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文物流失与公私官商皆有干系。北京政府国务院秘书厅为“惠赠”国外友人，于1918年9月至1919年8月先后四次自古物陈列所中提取古物80余件；1921年，北京政府财政状况已到山穷水尽之地步，各机关和文教机构甚至欠薪数年之久。教育部与历史博物馆为解燃眉之急，竟然仅以四千元代价，将原清内阁大库保存的大批明清两朝的文献档案近15万斤，装满8000余麻袋，卖与北京一纸店用作造纸原料。著名学者罗振玉获悉此事后，以高价将其赎回，但已有1000余麻袋散失。罗振玉组织人力物力对幸存之档案文献进行整理，编辑为《史料丛刊初编》印行于世。1924年，罗振玉又将该批文献档案转售于前驻日公使李盛铎，直到1929年，李盛铎又将该批文献档案出售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止，长久以来深锁禁宫秘不示人的明清内阁档案在历经沧桑后才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栖身之处。单士魁：《故宫档案》，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1期。1917年8月，英国人莫理逊以35000英镑的价格将其在华20年间收集之中国古籍文献24000余册，地图1000余份（即莫理逊文库）出售与日本三菱财阀岩崎久弥，成为日本著名的“东洋文库”的基础，而当时的北京政府竟然同意这批珍贵的中国文献出口。古玩业者亦将文物出口视为牟利捷径，清末民初，“洋商报运中国古物出口，海关以向无专章，不能禁止，兼之各国公使以输运各该国博物院陈设，并非售品，要求免税。……历届办有成案，无从核驳，遂致近来古物出口络绎不绝，动辄数十箱之多，不特不能禁阻，且不能征税，长期漫无限制，深恐一二年后，所有中国之金石书画，一切古董，悉为外国所吸收。”《税务处公函（二年税字第八零四六号）》，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第186页，江苏古藉出版社，1991年。1925年，京师古玩商会再钻文物保护法规不健全之漏洞，竟然致函税务处称“古玩一项，税则向无定章，近来税关对于新出土各物，无不加重估抽，以致阻塞营业，请酌予提议免税，以奖出口”云云，可见当时文物外流猖獗之一斑。
四、外国人在华之“考察”事业对文物安全造成的威胁
中华民国的招牌并不能对制止文物外流和维护国家文化主权起到任何威慑作用，北京政府时期，虽然外国人在华的“考察”与文物搜掠活动较之晚清时代有所减少（因为许多文物古迹与遗址墓葬已经被他们反复光顾和洗劫一空了），但丝毫没有收敛的趋势，纷至沓来的外国学者、探险家甚至文化强盗，利用中国混乱的时局，在东方这块冒险家的乐园发泄着最后的疯狂。
由于地方当局对于敦煌藏经洞文物的保护与管理敷衍了事，敦煌文物继伯希和、斯坦因等人之后于民国初年再遭洗劫。1913年，英国人白理克潜至酒泉、敦煌一带，雇用当地居民数十人，私自开展考古发掘，盗走许多珍贵文物；1914年，斯坦因二次潜至敦煌，以500两白银代价自王道士处再次骗去写本经卷570余卷；俄国奥登堡探险队在1914年至1915年期间，成功地自莫高窟运走了大量收集品，这些收集品中大型和完整的写本数量虽然不如其他队的收集品多，但以其数量取胜，超过了12000件，〔俄〕丘古耶夫斯基：《敦煌汉文文书》，王克孝译，第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此外还剥取了多幅壁画；1923年，美国人华尔纳在盗宝“竞赛”中姗姗来迟，面对被各国同行洗劫一空的藏经洞，他将目标转向了石窟壁画，以特制的化学溶液揭取盗走莫高窟第139、141、144、145窟唐代壁画11方（亦有26方之说），总面积达3．2平方米，并盗走第328窟中一尊精美的盛唐时期菩萨塑像。华尔纳这样为他的行径进行了辩护：“我的任务是不惜粉身碎骨来拯救和保存这些即将毁灭的任何一件东西，若干世纪以来，它们在那里一直是安然无恙的，但在当前看来，它们的末日即将到来。”1925年，华尔纳和美国福格博物馆组织的远征队试图再次潜至敦煌企图继续未尽的盗宝行为，为当地民众发现，引起公愤，被驱逐出境。
1913年1月，德国人勒柯克率团进行了第四次中亚探险，在吐鲁番、库车等地进行考察和发掘，切割走大量壁画并盗走文物156箱；同年，斯坦因进行了他的第三次中亚探险，自和田、尼雅、米兰等地盗走一批壁画及汉文、梵文、吐蕃文文书，次年他又在孚远县调查了北庭都护府遗址；1914年，斯坦因率队自甘肃酒泉北上，沿额济纳河进入黑城遗址，在寺庙和佛塔废墟中掘获汉文古文书220件，西夏文古文书57件及大量藏文、回鹘文、突厥文和波斯文献残页；1915年，对于斯坦因来说又是一个“丰收年”，从1月至7月，他在新疆阿斯塔那墓群掘获了极为丰富的高昌时期彩绢、泥俑和其他工艺美术品，动用了50头骆驼装载，他还在楼兰遗址发掘了大量的木简和古钱币，所盗取的文物共182箱被私运出境至克什米尔工艺学院；1914年至1915年，俄国探险家奥登堡再次赴新疆，劫掠了克孜尔石窟的大批壁画和塑像雕刻品运回俄国；1916—1917年，沙俄地质委员会非法派遣地质考察人员在黑龙江右岸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盗掘古生物化石的活动；1926年，科兹洛夫再次到内蒙黑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活动。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在华开展的“考察”和考古发掘活动的规模也是比较大的。
