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国老一辈党外民主人士，大都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中有不少是同盟会会员，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或追随孙中山从事过其他革命活动。他们对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遇，有着切身的体会；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及其经验教训，有着深刻的认识；对孙中山的伟大历史功绩和精神风范，有着深切的感受。以下摘编的就是一些著名的老一辈民主人士对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斗争、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忆述摘编。这些老一辈民主人士是：何香凝（同盟会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革中央主席）、程潜（同盟会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革中央副主席）、黄炎培（同盟会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建中央主任委员）、陈劭先（同盟会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革中央常委）、陈其尤（同盟会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致公党中央主席）、邵力子（同盟会会员，新中国成立会曾任民革中央常委）、熊克武（同盟会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革中央副主席）、朱蕴山（同盟会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革中央主席）、唐生智（参加过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革中央常委）、蒋光鼐（参加过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革中央常委）、张澜（曾任民盟中央主席）、李济深（曾任民革中央主席）、屈武（曾任民革中央副主席）、朱学范（曾任民革中央主席）、胡厥文（曾任民建中央主席）、章乃器（曾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内容提要
一、关于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社会的矛盾和仁人志士的救亡斗争
民革中央原副主席屈武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长枪大炮打开了中国封建锁国的大门，从此我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昏庸腐朽的清朝统治者，采取了‘宁赠友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反动卖国政策，‘鲸吞蚕食、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迫在眼前。从那时起，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斗争。从平英团、太平天国到义和团，是其中最著名的几次革命运动。这几次革命，都带有旧式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色彩，最后都悲壮地失败了。”
同盟会会员、民革中央原主席何香凝说：“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数十年间，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凶恶。到了清朝末年，中国已面临‘鲸吞蚕食、瓜分豆剖’的严重的民族危机。当时的所谓‘列强’，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把种种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而统治中国的清朝政府，腐败黑暗，对内进行着残酷的奴役、剥削和镇压，对外则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辛亥革命，反映了当时人民大众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迫切要求，又由于有着像‘太平天国’、‘义和团’那样的运动作先导，有着遍及全国的群众自发性的斗争相呼应，有着全国人民和广大的爱国华侨的积极支持，所以武昌城头枪声一响，各省纷纷响应，辛亥革命就迅速地取得了推翻清朝政府的伟大胜利。”
民革中央原常委唐生智说：“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及资产阶级的矛盾，清室皇朝、贵族与汉族及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又集中地表现为对外卖国、对内压迫的清朝政府与全国人民的矛盾。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开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迫切要求推翻那已经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孙中山先生就是作为当时这一新兴阶级的思想代表和政治代表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同盟会会员、民革中央原副主席程潜说：“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腐败的清朝政府，采取‘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政策，彻底地变成帝国主义鱼肉中国人民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自发地燃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怒火；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才冲破了清朝政府一向愚民政策的网罗，开始了自己的革命活动，逐渐形成了奔腾澎湃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巨流。”
二、关于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
程潜说：“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有过很长一段时期，追随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中山先生的革命风范和声音笑貌，在我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它鞭策着我紧紧地跟随着人民革命的步伐前进。1905年，我在日本东京振武学校读书，当时中山先生已在日本组织了中国革命同盟会。我和同学在一家中国餐馆内第一次会晤了中山先生。中山先生热情地和我们谈起革命的宗旨，我当时听了中山先生的谈话，内
心十分倾折，顿然燃烧起年青的革命热情。不久，我就加入了同盟会。”
同盟会会员、民革中央原副主席熊克武说：“1905年，我在东京大成中学读书，那一年7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同学一道去到孙先生住处。孙先生很乐于和一般有志青年接谈，见面之后头一句话就说，你们青年有志革命救国很好。接着就说：列强想瓜分中国，清廷不图振作，我们爱国志士要及时采取行动，准备随时发难。只有冒险犯难，不畏牺牲，才可望成功。孙先生讲这些话的时候，言辞恳挚，态度雍容。我们当时也阅读了一些革命书报，具有初步的革命思想，积蓄了满腔的热血，要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挥洒的。听了孙先生的这一席话感动极了，就不再加思索地表示愿意参加革命组织，提笔写好了同盟会的誓约，当面呈交给孙先生。这是我们跟孙先生见面的开始，也是在孙先生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的开始。我记得，大约在1905年的7月末，留日的中国学生在东京富士见楼开大会欢迎孙先生，孙先生在会上发表演说。他不仅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而且注意到了如何避免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流弊。他说：我们建立民国，还要防止资本家专政。现在世界上的共和国政权，都操在资本家手中，一般贫民不能受平等待遇，因而已有倡社会主义者。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他能有这个看法，足见其眼光的远大，识见的超卓。孙先生的这些言论与见解，给我们这些追随他的人，以极其巨大的启示和影响。”
同盟会会员、致公党中央原主席陈其尤说：“由于中山先生在华侨中不断的工作，使不少华侨很快地接受了革命思想，不少的人追随他参加了革命的实际工作。华侨人士为推翻前清封建皇朝，建立民国，抛头颅，洒热血，壮烈牺牲的事迹层出不穷。中山先生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华侨人士进行宣传教育的工作，在群众中讲解革命道理，推动了华侨革命思想的发展，为后来华侨一联串热爱祖国的行动，种下了不可磨灭的种子。”
同盟会会员、民革中央原常委陈劭先说：“我第一次会见中山先生是在1913年冬，地点在东京头山满宅。那时由于国内袁氏的凶焰熏天，革命武力全归乌有。国民党内部，包括一部分领导人，经不起暴风雨的袭击，纷纷动摇。中山先生第一次接见我们，便十分尖锐地批判了这种消极的观念，力主积极进行。他明确指出：‘我料袁世凯不出几年就要做皇帝，我们应该赶快组党，准备袁一称帝，即申罪致讨，要使他的皇帝梦做不成、坐不稳，否则就会带给革命事业以很大的困难’。这一次的
谈话，更有力地坚定了我们对中山先生的信仰，也就加强了我们对革命前进的信心。”
屈武说：“我是在中山先生的旗帜之下参加革命的，是中山先生制定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的积极拥护者。我曾荣幸的三度会晤过这位伟大的革命家，亲聆教益，指引我走上了革命的大道。在中山先生的困难年月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同他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合作的主张。经共产党人的帮助，改组了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制定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从此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
