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民意越发汹涌，川路公司的高层在动员民众、挑战政府等方面，展现出“卓越的才华”。此时，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员之间也发生抵牾，一场经济纷争渐趋于血腥冲突。混乱在成都罢市这一天达到顶点，已经去世两年多的光绪皇帝，在九泉之下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一幅景象上演了……
1、大帅搁浅
赵尔丰怒马如龙，终于在8月2日到达成都。此时，距离川路公司的股东大会还有两天，成都城里熙熙攘攘，到处是来自各州县的股东代表，以及看热闹的人。有人盼这乱局赶紧结束，有人则唯恐天下不乱。
65岁的赵尔丰头发和胡子都已经花白，肤色却是黝黑锃亮，这都是常年生活在雪域高原的缘故。当官、尤其当大官，本是大清国最安稳的好职业，但在这风起云涌的年代，这份职业的风险大大增加。赵尔丰本以为调任四川总督，可以在仕途上平安降落并安度晚年，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面对的这场起源于经济纷争的群体性事件，会造成一个帝国的覆灭，最终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如履薄冰
所有的人都盼着赵尔丰早点到任。中央是三令五申，催促上路，而川路公司方面也派了专人赶到新津去迎接。毕竟，王人文是暂时代理总督，在日益尖锐的冲突之中，他的身份十分尴尬，很难做出大的决断。中央总是觉得他过于软弱，因此纵容了保路运动，使一场本可以消弭在萌芽状态的小小经济冲突，酿成了越来越旺的遍地野火。而保路派虽然觉得王人文与他们同心同德，但毕竟王无法决断，在很多具体问题上都无法拍板。赵尔丰到任，各方都能看到这场游戏即将走到尽头——无论结果如何。
川路总公司总经理曾培派了邓孝可、叶秉成到新津去迎接，并将周善培也硬拉了去作陪。周善培本是商业厅厅长（“劝业道”），是省政府中最熟悉川路的干部，但刚刚在7月7日接替因年老退休的江毓岷，接任司法厅厅长（“提法司”）。周觉得自己的职务，已经不适合再和川路公司的代表一起去迎接赵尔丰，曾培因此请示了王人文，由王人文下令，周善培才接受了这个任务。
三人在新津等了两天，没等到赵尔丰，连前站邛州（今邛崃）也无消息传来。邓、叶二人又硬拽着周善培往前赶到邛州，等了两天还是没有动静，只好悻悻地赶回成都。
其实，赵尔丰并没有走这条线路，而是悄悄地到了雅州（雅安），在那里与前往迎接的藩司尹良秘密会谈了两天。这尹良是前任川督赵尔巽的表侄，赵尔巽当年将他带到四川，由候选道升为代理盐运使。赵尔巽在调任东三省总督后，“内举不避亲”，在推荐弟弟赵尔丰继任川督的同时，也推荐了尹良代理藩司，接替王人文留下的位置。尹良和赵尔丰算是亲戚，但却并不同心，两人之后摩擦不断，也导致赵尔丰摇摆不定。
赵尔丰对待川路的态度，受王人文影响极大。早在6月份，当王人文为川路公司代奏时——并非任何人的报告都能进入紫禁城的，没有够级别的地方大员代奏，就只能走“人民来信”的漫长处理过程——去征求他的意见，他不仅同意，还宽慰王人文说：“圣明在上，必能鉴此忠悃，况简畀正隆，求去不易，安有获咎之事。”
7月6日，赵尔丰从打箭炉致电王人文，明确说自己将“抱定纯正和平宗旨，毋浮动，毋暴躁，毋使莠民借故扰乱地方。公既主张于前，丰必维持于后”。在这封电报中，赵尔丰强调，作为川路公司的创办人之一，自己对公司“关念尤切”。
川路公司及同志会也很注重对赵尔丰的工作，多次致电赵尔丰，辩白自己是和平争路，“力求维持地方安宁”，请领导放心。赵尔丰也回电，明确支持他们的和平行动，通报自己到达成都的时间。他在途中与王人文的电文来往，也认为盛宣怀“乖谬自不待言”，王人文被申斥，他认为中央处理错了，宽慰王人文说：“大臣谋国，正不必求谅于人，而不谅于今者，必见谅于将来。”
