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着“潼川同乡会”的神秘机构，不仅对甘大璋发出了暗杀令，而且还大揭他的老底，将他早年“未登第前骗人饭菜钱一百余串”等无法查证的事，也在报上大书特书。宋育仁、施愚等被既得利益集团看成是眼中钉的几位四川京官，均被打着府、县、乡名义的各级“同乡会”，宣布开除乡籍。受威胁最重的甘大璋，不得不请求中央要求地方官保护他家祖坟。而这些“卖国贼”，此前一直因为自己在北京的地位，而成为家乡的骄傲。
在巨大的压力下，曾经联署的京官们纷纷退却，如翰林院编修贺维翰等，就向邮传部递交成文，要求取消甘大璋“窃名呈请附股”的“公呈”。列名者之一、宋育仁的弟子胡骏也站出来揭发，说是老师在背后煽动，自己被蒙蔽了。这样，保路派们成功地将打击的目标缩小到了甘大璋、宋育仁两人。
针尖麦芒
一场大辩论，在报纸上开始了。
隐秘的人士以“旅京股东”名义，向甘大璋、宋育仁发出了声讨，并提出了几个“诘问”：
一、 川路股份中，京官占最小股，而甘大璋等更小，问甘大璋凭什么代表全体股东？
二、 既然国有，川人用过的款必须归还，甘大璋有何权力处分？
三、 根据上谕确定的补偿数额，川路公司将损失四五百万（其实就是亏空的部分），甘大璋能否一力赔偿？
甘大璋显然没有想到，一个为国家、地方和股民周全考虑的建议，会遭到如此强烈且恶毒的攻击。沉默数天后，他发表了公开回应，一方面解释了前后原因，来龙去脉，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则痛斥既得利益集团混淆视听，故意把水搅浑。
甘大璋对强加给自己的“失路送款”的罪名嗤之以鼻，他说，“失路”的责任恰恰应当由“总公司”承担，没有他们的无能与腐败，川路建设权有必要被中央收回吗？而现在，公司上下的混乱与腐败依旧，宜昌分公司每月还在开支40万两的巨款，再不抓紧解决，剩下的路款也有可能要立即失去了。他质问道：大家为何不去追查现在尚存的股款究竟多少？在谁手上？如何管理？所谓“送款”的罪名，不正是此前川路公司内部的亏损、贪污、浮滥吗？
他痛快淋漓地逐条反驳对他的“诘问”：
——“反对国有，赎回成命，吾乡人有此能力（续办铁路）否？”
——“争路商办，能保全吾乡人生命财产，不致如沪款倒亏之绝大损失否？”
——“上海亏倒巨款，显有总筹全局不能辞责之人，吾乡人能如数追出使之者否？”
——“原诘不翼而飞之四五百万，或指倒款而言，或指各局浮费、国家不认而言，抑或指经办侵蚀而言？”
——“出‘租股’者原为享铁路利益，岂国家股票不能得利益，商办股票乃独能决其必得？”
——“国还民款，亏倒滥用，全归自认，百姓吃亏。民附国股，代追亏倒，清算移交有不完全，百姓吃亏少，国家吃亏多。川款吃亏固不待言。试问现款发还能赵璧赵还，不中饱于胥吏、局绅之手否？”
——“沪款既倒之后，诸君对于此事置之不议、议而不求归宿，若以为无足轻重者，此亦股东之生命财产也，是何等处分？”
——“加鄙人以‘送款’罪名，此款送于何处，较之送于沪上各号，孰得孰失？”
……
甘大璋强调，自己从来都没有表示过代表全体股东，但是，攻击他的人却“动辄称全体”，难道真能代表全体吗？他尖锐地指出，那些攻击者，有的是平日得到了小好处的人，如今出头为管理者开脱；有的是之前图谋总经理之位而未得如今又蠢蠢欲动的人；有的是盘踞着路、局要差肥缺，而不肯放手者；有的是经办过那个“亏挪甚多，希图展延时日掩盖报销”者；有的是“假托舆论，挟此操纵全川而其计已左”者；有的是“藉办公益，欲据此款而意图瓜分”者……这正是中央文件中警告的“不可告人之处”所在。对于所谓除籍之说，他质问道：“公司是何法庭，可以交办根究？私人据何法理，而可以削人之籍？凡此之类，窃为诸谈法理者讳言之也。”
这是一篇酣畅的反驳檄文，但是，舆论并不总是与真相站在一起，而是与嗓门洪亮者混在一处。甘大璋的辩白和反驳，在既得利益者已经遮蔽四川的舆论攻势下，显得苍白而无力。
7月2日，甘大璋建议盛宣怀，既然川路公司动辄利用股东的名义，而川路股东多是小民，干脆绕过川路公司，直接通过各地的租股局，动员民众，配合政府解决此事。毫无疑问，对于四川的数千万小股民来说，两害相权，换发国家股票当然比将股款留给那些既得利益者管理为好。
这是个釜底抽薪的办法，盛宣怀深为认可，痛下决心，请中央明令，将川路公司股份附入国家铁路股份中。7月11日，中央电令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要求川路公司尽快表决是否附股。
如果依法召开股东会，在不存在干扰与障碍的前提下，中央的方案完全可能被广大股民所接受，而这就意味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彻底失败。尽管这个集团动辄以“商律”、股东权益等与中央对抗，但他们最害怕的却是真正的股东大会，因此，在预计的股东大会(8月4日)之前，他们抓紧行动，造成既成事实，上逼中央、下迫股民。
7月4日，川路公司总部明确宣布，经过对四国银行借款合同的研究，已决心“破约保路”，而不再局限于“争款”。次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发表宣言，号召不惜生命与鲜血，“破约保路”。
至此，还未召开的股东会已经失去了选择的余地，而中央也被逼上了进退两难的处境。四川这盆大火锅中，有点营养的豆豉被彻底抛弃了，剩下的就是沸滚的麻辣红油，继而开锅、爆裂…...