三、关于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民革中央原主席李济深说：“1911年在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同盟会的领导下，终于爆发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两百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唐生智说：“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它在中国人民中散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从此以后，民主主义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余孽再也不能在中国重新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辛亥革命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程潜说：“辛亥革命发生在亚洲最大最古老的中国，其意义和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具有不可磨灭的光辉。虽然当时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但是它却广泛散播了民主共和的思想的种子，成为中国政治开始向现代化迈进的起点。以后封建帝制永远为中国广大人民所唾弃，无论怎样强大的反动势力，都没有办法在中国恢复帝制。辛亥革命使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前进了一步，使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日益向着广泛和深刻的方面发展。”
何香凝说：“辛亥革命，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大大地获得了解放，民主主义从此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在辛亥革命之后，无论袁世凯自己做皇帝或者张勋复辟，都立刻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唾弃。国家的政权虽然不断被大大小小的军阀所篡夺，但是他们却得不到人民群众的任何支持。”
屈武说：“辛亥革命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宣告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诞生，这是20世纪初叶震动世界的一件大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完整地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这
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共和国成立之初，由孙中山签署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部法典，它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在中国历史上，更是破天荒的壮举，也是对封建主义最有力的批判。”
民建中央原主席胡厥文说：“辛亥革命虽然未能彻底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使命，但它为我国革命发展和国家建设开辟了前进的航道。可以说，辛亥革命及其教训，在客观上缩短了中国人民在黑暗中徘徊的岁月。”
四、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
民革中央原主席朱学范说：“辛亥革命虽然是中国人民的一次伟大胜利，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历史实践充分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到彻底胜利。”
何香凝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实际上就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当时革命的领导者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是很模糊的，以为只要不去触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就可以避免帝国主义的干涉。而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所采取的顽固的敌视态度，给了当时革命分子和中国人民一个深刻的教训。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不能提出一个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坚持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因而不仅未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也没有达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的。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有力地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除了无产阶级，任何别的阶级都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
程潜说：“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只是在工人阶级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以后，特别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以后，才逐步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最后取得了人民革命的彻底胜利。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伟大力量。”
屈武说：“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辛亥革命未能改变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但它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辛亥革命的精神，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完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把它推向前进，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展开了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完全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理想。”
五、关于孙中山的历史功绩和精神风范
程潜说：“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是一代杰出的革命领袖和民族英雄。他的毕生事业，对于中国人民为解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山先生的革命意志是坚决的、彻底的。它集中表现于对一切反动派，始终坚持武装斗争的政策。他深信历史上所有的反动统治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政治舞台，必须用武装的革命推翻武装的反革命。”
唐生智说：“孙中山先生的毕生事业对于中国人民为解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争取中国的独立、民主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他对中国人民的伟大贡献，在历史上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整个生命贡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他遭受了多次的挫折和失败，但是他对革命事业的正义抱着坚强的信念，从来不退却、不妥协、不灰心，坚持斗争，直到临终时还发出‘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呼声，留下了‘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孙中山先生是最忠实于革命与真理的人。他不断否定自己思想中旧的东西，吸收新的东西。他从改良者转变到革命者，从反对清室皇朝转变到反对帝国主义，从联络会党利用旧军阀转变到扶助工农与共产党合作，从幻想帝国主义帮助转变到以俄为师，都是随着时代和客观事物的变化而进步。他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出发而成为社会主义力量的朋友不是偶然的。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正是由于他在晚年能够接受40年来中国革命失败的经验，他能把旧范畴的三民主义及时地作了新的解释，发展和丰富了它的内容，坚决转向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这种转变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方向的。”
何香凝说：“孙中山先生百折不挠，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平等，奋斗一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生最大的特点是他的不断进步，坚持革命，越到晚年越坚决。孙先生的晚节是万人共仰的。”
李济深说：“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坚强的爱国反帝的战士。他为实现理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经过十次失败，终于在1911年取得了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陈其尤说：“中山先生一生从事革命40年，其中差不多有一半左右的时间是奔走于海外，在海外华侨中做教育启蒙、宣传鼓动、组织策划的革命工作，深为海外华侨所爱戴、拥护和支持。其所以如此，这是因为中山先生始终坚决地站在为祖国求独立富强、为人民谋福利的立场，因此他能够了解群众，也愿意接近群众。”
