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凤凰卫视做节目时，我遇到了地产企业温都花园的王总。他很直截了当地反对我的观点。我针锋相对：“谁说地价是政府抬高的？政府按照国际惯例搞‘招拍挂’是为了防止腐败，目的不是抬高地价，其实你们心里最清楚，真正把价格抬上去的是什么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听清华一位教授讲课，他讲了一个看似反动却非常另类的观点：腐败救国论。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纳闷：腐败又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怎么能靠它来救国呢？耐着性子听完后恍然大悟，他所说的“救”不是真“救”，而是“绑”，眼下，我们就处于被这些资产新贵们经济绑架的阶段。
我在炮轰高房价的时候，旗帜鲜明地指出，开发商绑架了政府，好多网友质疑，权力都在政府手上捏着，怎么可能被开发商绑架呢？同样敢讲真话的云梦市市长黄兰香，在她的署名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好项目、大项目招得越多，基层的包袱就会像‘下雨背稻草，越背越重’。一般来说，县、区招进来一个投资1亿元的好项目，在项目建成前要提供如下优惠：土地出转按评估价让利约500万元；土地出让经县级留成部分约150万元全额返还；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约150万元；各类规费优惠约5万元；土地契税、营业税、耕地占用税返还约70万元，共计875万元。且项目投产有税收以后，企业所得税县、区分成部分，前两年全部奖励给企业，后六年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前三年减半征收，预计每年让利约200万元，也就是说，县区引进一个投资1亿元的好项目，到产生税收的第一年，要补贴让利1000多万元……”
实际情况其实比这还要严重得多。中西部地区县一级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已是公开的秘密，各地百姓“思富”、官员谋“政绩”心切，唯一的办法只有通过招商引资。投资商们“了解”政府的难处，狠狠地抓住官员们的软肋，开出种种不合理条件逼迫各级政府就范。最早的时候还蒙一块遮羞布搞置换，如“我帮你修路，你就把路两边多少米范围内的土地给我搞开发”等，到后来干脆明目张胆了。2009年我做工作让福建一位朋友到江南来开发“黄龙洞——矿泉湖”景区，资源他很看好，但提出来的条件吓了我一跳。他说：“如果你们政府把景区上的丘陵地送600亩给我，并把城市公交捆绑给我经营，我就投资100个亿，把黄龙洞打造成为一个国际旅游度假村。”在想赚政绩的人看来，这的确是一笔合算的买卖，就像开发商所说的那样：“我不投钱搞开发，你那600亩地一钱不值。”但内行人一看就知道，他们并不是真心想开发旅游，而是想搞景观房地产。这种明目张胆的绑架我不能接受，便很客气地将他们送回了厦门。
黄龙洞“幸免于难”。
然而，天鹅湖就没这么幸运了。
天鹅湖本没有湖，只是平安河下游的一节臭水沟。为整治长安河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原人大副主任，想趁在位之年完成整条长安河的整治，便以城市防洪的名义，向上面争取了一笔资金。这笔资金犹如杯水车薪，天鹅湖挖了一半，便没钱再挖了。老柳曾经带我去视察过这项工程，我当着原人大副主任的面说规划要改，好不容易挖出个湖来，又变成了商业地产。后来，在市委常委集体听取规划评审意见的时候，我再次大声疾呼。没过多久，为了收拾这个烂尾工程，市委、市政府不得不向开发商妥协，由开发商把剩下的湖挖出来，作为交换，开发商获得了天鹅湖大部分土地的所有权和开发权。江南政府被房地产商明目张胆地绑架了一回，这也就是后来我要炮轰高房价的原因之一。
敢于“绑架”政府的，还远远不止房地产商这一类人。
2010年年初，江南一年一度的“两会”即将召开。会议召开前夕，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两会”筹备情况工作汇报。与会的所有市级领导都有预感，今年的“两会”，代表和委员们会死死抓住环保问题不放。老萧在会上就怎么应对做了重要指示。他说，江南的污染问题没有外界所反映的那么恶劣，市区灰尘多，不完全是工业园的粉尘造成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公路扬尘。要想把江南的经济搞上去，一点点污染是避免不了的，人家美国等西方经济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么个过程，这个道理要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讲清楚。今后我们在引进项目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把关，污染项目一个都不要。对于已经建成投产的企业，环保部门必须加强监管，督促他们达标排放……
