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西山、泛舟湖上的日子是惬意的，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家庭，忘记了尘世的一切。但离别很快就迫近了。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烟霞三月的神仙生活了，我们蜜也似的相爱，心里很满足了。一想到，一提及离别，我们便依着脸哭了。”胡适答应回去一定离婚。
当胡适向江冬秀这个强悍的女人提出离婚时，她拿了一把刀说，要离婚可以，除非先把孩子杀掉。胡适妥协了，从此与江冬秀白头到老。而曹诚英则勇敢地离了婚。当胡适那封不祥的信来到西子湖畔，绝望的曹诚英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
经此变故，曹诚英发愤读书。在胡适的帮助下，她到美国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安徽大学、四川大学等几所院校。“文革”期间从沈阳回乡，终老于上庄村旁的旺川村。这个为情所累的痴女子，把自己的最终归宿定在运河往上庄的要道之畔，她在等待着胡适——她的縻哥哥的归来。
（四）
毛泽东是船，贺子珍是树。
贺子珍1909年出生于江西永新，人称“永新一枝花”，1926年参加革命。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与毛泽东产生了感情并结合，婚后担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机要秘书兼毛泽东生活秘书。他和毛泽东结婚10载，怀胎10次，这些孩子有的死了，有的丢了，幸存的只有大女儿李敏。1937年贺子珍身负11块弹片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和学习，1947年回国时，江青已成为毛泽东的妻子。1959年，贺子珍在庐山才见到毛泽东一面，也是最后一面。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怀着太多的遗憾，走完了她坎坷的人生。
对于贺子珍与毛泽东感情生活的是是非非，人们各执己见，现在已无从也不必考证历史的真相了。但贺子珍却对女儿说过：这件事不怨你爸爸，要怨我，我祝他幸福。她对毛泽东的感情，在心里深埋了一辈子。她的嫂子李立英回忆，1954年的一天，她在收音机里听到毛泽东的讲话录音，一下呆住了，这声音是多么熟悉，又多么遥远啊！她已经十多年没有听到这个湖南腔十足的声音了！她听了一遍又一遍，忘了吃饭，忘了睡觉。第二天起床后，李立英发现她还坐在老地方，耳朵紧贴着收音机。原来，收音机一夜没关，已经烧坏了。贺子珍从此茶饭不思，神情恍惚，旧病复发。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突然提出要见贺子珍。然而天不遂愿，江青突然要上山，贺子珍只好匆匆下山，20多年盼望的相逢就这样在一场夜风中结束。
贺子珍一直深深思念着毛泽东。她的外孙女孔东梅回忆，当贺子珍在报纸上看到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大幅照片时，她把照片铺在桌子上，手就在毛泽东的脸上摸啊摸啊。晚年她的愿望就是：想见毛泽东主席一面，说句话，握握手就行。但，这并不过分的心愿，谁能帮她实现呢？直到1979年6月，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贺子珍，才第一次踏上了30多年来只能从屏幕上看到的北京天安门，并见到了毛泽东——瞻仰了他的遗容。
（五）
也许，不能责怪船的，因为，船有船的方向。鲁迅是一条不息呐喊的船，驶向他战斗的理想；胡适是一只犹疑不定的船，驶向他清晰而又模糊的彼岸；毛泽东是一艘乘风破浪的巨轮，不仅要驶向中国，还要驶向世界。
船有船的伤情和无奈。蛰居美国的老病的胡适，涕泗纵横地抄下30年前他给诚英的诗句：“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上世纪50年代，当毛泽东听到贺子珍发病的消息，少有地流下了泪，并写信嘱咐她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病。船，又何尝是无情之木呢？他和树，本是同一种质地啊！
然而，树毕竟已失去了她最好的年华，永远无法恢复的年华。朱安曾凄凉地问道：你们总说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为什么不好好保存？
是啊，树的守侯，树的永远没有尽头的伫望，该由谁来买单？树的痛楚，树的永远无法弥补的创伤，又是谁之过？
船无言。
岸无言。
水无言。
（《百年婚恋》，赵丽等编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心的互动
——读《灵魂的出口》