熊克武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终生为革命奋斗不懈，更在于他眼光远大，不断进步，在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关头，能够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使他的思想和政策，适合于历史发展的需要和要求。孙中山先生这种随着时代不断进步的精神，是他能够对近代中国历史作出重大贡献的重要因素。”
同盟会会员、民革中央原主席朱蕴山说：“中山先生到了晚年，他的思想发展是到了最高度，他受十月革命影响，1922年接受中国共产党建议，他即毅然决然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建立国共联合战线，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时国民党内一批保守和顽固分子反对甚烈，中山先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赞成的话，我将来可以解散国民党，我自己一个人加入共产党’。这是中国革命史中有关键性的事件。”
朱学范说：“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不断求进步，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一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一个伟大的历史功绩。新三民主义的各项主张，在基本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主义纲领一致，符合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
陈劭先说：“中山先生除革命工作以外，惟一的嗜好便是读书。由于他好学深思，广泛地接触到世界的先进思想，所以在他的同代人中间，始终比别人更明了世界大势，见解更高更远。只要对革命有利，他从不狭隘地计较一党一人的恩怨。有些过
去反对他的人，只要一旦表示倾向革命，他都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加以接纳。”
民建中央原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原副主任委员章乃器说：“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在他的纯洁诚实的人格，光明磊落的态度，百折不回的毅力，勇敢无畏的精神，与时俱进的思想，和包容万有的知识。”
正 文
一、关于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社会的矛盾和仁人志士的救亡斗争
造成中国现在（指20世纪20年代——编者注）生产不能发达的原因，主要是帝国主义之侵入。它不仅抢劫了中国，使中国贫穷，没有原始资本，并用大资本的力量来压迫中国的小资本。而且帝国主义的富强是建筑在中国的贫穷上面的，假使中国资本主义发达，则帝国主义便失掉了广大的商品市场、原料来源和投资地带，而扩大其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所以帝国主义为继续其自身的存在，不能不在经济压迫之外，再用政治阴谋来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它要利用新旧各色的军阀官僚，以维持它在过去根据不平等条约而得着的特殊权利，并延长中国的内乱。。。要改造构成中国社会的经济，只有扫除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官僚资商豪绅的势力，中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才能焕然一新，而展开一个优良的局面。
——张澜《中国学生的出路》（1929年），《张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44页
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及资产阶级的矛盾，清室皇朝、贵族与汉族及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又集中地表现为对外卖国、对内压迫的清朝政府与全国人民的矛盾。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开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迫切要求推翻那已经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孙中山先生就是作为当时这一新兴阶级的思想代表和政治代表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清朝末年，中国有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的改良主义路线，他们希望有一个不要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中国，但是帝国主义和清皇朝却不允许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果此路不通，他们以戊
戌政变的失败而告终；一条是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的民主革命路线，他们抱着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而进行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斗争。由于他们的政治方向代表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终于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
——唐生智《纪念孙中山先生，学习孙中山先生》，《人民日报》1956年11月7日？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设租界、筑军港、开工厂、建铁路、开矿山、设银行，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并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压制民族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农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酷掠夺下遭到破产，造成了亿万的广大贫农队伍。腐败的清朝政府，采取“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政策，彻底地变成帝国主义鱼肉中国人民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自发地燃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怒火；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才冲破了清朝政府一向愚民政策的网罗，开始了自己的革命活动，逐渐形成了奔腾澎湃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巨流。
——程潜《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61年10月5日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数十年间，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凶恶。到了清朝末年，中国已面临“鲸吞蚕食、瓜分豆剖”的严重的民族危机。当时的所谓“列强”，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把种种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而统治中国的清朝政府，腐败黑暗，对内进行着残酷的奴役、剥削和镇压，对外则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清朝政府当时所奉行的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政策。它和帝国主义订立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来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真是水深火热，苦难重重，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不断地起来对它们进行斗争。
辛亥革命以前的多次斗争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就是太平天国运动以及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广大人民群众曾自发地进行了多次的革命斗
争，给了帝国主义以打击，动摇和削弱了清朝反动统治的基础。例如抵制美货、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和一系列的所谓“教案”，又如全国各地不断发生的“抢米”、“抗捐”、“抗税”等运动。辛亥革命正是这些革命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这个革命运动，反映了当时人民大众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迫切要求，又由于有着像“太平天国”、“义和团”那样的运动作先导，有着遍及全国的群众自发性的斗争相呼应，有着全国人民和广大的爱国华侨的积极支持，所以武昌城头枪声一响，各省纷纷响应，辛亥革命就迅速地取得了推翻清朝政府的伟大胜利。
——何香凝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1年10月10日
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长枪大炮打开了中国封建锁国的大门，从此我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昏庸腐朽的清朝统治者，采取了“宁赠友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反动卖国政策，“鲸吞蚕食、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迫在眼前。从那时起，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进行了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斗争。从平英团、太平天国到义和团，是其中最著名的几次革命运动。这几次革命，都带有旧式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色彩，最后都悲壮地失败了。
