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中国学生都蜂拥进了速成科，1907年，清廷学务大臣在奏折中承认：“在日本留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留学日本成为最快戴上“海归”头衔、从而进入大清政府机关的捷径，如同外地的螃蟹在阳澄湖“洗个澡”后便成“大闸蟹”一样身价倍增。
日本商人迅速行动，大量“野鸡学院”纷纷涌现，学制一个比一个短，最夸张的是能在几天内就拿到毕业证。湖南留学生杨度等人，在弘文学院速成师范内，当月即卒业。前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校长寺田氏在1905年指出：“自费留学者多为富家子弟，其消费金额也比其他官费生要多。教育清国人的私立学校之增加虽不是坏现象，但多数只是以利己或营利为目的。”“学店”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学费只要降低一元，就足以挖走别人的生源。而学生们为了回国后求职方便，到处周旋，使劲收集一张又一张的毕业证。
如此速成之下，留日学生学业普遍低下，绝大多数无非混到了中学水准。日本法政大学总理梅谦次郎博士就曾指出，日本学生进大学学习法政，一般需要3至4年，而中国学生还得先学习语言，然后才能开始专业学习，正常必需6-7年，却在6个月就“速成”了，萝卜快了自然没法洗泥。
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就对这种速成科不屑一顾，他们为清国留学生只提供正规的三年学制课程。1905年9月，该校领导访问中国，中国高官们很担心留日学生的“危险思想”，学校领导一针见血：“回国后鼓吹极端危险议论的，都是些不用功的学生。”他们认为努力追求学问的人，不会接受任何颠覆性的思想。
如此论断近乎武断，但在此后风云诡谲的中国近代史舞台上，更为活跃、更能折腾的海归们，的确都是那些在海外不大重视学业、甚至没在课堂上认真听几天课、连所在国的语言都还说不利落的“学生领袖们”。
蒲殿俊到日本后，似乎也没有安心地学习，而是忙于“爱国”了。当年（1904年）10月份，他们就组织川籍留日学生捐款，前后得30多万两，号召川人自办铁路；到1906年，则干脆拉了个“川汉铁路改进会”，每月出版《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书》一册，分寄北京各衙门和四川各州县，监督川路公司的运作，深得四川总督锡良欣赏。
由蒲殿俊主持、集体撰写的《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指出了川路公司种种弊端：股票滞销、股本挪用、租股无限、官绅混杂、权限不明等等，他们认为这正是官办商办不清造成的，只有彻底商办才是川汉铁路的出路，首先必须“定订完全之公司章程，”，严格根据《商律》，开股东会，选董事，由董事会任用公司办事人员，同时，改良征收租股的办法，规定资本总额和征收租股年限，提高租股起征点，并仿用累进税法，使租多者多出股金等等。
在多方考量后，川督锡良在离任前，于1907年3月4日上奏中央，将川路公司改为商办。但远在日本的蒲殿俊并不知道，赶回上海去拜见传闻中即将出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试图说服他同意川路商办。岑春煊对其颇为赞赏。川路公司就成了四川绅商及留日学生们，玩当家游戏的一个娱乐场。
1908年蒲殿俊学成回国，仍回法部担任主事兼宪政编查馆行走。在各省纷纷成立咨议局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他回到家乡广安州，被推举为咨议局议员。1909年，在四川咨议局第一次常会上被议员推举为咨议局议长。此时，“商办”后的川路公司，腐败依然，问题照旧，他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以咨议局的名义通过了对川路公司的整顿，此后他成为对川路决策影响最大的人。
