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面，你们都要向浙江的那个古老板学习。”我进一步给他“洗脑”，“你看人家古老板，先是答应市长在江南建一栋五星级宾馆，并在工业园投资办一家30万锭规模的现代化纺织厂，条件是廉价收购市委市政府招待所，并以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价给他若干亩土地供他办厂，承诺每年可创几千万元的税收，解决多少人的就业等等。等到市长一拍脑袋把价值数千万元的招待所以不到10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他，把工业园办厂的地给了他，他应付式地在园区建了几栋厂房上了几套设备，然后在招待所的地块上建起了一排排集装箱式的服装市场，五星级宾馆成了一张永远的蓝图。他为什么能赚钱？因为他玩转了‘市长’，更玩转了‘市场’，同时，把你也给玩了！”
老鲁苦苦地一笑，希望我给他出个主意救救他的市场。我笑了笑，道：“拆了它！”
“我正有此意。”聪明的老鲁领会了我的意图——等“宏观调控”的风头一过，在江南再也找不到比江南商业步行街更适合做地产的地块了。
送走了鲁老板，匡老板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匡英在云南红河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九家公司、工厂生意红火，身价数亿。在当地他可以呼风唤雨，但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困在江南，动弹不得。早两年，在中间人的介绍之下，他花1.2亿元买下了衡化集团江南氮肥厂，厂子买了几年，至今仍然开不得车。我问他开不得车的原因，他诉苦说：“找他伸手的职能部门太多了。比如一个房屋产权证，只过一个户，按照国家破产企业改制政策，地方政府象征性地收一点手续费就可以了，可在江南不行，常务副市长、分管副市长、市长、书记和房产局长打了无数个电话，每打一个电话少一千，房产局长还怪我找多了领导，不是后来柳书记在大会上不点名批评他要撤他的职，只怕到现在还办不下来。”
“我到政府来了这么久，还不知道这个厂被你买下来了。按理说像你这么大的规模企业，市里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班子帮你协调直至走上正轨，为什么没人牵头呢？”
匡英一语道破天机，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厂原来是省管的，破产改制也是由省里面的人来主持的。如果当初改制交给江南的市长来主持，情况可能就大不相同了……”
他的这一席话，让我重新回到了迷糊状态：说来说去，企业的命运怎么还是掌握在“市长”手上？
我在前面讲过，真正廉政的官员其合法收入少得可怜，但许多官员生活得却又格外滋润，是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在搞钱权交易呢？那倒未必。钱权交易风险太大了，胆大的才敢去碰。胆小的也不会穷死，自有一套安全的敛财方法。
除了合法收入之外，官员最大的一笔灰色收入来自于节礼。每到过年过节，最发愁的是乡镇党委书记和市直委办、局等单位和部门的一把手。给领导送节礼可不是一份轻松活，劳心劳力。单说这送礼吧，讲究还不少，这“红包送多少、怎么送与红包怎么收”等都有诀窍。
先说这“送多少”吧。
节礼的多少因官职不同、节气不同而不同。春节礼金最多，端午、中秋要少一些。官职又分几个档次，书记、县（市）长是一个档次，副书记、组织部长、常务副县（市）长、人大主任是一个档次，其他的副县级领导又是一个档次。副县级领导中也有区别，常委和副县（市）长享受的“待遇”就不一样。常委面广，过年过节，几乎所有的乡镇、委、办、局基本上都会有所表示，一般标准为500～1000元，关系特殊的冲破顶也不会超过2000元。副县（市）长收入面稍微窄一些，局限于自己分管的单位、点上和关系较好的乡镇。线分得多的、管的单位多的收入就多，反之，就少。
人大副主任与副县（市）长比较而言要作孽一些，最可怜的是政协副主席，一年到头几乎收不到几个红包。像我这样挂职的更可怜，管的单位少，每年收的红包付司机的补助，和给跟线的办公室副主任打红包都还不够。当然也有收获。那就是每年腊肉腊鱼不用自己操心，有人腌好熏好送上门。至于乡镇和市直委、办、局每年给书记、市长送节礼的标准是多少，一般不为外人所知，我也是通过和一位曾经当过市长秘书的朋友闲聊中才了解了个八成。有一年，某局长敲开市长家的门，塞了一个红包马上就离开了。过后，市长将此红包交给该秘书，让他退还给那位送礼的局长，秘书好奇，打开红包数了数，原来书记、市长的送礼标准为5000元！
再说这“怎么送”吧。
给一般关系的领导送节礼，派个副职带着办公室主任直接上领导办公室塞了就走，节礼放在印有单位名称的信封内，其目的是怕领导收的红包太多犯迷糊，搞不清究竟是谁送的；关系铁一点的一把手亲自出马，也是到办公室送了就离开。关系更为特殊的，提前预约，吃一顿饭，吃完饭把红包一塞，各自分开。如遇那些假正经的领导也有办法，绕个弯，送到领导父母手上。一旦出事儿，领导有个推脱，就说父母收的，我不知情。送节礼，要尽可能避免晚上上领导家门，一来怕敲错门，领导尴尬自己也尴尬，还要遭被敲错门的人家痛骂，过去上门是因为送钱的少，送乌龟王八等物质的多，被逼上门。