——屈武《辛亥革命与两党合作》，《人民日报》1981年10月8日
二、关于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
在我的生命的历程中，有过很长的一段时期，追随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中山先生的革命风范和声音笑貌，在我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它鞭策着我紧紧地跟随着人民革命的步伐前进。
1905年，我在日本东京振武学校读书，当时中山先生已在日本组织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由于黄兴、宋教仁的介绍，我和同学江隽等在横滨一家中国餐馆内第一次会晤了中山先生。中山先生热情地和我们谈起革命的宗旨，我当时听了中山先生的谈话，内心十分倾折，顿然燃烧起年青的革命热情。不久，我就加入了同盟会。
——程潜《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1日？
孙中山先生1905年在日本东京准备组织同盟会。当时我在东京大成中学读书，那一年7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在岩仓铁道学校读书的同学们谈起，程家柽在该校黑板上大书“孙逸仙先生到了东京”。我和同学但懋辛同志，一道去找程家柽，打听孙先生的住处。到了程家柽的住处后，他问明了来意，立即把孙先生请出来，原来孙先生当时就住在他的家里。孙先生很乐于和一般有志青年接谈，见面之后，没有俗例的客套，头一句话就说，你们青年有志革命救国很好。接着又问我们在日本学什么？我们答现在在大成中学，暑假后准备考入军事学校。他就说：列强想瓜分中国，清廷不图振作，我们爱国志士要及时采取行动，准备随时发难。如果必待学成后归国带了兵才干，恐怕不及待吧！革命党人只要学会打枪炮就够了，革命军与正规军所采取的战略战术迥然不同，只有冒险犯难，不畏牺牲，才可望成功。孙先生讲这些话的时候，言辞恳挚，态度雍容。我们当时也阅读了一些革命书报，具有初步的革命思想，积蓄了满腔的热血，要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挥洒的。听了孙先生的这一席话感动极了，就不再加思索地表示愿意参加革命组织，提笔写好了同盟会的誓约，当面呈交给孙先生；孙先生和我们行会内同志的握手礼。这是我们跟孙先生见面的开始，也是在孙先生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的开始。
——熊克武《孙中山先生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1日？
我记得，大约在1905年的7月末，留日的中国学生在东京富士见楼开大会欢迎孙先生，孙先生在会上发表演说。他在缕述了清廷实行残酷民族压迫的事实之后，接着说：有人以为中国维新从历史上看来，适宜于君主立宪政体。这种见解很不对。你们大家是日本留学生，知道日本的铁道是窄轨，欧美的铁道是宽轨，难道将来中国修铁道也要先修窄轨、然后才改宽轨吗！同学们为什么要到日本来留学，是不是想要中国富国强兵，独立自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同学们就要仔细想一想，现在清廷丧权辱国，有加无已，列强看破了清廷的无能，群起以我们祖国的大好河
山，作为他们的逐鹿场，近来瓜分中国之说，甚嚣尘上，试问那些想侵占中国的列强，能够让中国逍遥自在地来改良吗？请大家下一番痛切的考虑，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挽救中国的危亡！如果我们不能急起直追，推翻腐朽无能之清廷，建立独立自由之民国，那么，亡国灭种的惨祸，就会迫在眼前。孙先生言辞激越，气度轩昂，全场阒然无声，有人为之下泪。
孙中山先生不仅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而且注意到了如何避免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流弊。他在同次大会上说：我们建立民国，还要防止资本家专政。现在世界上的共和国政权，都操在资本家手中，一般贫民不能受平等待遇，因而已有倡社会主义者。我国建国时要先注意民权，要用最新的政治建设。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他能有这个看法，足见其眼光的远大，识见的超卓。孙先生的这些言论与见解，给我们这些追随他的人，以极其巨大的启示和影响。
——熊克武《孙中山先生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1日？
1910年，我在南京两江师范学堂读书，由彭素民同志介绍，参加了同盟会。次年辛亥革命爆发，我回到江西，参加了九江、南昌起义。后来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小党派合并，组成国民党。那时模仿欧美各国的议会制度，全国举行国会和省议会选举，我就被选为江西省议会的议员。接着袁世凯破坏约法、暗杀宋教仁、违法大借款、免除南方五省督军等危害民国的罪行不断发生。于是江西省议会首先宣布江西独立，推举李烈钧为总司令。通电讨袁。同时南京各处相继响应，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所号召的“二次革命”，又叫做“赣宁之役”。由于辛亥革命后，许多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混进了国民党，党的革命精神从此削弱了，加以国民党内的上层人物意见分歧，没有同意先生亲自前往南京主持军事的主张，所以，“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中山先生及其他重要党人相继离国，亡命日本。我也被袁政府列名通缉，从上海逃到东京。在那里，我第一次会见了中山先生。时间是在1913年冬，地点在头山满宅。那时由于国内袁氏的凶焰熏天，革命武力全归乌有。国民党内部，包括一部分领导人，经不起暴风雨的袭击，纷纷动摇。有些人竟在此时脱离了革命，汪精卫即是其中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在东京的亡命客中，也有不少人采取徘徊观望的态
度，甚至号称英勇的黄兴先生也主张持重缓进，不赞成重新组党。中山先生第一次接见我们，便十分尖锐地批判了这种消极的观念，力主积极进行。中山先生并明确指出：“我料袁世凯不出几年就要做皇帝，我们应该赶快组党，准备袁一称帝，即申罪致讨，要使他的皇帝梦做不成、坐不稳，否则就会带给革命事业以很大的困难”。这一次的谈话，更有力地坚定了我们对中山先生的信仰，也就加强了我们对革命前进的信心。
——陈劭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鼓舞了我们》，《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1日
由于中山先生在华侨中不断的工作，使不少华侨很快地接受了革命思想，不少的人追随他参加了革命的实际工作。华侨人士为推翻前清封建皇朝，建立民国，抛头颅，洒热血，壮烈牺牲的事迹层出不穷。
中山先生与华侨中的洪门组织更有深厚的关系。华侨洪门在当时虽是一封建秘密性的组织，但它代表着很大一部分劳动平民，而且一直为其“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义侠锄奸”的信条所维系，有一定的潜在力量，人数众多，仅以美洲而言，华侨人数共有25万多人，其中即有约20万人是洪门人士。他们和其他爱国华侨一样，因远居海外，容易接触新思想，由于亲身遭到帝国主义的直接迫害，具有反抗帝国主义的特点，有一定程度的革命性。中山先生深入华侨社会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很重视这种洪门组织，甚至自己还参加了这种组织。中山先生是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的，时间大约是1904年。入堂证书，我曾亲见于美洲洪门致公堂当时所出的一种机关刊物上的摄影，中山先生用钢笔所写“孙文”二字的签名，至今犹活生生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中山先生参加洪门组织后，更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对洪门人士进行宣传教育的工作，宣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的主张，在群众中讲解革命道理，在各地为华侨排难解纷，倡导团结，帮助致公堂进行堂务改革，定出了八十条进步的会章，使华侨洪门人士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推动了华侨革命思想的发展，为后来华侨一联串热爱祖国的行动，种下了不可磨灭的种子。在中山先生的影响下，洪门华侨人士对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后来，中山先生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这是
华侨的无上光荣。
——陈其尤《华侨永远不忘孙中山先生》，《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辛亥革命工作，我是参加的，但只参加江苏和上海地方性的革命工作。那时我结合了一大群热心革命的青壮年同志，每晚在上海望平街时报馆——最进步的报纸——小楼名“息楼”相聚；又常集中南阳路赵竹君家互报消息，策划工作。但这一大群人中，同盟会员只有我和陈陶遗两人。武昌起义消息到上海，各省先后响应独立，望平街是报馆集中地，家家玻璃窗外张贴电报，每夜群众挤得满满，都是探听消息，一个捷报到来，鼓掌狂欢；一电失败，群众疑这家报馆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门窗立被捣碎。报馆再不敢报告失败，全国一片独立声，清廷震骇。（1911年）9月（阴历）13日上海闸北商团起义，全市白旗，沪军都督府成立，15日我受苏州、常州、松江、镇江、太仓五地公推去苏州劝苏省巡抚程德全起义，程德全先已分电思想比较先进的几省督抚联名请清帝退位，我到苏则已全城白旗，即公推程德全为都督，我留苏办事，那时南京还给清军据守，程德全结合各省军队收复下来，移镇南京，军心民心一振。但党内部发生严重纠纷，同盟会组合的一单位领导人陶成章被沪军都督陈其美派蒋介石暗杀了。11月4日中山先生归国抵上海，11日南京临时参议院举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3日就职，改那天为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13日先生向临时参议院辞大总统职，袁世凯继任。
——黄炎培《中国人民脑海中留着这样一个可爱可敬的孙中山先生遗影》，《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6日
1906年我秘密加入同盟会，主要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那时我负责上海广明师范讲习所和广明小学。入盟后，我负责联络上海党人。有一天，一人持法租界总巡捕麦兰红色名片入校门，说：哪位是黄炎培？麦总巡请他去。全校哗然。我说：我不识麦总巡，怕是译名错误罢！照常上课。明晨我暗暗地去法捕房，问麦兰何事？答：昨天何以不来？孙文坐法舰过上海，招你上海去谈谈。现已离上海了。
