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善培松了口气，道：“那就请军政府赶快派人到督署，把那两个人带到军政府去追究根底。”然后告诉赵尔丰，军政府去带走这两个人进行处理。
直到兵变后，周善培才“不敢再怀疑两个人是自动来要交印的了”，而据说在兵变时，罗纶一个人呆在军政府内“抱着国旗痛哭”，这一幕实在有些诡异，罗纶是因为紧张、害怕，还是别的？而如果联系到罗纶竭力鼓动蒲殿俊举行阅兵，并且在兵变后迅速调集“同志军”进入成都“维护秩序”，令其实力大增，罗纶的手腕相当厉害。
其实，宣告四川独立的第一天起，罗纶就大力扩充自己的实力。11月28日之后，成都就如同周善培所形容的，到处都是“花蝴蝶”打扮的“英雄”。有的头上打英雄髻、穿古戏装；有的头戴珠花、脚插靴花，真是五花八门，全城变成袍哥世界。有不少人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不惜重金加入袍哥队伍当“大爷”。各街都张贴“大汉公”的大红贴片的灯笼。同时，罗纶凭借哥老会的关系，大力笼络在巡防军中占多数的湖南、湖北，策动他们索饷暴乱，既能赶走蒲殿俊和朱庆澜，又能名正言顺地把城外的“同志军”引入城内，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计划。
黑锅
在危机时刻，赵尔丰发了份布告，这为他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一些别有用心的谣言，说是他和田征葵等在幕后策动了这次兵变，目的是为了他复辟回任。
对此，愤怒的赵尔丰写了篇《辩诬问》，为自己辩解，在详细地说明了当天受民众哭请才发布了布告之后，这位65岁的老人说：“鄙人当大权在手之时，何事不可为，与其破坏于后，曷若不让与先。”
英国总领事务谨顺也根本就不相信这是赵尔丰煽动的，“既然赵尔丰阁下因大清银行的被毁而几乎丧失了他在成都的所有现款，所以无论他希望通过揭示蒲殿俊政府的软弱无力获得多少好处，看来他很不像是骚乱鄂发动者。”
最为关键的是，在兵变之后，赵尔丰手上仍有3000名全副武装的巡防军，这是他自己精选的警卫部队，所有军官都是效忠于他的忠诚部下。而此时，城内的军队已经乱的乱、散的散、死的死，真正有点战斗力的，只有尹昌衡带的数百人，及罗纶手下的同志军。尹昌衡人数不够，而罗纶的黑道力量搞搞骚扰、做做警察可以，与军队作战是不可能有取胜把握的，赵尔丰果然是幕后推动者，此时便是好机会。他非但没有行动，反而听信了尹昌衡的花言巧语，将卫队调出城外，导致自己的死亡。
将兵变的帐算到赵尔丰头上，这是一个巨大连环计中的最后一环。而吊诡的是，后世史家几乎不问青红皂白，便采信了胜利者的说法，赵尔丰再度背上一个巨大的黑锅。
遇难
很多人都劝过赵尔丰，赶紧离开成都这座危城。已经退居二线的他，在3000名士兵的护卫下，深居在总督府内。这里曾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的权力中心，如今权力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一公里之外的都督府，这里显得十分宁静。
一个大树已经倒下，赵尔丰依然还守着枯枝。这令时人与后人都对他产生了种种揣测，恋栈、图谋复辟，等等。而与他极为亲近的周善培，却认为这只有一个极为平常的理由：赵尔丰的老妻生病了。尽管朋友们和老下属们都说，夫人可以留在成都，由他们照顾，病好后送去，他应该先离开险地，但他告诉周善培：“我同内人是五十年的患难夫妇，大局如此，我丢了她不管，她没话说，我实在不忍。”说话间已经泪流满面。已经习惯了阴谋、并不惮于以最大的恶意揣测的国人们，根本就不会相信这种简单至极的理由，但，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真相？
处决赵尔丰的最大理由，据说是他煽动了12月8日的兵变。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所有的证据都无法显示这位老人试图重新夺回被他自己送出去的权力，相反，证据几乎都指向那些指控他、审判他、并且处决他的人们。他唯一做错的事情，就是不该在政变当日应“商民泣请”而发布了一张安民告示，这份试图稳定人心和秩序的文件，令那些想从兵变中获利的人们，再度认识到这位退休老人手中的巨大影响力，以及他那3000人的卫队的威力——在一个土崩瓦解的乱世，这支军队是可怕的力量。
最有可能发动兵变的两个人——26岁的年轻军官尹昌衡、34岁的罗纶，如愿地坐上了都督与副都督的宝座。但是，那位在总督府的高墙深院内武装隐居的老人，令他们感到巨大的威胁。而且，他们实在需要做一件事情，在这个谁也不服谁的年代为自己立威。
依然忠于大清王朝的边防军，在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的率领下，正往成都挺进，并不可靠的史料指控正是赵尔丰密令这位老部下回援成都。而那位“起义”在先的新军排长、如今的重庆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也带着部队西征过来。还没坐热位子的都督和副都督都感到了莫大的威胁，这年头，谁都可能被随时推翻，并安上一个俯拾可得的罪名。而篡位者最怕的就是篡位者同类。