有趣的是，在川路特别股东会及四川保路同志会中，很多人都与蒲殿俊同样有着留学日本的资历：肖湘（咨议局副议长）、邓孝可（度支部主事，同志会文牍部长）、彭兰村（特别股东会主席）、颜楷（特别股东会会长）、张澜（特别股东会副会长）、江三乘（同志会总务部长）、郭策勋（第一届股东会临时副会长）……
半吊子郎当
在留学大跃进年代，多数拿着公款或私款在日本吃喝嫖睹、不学无术的“半吊子”们，俨然成为日后民族复兴的宣言书、播种机和宣传队。大清国正处在人才饥渴期，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些“半吊子”们，至少能说一些时髦的改革术语，尽管他们没认真看过（或许压根看不懂）政治理论著作；至少愿意穿上笔挺的制服，踩着铿锵的马刺，尽管他们或许压根不会骑马，也从来没有放过一枪一弹。面对任何可能的质疑，他们只要用“大清国情”四个字便可轻松化解。
到了宣统年间，唯一能与留日生在人数上相匹敌的，就是留美学生。有趣的是，当大多数留日生连日文都说不流利时，留美生多数能够学贯中西，甚至涌现了不少泰斗级的人物；当大多数留日生热衷“主义”与“革命”，为了“主义真”而“砍头不要紧”（无论砍别人的头还是砍自己的头）时，留美生则更为关注“问题”，关心文教，支持改良。“长线”的美国，与做“短线”的日本在中国体现了鲜明的对比：从日本进口的各种速食“主义”、“思潮”潮起潮落，而从美国“进口”的“德先生”、“赛先生”却成为日后持久的理想灯塔，尽管很多时候其光芒实在太过微弱……
与“半吊子”人才一起从日本“事半功倍”地进口的，还有大量的被日本“山寨化”的半吊子西方理论。尽管在大清国领导人最初的制度设计中，日本只是学习西方而需要的一块便捷的垫脚石，但实际上，很少有人再愿意、或有能力踩着这块垫脚石去直接接触西方文化的本源。人才是速成的，理论也是速成的，“西方理论”无论鱼虾均被日本厨师加工成了生鱼片，剔除了他们认为不健康的东西，再被更为粗放的中国筷子夹起来，送进了饥肠辘辘的中国肚子。
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起核心作用的正是这些留日学生。如同蒲殿俊学会了“潜水”，但未必能再度浮上水面一般，这些日本来的“海归”们，虽然已经学会了如何“放火”，但是，他们是否还懂得如何“灭火”呢？
4、粉墨登场
与丈夫朱山相似，朱李的演说才华也十分出众。照例是那些已经熟悉了的套路，痛心疾首地描绘一幅丧失铁路、丧失主权、国家被外敌侵占的悲惨前景描绘，当然加入了许多女性特有的煽情方式。
成都的夏天多雨。
1911年6月28日这天，“阴雨，天风荡檐”。位于城中心的新玉纱街17号，珠环翠绕、莺莺燕燕的，居然是女子们的大派对。
无论小脚还是天足，无论步行还是乘轿，到了这里，“多以手拂盖头，步行踏水，裙带尽沾湿。有左手扶娘右牵妹者，有蓬蓬白发半折臂之媪，扶杖入场者”。
大门外显眼地立着一位年约六旬的独目老画师，等待着女眷们的到来：一会儿小女儿赶到，随后其夫人赶到，只听他着急地呵斥老仆，赶紧回家把大女儿也叫来，特别嘱咐说不必等轿子了就步行过来。
这一天是成都女界乃至全中国女界的大日子：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成立。
不爱红妆爱武装？
下午4点，会议正式开始。
主持会议的是一位20岁上下的少妇，她的名字叫李哲华，又叫李毓，夫君就是四川咨议局机关报《蜀报》主笔、年方24岁的“蜀中报界之巨擘”朱山，正是在同志会成立大会上不小心伤了手、却宣扬成破指流血表决心的那位。当时的媒体上，多把李哲华称为“朱李”。
朱李并非四川人，但父辈在四川为官，她也出生并成长于成都。有其夫必有其妇，保路同志会刚成立时，她就率先捐款，并在《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上呼吁：“群愿誓死进行，从诸先生之后。唯是棉材薄力，恐贻龙头蛇尾之羞。检呈平时手制美术共得若干品，请悬之局门售，为女同志会经费。”
