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被弄懵了的官员，赶紧前往总督府请示汇报，没想到，赵尔丰痛快地答应了。两位官员通过电话，向股东会做了通报，于是，又一个极具仪式感的场景出现了：在主持人的指挥下，“会众一起起立，对赵督表示谢意，然后散会”。
次日清晨6点，赵尔丰将此前一直负责与川路公司沟通的原劝业道、现提法司周善培请去，给他看了电报，说：“我已预备发了，幕府里却说发不得。”
周善培说：“论道理，是该代发。论事势，发了之后，部里不免怀疑大帅太站在川人一面，以后大帅再说话就有点为难了。幕府说发不得也是有理由，大帅想怎么办呢？”
赵尔丰是想请周善培亲自拜访下咨议局议长、保路运动的真正幕后主谋蒲殿俊，解释下他的苦衷。周善培无奈，只好赶到蒲家，蒲还高卧未起，听了之后，很生气地指责赵尔丰：“他对会众要面子，答应代发。现在不肯代发，却给我穿小鞋。当众答应的事，还是请他当众去反悔。”
周善培赶紧劝：“你们不要他替你们对政府做个桥梁，也可强迫他代发出去。如果要这桥梁，就得把他的身子让开。”最后，两人花了一个多小时，删除了一些内容，赵尔丰也就同意代发。
但是，保路派们并未就此罢休。8月9日，股东会又是“一致怒斥”卖国贼盛宣怀、端方，“藉李稷勋一身为媒介，遂悍然移川路事权于邮传部及督办大臣之手”，仍决议请赵尔丰代奏。与会的咨议局副议长罗纶反对，认为请赵尔丰代奏弹劾盛宣怀，这会令赵难堪。没想到，罗纶本人立即成为股东们的攻击对象，“谓罗纶如萎缩不前，当以激烈手段对付也”。罗纶无奈，只好去求赵尔丰，没料到赵尔丰亦痛快答应了。此时，赵尔丰已经基本按照王人文的路数在走，只要保路运动不影响四川稳定，他就不会采取对抗措施，这背后除了他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外，还多少有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当年在藏边英气勃勃的“赵将军”，此时已经完全蜕化为一个只求平安降落的老干部。
地方大员的不作为，令川路与中央的对抗不断升级：
8月12日，股东会通过决议，要求川路继续商办。这等于彻底否决了中央的国策，中央所定的“买断”或“合股”两个办法，一个也没被接受。
8月18日，同志会例会上开始组建“纠察队”，要对付风闻中的砸场者，以牙还牙。砸场者没有出现，同志会却开始设立保卫部门。就在这次会上，“同志们”决定集体欢送王人文，“欢声雷动，皆谓以我保路同志会送‘国之爱国者’，非以四川绅士送川省大官也”。同时，还决议将同志会名单送一份给端方，他如要抓人，就全抓，“有一人不到者，非四川爱国血男子”，会场上“有痛哭陈词者，捶胸顿足慷慨请死者”，闹哄哄一片混乱。
盛宣怀的幕僚周祖佑在近距离观察后，认为保路运动就是由邓孝可、张澜等一帮“劣绅”煽动，“学界中无知年少者随声附和”的盲动。他进行了深入调查，认为“正绅”和一般的百姓，都为取消了“租股”的仁政而高兴，根本不可能去掺乎。保路同志会号称人数有好几万，但都是虚张声势，每次开会时，同志会要求一切来宾包括随行的轿夫等，都必须签名，然后当作会员统计进去。“更可恨者，川省向有哥老会匪，党羽甚众，历经大吏惩治，近年多已敛迹。乃因此次各州县协会一开，一般会匪死灰复燃，争赴协会书名。现假协议名目，煽惑滋事，其祸尚小，诚恐将来愈聚愈多众，贻患滋大，实与川省人民治安大有关系。”应该说，周祖佑的观察并不偏差，保路运动后来果然被会党所操纵，而成为政治工具。
英雄典型
而在“同志们”的宣传中，也逐渐开始出现了血腥味。同志会的赴京代表刘声元，从北京写公开信给股东们，明确希望大家学习同志会的“烈士”郭树青，不惜以死相争，而不能学习湖北张伯勋（就是向杨度发出追杀令的那位），半途而废。
这郭树青就是川路公司及保路同志会精心制造出来的一个英雄典型。同志会的“机关报”《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曾先后给出了有关他死亡的三种不同版本。