2、导火线
贪腐有道、办事无能的川汉铁路公司内，居然还出了位能干而且操守良好的干部，这令中央大为欣喜。正是川路决策的关键时刻，他参与进来，站在了风口浪尖上，也即将引爆一场更大的骚乱……
李稷勋，四川秀山（今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氏，在中央邮传部担任局级调研员（“参议”），因丁忧（官员父母亡故需停薪留职回乡守丧）在家，正好赶上了川路大建设，便被就近推举为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的“总理”。
宜昌在湖北境内，宜昌至万县是川汉铁路中唯一动工兴建的路段，李稷勋肩上的担子自然就很重，要协调湖北与四川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官场与商场之间的种种关系，错综复杂，而且，他的手下还有近4万名筑路大军，多是四川人，工作地点又多是艰苦的山川地带，一个不留神，就很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压力很大。
也正因如此，李稷勋成为川路公司内几乎唯一一个真正做实事的高层管理人员。
当他在1911年7月初，赶到北京时，正是川路决策的关键时刻，他的到来令中央很重视。
积极保款
李稷勋是6月27日离开宜昌的。在纷纷扰扰的川路接收方案中，已经动工的宜昌段不仅关系到川路接收的成败，而且关系到大局的稳定。
他本来一直在等川汉粤铁路督办大臣端方到湖北上任，但端方一直滞留北京，而中央与川路公司之间已经因接收的方式和补偿问题发生了冲突，这令在铁路建设第一线的李稷勋十分担心，便直接入京，一则与川籍京官们商议，二则要面见端方。
哪成想李稷勋赶到北京时，端方却已经南下就任了。端方7月3日到达汉口，两人正好交错而过，没能碰上。
李稷勋本是戊戌那一年的二甲第一名进士，俗称传胪，博学多才，师从王闿运，与杨度是同门师兄弟，精衡鉴，重实学，在京都口碑不错。他又是京官，在邮传部机关任职，关系多，人头熟，便开始频繁地为川路的安排斡旋起来。
盛宣怀立即接见这位难得明白的干部，畅谈之后，盛宣怀在7月5日发给端方的电报中，表示“李瑶琴(李稷勋)到京面谈，甚愿将存款并办宜归(路段)而不能出现”。可见，李稷勋与甘大璋等川籍京官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但是，同一天，保路同志会发表了宣言，已决心“破约保路”，而不再局限于“争款”。川路总公司给李稷勋发来了密电，告诉政府正在征求将路款全部附入国家铁路的意见，而同志会的“目的在废约拒债，不仅保路保款”，如今，四川总督赵尔丰仍未到任，股东大会则还在筹备，因此川路公司拒绝政府查账。“护理四川总督”则站在保路派一边，多次帮助代奏，令中央十分生气，希望他及早回宜昌，一同“准备对付办法”。
真正能做事、也真正在做事的李稷勋，成为各方争取的对象。端方在汉口到任后，立即了解到李稷勋才是宜昌路段的灵魂人物，要保障川路平稳过渡、处理好川路内部和外部的分歧，乃至协调和川鄂之间的关系，避免宜昌的数万工人发生长沙那般的群体性事件，必须取得李稷勋的全力支持。
端方提醒盛宣怀，李稷勋只是因为守制在家，才被中央硬安排了川汉铁路的职务，一到守制期满，他肯定要拔腿返京，那时将无人可以接手，他请盛宣怀务必趁李稷勋在京期间商定办法，稳定李的情绪和信心。端方本人则十分希望能在汉口早日与李稷勋面谈。这些电报，日后都被同志会和后世主流史家，解释为端方要求盛宣怀收买李稷勋，硬生生地将一池清水搅浑。
在与盛宣怀及在京川籍干部多次长谈后，李稷勋顶住了来自成都的压力，以宜昌分公司董事局的名义，在7月8日致电川路公司股东会，明确提议附股于国家铁路。
在电文中，他分析道，川路公司已经用款八九百万，在上海亏损了近三百万，如要政府承担这些并且归还现款，是绝不现实的。在这“存款无多、倒款无着、股本原额亏短甚巨”的情况下，即使能退回现金，如何分配发还股东是一个大难题，“支配极难，讼事必多”。如果将这笔退款不发还，而是兴办别的实业，“不惟委托难得其人，股东亦多不认可，万一意见歧出，办理乖方，则消耗益巨，收束更难”。如果国家能将所有用款、存款、亏空全盘接收，一律换成国家铁路股票，年息六厘，并将已经开工的宜夔段（也称宜万段）完全使用川款，不动用外债，则川路股东的利益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而这对政府来说，要同意民股并入且不用外债，需要对外做工作，同时将数百万亏空浮滥一律认可并换发保利股票，财政部门也一定有意见，他希望大家为了川民和川路的利益，积极争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