对于江南的污染，老萧是最无可奈何的。他到江南报到的时候，冒烟的工业企业没有一家，年财政收入仅1.9个亿，发工资都不够，雪上加霜的是，修平安河欠下的日元贷款翻过年来，就要开始偿还本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江南的工业园建在平安河上游、江南城上风口，空荡荡的园区冷清清的，全年税收仅几万块钱。与园区配套的污水处理厂建在离园区很远的地方，没钱运转，基本上只是个摆设……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办法是招商引资，可糟糕的投资环境，却让投资商们望而却步。
本来，就江南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应该是一个投资兴业的好地方，然而由于财政捉襟见肘，导致各职能部门经费拨款严重不足，为了生存，只好靠山吃山，乱执乱罚现象非常严重，最严重的时候，罚得107国道江南段几乎看不到长途货运车辆。恶劣的投资环境，让外地的投资商们谈江南色变。有个台湾商人看中了江南的区位，办了一家“湖光浮标厂”，在他的努力下，江南的浮标一下名扬全国，很快在全国钓友中形成了“威海的杆江南的标”的良好口碑。
然而，江南本地人看见这位老板赚了钱，纷纷效仿开起了小作坊，假冒“湖光”，低价倾销，过去市面上卖100多元一支的浮标，价格一下子跌到了八块。面对如此的恶性竞争，职能部门视而不见，不仅不去打击，还变本加厉地向该厂索求利益，逼得这样一家本来可以做成巨大产业的台资企业不得不外迁，这就是著名的“湖光”事件。一传十，十传百，江南的恶名便走出江南，走向了港澳台。不仅是外地老板怨声载道，就连本地老板都混不下去了，纷纷被逼远走他乡。
有一次，我在省城和老柳一起陪一个日本客商，偶遇某著名地板生产商，闲聊中得知他竟然是江南人。他向我打听昌江那里的地价，想去那里办一家竹木地板厂。我感到非常诧异，说江南的牛羊司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国家有关部门授予了“竹器之乡”的荣誉称号，竹木资源极为丰富，你为什么不选择家乡偏要舍近求远选择在外地办厂呢？那位老板解释说，伸手的单位太多了，一天到晚难得服侍那帮活爷……面对这样一种窘境，江南如何招得来商？
为了招商，老萧可谓绞尽脑汁。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在经费极端紧缺的情况下，老萧开出重奖，在江南刮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招商”运动。很快，有一家陶瓷生产商被引到了江南。投资商精得很，脚踩多只船到各个县里去谈判，最后逼得江南将原属于蓝田集团的一块地，以抛荒回收的形式，免费给了这个投资商。投资商承诺投资好多好多亿，采用新设备、新工艺，绝无污染，而且每年上缴多少多少税收。
结果呢，老板的确做到了当年投资当年投产，但生产的全是最低端的墙面砖，粉尘污染遮天蔽日，老百姓怨声载道，几乎天天闹事。更为恶劣的是企业经常拖欠税款，每年仅上缴税收几十万元，“奥瑞”陶瓷变成了“懊悔”陶瓷。污染害百姓，百姓闹政府，政府逼老板上环保设施，老板不肯，转手一卖，溜之大吉……
“奥瑞”陶瓷虽然成为了政府的心头之痛，但毕竟迈出了江南招商引资极其重要的一步，其意义不可低估。在引进“奥瑞”的过程中，江南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佛山实行产业转移，大批的陶瓷企业要迁往内地。江南政府立马组成佛山陶瓷招商团，活生生地从相思县的嘴里虎口拔牙，以每亩1.5万元的超低地价、每条生产线头若干年100万包税的政策，把“美丽陶瓷”引进了江南。仅土地一项，政府就要为其补贴几千万元。紧接着，秀美、腾达等陶瓷企业相继落户工业园，工业园里开始有了生机。就如当初纳爱斯落户益阳，益阳人把人家淘汰的严重污染工厂，捡起来当宝一样，江南人开始展望自己的美好生活。可是美好生活没等来，却等来了漫天的粉尘，即使是住在城区大白天都要关上门窗，否则不出几个小时，到处就会蒙上厚厚的灰尘。
市民烦恼，市长更烦恼。不引吧，没钱给干部职工发津贴；引吧，投资商要价高，企业污染大。谁都晓得要引进高科技、低能耗的朝阳产业，可是这些企业讲究的是聚集效应，你这里一个关联产业都没有，高科技企业没得来这里落户的理由啊。为了引进一个全国500强，老萧亲自带队跑芜湖无数次，不仅给予巨额地价补贴，还廉价搭上了一座可供该厂连续开采50年的石灰矿，终于引进了海螺水泥。为了实现当年签约次年投产的目标，老萧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几乎平均每三天到工地现场办公一回。在新闻记者的眼里，他是“甘为海螺当保姆”，实际上，为了江南老百姓的福祉，他被投资商实实在在地给“绑架”了。
这就是中国经济不发达地区县（市）长们如今真实的生存现状，谁也无法逃脱整天被放在污染系数与幸福指数之间燎烤的命运。
炮轰高房价以后，全国有影响的媒体蜂拥而至，让我有些招架不住。
第一个采访我的记者，是南方某知名报社的首席记者李英爽。约好了上午见面，没想到她不适应武广高速的速度，坐过了站，待她辗转到达江南已是下午四点多钟。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聊得很随意。她是一个很有新闻敏感性的人，其真正的兴趣是想挖掘一些我“不务正业”的内幕。所以，她有意无意地问了一些江南市委、市政府班子的情况，特别是让我对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工作做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