德国插图画家科运特·布赫兹给Hanser出版社送去了一批作品，这些作品多数与书有关。独具慧眼的总编克吕格立即约请46位不同国籍的作家，请他们把画中的故事写出来，其中包括米兰·昆德拉。这就成就了这本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书画互动的《灵魂的出口》。尽管克吕格说，布赫兹的这些画多数与书，或与书的前身：纸、打印机、自来水笔等有关，它们是有主题的；作家出版社在出版这本书时，也特意加上了“书与画的约会”、“书与画的故事”的字样。但我想，作品大于思想，这些画一旦问世，不同的人群就会赋予它们不同的意义，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布赫兹，画的主题便大大地延伸和拓展了。互动的，又岂仅是这些画和这些出自各国文学名家之手的文字？还有我们读者丰富多彩的心灵。
这幅画上，这位先生脚下的那本书正带他从窗庐飞出，飞向远方。赖哈德·雷涛为它撰写了一首《书之飞歌》：“为何乘着书在空中飞行了这么久？我们发现这里又凉又静，只是没人到达。放一本书在脚下，飞起来才不会孤单害怕！”多好的创意啊！而我想到的是，在夜半，这位先生的灵魂，他那忍受不了世俗恶浊的书生意气，怡然从窗口飞出，去云游世界了。或者，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灵魂将要出窍的那一刻，他只想带着书去另一个世界，那样他才不会孤单害怕！
画面上，只有一扇紧闭的铁门。W·G·赛巴格为它写了一篇《学校前院》，讲述了一个朋友关于学校的记忆。而我的记忆里，我读过的所有学校都没有过这样阴森的大门。我想到的，恰是上世纪那个所有的学校都被迫关门的日子：学校都关门了，老师都下放了，书都烧毁了，学生都“造反”了。
走进空无一人的房间，打开柜子的门，柜子里的木板积满了尘灰，间隔之间有浅色的条纹，他陷入恍惚。乔治·史坦那写道：“他突然之间明白了，书曾经放在这里，一排排的，都是他的，他童年时读的书。”“这些丢失的书使他心痛。和书联想在一起的还有一位长者，每晚在他睡前总会念段故事给他听。没有一个地方曾像这里那样保护过他。”这是一段很感人的文字，读后我首先想到的便是老家放着我童年少年时读过书的书架。但这幅画更像我经常做的一个梦，我总是梦见我有许多书存放在一个屋子的阁楼上，小小的阁楼，密密麻麻，放满了书架。梦醒过后，我无法得知那究竟是个什么神秘的地方，但我确信它是属于我的，我只有在梦中与它相会。莫非，这幅画面，也是画中人，抑或是布赫兹做的一个梦，是所有爱书人做的同一个梦？
画面的右面，是堆积在一起直达顶端的书，画面的左下角，是一个抽着烟、坐在案前苦读的人。马克·派提以“书的疑惑”为题为这幅画配了文字，这本艰深的书已经耗尽了画中人几十年的时光，他想找出第二本书来解答第一本书的问题，却发现上面的书籍堆得可以摸天摘星了，他只有把这本深奥的书从头再读一遍。我在想，也许，这位先生正在校对自己的书稿呢，而这一本薄薄的书，却是他一生读了身后那么高的书才写出来的，这才是由厚到薄，由博返约啊！也许，他一辈子读了那么多的书，到最后才发现，只有这一本才是最有用的书，但为时已晚，于是，他沉默了。当然，我们还可以对这幅画作出别的解释，比如，它是想告诉我们，读书会使你一无所有，家徒四壁，伴随你的，除了书，还是书。
这是马丁·迪恩写的《春梦》：“先生，不管您是从哪个世纪多雾的哪一天来；您穿什么鞋走进我的房；您带着何种眼神把蜡烛弄熄，使墙上的镜子变黑；用何种令人难忘的、生涩的、装腔作势的、早已不再用的句子来填满我的晨梦，您不该忘记，一个手势是不能替换的。”画面上，一个裸体的女子正俯卧着，漂亮的背上有一只轻抚的手；床前是一排书，一本正摊开，上面还有一瓶插着笔的墨水；地上有两只咖啡杯，墙上是蜡烛和镜子。你会由这幅画想到春梦吗？我不会的，我想到的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有许多个夜晚，我也会孤灯夜读，意兴阑珊时，便把书随手一掷，把束缚身体的衣服都脱了，睡去。清晨，梦的余尾还在游弋，我也会这样俯身躺着，身体与被褥无间地交融，感觉到的只是一种自由，全身放松的自由。那一刻，什么也不想的，只愿享受无需面对尘嚣的这一刻。如果有一只手在背上轻抚，呵呵，也不反对啊。只是，我不会翻转身来拥抱你，我享受你的手对我享受自由的嘉许，你的手且享受我身体传达给你的自由的体息吧。如果一定要把这幅画理解成梦的话，或许，是我们都会做的，把身体的包裹和心灵的羁绊都丢在一边的自由之梦？
他对邻居、同事、孩子、情妇、太太这些人的喋喋不休真是讨厌极了。于是，在清晨，他戴上帽子，拿了几本书，一把雨伞，走了三十多个小时以后，来到一个空旷宽敞的地方。他决定永远留在那里，独处是人间至高无上的幸福。米兰·昆德拉用上面的文字阐述这幅画面：他就那样坐在他带去的书堆里，与他相伴的还有一把雨伞，还有初升的朝阳。也许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如果一个人有朝一日一无所有了，只要有书，就有生活的阳光。也许也可以这样理解的：仅有书，生活依然是空落的。
他张开双臂，将打开的书挟裹在身上，迎着强烈的聚光灯。龚特·康乃尔写道：“作家自我暴露——请看画上的象征性——不只对观众公开，而且，即使他本人不在场，也一再地用印刷品来代替……他几乎没有任何羞耻感。他把内心向外剖，把秘密展现出来。他的灵魂通常是可怜而难以理解的。”我想，也许正相反呢？当然有作家不顾廉耻地自曝隐私，而画中这位呢？也许是怀着满腔的愤怒，拽上那本失真的书，在强烈的灯光下展示自己的五脏六腑，要求交还一个公正也未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