版本一：
【死亡时间】1911年6月23日（农历五月二十八）
【死亡原因】投井
【死亡地点】成都东御河街庄公馆
【得病原因】“闻盛宣怀卖路事，愤极大病。”
【死亡过程】“二十八夜，出大厅且哭且呼曰：‘吾辈今处亡国时代，幸我蜀同志诸君具热诚，力争破约保路，但恐龙头蛇尾，吾当先死以坚诸君之志。’当郭君大声急呼时，厅前人咸以为病愤语，未之怪也。后二日郭君竟不见，六月初一日晨，寓中厨役突见井中一人浮水面。”
【遗书】未提到。
版本二修正之处：
【得病原因】“五月某日，应法官养成所考试，步至省，遂病，常住寓未出。”
【死亡过程】“前月二十三日，友有举盛宣怀卖国事详细以告者，烈士闻之，连以手捶胸，顿足大号，语不成声。由是病越剧，对人、独居皆涕泣，常愤恨曰：‘卖国奴，竟无杀尔者乎？予病甚，可奈何！’对同居语及同志会，则欢呼；及盛则大詈；恐同志会不能贯彻，则大忧。二十八夜乃有厅前大呼事（以上同版本一）……
【遗书】“初一晨，厨役发现其遗同志会书，录如下：‘同志会诸君鉴：破约保路，关系全国存亡，所虑者死志不决，虎头蛇尾，吾国危矣！清请先死，以为坚诸君之志。树清临命留呈’”
版本三继续修订：
【死亡时间】1911年6月24日（农历五月二十九）
【得病原因】到成都后参加了保路同志会第一次大会。“归而瞑目卧，似有所失者。同人疑其病，劝之药，曰：‘我何病，病在天下人心耳！’”三天后，还在与友畅谈同志会大计，再“越三日而狂，时嘻嘻有喜容，若甚自得者；俄而号咷之声大作。烈士窃知人之议其狂，哗辩曰：‘我不狂，狂者天下人也！’后二日不出一语，食锐减”。
【死亡过程】“五月二十九日夜，烈士翔中庭约半时，同人尤谓其强步如平日，不之异也。既之溲所，久不至，遍觅之，得之井中，已殭，不可救疗。”
【遗书】“六月初四日，其家人检烈士衣物，得绝命前手书，一云……（与版本二相同）
在洋洋数千万字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中，这是极少数具体而微的“先进人物”事迹报道，但吊诡的是，三个不同的版本却充满了矛盾：郭“烈士”究竟是病故、自尽，还是因病恍惚而不慎落井？如果是自尽，究竟是因贫病交加而寻短见，还是为唤醒民众而自我牺牲？其生病的病因究竟是“闻盛宣怀卖路事，愤极大病”，还是“应法官养成所考试，步至省，遂病”？这都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疑惑和悬念。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郭“烈士”所参加的“法官养成所考试”，在新任司法厅厅长（“提法司”）周善培的严格要求下，淘汰率超高，导致80%的被淘汰而深受刺激，其中完全可能包括郭“烈士”。法官养成所是根据中央指示而进行的改革大政之一，在法部的统一安排下进行。前任提法司江毓岷开始主办，由全川142个州县各保送学生8人，共1100人。开课后，咨议局发现：“各州县报送学生有差役讼棍、地痞、烟馆堂倌，品类甚杂，法司不予甄别，全部收录，毕业后派充地方法官必为地方之害”，要求政府“严行甄别”。但江毓岷退休在即，根本就不想管，直到7月份周善培接任，在咨议局再三督促下，他就给这1100多人进行了一场考试，结果大吃一惊：交白卷一字未写的有500多人，只写了两三行字的有400多人，勉强留下了240人，其他的全部淘汰。据周善培回忆录，这些被淘汰的人，几乎都进了各州县的保路同志会，这也在日后造成他这个保路运动的同情者及幕后主导者，却被保路派们当作了“人民的敌人”，甚至名列赵尔丰之前。
郭“烈士”死在客栈之中，显然他并未被录取为法官学员，则他完全可能是交白卷者之一。果如此，他那份政治觉悟奇高而且毫无旁证的“遗书”，又是出自谁人的手笔？他果真是为保路运动而愤激成疾乃至自尽捐躯，还是受刺激于被法官养成所淘汰且贫病交加？
在那些充满了激情和慷慨的数千万字的保路运动史料中，这样的问号几乎可以从头勾到尾……
3、光绪罢市