——黄炎培《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追怀孙中山先生七绝句》，《人民日报》1961年10月10日
我是在中山先生的旗帜之下参加革命的，是中山先生制定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的积极拥护者。我曾荣幸的三度会晤过这位伟大的革命家，亲聆教益，指引我走上了革命的大道。。。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我以陕西省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开会时中山先生莅会讲话，热烈支持和鼓励我们的斗争。会后我到莫利哀路中山先生的馆邸晋见了他。他谆谆以革命的道理相示，并鼓励我要坚持斗争，争取胜利。通过这次的见面，我胸怀眼界都为开阔，由之而迈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1922年由于陈炯明的叛变，帝国主义和军阀乘机捣乱，革命遭遇了严重挫折。在中山先生的困难年月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同他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合作的主张。经共产党人的帮助，改组了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制定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从此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
——屈武《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十五周年》，《人民日报》1980年3月12日
三、关于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1895年兴中会成立时，孙中山先生就曾提出了推翻满清、建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1905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先生又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他对维护满清政府立场的、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思想上扫清了改良主义对革命的障碍。1911年在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同盟会的领导下，终于爆发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两百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李济深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55年3月12日），《人民日报》1955年3月12日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它推翻清皇朝两百多年的统治，结束了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君主专制制度。它在中国人民中散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
“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1954年9月15日）》，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编者注）从此以后，民主主义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余孽再也不能在中国重新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辛亥革命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唐生智《纪念孙中山先生，学习孙中山先生》，《人民日报》1956年11月7日？
辛亥革命发生在亚洲最大最古老的中国，其意义和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具有不可磨灭的光辉。首先，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皇朝，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虽然当时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但是它却广泛散播了民主共和的思想的种子，成为中国政治开始向现代化迈进的起点。以后封建帝制永远为中国广大人民所唾弃，无论怎样强大的反动势力，都没有办法在中国恢复帝制。其次，清朝政府不但是奴役中国人民、压迫中国各民族的罪魁，而且是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人民的驯服工具。革命摧毁了这个建立267年的民族牢狱，打倒了这个帝国主义的走狗，这就使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前进了一步，使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日益向着广泛和深刻的方面发展。
——程潜《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61年10月5日
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发展。
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清王朝，而且整个地结束了长期统治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打倒了，这就扫除了中国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严重障碍，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大大地获得了解放，民主主义从此成为不可抗拒
的潮流。伟大的列宁曾经称赞过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所出现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的新气象，他说：“四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列宁并且断言：“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在亚洲恢复旧的农奴制度，也不能铲除亚洲国家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中国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列宁的伟大预见和论断。尽管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很快地就使“民国”只留下一个空名，但是中国人民群众英勇的民主精神，却是永远扼杀不了的。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在辛亥革命之后，无论袁世凯自己做皇帝或者张勋复辟，都立刻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唾弃。国家的政权虽然不断被大大小小的军阀所篡夺，但是他们却得不到人民群众的任何支持。
——何香凝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1年10月10日
辛亥革命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到现在（指1981年10月——编者注）已经整整70年了。70年前的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宣告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诞生，这是20世纪初叶震动世界的一件大事。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一个大清皇帝，而且结束了延续两千余年之久的封建帝制。。。以往的农民起义，虽然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但是他们思想上摆脱不了皇权主义的桎梏，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过是打倒一个旧皇帝，拥立一个新皇帝。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始终以保皇为宗旨，拒绝同孙中山合作。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他们进行了长期的论战，完整地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共和国成立之初，由孙中山签署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部法典，它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在中国历史上，更是破天荒的壮举，也是对封建主义最有力的批判。
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此以后，谁要妄想做皇帝，谁就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辛亥革命前后，通过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民主思想，对于君权神授、官僚政治、宗法等级制度、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等封建意识形态，大胆地提出怀疑，广泛地开展批判，促进了人们的思想大解放，导致民主主义精神的高涨，也为尔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了先河。
——屈武《辛亥革命与两党合作》，《人民日报》1981年10月8日
辛亥革命在我国历史上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它虽然未能彻底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使命；但是，经过这场大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从此结束了二千多年来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为我国革命发展和国家建设开辟了前进的航道。可以说，辛亥革命及其教训，在客观上缩短了中国人民在黑暗中徘徊的岁月。
