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赵尔丰刚刚把运动中的代表拘捕起来，成千的“民众”就已经包围了总督府，时机契合的就好像是事先排演过的一样。数百人冲进总督府大堂，枪声响起，惨案铸成。全城戒严，“水电报”群发……
1、喋血总督府
众官员簇拥着赵尔丰一起到了大堂。而此时，人群已经冲过了几道警戒线，冲进了仪门。赵尔丰下令警卫发出警告，但是三通警告都无人理睬，人群冲进了大堂，赵尔丰下令开枪。
1911年9月7日。小雨淅淅沥沥地笼罩在成都的上空。
已经过了晌午，总督府内外人声鼎沸，一片忙乱。数百人已经冲进了总督府，他们左手持着光绪皇帝牌位，右手拿着香，闹闹嚷嚷的，警卫部队一退再退，终于退过了仪门，后面就是大堂，退无可退。
65岁的赵尔丰站在大堂门口，全副朝服，花白的胡子在成都的秋风中颤抖，四川省政府的几乎所有高级干部，都站在他的身后。他们本是要在这里接见民众代表的，人群却不理会，毫无秩序地只顾往里冲。
赵尔丰下令军士们喊话：“快举代表，不需冲进牌坊。”这牌坊就在仪门和大堂之间，但人群根本就不听。再度喊话：“不许再冲一步，否则就开枪了。”失控的人群直冲过牌坊，到了大堂的檐下。再度警告：“快退下去，再冲上来，就开枪了。”人群继续冲进大堂，这里已经是总督的办公区域了。赵尔丰长叹一声：“挡不住了，没有法了。”
枪声响起……
商榷书0R宣战书
两天前（9月5日）的上午，川路公司股东会开会前，农事试验场场长、荣县人朱国琛，及刘长叔(戊戌六君子之刘光第之子)、杨允公等人，守在会场门口，向与会的股东代表们分发一份他们自己撰印的传单。在川路闹事以来，分发传单早已是家常便饭，即使不少人都知道朱国琛的“党人”（革命党）身份，也不惊异。连主席台上的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也取了一份，翻一翻，没说什么。谁都没有料到，这份名为《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是同盟会精心设计的一根导火线，它即将引起一场颠覆整个中国的血雨腥风。
这份商榷书，在描述了国家面临的巨大外患之后，提出了四川的“现在自保条件”和“将来自保条件”。
“现在自保条件”有四条：第一条就是“保护官长”，但怪异的是，并非依靠军警保护，而是要由同志会“选定殷实精壮子弟，多至百名”来保护；二是维持治安，也是要依靠同志会力量，一旦因罢市出现“乱民乘机肆扰”，“乃兴大兵弹压，迫令解散”，却含糊地没提“大兵”是政府现有兵力，还是另组兵力；三是一律开市、开课、开工，因为罢市、罢课、罢工损害太大，应该另谋办法；四是各项租税由各州县的议会“妥善存放”。
而“将来自保条件”则多达15条，除了发展铁路、航运、实业、教育等民生事业外，还提出编练“国民军”、建立兵工厂等敏感建议，直接提出了枪杆子的问题。
至于“自保”经费，他们估算为2000万两，并且乐观地说，全川7000万人口，若纳税人口在4000万，则每人每年才负担5钱。
更为重要的是，商榷书在最后明确提出，对待反对者“应以义侠赴之，誓不两立于天地”。换言之，就是毫无“商榷”的“杀无赦”。
毫无疑问，这份“商榷书”就是脱离中央、自备武装的一份“独立宣言”。
当天晚上，藩司尹良将提法司周善培等司道官员及驻军司令、陆军第十七镇（师）统制（师长）朱庆澜请到藩司衙门。尹良激动地说：“大家想都看见自保商榷书的传单了。我早说争路不只是争路，其间定有文章，大家不相信，今天该明白了，再不想法，我们就要被看管起来了。”
从日后的发展来看，尹良的嗅觉的确十分敏感。这份商榷书，正是革命党试图加剧官民对抗、火上浇油、给“革命”创造机会的一次策划。后来的“革命”史家赞赏这是一种灵活的斗争方法，既激励人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又保全了革命党的实力，把保路运动的主角——立宪派们和政府一道逼上了相互对决的绝路。