现如今，领导不稀罕那玩意儿，要送就要把服务工作搞到位，腊肉腊鱼要熏好，鲜鱼土鸡要剖好，否则给领导送去就是个负担。江南有位老书记，后来调到云梦当了副市长。江南是水产大县，每至春节江南的好多单位都要给他送鱼，副市长母亲舍不得出钱把鱼送到市场里去剖，每有鱼来，皆亲自动手，剖得辛苦，边剖边骂：“哪个再要送鱼来我就捅他的娘！”
至于这“收红包”也有玄机。县里和城里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过了腊月二十四（小年）机关便都放了假。职工放了假，领导可不能放假，也不要下乡，每天就做一件事，待在办公室等人家敲门。县领导一般放假到了腊月二十六七，政府这边要等市长打完红包说可以散伙了，才能够回家。市长的红包不大，千把块钱。回家以后不要出门，没来得及送节礼的人一般会采取补救措施上门来送。如果家里找不到你的人，这笔节礼有可能就被送礼的人“黑”了。如何等礼上门还真是一门学问。
官员灰色收入的第二个来源是红白喜事宴请。过去监管不严的时候，领导家里红白喜事特多；现在廉政建设抓得紧了，收敛了许多，遇上红喜事领导请客不敢大张旗鼓地一摆上百桌，而是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分几次分别在几家宾馆悄悄地进行。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在于隐蔽，桌席的钱还可以找人签单。我认识一位领导，他儿子死不会读书，好不容易为他买了个二鸡不叫的大学，莫说赚，起码要把买学校的钱收回来呀，可上面三令五申查得紧，不准请客敛财，没办法，今天请一批，明天开几桌，儿子都上学好几个月了，领导的宴请都还没有结束。
灰色收入的第三个来源是泡病号。住院敛财是最安全的。谁还没个头疼脑热的？住个院，既养了身体又创了收，多美的事啊。可是这招不宜多用。现在提拔领导干部健康摆在很重要的位置，如果老是住院，给组织留下了一个身体不好的印象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好多真有病的领导反而挺着不住院，倒是那些没什么病手头突然紧张的领导，会偶尔去医院小住几日。
领导干部的灰色收入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住党校。我自参加工作以来从未进过党校，也没想明白党政领导干部为什么那么喜欢进党校。听进过党校的人说，进党校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交好多朋友。党校的同学来自各行各业，又都有一官半职，以后办起事来特方便。其实还有一个好处他们心照不宣：可以发一笔小财。不知道从哪一年起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领导住党校、抗洪、进京维稳等，凡时间超过一个星期者下级领导皆要前往看望。看望的人多了，领导就收入不菲。
当然也有不收红包的。云梦地区发了洪水，那时我还在云梦市旅游质监所当所长，手上有一点小经费，看见人家都上堤去慰问一把手，我也准备了600元红包去看望章局长。老章碍于情面暂时“收下”了红包，一回局里就把我的财权给收掉了。他的理由是：“人家都在舍生忘死地保家园，你不学好，跑到抗洪一线给我送红包，为了你好，你还是把财权交出来算了，莫搞得害了你……”
一直到离开旅游局，老章再也没有把财权交还给我。
我平生第一次住党校是给黎明挑土。
2007年某月，省里安排常务副市长黎明去省委党校学习半个月。黎明公务繁忙实在脱不开身，就派我去代替。我兴高采烈地去了。去了以后，发现滋味很不好受，人家天天有人看望宴请塞红包，唯独我不仅没人看望，而且经常还要被同学们拉去陪酒。为了挽回面子，我只好打电话让自己在长沙做生意的弟弟冒充家乡来看我的人，由我弟弟做东请同学们呷了一顿，向他们表明，好歹也有人看了我一回。
回江南后没多久，省委统战部给云梦下指标，要派若干民主党派干部去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两个月。云梦给江南分了一个指标，江南市委统战部部长熊雄同老柳商量，因为我是民进党员，故老柳决定派我去。熊部长一脸春风地找我，通知我去省里学习。那口气仿佛给了我一次学习提拔的机会，只差要我感谢他了。没想到我一口回绝了他，理由是没得差旅费。一年到头江南政府就给一万块钱，我到哪里去搞差旅费？熊雄一听凉了半截腰，拿柳书记压我，我说：“谁安排的我都不去，柳书记又不给我报差旅费，我总不能自己贴钱去学唦？”熊部长很尴尬，“求”我道：“你去啦活爷，你的差旅费我们部里帮你报销好啵？”我还是摇摇头：“没得差旅费还是小事，人家天天有人看望送红包，我一个人冷冷清清无人问，我丢不起那份人。”
熊部长很无奈：“我去看你行啵？”
我笑了笑：“算了吧，你们部里也穷得滴血，就不难为你了。”
老熊没办法，只好放弃。后来云梦市委统战部干部科科长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做我的工作，还是被我一口回绝了。为此事老熊对我还生了看法，好久都没有约我喝过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