——胡厥文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0日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已经70年了。70年来，我国走过的道路是复杂曲折的，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任人宰割的贫穷落后的国家，到建成为独立自主幸福繁荣的新中国，其变化真是翻天覆地。这段历史我是过来人，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时候，感触尤深。
1911年，孙中山到美国各地去进行革命活动，当年9月2日在美国旧金山致公总堂接到附近各埠的报告称：人们听了孙中山演说后，“人心倾向革命，如水就下，即平时最不喜欢谈革命者，至今亦连声诺诺，以革命事业为救国之唯一上策”。“捐款尤以工人为多，且有无工栖身而借贷捐助者”。这段话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反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在海外广大侨胞中广为传播；一是孙中山所倡导的革命事实上已经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同时带有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性质。所以有众多的劳工也参加了革命斗争的行列。。。辛亥革命得到广大工人群众以及各阶层人民的热情拥护。辛亥革命起义前夕，震撼朝野的四川保路运动，实际
上就是四川各阶层人民起来保卫国家主权的爱国运动。
——朱学范《工人群众对辛亥革命的支持》，《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4日？
四、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
中山先生曾恳切地对我们说：在南京的时候，他就知道袁世凯是不会忠于民国的，他并不愿意让位给袁世凯。可是，就在国民党内也有许多人不支持他，连汪精卫都说，我们如不让位，别人就会说我们争权夺利。因此，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轻易地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夺去了。中山先生曾沉痛地对我们说：国民党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这个党我不要了，今后要重新来过。那时他正着手组织中华革命党，看到我们到来很高兴，勉励我们继续努力，重整旗鼓。他那种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我便和其他几位从江西来的同盟会的同志一起，在中山先生的面前，宣誓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据我所知，第一批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只有一百多人。有一部分采取观望的留在东京的旧国民党军人，借口不愿盖手印，没有参加这个组织。
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鼓舞了我们这些追随过他的人，始终如一地向着革命的道路前进。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把中山先生奋斗一生，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理想变为现实，而且超过了。
——陈劭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鼓舞了我们》，《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1日
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因为自身的弱点，是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只是在工人阶级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以后，特别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以后，才逐步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最后取得了人民革命的彻底胜利。
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孙中山先生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曾沉痛地指出：“革命
虽号成功。。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经过百余年的反复斗争，流了无数的鲜血，中国人民终于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彻底打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全部赶出了中国大陆。
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伟大力量。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推翻清朝政府的胜利，正是由于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广泛的人民群众运动作它的先驱，有当时不断发生的“抢米”、“抗捐”、“抗税”、“保路”等群众自发性的斗争和它相呼应；而辛亥革命的最后失败，也正是由于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大众的力量，因而也就没有能够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
——程潜《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61年10月5日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实际上就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当时革命的领导者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是很模糊的，以为只要不去触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就可以避免帝国主义的干涉。而帝国主义者先是在所谓“中立”的伪装下，扣留关税，从经济上打击革命政权；继而公开积极扶植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压迫革命党人，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袁世凯垮台以后，帝国主义者继续利用各个封建派系来扩大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在中国造成长期的军阀混战局面，给中国人民带来更为严重的灾难。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所采取的顽固的敌视态度，给了当时革命分子和中国人民一个深刻的教训。辛亥革命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推动人们要去寻求继续前进的革命新道路。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不能提出一个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坚持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因而不仅未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也没有达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的。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有力地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除了无产阶级，任何别的阶级都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
——何香凝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1年10月
10日
辛亥革命发生在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它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孙中山先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当了三个月临时大总统，被迫让位给窃国大盗袁世凯。此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各派军阀连年混战，广大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以致孙先生发出“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慨叹。面临着这种形势，孙中山表现了他作为伟大革命家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继续领导了反袁（世凯）、讨段（祺瑞）的“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弱小，无产阶级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在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势力的强大压力下，这些反抗也都归于失败。孙中山先生不得不亡命扶桑，流寓沪上，在困顿和苦闷中，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探求新的革命道路。
孙中山先生手创的同盟会及其后身国民党，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过光荣的历史。许多年轻的革命志士，为了推翻清朝政府，慷慨悲歌，从容就义，他们的献身精神是可歌可泣的。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反革命势力的威胁利诱，分化瓦解，使国民党起了严重的分化，有的跑到袁世凯那里去做官，有的灰心隐退，国民党本身已经丧失了革命的锐气，孙中山先生本人也陷于深深的绝望之中。“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惊人事业付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老同盟会员蔡济民的激愤，黄克强的悲凉，都表明了当时革命志士理想的破灭。