根据周善培的回忆，尹良说完这番话后众官员们沉默良久。尹良随即问朱庆澜：“这以后是你的责任了，要你来保护我们了。你的兵能打仗不能打仗，这时候全听你一句话来定办法了。”
朱庆澜在屋里徘徊良久，说：“陆军里的议论都是主张争路的，命令他们打匪，他们一定去打。如果命令他们打同志会，就怕指挥不动。”巡警道徐樾也表示，如果罢市还不结束，警方也就无法继续维持秩序了。
尹良听了，才气馁地坐下。周善培于是提出，事到如今，只能再集体致电中央，请收回国有成命，让川路继续商办。众人于是公推周善培起草电文，电文中先汇报了商榷书的大概，然后提出，情势至此，“非偿还已用之款、撤换李稷勋所能了事”，要求川路继续商办。电文最后说，考虑到情况危急，如果三天内还收不到中央回电指示，省里就将“矫旨办理”，以便先稳定大局。
众人都赞同，尹良只是一个劲地叹息。此时已经晚上10点半，众人便打电话给总督府，请求赵尔丰立即召见。睡梦中的赵尔丰被叫醒，尹良问他是否看到了《商榷书》，赵尔丰不屑地说：“这不过是在罢市之外，又添一个捣乱的办法，都是办不到的事，不必管它。”
司道们把电报稿给他看，他看到“矫旨”二字，便大皱眉头，认为：“这可不是随便玩的。”周善培就讲了些历史上矫旨的故事，劝说道，如果能把大局定下来，中央是能理解矫旨的，并且还会嘉奖，如果中央不采纳这个电文，则大局必坏，那时也无所谓什么个人利害得失了。赵尔丰沉思之后，终于点头同意。
此时，赵尔丰已经接受了“政治敏感性”特别强的尹良对商榷书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份彻头彻尾的叛逆宣言，并且怀疑是蒲殿俊等人在背后策划。
逼上绝路
次日（9月6日），一切似乎都出奇地风平浪静。平静的后面，暗流涌动。
9月7日上午8点，各司道及川路公司高管们冒雨到藩司衙门开会，这是自从罢市以来，他们每天的例会。但主人尹良却没出现，下属们说他生病了，在上房忌风。众人闲扯了一个多小时，正准备散去，尹良忽然派人来通知，说是已经接到了邮传部的回电，请大家一同到总督府看电报去。
9点半钟，众人赶到了总督府，结果在客厅里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尹良和赵尔丰都没露面，问警卫，警卫则说总督正在开会。众人无聊，有的打瞌睡，有的抱怨，有的干脆走出总督府到街上买烧饼油条。
到了中午12点，门外却传来了军队跑步前进的整齐步伐声，众人都觉得惊慌和奇怪。十几分钟后，警卫来请司道官员先入内接见。众官员在另一间客厅里见到了朝服整齐的赵尔丰和尹良，赵尔丰劈头宣布：“天天请你们设法请大家开市，你们不肯帮忙，市不能久罢下去，我不得已，已经把闹事的几个人扣留了，以后不劳诸位了。”说完，也不等司道们说话就送客。官员们莫名其妙地退出客厅，正想各自散去，却又听说总督府已经被闻讯前来请愿的人群围堵，出不去，只好耐心等待。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此时，留在原客厅里的保路派们已经被赵尔丰的卫队看管起来。现场被拘禁的共有9人，他们是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王铭新、江三乘、叶秉诚、彭芬。另外，胡嵘则在督练公所被捕，而蒙裁成、阎一士则稍晚自请逮捕，分别押于巡警道署和华阳县署。
彭芬日后写下了详细的回忆，说当时“步枪、手枪、砍刀环绕目前，有不枪决即刀劈之势”。就在他们几人要“血溅当场”的关键时候，成都将军玉崑应邀赶到。赵尔丰征求玉崑意见，将所逮捕人众一律处决。玉崑则问赵尔丰：“诸被逮者，均系绅士，非匪人，徒以政见不合，责任难卸，非叛逆也。季翁何弗请旨？”赵尔丰说：“有奏无批。”玉崑便说：“此事非请旨不可，弟不能任此责也。”遂不肯签字，告辞而去。他这样一说，弄得赵尔丰便也不敢下手了。
