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卫聚贤等人在杭州西湖发掘了古荡遗址，后由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共同出版了试掘简报，是为江浙地区首份科学的史前遗址发掘报告。同年，参与古荡遗址发掘的施昕更在浙江余杭县良渚镇附近发现并发掘了多处新石期时代遗址，发现了与龙山文化相似又有所区别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出土了一批印纹陶片、玉器、石器等文物，首次向学术界展示了长江下游的史前文化，这一史前文化类型后被命名为良渚文化，其发掘资料编为《良渚》一书。
1937年6月，厦门大学教授林惠祥等人自费调查福建武平城南小径背山史前遗址，采集了一批石锛、石镞和印纹陶壶、陶片等文物。同年，安特生与中国学者合组西康古迹考察团前往中国西南地区开展史前遗址的调查工作。
四、考古学术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伴随着国统区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的增多，相关的学术研究工作亦有所起色。胡肇椿曾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考古学已上了轨道”，对于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他强调：“有时一块破陶片、一个石斧、一只上古的人齿或一块古代的兽骨，其所值在毛公鼎以上。”胡肇椿：《考古学研究热潮中现在考古者应取之态度与方法》，载《考古学杂志》，1932年第1期。正是由于学术界对于考古学的这种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这一时期，一批公私考古学术研究机构相继成立，许多考古学论述著作陆续发表出版。
1928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委派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人为筹备员，在广州筹备成立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相继组建了史料、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考古、汉学、人类学民物学、敦煌材料研究等八组。1929年6月，全所由广州迁往北平，原有八个研究组重新划分为三个研究组，第一组为史学研究及文籍校订；第二组为语言学各方面及民间文艺研究；第三组为考古学人类学民物学方面的研究。1932年时全所有中文藏书57000余册，外文藏书4300册。主要研究成绩如下：第一组负责整理内阁大库之残余明清档案，印行有《明清史料》专刊。其研究人员个人注重于新材料之发现和研究，主要著作有《敦煌劫余录》、《金石书录目》、《汉金文》等；第二组以研究南方方言、西夏文等为主，设置有语音学研究室，主要成果有《反切考》、《厦门音素之研究》、《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之贡献》等；第三组主攻考古，以安阳殷墟、山东城子崖等发掘工作为主，取得之成绩前已略述。
1929年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北京创建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这是中国首个从事新生代地质、古生物和人类学研究的机构，其主要业务是采集和研究中国第三纪和第四纪化石，尤其是人类化石，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主要单位。经费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该研究室的建立开拓了中国新生代研究的新局面，培养和造就了中国从事上述学科的第一、二代科学家。它在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围绕人类起源、文化发展及其古环境条件这个中心，开展了以华北地区第三纪晚期和第四纪的地质、地貌、古生物为重点的考察和发掘，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从而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声誉和地位。《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第65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
1929年冬，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于北平成立。初期有会员17人，常务会员及干事各2人，另有编辑3人。考古为其四项主要业务工作之一，曾于1930年春派员参加河北易县燕下都考古发掘；在陕西西安、宝鸡一带的周、秦遗址曾开展过考古工作，并出版有会刊《考古专报》。此外，该会在编纂北平地方史志时对于史料搜集整理和古建筑的调查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成果有《燕都史迹索引》等。1936年，在该会基础上成立了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内迁昆明。
1929年2月，东省特别区教育厅接管由东省铁路局苏方控制的东省文物研究会，改为东省特别区文物研究会。1931年，东省特别区文物研究会改组为东省特别区文物研究所（该会具体情况参见第二章）。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东省特区文物研究所组织大型综合考察队赴黑龙江东部地区考察，其中古人类分队由俄籍学者包诺索夫领导，调查发掘了渤海上京泉府宫城殿址、三灵坟等，后于1932年用俄文发表了《关于东京城遗址调查的初步报告》。