1912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考察发掘了吐鲁番高昌故城和阿斯塔那墓群，获得“树下美人图”、“伏羲女娲绢画”及大量古文书写经。
河口慧海（1866—1945），是历史上首位进入西藏拉萨的日本人，也是日本藏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1901—1915年，他曾两度入藏，相继运回日本的西藏佛像有144尊、佛画261幅、经版28枚、佛具385件及大量植物、矿物标本等，为日本藏学研究奠定了宝贵的资料基础；多田等观（1890—1967），曾以研习佛学为由在拉萨哲蚌寺修行十年之久，1922年更是获得“格西”学位。是所有日本入藏者中居留西藏时间最长的一人。1923年2月，多田等观离开西藏回国，起程时，他将自己多年来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的西藏文献24279部，以80余头骡马驮载，运往印度加尔各答。这大概是历史上西藏文献向国外最大规模的一次公开流失。多田等观搜集的文献几乎没有脱页，用纸考究，其中仅《大藏经》就有拉萨版、纳塘版、德格版等多种版本共21872部，除此而外，还有有关西藏医学、天文、历算、高僧大德全集等数百种名著。秦永章：《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第195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略者为了侵占我国东北，极力宣扬“满蒙独立论”，“日
本之侵略我满洲，早具决心。迄田中义一氏组阁后，满蒙积极政策，更复甚嚣尘上。”华企云：《满洲与蒙古》，第69页，黎明书局，1932年。为了给这一理论寻找历史和学术上的依据，一批日本考古学者借助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传统权益”之保护，进行了频繁的考古调查，1925年，岩间德也等在辽宁金州北门发现了元代上百户张成墓碑，1926年后，滨田耕作、原田淑人、森修等人相继在大连地区的皮子窝、南山里、营城子、羊头洼等遗址和墓葬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并出版有发掘报告。
伴随着国家文化主权横遭侵犯和珍贵文物的大量外流，以民国正统自居的北京政府当局也不得不采取一些补救和管护措施，相继查办了热河行宫古物被盗案、巨鹿县官商勾结私自贩卖出土古瓷案、法国人贝雅尔盗买山东惠民县李氏宗祠宋代雕漆围屏案、日本人松崎盗运清内阁大库档案案、北京日本居留民会盗运汉砖出口案、法国古玩商人葛扬串购陕西浑源县出土古铜器案等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文物盗窃、走私案件，还通令河南省当局禁止中外人等在北邙山一带私掘古物，通令山东省当局要求严厉打击不法商贩盗售古石刻造像，通令山西、河南两省当局要求制止云冈、龙门石窟石造像的大量外流，并妥善制订相关保护管理措施。有关地方政府也开展了一些文物保护工作，如1920年，甘肃省教育厅派员会同敦煌县政府，共同对莫高窟所藏文献进行清理，自第17号窟内清理出藏文经卷94捆440余斤、带夹板经书11打1744斤。1925年12月，奉天省公署撤销了前清之三陵衙门，接管了清永陵、福陵、昭陵，1927年5月又将北陵辟为公园对外开放，等等。
北京政府开展的这些工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文物的作用，但囿于大环境的限制，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当时严峻的文物安全形势，而且有的举措只为应付舆论压力，如甘肃督军张广建一面搜掠敦煌文献，一面又责成有关部门发布命令保护莫高窟古迹，实为欲盖弥彰之举。
§§§第三节中国近代考古事业的诞生
一、中国近代考古事业诞生的时代背景
中国近代考古事业诞生的前提是传统金石学的终结。清代末年至民国初年，金石学的研究范围更加广泛，不仅包括新发现的甲骨、简牍，而且兼收明器和各种杂器，不再限于文字。罗振玉和王国维是当时集大成的金石学家。马衡所著的《中国金石学概要》则对金石学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清末民初，随着近代考古学理论的传入和外国学者在中国的考古活动不断增加，近代考古学已在中国诞生，金石学研究已逐渐演化为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因而金石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已不复存在。张之恒主编：《中国考古学通论》，第2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中国古文字学时，已经在授课内容中加入了地下资料部分，可见田野考古已开始对传统金石学者的治学产生影响。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来考察，辛亥革命以后，有一个时期，中国的革新者，对过去的记载和关于过去的记载全部发生怀疑，也怀疑历史本身。20世纪初期的中国启蒙运动，基本上是一项理性运动，其精神多少与欧洲17世纪的古典运动相仿。