遗憾的是，这段惊心动魄的刀下留人的故事，却极有可能是彭芬事后杜撰的。据其他更为可靠的史料（秦坍《蜀辛》）显示，玉崑当日根本就未到总督府开会，而且，在玉崑当天晚上发给北京的家书中，也丝毫没有提到刀下留人的惊险故事。而玉崑恰恰是对这些保路者们最无好感的少数省领导之一，在次日（9月8日）的家信中，他认为“此次肇乱之根由，实因劣绅数十名暗中煽惑愚氓，心藏谋为不轨；加之行政诸公，胆识庸暗，题目未看清楚，所以乱萌忽起。幸蒙朝廷密旨，令赵严拿首要。”完全赞同采取强硬手段。而且，在这封家信中，玉崑说赵尔丰“将十一人留署花厅，饬军队周围严守，仍备饭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赵尔丰想将他们置之死地。
其实，中央早已多次发电，要求赵尔丰缉拿保路运动首要，先行正法。如果赵尔丰真要痛下杀手，既不需要玉崑的同意，也不存在什么请旨的必要。从日后赵尔丰与这些人并不恶劣的关系看，他此时实际上只是软禁了他们而已。
有人失望了，他们本来是希望赵尔丰大开杀戒的。既然赵尔丰不开枪，逼他开枪的第二步棋开始启动了——赵尔丰刚刚把人拘捕起来，成千的“民众”就已经包围了总督府，时机契合的就好像是事先排演过的一样。
下午1点钟，赵尔丰再度召集被困在总督府的司道们，愤怒地说：“他们消息真灵通，又聚众起来，要求释放被扣的人。一天不开市，这些人就得扣留一天。”众人正说着，警卫进来禀报，人群已经冲进了总督府。
赵尔丰说：“让他们派代表，我有话对他们说。”警卫出去，不久即回：“他们不举代表，要一齐见大帅。”赵尔丰说：“好吧，我们到大堂上去见他们。”
于是，众官员簇拥着赵尔丰一起到了大堂。而此时，人群已经冲过了几道警戒线，冲进了仪门。赵尔丰下令警卫发出警告，但是三通警告都无人理睬，人群冲进了大堂，赵尔丰下令开枪。
枪响直呼，人群扔掉手中的光绪皇帝灵牌和香，掉头往外跑。根据周善培的回忆，死者共7人，5人是冲进来的民众，2人则是总督府的轿班。而同志会的报告，宣称共有30多人被打死。
这就是辛亥革命史上著名的“成都惨案”。开枪之后，赵尔丰立即发出告示：“朝廷旨意，只拿数人，均系首要，不问平民。首要诸人，业已就擒，即速开市，守分营生。聚众入署，格杀勿论。”并迅速派兵查封了保路运动的几处宣传基地。
美女失踪
冲击总督府的民众，据说本来聚集在提法司门前示威，早上10点就聚集了，听说总督抓捕川路高层后，才冲入总督府。但这一巧合，与其他一系列巧合一起，令“惨案”的真相至今还蒙着一层层的面纱。
吊诡的是，人群选择的是从西辕门冲进总督府的，而守卫这一侧的是同情保路运动的朱庆澜的新军部队。士兵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连退四条防线，始终一枪未放。开枪的实际上是赵尔丰的卫队。后来有人问朱庆澜为何不下令开枪，他说：“就算我下令了，新军也绝对不会开枪的。”
而守卫总督府另一侧的则是田征葵统辖的老式城防军。田征葵却是位对保路运动极为痛恨的官员，事后的很多平乱行动，城防军都坚定地服从了赵尔丰的指挥，表现了远高于新军的对政府的忠诚。而人们恰恰没有选择从田征葵的防区冲击总督府。这其中难道只是巧合？
说起田征葵对保路运动的痛恨，除了对“劣绅”裹挟和煽动百姓闹事看不顺眼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的女儿曾被暴民掳走3天。
那是一周前的七月初七（8月30日），彭县在萧曹庙举行庆祝土地会社戏——萧曹庙就是纪念西汉名相萧何、曹参而建的庙宇。社戏散戏时，人群从县署前络绎而过，正好与一名华贵美女迎面而过，众人为其美色大惊，便停下来围观美女，估计也有不少起哄的。美女进了县衙紧邻的征收局（征收租股的办事机构），人群却依然拥在门口不肯退去，纷纷议论着，这个标致的娘儿们应该就是局长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