不久她又给四川保路同志会写公开信，表决心：自己生于四川、长于四川、并嫁于四川，“设使川路不保，川省随亡，则生不能入朱山之室，死不能葬沪水之滨，而未来之子女已先负有四十年之外债。是夭下之苦命女，孰有嫁于川人若者？……请自今日始，与公等约：朱李愿与女同志十人，各典钗环，酿集千金。有能诛卖国贼者，以此壮其行色”。
与丈夫朱山相似，朱李的演说才华也十分出众。照例是那些已经熟悉了的套路，痛心疾首地描绘一幅丧失铁路、丧失主权、国家被外敌侵占的悲惨前景描绘，当然加入了许多女性特有的煽情方式。
川汉铁路的问题，在朱李嘴里被彻底简化了：“前为商办，今归国有，盛宣怀夺我路去，我们须争得路回，筹款修路。大家有钱，不用他人代借洋款，合同只算死人张之洞与外国开钱业之商人未成之草约。张之洞非全权大臣，德华洋行等既名资本家，决非外国政府之财政。我们一不负洋款，二不弃路权，三不认草合同为有效。请注意认定此三桩要题，女同志会所以成立。”
讲到这里，“会众均竦然色怒”。随后，朱李宣布女同志会成立，台下众人高呼“努力！努力！”这样整齐的口号，显然不是各界女同志们能自发喊出的，需要事先布置的骨干们带动。
然后是宣布公约、选举干事等各项具体议程。其实，这个女子保路会，早在6月21日就已经筹备妥当，但因为要联络各地会员，而耽误了几天。
会议推举朱李为代表，“赴京吁恳”，并往湘、鄂、粤联合女同志时，朱李“答以蹈汤赴火，义不容辞”，随即又很煽情地说：“恐不生还，望同志为我买丝，绣一朱李之肖像为纪念”。这么一来，与会者再也撑不住了，无不“座中相对，呜呜而泣”。同志会的笔杆子们记录道，其中“茹苦含辛、怀仇挟恨”的气概丝毫不逊于“男同志会”，“而爱国心之含蓄配酿，纯出天良，发为沉雄鸷勇，有不可以语言气象观察其深者”。
在推举代表过程中，人群中忽然站出一位年仅13岁的女孩，名为李问渠，此前已经捐了100两，但被大人们退回。此时，她站在人群中，“以手击额，声响砰然，大呼某愿去死！”众人当然不能选她当代表了，劝了良久，到会议结束时仍不愿离去。这次会议居然进行了4个多小时。
会议之后，各种各样的女子保路同志会在四川到处开花，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规模如此巨大、渗透力如此之强的妇女组织。成都主会场的哭场效果，在各地无一例外地被复制：出席重庆女界保路同志协会成立的，有五六百名女子，“惧宗社之将绝，决意誓死力争，共表同情”，哭声震天；在观音阁成立成都外东区女子保路同志会时，“女界同志来者甚形踊跃，有听而呕血者，有愿赴京叩阍者，有年逾七旬之老姥痛哭失声者，有瞽媪顿足求人急欲报名者，有愿捐银百两者”。
女子保路同志会，将一场经济利益的争斗战蒙上了爱国主义、女权主义的光芒。同志会的宣传，将其拔高到了妇女解放的高度，报纸文章说：“我国痼习，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凡百事务，抹煞女子，中国女子也将自己定位为生男育女、经记中馈而已，不复措意于学问世故。因是沉沦闺阃，任国破家亡而无可如何。”在这危急存亡之计，女性岂能漠然置之，“外人骂吾国女子为玩物，此辱不可不借此一洗。凡我女界，速醒速醒！大发热念，共救颠危，无俟国破家亡，悔之已晚”。
羞死无志气男儿
在全力开动的宣传机器面前，女子同志会的一切都被神化，甚至过度神化，显示出很多光怪陆离的景象。
根据报道，同志会得到的最大一笔“捐款”，就来自川剧演员杨素兰。还在女子同志会筹备期间，这位当地小明星就亲具“志愿书”，“痛民力之困，特将自置田产四十亩捐入该会以资提倡”。同志会内部开会研究后，决定退还杨素兰的捐款，待“日后铁路争定、仍归商办时”，再”由杨君自行变价，入铁路股”。显然，这是一次相当成功的策划，杨素兰分文未花，她的知名度和40亩土地这种扎眼的新闻要素，则为同志会吸引了眼球，做了一回大大的广告。至于一个戏子，为了一个与她实在有些遥远的政治“演出”，是否真能捐出如此大的一笔不动产，这就不重要了。
同志会办报，目的只是宣传动员，并非传播新闻，更非探寻真相。于是更多的“非典型性”新闻，不断地出现在同志会的刊物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