1934年6月，由容庚、董作宾等12人发起组织了“考古学社”，同年9月在北平正式成立，会址在燕京大学燕东园。1936年4月推选叶恭绰为社长，鼎盛时有社员140余人，大部分为考古学、金石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包括徐鸿宝（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明义士（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加拿大籍教授）等。该社以“我国古器物学之研究、纂辑，及其重要材料之流通为主旨”，存在期间曾召开过3次年会，编辑出版有社刊《考古》6期及考古丛书等，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停止活动。
1936年2月由卫聚贤等在上海发起组织吴越史地研究会，同年8月正式成立。会长蔡元培，副会长吴稚晖、钮永建，总干事卫聚贤，于右任、张溥泉、戴季陶、陈果夫、叶恭绰、张静江、柳亚子等44人为评议；梁思永、胡小石、朱希祖、胡怀琛、郑振铎、周予同、沈钧儒、陆侃如、曹聚仁、钱化佛等62人为理事；常务理事为董作宾、胡行之等11人，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解散。其宗旨是研究吴越（以江苏、浙江二省为限）地区的前期文化，通过古籍来考稽古代吴越两国的地理，然后经踏勘调查予以确认。如果认定地下确有可以参证史料的古物，就敦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进行发掘；倘若地面上有历史价值的古物，则要求江浙两省政府加以修缮保存。研究会出版有卫聚贤主编的《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和《奄城金山访古纪》、《杭州古荡新石器遗址试掘报告》等。
1936年中国古泉学会于上海成立，以阐明古泉学识、研究古泉制作、鉴定真赝、辨别时代、启人好尚之心为宗旨，是为中国第一个研究古钱币的学术团体。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结束。该学会的主要活动形式是组织学术讨论研究会，成立后共举行9次，研究的课题主要有古钱的重量与文字、翁宜泉《古泉汇考》遗稿、大朝通宝、赤侧五铢、新莽十布、宋徽宗钱等。出版有会刊《古泉学》，共发行五期。
这一时期的考古研究成果除了在大量的田野发掘报告中予以体现外，国统区学者还相继出版了一些综合性、专题性的考古学著作，基本上可以体现当时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整体水平。如1930年郑振铎出版的《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介绍了自欧洲近代考古学诞生后近百年间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考古发现，为当时国内考古学界了解世界考古学动态提供了宝贵资料；同年，张凤编著之《考古学》出版，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联合书店出版，该书以甲骨文、金文和其他考古材料为依据，首次提出了西周社会奴隶制一说。1933年，郑德坤等著《中国明器》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1936年，胡厚宣翻译的日本人梅原末治著《中国青铜器时代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7年，卫聚贤著《中国考古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2年他还出版过《中国考古小史》）。在古文字学和甲骨学研究方面，董作宾于1932年出版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郭沫若于1931年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旅居日本期间又出版了《卜辞通篡》、《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殷契粹编》等专著。
这一时期，敦煌学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展、研究角度发生变化、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学者们亦开始注重实地考察对于治学的重要性。陈寅恪于1931年在其《敦煌劫余录·序》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对于敦煌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同年9月，贺昌群发表了《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这是中国学者关于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第一篇专论，敦煌石窟壁画自此开始引起研究者瞩目；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四期发表了梁思成的《伯希和先生关于敦煌建筑的一封信》，是为中国学者论述敦煌建筑艺术之始。国统区关于敦煌学的研究工作，除了继续整理、编辑和刊布敦煌遗书目录外，对于敦煌文献的研究亦逐渐深入，主要成果有向达的《唐代俗讲考》；陶希圣的《唐代户籍簿丛释》；郑振铎的《敦煌俗文学参考资料》、《佛曲叙录》等。此外，这一时期，国统区学术界在长城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如王国良的《中国长城沿革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对中国古代长城的起源、修筑时间、起止地点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严谨的考证，是为当时中国首部研究长城的专题著作。
