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80页，三联书店，2004年。近代中国的博物馆建筑既有鲜明的西方新古典主义风格，也有许多采用中西合璧的风格，体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建筑文化在博物馆建筑中的相互交融。而某些外国人创办的博物馆，在建设时则完全“入乡随俗”，充分考察中国传统古典建筑的特色，通过汲取中国建筑文化的营养，力图借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来满足博物馆的功能要求。
项隆元：《中国博物馆建筑的百年回顾与分析》，载中国博物馆学会编《回顾与展望：中国博物馆发展百年—2005年中国博物馆学会学术讨论会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以南通博物苑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早期博物馆更是将传统园林艺术与馆舍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征，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第二次博物馆建设高潮时，由国人自己设计建设的博物馆建筑则是民族风格与近代意识相结合的“折中主义”风格大行其道。而在文物保护维修领域，除了抢险加固和恢复原貌外，还要照顾到公众的传统欣赏品位，当时对于文物古建筑修葺的原则“最着重的在结构之加强，但因市民对于文整工作有等着看‘金碧辉煌，焕然一新’的传统式期待，而且油漆的基本功用就是木料之保护，所以当时修葺的建筑，在这双重需要之下，大多数施以油漆彩画。”（梁思成语）
与此同时，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在发展过程中与传统意识的冲突也无处不在。在中国这样一个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国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经常会遇到某些非技术性的艰难障碍。中国人对考古发掘存在着普遍而且根深蒂固的反感情绪。“强盗土匪也把考古学者看作竞争对手或是可以敲诈勒索的财神爷，安阳殷墟的发掘用60％的时间防止抢劫和保证工作顺利进行，仅有40％的时间用于实际发掘，期间还不得不动用武装保护。”
〔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263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地方保护主义也屡屡为考古工作设置障碍。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种冲突还不时地以官方的形式表现出来。当有识之士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了《各地方孔庙附设教育机关办法咨询案》，要求“鉴于各地孔子庙，本尊师明教之地，现时除春秋二祭外长年封闭，应参酌他国寺院神社之制，附设社会教育机关。除大成殿、崇祠等，所有乡贤名宦祠、学舍等，得由地方长官，酌量情形就其中规设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博物馆、教育博物馆、教育成绩品陈列所、阅报社、讲演所等一项或数项。……凡同城孔庙有两处以上，得并于一处致祭，其余得设立社会教育机关”的提案时，国民政府当局觉得过于“激进”，在该提案的审查意见书批示道：“为防止尊孔者反对误会，建议此案改为以筹设推广社会教育机关为主旨，而以各地方寺庙祠宗为主，孔庙为其一。”云云。
引自《历届教育会议议决案汇编》，教育编译馆，1936年。当科学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在中国大地方兴未艾之际，国统区又有要员将考古发掘与军阀发墓盗宝混为一谈，呼吁当局禁止一切形式的发掘古墓，掀起了一场反对“掘墓”的大论战，而国民政府行政院将此议交教育、司法、内政三部审议后竟通过“严禁发掘古墓”案，称“有历史意义的坟墓不得发掘，并由公安机关从严取缔”。以至于学术界不得不公开申辩，称所开展之考古发掘多以史前遗址为主，“大体与墓葬不涉……后代有葬于古代遗址者，发掘时遇之，只得清理；已被盗掘或自然暴露之墓，惧其历史价值湮没，不得不加清理”。“认考古即劫墓贼，错误已极。”当南京国民政府准备接收故宫博物院时，竟然有国政委员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拍卖故宫物品的提案并提交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所幸经学术界据理力争方才否决。
（三）中国近代文物事业的发展在地域、时空和性质上始终是不平衡的
从地域分布来看，由于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不均衡性，在对外开放较早、经济较为发达、社会风气较为开放、文化传统较为深厚的沿海（江）地区，文物事业相对得到官方和民间的重视，发展也较快。以江苏省为例，民国初年即已基本做到县县有博物馆，“此项博物馆，如求设备完全，则范围较广，需费较多。各县单独设立者，只有丹徒、金坛、常熟、昆山、无锡、南通、如皋、高邮、沛县等9县，其余各县，多将博物馆一部，附设于通俗教育馆。”
蒋维乔：《江苏教育行政概况》，第59页，商务印书馆，1924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之后，该省又率先实现了各县均设立古物保管委员会。而在西北、西南等偏远省份，甚至在省一级都长期没有专门的文物事业管理机构，多由教育部门代行其职，文博单位也屈指可数。从时空角度考察，近代中国绝大多数时间国无宁日，文物事业的发展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的影响，期间虽然没有出现中断，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文物事业各领域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也各不相同。从文物事业的性质考察，这种不平衡性愈发明显，晚清官方开展的文物事业谈不上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只是作为遏制革命浪潮、延续其腐朽统治的新政的极微小的组成部分而在中国近代史上昙花一现；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开展的文物事业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基础，虽然有貌似完备的文物事业发展体系，但其军阀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权性质以及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国统区的文物事业虽然在考古发掘、博物馆建设、文物保护维修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始终没有跳出“为考古而考古”、“为学术而学术”的小圈子，不可能真正得到公众的理解支持和充分的发展；日伪政权出于粉饰太平，推行奴化教育和掠夺中国文物的需要，在沦陷区开展的文物事业也仅是其实施殖民统治的文化工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广大解放区的文物事业则是真正出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目的，其持续时间较之国统区虽然不长，覆盖面也不广，却代表了中国近代文物事业的全新发展方向，为新中国文物事业奏响了序曲，也有力地支持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四）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受创最深
从鸦片战争开始，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侵华、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伴随着战争的硝烟，文物古迹的损毁与公私文物的流散始终是中国近代文物事业挥之不去的噩梦。近代以降，形形色色的外国学者、探险家甚至是文化强盗纷至沓来，试图在远东这块冒险家最后的乐园掘得一桶金。与近代考古学兴起阶段的迷茫和混乱相配套的是这些所谓考古学家的职业道德和发掘技术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完备。19世纪初期，考古学开始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考古学的目的在于从合理的学术角度来研究旧大陆与新大陆，不幸的是，与此同时，其他势力使盗墓和毁坏考古学遗址的情况愈演愈烈。特别是欧洲和美洲的殖民扩张进一步深入到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他们强行占有了新发现区域，包括考古学遗址，他们常常像开矿一样地挖掘这些遗址。
温迪·安西莫、罗伯特·夏尔：《发现我们的过去——简明考古学导论》，第28—29页，沈梦蝶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格林·丹尼尔是这样描述欧洲“考古学家”在中东的“伟业”的：“那是大兴发掘的年代，从圣甲虫宝石到方尖碑，只要是人们兴味所至，马上就被席卷而去，如果和某个发掘的同伙有了口角，那么真要刀枪相见，或背后放冷枪了。”
〔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150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而且由于在1840年至1900年，对考古发现和考古方法来讲是一个开拓的时代，
〔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6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所以当时“几乎没有一位考古学者真心认为他们自己和同代人所掌握的技术不足以担任复杂的发掘，而需要留给下一代人来完成。”
〔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152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这种混乱与无知在登峰造极时的表现是有的欧洲“考古学家”竟然使用炸药爆破的手段来打通金字塔墓室，与盗墓者几无二致。近代中国迎来的就是这样一批无所不用其极的冒险家，如果说有多少中国文物经其之手流失域外我们尚可从国外学术机构或博物馆中查考，那么又有多少具有宝贵考古学意义的遗址和墓葬因这种野蛮的盗宝行径而使其价值丧失殆尽则已无从查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史上，日本所扮演的反面角色不容回避。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的；是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