他们的口号“拿证据来”在本质上说虽然具有破坏性，但对中国古代的研究却带来了较多批判的精神。在这种怀疑的精神之下，单纯的文字记载已不复被认为是有效的佐证了。这种找寻证据的运动对传统的治学方法，无疑是一种打击，但却同时对古籍的研究方法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现代中国考古学就是在这一种环境下产生的。“中国受传统方法教育的古物家发现甲骨文以及在中国开展田野工作的欧洲科学家全力做的示范这两种研究活动汇合在一起，使现代考古学在中国革新的一代中很受欢迎。”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安阳》。五四运动对于中国近代考古事业的诞生与发展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近代中国，史学与考古学关系紧密，五四运动前后，人们对于中国古史的观念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在反对偶像崇拜的气氛中，年轻的中国学者以批判性的态度研究中国古史与古文献，那时的时代精神的核心就是重估一切传统。〔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445页，岳麓书社，1999年。作为五四运动的直接成果，新的史学编纂法也得以迅速发展。〔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505页，岳麓书社，1999年。与此同时，留学国外的一批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专家也相继归来，虽然其中受过正规考古学训练的人绝无仅有，但是中国考古学还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蹒跚起步了。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995—1949）》，第82页，三联书店，1997年。他们不仅一改封建士大夫和文人坐在书斋冥想的恶习，树立了一代新风，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84页，三联书店，1997年。不仅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生而且也为中国近代考古事业的诞生准备了人才。
二、科学考古工作之开端
1912—1927年，中外学者或学术团体在中国境内开展了一系列以学术为目的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主要有：
1912年，日本学者山本由定勘察福建建窑窑址，采集了黑釉茶碗标本。
1912年10月至1913年2月，鸟居龙藏受日本朝鲜总督府委托对所谓满鲜地区进行考察，开始了其第六次满蒙考察，先后调查发掘了铁岭帽子山堡寨遗迹、采集了辽金时期的石人和女真文石碑，对宽甸附近的史前遗迹进行了调查，在临江地区，因其随行护卫的日本军人与当地中国军警发生冲突，遂结束考察，经朝鲜回国；1920年5月至12月，鸟居龙藏以北满地区为主，开展了其第七次满蒙考察，先后在满洲里、海拉尔、哈尔滨、黑河、海兰泡、海参崴等地的鄂伦春族、达斡尔族进行了人类学和民俗学方面的调查。
1914年，法国学者色迦兰对陕西、四川等地的古墓葬、遗址、古建筑进行了调查。
1915年8月，岭南大学教授黄仲琴在龙溪县境内调查仙字潭岩刻，成为近代首位对仙字潭岩刻进行实地考察的学者，后著有《汰溪古文》，开仙字潭岩刻科学研究之先河。
1916—1917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安德鲁斯组织考察团赴中国云南进行考察；1922—1925年，该馆中亚考察团在蒙古草原开展调查活动，并在多处地点采集了细石器等文化遗物。
1917年，法国人维克多·萨加林对秦始皇陵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指出秦始皇陵“在中国所有现存的古冢之中，这是最突出的一个。……外形有高低三层，设计良好，整座坟像是三座小山重叠在一起”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第1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1918年，伊东忠太、关野贞等在江苏、山西、浙江、河北、河南、山东等省对中国佛教艺术、古建筑、帝王陵墓等进行了调查。
1921年，北京历史博物馆裘善元在河北巨鹿调查发掘了宋代故城址，发现了宋代居址两处，出土文物有宋代瓷器、日用品等，后发表有《巨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
1922年，常盘大定在南北响堂山进行了调查；1924年，滨田耕作与英国学者合作调查发掘了四川省岷江沿岸的崖墓。
1924年，北京历史博物馆在河南信阳发掘汉墓，出土有铁器、陶器、纪年砖等文物。
1926年，美国考古学家纳尔逊深入长江流域，调查了四川万县至湖北宜昌之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此外，美国探险家毕霞波还曾驾驶飞机拍摄了河北燕下都遗址的鸟瞰照片，首开中国近代航空考古之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