——屈武《辛亥革命与两党合作》，《人民日报》1981年10月8日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辛亥革命未能改变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但它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辛亥革命的精神，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完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把它推向前进，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展开了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完全实现了孙中山先生
的伟大理想。
——屈武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0日
辛亥革命虽然是中国人民的一次伟大胜利，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孙中山先生自己说过：“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直到他逝世，他一生奋斗40年所向往的“强盛独立之中国”，不能及身亲见。历史实践充分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到彻底胜利。
——朱学范《继承孙中山遗志促进祖国统一——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人民日报》1991年10月10日
五、关于孙中山的历史功绩和精神风范
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在他的纯洁诚实的人格，光明磊落的态度，百折不回的毅力，勇敢无畏的精神，与时俱进的思想，和包容万有的知识。。。他从没有想到用威权制服人，也没有“倚老卖老”式的拿资格来压人，他不过是使人“心悦而诚服”地归到他的主义下面受他的指挥。
——章乃器《纪念中山先生》（1927年），《章乃器文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下同），第6页（下同）
他是多么的虚怀！当他坚决地依着他自己的意见去做的时候，那时他的意见就已经是当时的真理——我们要晓得世间的一切真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过是一种同时没有别的能够推倒它胜过它的假定。倘使一个人的意见，当时没有人能够提出合理的反驳或者更好的意见，那末，那种意见当然要算当时的真理。依照那种意见毅然决然地去做，就不能算是自信或者自用，而要算是信仰真理和运用真理。经过共同研究过的意见，便不能算是提出者私有的意见，而要算参与研究者共同的意见。
只有没有民主精神和民权常识的人——没能力用理由反对人，而喜欢用成见反对人的人——才会说那毅然决然遵着这种意见去做的是自信或者自用。
——章乃器《纪念中山先生》（1927年），《章乃器文集》第6～7页
在临终的遗嘱中，孙中山先生谆谆告诫国民党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并总结了自己40年奋斗的经验，指示国民党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就是在一息尚存的时候，孙中山先生还一心系念着苏联，希望着苏联。他在致苏联的遗书中说：“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这些话充分表现了孙中山先生对革命的期待和信念，对苏联无比的热爱和信赖。
——蒋光鼐《高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纪念孙中山先生》，《人民日报》1956年10月31日？
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坚强的爱国反帝的战士。他诞生于1866年，正是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当时清朝政府对内残酷地压迫人民，对外不仅完全丧失了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的能力，而且逐渐变成帝国主义者的工具，所以中法战争失败以后，孙中山先生就下定了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决心。大家知道：孙中山先生为实现这个理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经过十次失败，终于在1911年取得了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对军阀的斗争，同样受到帝国主义的直接间接的破坏。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企图压迫孙中山先生放弃救中国的志愿，而孙中山先生是坚决要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斗争。
——李济深《向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学习》，《人民日报》1956年11月5日
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曾经长期生活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下面，许
多先进人物，为了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曾前仆后继地为追求中国的出路而奋斗。孙中山先生是这些找真理、救中国的先进人物中间的一个最卓越的战士。他的毕生事业对于中国人民为解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争取中国的独立、民主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榜样，曾鼓舞着许多爱国志士走向人民革命的道路。他对中国人民的伟大贡献，在历史上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整个生命贡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他从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讨伐北洋军阀，直到改组国民党，提出三大政策，经历了长期艰苦奋斗的过程，碰到了许多非常的困难，遭受了多次的挫折和失败，但是他对革命事业的正义抱着坚强的信念，从来不退却、不妥协、不灰心，坚持斗争，直到临终时还发出“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呼声，留下了“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
——唐生智《纪念孙中山先生，学习孙中山先生》，《人民日报》1956年11月7日？
孙中山先生是最忠实于革命与真理的人。他不断否定自己思想中旧的东西，吸收新的东西。他从改良者转变到革命者，从反对清室皇朝转变到反对帝国主义，从联络会党利用旧军阀转变到扶助工农与共产党合作，从幻想帝国主义帮助转变到以俄为师，都是随着时代和客观事物的变化而进步。他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出发而成为社会主义力量的朋友不是偶然的。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正是由于他在晚年能够接受40年来中国革命失败的经验，他能把旧范畴的“三民主义”及时地作了新的解释，发展和丰富了它的内容，坚决转向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这种转变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方向的。
——唐生智《纪念孙中山先生，学习孙中山先生》，《人民日报》1956年11月7日？
中山先生除革命工作以外，惟一的嗜好便是读书。我记得在头山满宅谒见他时，他住的只是几间很小的日本式房子，书房里图书很多，特别是英文的报刊。他回国
以后，无论是在兵马倥偬之中，艰困危难之际，也经常手不释卷。由于他好学深思，广泛地接触到世界的先进思想，所以在他的同代人中间，始终比别人更明了世界大势，见解更高更远。
中山先生自奉甚为俭约。在东京的时候过着革命流亡者的生活，不用多说了。就是后来回国担任大元帅职务时，也依然如故。在他从事革命活动中，海外华侨，特别是那些最穷苦的侨工，一点一滴，铢极寸累，捐了很多钱来支援祖国的革命事业。他都交给负责掌管经费的同志，无论自己如何困难，从不轻动一文。他逝世时，给夫人的遗嘱中写道：“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他身后除书籍外，别无长物。这种俭朴的廉洁的风度，在当时的政治家中，是很少见的。
中山先生平易近人，他经常与党内同志和青年朋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在广州任大元帅时，策划北伐军政工作很忙。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党员，仍然可以常去见他。当时我们还年轻，凡有所闻、所见、所感，往往在先生面前，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他总是耐心倾听。说得对的地方即加以采纳；说得不对的，即随时加以解释。从无疾言厉色。这种民主作风，是革命领导者不可缺少的品格。
中山先生也很注意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反对共同的敌人。只要对革命有利，他从不狭隘地计较一党一人的恩怨。有些过去反对他的人，只要一旦表示倾向革命，他都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加以接纳。
——陈劭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鼓舞了我们》，《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1日
中山先生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他一生革命不疲倦不断前进的精神。鲁迅先生在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时曾写几句话，他说：“中山先生一生的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辛亥革命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于完全革命工作。”他又说：“他是个全体永远革命者，无论他做哪一件，全都是革命，他终于带头领着新的革命者前行，一同努力进向于完全的革命工作。”
从癸丑讨袁一直到护法讨贼各役这一时期的中山先生，是平生最辛苦的时期。