已经去世两年多的光绪皇帝，在九泉之下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在一夜之间会成为成都罢市的“总指挥”。保路派们甚至动员了近百小学生，抱着光绪皇帝灵牌，一路游行到总督府请愿，哭声震天。
1911年8月25日，成都城内三万多民户，几乎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贴了一张黄纸，上写“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几个大字，取代了原先秦琼和尉迟恭的门神位置。在“神位”两旁，则是“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两列小字，都是从上谕中摘出来的光绪语录。
成都主要街道上，人们兴奋地扎着“圣位台”，用黄纸、竹片和浆糊，为光绪皇帝搭灵台，大小官员和行人，经过任何一个“圣位台”，都必须下马下轿，鞠躬行礼后才能前进。成都一下子成了一个“步行城”，令平时从无机会骑马乘轿的底层百姓们，大为欣喜。
昨天一晚上，全城就响彻了军队跑步前进的整齐步伐声、口令声和枪刺枪托的撞击声。来自陆军六十七标（团）、六十八标（团）及巡防第一营、第四营的军警，荷枪实弹，上了刺刀，布满了成都主要街道及政府机构、外国领事馆、教堂等重要部位。本地媒体感慨，这是成都200多年来首次经历这种紧张局面。
罢市前夜
一切都从前天（8月23日）开始。
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向总公司转来了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的电文，中央明确宣布，根据川路公司章程，重大变更必须由政府决定。先前因李稷勋“擅自”与政府合作而宣布罢免其职务的股东会决议被政府否决，李稷勋留任宜昌分公司总经理。
次日（8月24日）本是初一，股东会休会，但是，保路派们要求立即召开紧急大会。上午10点，数百名与会的股东代表们都被召集到了川路公司的会堂。股东会会长颜楷向大家通报了政府的态度，吊诡的是，这么重要的情况，他居然并未宣读政府的电文原稿，而是“约忆重要数端”，即：一、修路仍支川款；二、反对国有的是“少年喜事之人，并非公正绅董”；三、要求川督用严厉手段对付非法聚会。
显然，这样从政府电文中断章取义的文件传达是十分片面的，尤其是第一条，宜昌路段“不停工”、“在交接前继续动用川款”及“交接时通盘核算”，这是一个完整的方案，动用川款只是在交接前维持运转的正常手段，与“夺款”毫不相关。但是，股东会高层却故意传递了一个不完整的信息，补偿被有意无意地屏蔽了，最终被全体股东误读成政府不仅“夺路”，而且“劫款”，甚至还把所有反对者污为滋事少年。
这种完全失真的信息传递，当场就引爆了群众的情绪。“会场一片哭声、喊声、骂声、捶胸顿足声、演说声、纠察整饬秩序声、会长静众声哄动会场。时有拍案大哭，致推翻几案者数起。有茶碗破裂声、几案倒声，满场热焰欲烧。”在这种情绪下，有人高喊罢市、抗税。股东们普遍认为，两任总督王人文、赵尔丰等都先后为川路公司代奏，而中央依然不听，只相信远在北京的盛宣怀及武昌的端方、瑞澂（湖广总督），已经无法再依靠政府，必须靠自己的行动了。
午休之后，会议在下午2点继续进行，依然是人山人海，把会场挤得满满当当，“哭喊叫号声亦如午前”。多数人“欲上督院匍匐陈明我等罢市、罢课、罢捐之举动”。此时，攻击的矛头依然是“荧惑朝廷”的“盛奴”，而非“我等爱戴之赵制军（总督）”。罗纶、邓孝可等人担心人多反而误事，便提出只派代表去。
此时，股东会上的风声早已传出，街面恐慌，已经有店铺开始关闭。与会者催促主持人赶紧散会，众人还没散尽，街道上的店铺已经关闭了一大半了。当天，米的价格就飙升到了1500文一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