§§§第四节古建筑保护研究工作
一、近代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和研究兴起的时代背景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私学术机关在中国古建筑的调查登记、保护维修和学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
（一）中外学者关于中国古建筑的学术研究长期以来相对滞后
建筑遗产是中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重要物质见证之一，但是在中国古代，建筑“素为匠学，非士大夫之事。”知识阶层不屑研究，而建筑技术往往依靠师承制口传心授，鲜见于典籍流布。及至近代，随着国门洞开，外国学者和旅行家、探险家纷至沓来，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和传统民居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日本人伊藤清造、伊东忠太、关野贞、和喜瑞仁等人曾对中国的古建筑、石窟寺及传统民居进行了相对系统的调查研究，涉及范围包括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地区甚至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先后著有《支那满蒙建筑》、《北支蒙疆住宅》、《支那建筑装饰》、《支那建筑及其艺术》、《北支住宅》、《支那山东省坟墓表饰》等专著，在他们的《满洲地理大系》、《满蒙风俗习惯》、《中国古代美术史》等著作中也有关于中国建筑史的专题论述，伊东忠太在东洋历史讲座中亦开设有所谓《支那建筑史》。
德国建筑师恩斯特·柏石曼（1873—1949）也对中国古建筑进行过相对系统的考察和研究，他也是最早深入研究和全面考察中国华北和华南各种不同类型古建筑群的西方人。此人早年曾随八国联军来华，对中国的建筑文化很感兴趣，柏石曼认为：“中国现在也是处于一个极端混乱的状态。存在的事物瞬息万变，文化的杰作灰飞烟灭。与此同时，新事物在各地不断地涌现。真正的民族精神即使在一个崭新的时代也是不会毁灭的。倘若我们来追溯一下建筑纪念碑之终极意义的话，那将会有助于揭示这个民族精神的核心。”1905年，他得到德国政府的支持，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来到中国开始了他及德国政府酝酿已久的考察中国建筑的计划。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底到宣统元年（1909年）5月，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的北京、山西、河南、浙江、四川、福建、江西、广西、广东等12个行省，拍摄了数千张珍贵的古建筑照片，并对北京西山碧云寺、浙江普陀山等处寺庙进行了详细测绘和制图。回国后，柏石曼先后出版了至少6部关于中国古建筑方面的专著，并被柏林工科大学聘为建筑学教授。于中国同类著作相比较，柏石曼要比梁思成时间更早、眼界更开阔、材料更丰富、理论更周全。〔德〕恩斯特·柏石曼：《寻访1906——1909：西人眼中的晚清建筑》，第1—11页，沈弘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但这些外国学者的论著在中国建筑的结构制度、历史演变和实物研究等方面毕竟不免肤浅，缺乏在该领域的深入探索，以至于“谈起中国建筑来，都还不免隔靴搔痒”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50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而在中国方面，1933年，乐嘉藻出版了《中国建筑史》，是为中国学者在中国建筑研究领域之首部专著，但因其为草创之作，加之缺乏对于中国建筑的实地调查考证，书中亦不乏谬误之处，其学术价值学术界长期以来也是褒贬不一。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古建筑研究方面的长期滞后，是与辉煌的中国建筑文化极不适应的。这种状况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并间接激励和促进了以中国营造学社为代表的学术机关对于中国建筑古籍的整理和对中国古建筑的深入调查研究，推动了中国建筑史学的发展。
（二）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保护古建筑具有紧迫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文物保护面临着比较尖锐的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梁思成曾指出：“近年来中国社会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虽然对于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标准，对于本国的旧工艺，已怀鄙弃厌恶心理。……以中国原有建筑为陈腐。”许多地方当局在城市规划和旧城改造中崇尚全盘西化，以拆除古建筑、古城墙为能事，如1929年，始建于后金时期的沈阳钟鼓楼被拆除；1930年，始建于明末清初的济南古城箭楼被拆毁；1931年，始建于明正统年间的北平宣武门箭楼城台被拆除；1935年，北平阜成门箭楼被拆毁。这些行为“虽然不是蓄意将中国建筑完全毁灭，而在事实上，国内原有很精美的建筑物多被拙劣幼稚的，所谓西式楼房或门面取而代之。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改逾半，充满非艺术之建筑。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惜。……抗战之前，中国旧有建筑荒顿破坏之范围及速率，亦有甚于正常之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