他们决心要借用那位老人的脑袋，让自己坐得更稳固些。而这位老人的实力和影响力，都令他们不敢直接动用武力。于是，尹昌衡单独去见赵尔丰，名义是晚辈向长辈讨教。谦恭的晚辈咨询了很多行政管理上的问题，然后进言道：大帅身边还有如此多的卫兵，会引起他人不必要的疑虑和联想，不如先将这3000人先交军政府接管，再以军政府名义下令仍驻原地保护大帅，这样就可以杜绝流言。
经历过无数风浪的老人相信了、或者说是本无所谓，手书一道命令，把3000名卫队的指挥权拱手交出。这一被谋划者们自以为得意的举措，却恰恰证明了他们对赵尔丰阴谋复辟的指控，只是“革命”的策略和谎言而已。
卫队被调离总督府，在成都南苑集结，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丝毫不知道另一支部队已经将他们包围，并且将他们纳入了大炮的射程。如果他们敢于尽忠职守，他们将遭到彻底的毁灭。
另一支部队则在凌晨时分悄悄包围了总督府。营长（“管带”）陶泽锟被委派为敢死队队长，负责关键的擒赵行动，他的收获将会是一个团长（“标统”）的位子，以及他没料到的青史留名。
尹昌衡亲自负责掩护，他从正门入内，说服了剩余的卫队放下武器，而陶泽锟则从后墙翻入内院，冲进了赵尔丰的卧室。尹昌衡告诉老帅，为了他的安全，还是一同到军政府去。四名士兵一拥而上，将老帅架起来，拖到了军政府。这就是被“革命者”们津津乐道的智取赵尔丰。在整个过程中，据说陶泽锟只砍死了试图抵抗的一名警卫人员，也有野史说那只是一个伺候丫头而已。
而在尹昌衡的回忆录中，却说自己完全是被迫杀害老长官的，逼迫他的人既有同盟会、同志军的人，也有蒲殿俊这样的“绅士”们。同志军想杀赵尔丰，只是觉得这次造反没有成就，“覆清我首也，伐赵我初志也，首功不赏，初志为酬，奈何即罢？”而蒲殿俊等逼迫尹昌衡，是因为他们自己受到了“士民”的“逼迫”：“不杀赵尔丰，军民无噍类矣！”尹昌衡无奈，拖了几天，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动手。在这份漏洞百出的辩解中，至少可以看出，这位下令砍下赵尔丰脑袋的年轻人，并不真正相信那位老人是该杀的。根据这份回忆录，面对突然闯入的士兵，赵尔丰十分平静，走到阶下，问尹昌衡：“能相活乎？”
尹昌衡说：“既此非我意，当语众绅。”
但是，众人的意见都是：“尔丰屠川人，川人死于兵者数十万，死于乱者百万，是夫之肉其足食乎？”
赵尔丰终于成了这场大灾难的最大替罪羊。
据尹昌衡自己说，他还派了士兵保卫赵尔丰的家室，而赵尔丰一个孙子躲在邻宅，藏了7天，确定平安无事后才回家。
报恩
其实，要论起私人交情，赵尔丰及其兄、前任四川总督赵尔巽都算是尹昌衡的仕途恩人。
尹昌衡出身于四川华阳，幼时随父母到成都，家境贫寒。尹昌衡最大的特点是人长得帅，身材高大，被称为“尹长子”。18岁那年，他考进了四川武备学堂，次年，官派到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扎扎实实呆了7年，在当时大量的留日速成生中，算是非常出色的人才。
尹昌衡在1909年回国后，先在广西当军校教官，因过于激进而被除名。赵尔巽倒是不拘一格，任命他为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四川讲武堂教练官。1910年，在新军十七镇成立典礼上，他居然当场驳斥了前来致贺词的赵尔巽，认为这支部队的成立并不值得四川人高兴庆贺，因为军械过于落后，是日军的淘汰装备，而指挥官朱庆澜本非军人，并不知兵。他甚至宣称，四川能带兵的就是他自己及周俊（后来成他的死党）两人。难得的是，赵尔巽却从此对他另眼相看，十分器重，尹昌衡从此名声鹊起，成为新军中川籍军官的灵魂人物。
赵尔巽在离任时把尹昌衡向继任总督、自己的胞弟赵尔丰做了推荐。赵尔丰到任后，立即任命尹昌衡为陆军小学的代理总办，为尹昌衡在新军中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地，他绝对没有想到，自己最后死在这位着力培养、极其新任的年轻军官手中。
尹昌衡虽然年轻，手段却极其老辣。他依靠着川籍军官的力量，与失意的咨议局副议长罗纶合作，一个动用军方的力量，一个动用黑道的力量，终于成功地赶走了蒲殿俊和朱庆澜，夺得了政权。而赵尔丰的脑袋也成为他们巩固权力、扬威立万的台阶。
赵尔丰的首级被挂在长杆上，在成都城内游街示众，这与其说是对“反动的旧官僚”的清算，不如说是新政权对一切潜在的敌人的警告，而这种敌人往往是他们内部可能与其竞争的同志兼兄弟。一位年轻的低级军官、排长贺国光，奉命将老长官的首级浸泡在酒精中，预备要送到川藏边（西康）去示众，那里正是赵尔丰为国家建立功业、也为自己赢得“屠户”名声的地方。后来，这一长途示众的计划取消，贺国光奉命安排人员将赵尔丰的头身缝在一起。很多年之后，这位小排长终于在1949年成为西康省的省长，并在任上经历了又一次天翻地覆的改朝换代。
年轻的郭沫若日后记下了民众对赵尔丰之死的微妙反应：“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
拿着赵尔丰人头当投名状的尹昌衡，几年后被袁世凯诱捕。赵尔巽自然要为其弟报仇，而赵尔丰之女又正是袁世凯的三儿媳。多亏尹昌衡还曾经认过段祺瑞为老师，才保住了性命。这位果敢的时代骄子，出狱后就远离名利场，教书写书为生。
赵尔丰之死，给时人留下的最大教训，或许就是当你手上还有枪杆子的时候，要紧紧握住，不能轻易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