国各省铁路，商民办理有年，集资设立公司，股本久已动用，猝闻改归国有，群情难免骇疑。血本所关，必有奔走呼号之事，与其临时而强施禁令，曷若先事而安定民心。宜速筹办法，或全用官本，商股一律给还，或兼集商资，旧股照常给利。”
中央讨论回购方式的“歌电”，是要开诚布公地征求四川各界的意见。吊诡的是，王人文接到“歌电”后，却并不公开。此时，他因未能被正式任命四川总督，起了二心，试图挟靠民意进行某种运作。对于隐匿“歌电”，他的公开解释是担心此电文会激怒民意，他建议将“现存未用之款七百余万两，留用四川兴办实业，增加生产”。
端方对王人文不公示“歌电”十分不满，于6月7日直接致电川汉铁路宜昌总经理李稷勋，令其向成都总公司索阅“歌电”，“歌电”因此在6月10日才公诸于世，宝贵的9天沟通时间错过了。
此时，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央与四国银行团签订的借款合同，其具体条款刚刚传到成都，川路高层的立即利用此亦机会，将“保路”上升到民族利益的高度，结果弄假成真、骑虎难下。
作为内部征求意见之用的“歌电”，被当作了“卖国”的证据之一，邓孝可在《蜀报》第12期上发表文章，题目就是扎眼的《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一文，高呼：“四川非无人性，非属野蛮之血性男子，今可以起矣！”文章甚至提出：“内抗政府，外联华侨。债票不售，合同自废。即我四省人民，我全国人民一线之机也。我四省父老、子弟、兄弟、伯长、甥舅，盛宜怀已尽置吾等于死地，吾死中求生，惟奋！奋！！奋！！！”这篇充满着革命悲情的大作，满纸是政治谩骂和诋毁，并毫无根据地指责政府要鲸吞700万两现金，“夺路劫款”，其逻辑是：财经无钱——必须引进外资——全民还债——四川人口多、分摊份额就大。
此时，办事过于干脆的盛宣怀，于6月9日宣布了一个命令：上海、武昌、长沙、宜昌、成都等地电报局，对“煽惑违抗”铁路国有政策的电报“不得收发。如有擅行收发者，查出即将委员领班分别撤惩”。
这大大刺激了川路公司，川路公司干脆宣布不接待政府所派的查账员，一切必须等待股东大会之后再说。王人文对电报禁令也大不以为然，认为禁发电报“虽为预防煽乱，而群情异常惶惑”，他提出对于涉及铁路的电报，只需要“将发电人姓名、住址、根据”等“严行查问注册”，“设有煽乱情事，自有国法以绳其后”，这样才能“弭隐患而安人心”。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调查摸底和多方博弈，中央放弃考虑一刀切的平均接收的方式，而决定根据各省情况因地制宜。这当然导致操作难度大增，原则上“以商股与公捐不同，实用与虚糜又不同，故不得不稍示区别，或还现款，或给保利股票，或给无利股票，分作三项办法，而终不使其资本亏折丝毫”。也就是说，回购股份将采用三种补偿方式：一、现金；二、保利股票，即国家铁路的股票，分红之外，每年都另有旱涝保收的利息；三、无利股票，即只能分红、没有固定利息回报的国家铁路的股票。
中央在6月17日宣布了以下铁路国有补偿的方案细节：
专门用于回购商办铁路的国家铁路股票，固定利率为年息六厘，即6%，该铁路获利后，再按股分红。5年后，股东可决定是否抽回股本，股本分15年期抽回；
对于粤汉铁路广东公司（粤路），全系商股，因路工停顿，糜费太甚，市值已经从每股1元跌到0.2元，但国有消息传出后，有人入市收购，股价已经回升到了每股0.4元左右。“现每股从优发给六成”，换给国家铁路保利股票。而已经亏耗的四成，也发给国家铁路股票，但没有固定利息，“路成获利之日，准在本路余利项下分十年摊给”；
粤汉铁路湖南公司（湘路），其商股部分约100万两，全额以现金退还。其来自米捐、租股等的资本金，换发国家保利股本；
湖北铁路公司（鄂路）涉及粤汉、川汉两条铁路，其处置方式与湖南相同，即商股部分全额以现金退还；其来自米捐、租股等的资本金，换发国家保利股票；
至于四川铁路公司（川路）则并没有强制性地收取其700万存款。已经动工的宜昌-万县段用去400多万两，“除倒帐外”的实用工料之款，换发国家保利股票。宜昌开办经费33万，及成、渝各局已经开支的办公用费，发给国家无利股票。公司账上未投入施工之用的700多万两存款，如愿入股，可更换国家保利股票，五年后分十五年还本，“亦准随时抵押，并可分得余利”。
几方对比，闹得最凶的湖南，其获得的条件较为优厚。尽管湖南还是有意见，认为“以粤省糜费甚巨，而湘公司则十分核实；川省倒帐，巨款无告，而湘公司则分文不少；鄂省毫无基础，而湘公司则实有已成之路。今相提并论，是以不服”。但湖南的事态立即平静下来，湖南巡抚杨文鼎报告中央：“湘省对于干路国有，初甚激烈，近经劝诫，已渐平静。”广东、湖北则基本无甚异议。
应该说，中央的这个方案充分考虑了川路公司的利益，虽然没有认可其炒股亏损的300多万两，但也没有接收其多达700万的存款。然而，此时，大清国的神经系统几乎完全失灵，中枢发出来的灿烂笑脸，再度被扭曲表达，一场妖魔化中央的暴风雨，正在成都上空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