此时的四川官场，因看不透前景人人自危。成都将军玉崑对于局势就很不乐观，认为国家既然与外资签约，不可能推翻，而川路公司如此逼迫，结果很难预料。他在写给北京的家书中说，四川官吏“纷纷请开缺”，为“急流勇退之计”，自己最好也是“卸肩”为妙，“支吾一天是一天”。他甚至从纷乱的保路运动中，看到了打着“宪政”旗号的绝大危险，警告北京家人在10月份资政院（国家议会）开会时，“万不可前去旁听，尤恐暴动”。事实证明，这位满洲将军有着比同侪们更为灵敏的嗅觉，并适时地采取了规避措施，从而在四川的风云突变中，不仅全身而退，而且还保住成都满城内数万旗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成为极少数和平交权的满城之一。
作为将军，玉崑能够“支吾一天是一天”；作为代理总督，王人文也能“支吾一天是一天”，但作为总督，赵尔丰就没有选择了。8月3日，他与王人文正式办理交接。王人文交印后，立即致电中央，解释自己的艰难处境，“既不能不为国家贯彻政策，又敢不为朝廷固结人心”，也表功道：“仰托朝廷威德，地方安静，并未别滋意外事端”。中央同意他请病假15天，他虽然还呆在成都，但几乎是迅速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远离是非窝。
川边扬英声
赵尔丰的确与川路公司渊源很深。
1903年，他跟从锡良调任四川，第一个职务就是川汉铁路督办。赵尔丰与锡良关系很密切，他是汉军正蓝旗人，祖籍山东蓬莱，三十岁时（1875年)步入官场，一直在山西为官，先后担任静乐、永济、洪洞县知县。戊戌政变那年(1898年)，在时任山西按察使的锡良保荐下，出任河东河道监事同知。1900年闹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到山西，锡良被火线提拔为巡抚，就调赵尔丰掌管东路防军营务处，在对抗联军入侵时，表现不俗。其实，锡良比赵尔丰还小了几岁，但这并不妨碍两人关系很密切。当锡良在1903年从热河都统任上调任四川总督时，赵尔丰是他要调到身边的少数干部之一。
川路公司督办毕竟只是一个企业的主管，而赵尔丰此时已经年近六十，再不赶上，仕途前景并不看好。不久，赵尔丰就调任永宁道道员、建昌道，这是地方实职。露脸的机会随后就到，1905年3月，西藏巴塘叛乱，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一行50余人被杀，震惊中外。“巴塘事变”的背景相当复杂，既有改革者推行新政，造成与当地寺庙等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冲突，更有英国在西藏加紧渗透的因素。中央立即下令平叛，根据四川总督锡良、成都将军绰哈布的建议，派四川提督马维琪、建昌道赵尔丰会同剿办。此时已经60岁的赵尔丰，在平叛过程中，手段狠辣，血洗“七村沟”等，因此，迅速赢得了一个“赵屠夫”的名头。这成为日后革命党证明其一贯“与人民为敌”的证据，其实，这和曾国藩所得到的“曾剃头”绰号一样，都是在一个矛盾尖锐复杂的环境下，一个果断刚毅的人的正常反应。
事变之后，崭露头角的赵尔丰留在川边督办善后，1906年，大清中央鉴于西藏局势非常严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决定设立川滇边特别行政区，为省级建制，赵尔丰就任首任川滇边务大臣，宦海煎熬30年后，终于跃上了关键的副省部级（“侍郎衔”）台阶。但代价是巨大的，这位61岁的老人必须常年生活在高寒缺氧地带，处理棘手的边疆民族事务。
赵尔丰作为川滇边务大臣的辖区，东起打箭炉，西至达丹山，南抵云南维西、中甸，北至青海玉树。他上任后，不顾年迈，清户口，查地亩，规定粮税，废除土司，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效地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巩固了国防。1908年，中央又任命赵尔丰兼任驻藏大臣，至此，正式位列封疆大吏。赵尔丰展现了卓越的经营边疆的才干，率领军队挫败了英国幕后操纵的西藏叛军，率军顺利进入拉萨，宣布剥夺叛乱的十三世达赖的名号，其因此也成为英国政府内部文件中的“名人”。他甚至建议中央，“仿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四川总督应当移驻巴塘，在四川、拉萨各设巡抚，“藉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