南北军阀，相互勾结，又相互混战，官僚政客依附军阀，替他们做御用工具。最不可饶恕的叛徒陈炯明，与吴佩孚勾结阻挠北伐，竟至发生炮打观音山的叛逆行为。但中山先生是个乐观主义者，从未听说他灰过心，他对革命工作从未停过一天，有时他还为了革命工作从事著述，而且常常手不释卷。
——朱蕴山《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感想》，《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中山先生一生从事革命40年，其中差不多有一半左右的时间是奔走于海外，在海外华侨中做教育启蒙、宣传鼓动、组织策划的革命工作，深为海外华侨所爱戴、拥护和支持。其所以如此，这是因为中山先生始终坚决地站在为祖国求独立富强、为人民谋福利的立场，因此他能够了解群众，也愿意接近群众。
——陈其尤《华侨永远不忘孙中山先生》，《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中山先生到了晚年，他的思想发展是到了最高度，他受十月革命影响，1922年接受中国共产党建议，他即毅然决然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建立国共联合战线，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时国民党内一批保守和顽固分子反对甚烈，中山先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赞成的话，我将来可以解散国民党，我自己一个人加入共产党。”这是中国革命史中有关键性的事件。
——朱蕴山《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感想》，《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孙中山先生眼见清廷政治腐败，对外软弱无能，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侵略，对内压迫百姓，民不聊生，唯有谋求民族独立，抵抗列强，推翻封建君主专政。于是发起组织兴中会，同盟会，推翻清政府，创立中华民国。他百折不挠，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平等，奋斗一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我们永远怀着最崇敬的心情纪念他。
——何香凝《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万岁》，《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2日？
虽然孙中山先生一次次地遭到失败，并且因为找不到救中国的途径而感到苦恼，但是他并没有放下斗争的旗帜。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也接着诞生，孙中山先生在绝望中发现了曙光。他欢迎十月革命，欢迎苏联对中国伸出友谊之手，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他合作。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他改组了国民党，并在三大政策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主要内容，民权主义以人民的民主为主要内容，民生主义以“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这就是“新三民主义”。这个“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在政治原则上基本相同。
由于有了一个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形成了一个广泛地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高潮，孙中山先生一生的革命事业也达到了新的高峰。
——程潜《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61年10月5日
孙中山先生一生最大的特点是他的不断进步，坚持革命，越到晚年越坚决。孙先生的晚节是万人共仰的。
——何香凝在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3日？
孙中山先生是在19世纪末开始他的革命活动的，当时中国正进入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一方面，中国正受着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和宰割，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统治着中国，想使中国人民永远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一方面中国人民大众正在觉醒，正在不断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斗争。就在这个历史转变关头，孙中山先生站在革命人民一边，同形形色色的保皇派、改良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专制皇帝，建立民主共和国。他组织和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经过辛亥革命，终于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熊克武《学习孙中山先生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人民日报》1966年11
月15日？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是一代杰出的革命领袖和民族英雄。他的毕生事业，对于中国人民为解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山先生的革命意志是坚决的、彻底的。它集中表现于对一切反动派，始终坚持武装斗争的政策。他深信历史上所有的反动统治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政治舞台，必须用武装的革命推翻武装的反革命。从兴中会成立后，他曾经亲自准备领导过11次武装起义。这就是1895年的广州起义；1900年的惠州起义；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的惠州起义；1907年的钦廉起义；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钦廉起义；1909年的河口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3月29日的广州起义；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等。
——程潜《纪念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5日？
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终生为革命奋斗不懈，更在于他眼光远大，不断进步，在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关头，能够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使他的思想和政策，适合于历史发展的需要和要求。孙中山先生这种随着时代不断进步的精神，是他能够对近代中国历史作出重大贡献的重要因素。
——熊克武《学习孙中山先生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5日？
孙中山先生为了革命事业，总是那样意气奋发，立场鲜明，信心坚定。他说：“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就是在极其危难艰险的时刻，他还是坚信，只要革命“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恶消长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而且“成功之期，决其不远”。孙中山先生这种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鼓舞着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中山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而且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统一富强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胡厥文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0日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不断求进步，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一生。他在晚年，目睹世界进步的潮流，适应国家民族的需要，亲身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把旧三民主义改造为革命三民主义，为我国留下一笔至为宝贵的革命历史遗产。他在临终遗嘱里再次嘱咐：“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念念不忘的是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他的这种崇高的热爱祖国的精神，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朱学范《工人群众对辛亥革命的支持》，《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4日？
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一个伟大的历史功绩。“新三民主义”的各项主张，在基本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主义纲领一致，符合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这一革命，一方面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一方面又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一步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衔接了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朱学范《继承孙中山遗志促进祖国统一——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人民日报》1991年10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