赵尔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即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加强基层政权的控制力度，“所收边地，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省之规模粗具”。他在西藏和川滇边实行大规模的改革，发展经济、文教、架桥铺路、建厂通邮、编练新军及巡警，成效斐然，“赵本人亦明敏廉洁，办事公正。犯法者虽近亲不稍恕，康人多信服之”（贺觉非）。他曾经在途中发现一户百姓家无隔夜之粮，而地方官却不知情，就严惩了地方官，他说：“知县是知一县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爱民者，因爱民而勤政。非勤政为一事也，爱民又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贼民者也”。
时人评介道：“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著功若此者”（尚秉和），锡良更是高度评价他“忠勤纯悫，果毅廉明，公尔忘私，血诚任事”。
在赵尔丰的努力下，川藏抵抗住了英国的强力渗透，得到了稳定，民国著名学者李思纯认为：“金沙江以东十九县，尚能归附，皆清季赵尔丰之余威，于民国以来诸边将无预也。”赵尔丰在瓦弄勒卡玛坝子西南角雪山峭崖上，勒石镌刻十个大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每个字大如八仙桌面。这十个大字，与大清政府在中朝边界上留下的“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一样，成为中国主权的象征，东西呼应。不同的是，赵尔丰刻在雪山上，而中朝边界则是一字一碑，从小白山顶开始，绵延100多公里直到图们江主流汇合处，竖立了10座巨大的界碑。
二十多年后，章士钊在《将军叹》长诗中说：“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认为赵尔丰的成就超过岑春煊和袁世凯。
作为一位出色而尽责的边疆干部，赵尔丰调任川督，虽不是升迁，但却有朝廷“酬功”的打算在内。但是，正如保路运动的领袖之一彭芬日后分析，“赵尔丰久在边藏，于国中潮流及政治，均莫知其趋向。然出膺首座，又适在王人文估计酝酿之后”。这一分析是中肯的。
调任赵尔丰、而不是提拔王人文，这或许是大清中央及前任川督赵尔巽的一大失误，不仅造成王人文的离心离德，在风潮初起时不仅不思平息，反而火上浇油，而且也造成了赵尔丰的人生悲剧及大清国的国运颠覆。
王人文实际上已经与中央对着干了，端方就痛斥他“违道干誉，专主附和，不加裁抑，颇有幸灾乐祸”。因此，中央几番急电，催促赵尔丰尽快到任，务必赶上川路公司约定的股东大会之前，以便及时掌控局面，在上谕中，明确说“除股东会例得准开外，如有藉他项名目聚众开会情事，立即严行禁止，设法解散，免致滋生事端”。
左右为难
赵尔丰到任前，就支持王人文的立场，对保路运动相当开明，四川保路同志会曾经欢呼，“季帅(赵尔丰)此电岂仅我川七千万人所当额手……此吾全国人民所日夜祷祝，大有力者之能为吾请命也”。
到任后，赵尔丰至少有六次执行中央的强硬路线，这其中，固然有他作为第一线当家人的权衡考量，更有他个人希望平安降落的心思在内。与垂垂老矣的赵尔丰相比，当政的盛宣怀、端方等，不仅年富力强，而且都是被压抑已久而刚刚回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急于建功。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资历、不同的愿望，造成他们之间完全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