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割台为肇始，日本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蚕食侵略。“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内蒙大片国土沦陷，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傀儡伪政权，沦陷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定的称谓。沦陷区的文物事业虽然在客观上对于中日两国文物学术研究的资料积累及沦陷区的社会教育等领域有一定贡献，但本质却是日伪粉饰太平，推行文化侵略，实施文化掠夺，配合奴化教育，巩固殖民统治的工具。
§§§第一节日治时期的台湾文物事业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战败后，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台湾在太阳旗下经历了50年漫长的殖民统治。这一时期，台湾的文物事业与其他社会文化事业一样，被割裂了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形成了具有殖民地特点的特殊发展轨迹。
一、日治时期台湾文物事业发展的历史背景
早在旧石器时代，祖国大陆的文化就已传到台湾。公元12世纪，宋朝将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戍守。从元朝开始，中国历代政府先后在台湾设立行政机构，对台湾实施有效管辖。台湾历经西班牙和荷兰的殖民统治，接受过郑氏政权和清政府的治理，历史遗迹众多，既是自然资源富饶的宝岛，更是文物古迹密布的宝岛。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边疆危机的加重和帝国主义瓜分狂潮的兴起，当时的中国政府既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对本国内地的珍贵文化遗产进行调查研究，更无力阻止西方冒险家的纷至沓来，孤悬海外的台湾自然就更得不到祖国的庇护。就日本而言，攫取台湾为其明治维新以来，处心积虑图谋对外侵略与扩展之第一步。此一野心之实现使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与其“南进”之跳板，从而使日本成为近代殖民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员。黄静嘉：《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第23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自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脱亚入欧”，在国民心理上逐渐摆脱儒家文化的影响，通过一系列军事冒险，打败了长期以来视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跻身于列强之列。但相对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此时的日本只不过是刚出道的小兄弟，还须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具有成为政治大国的资本。因此，在主观心态上，日本极力希望证明其具有治理及经营殖民地的能力。这是在加入拥有殖民地的西方列强的俱乐部后，必须交出的“资格证书”。黄静嘉：《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第51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故在据台后，日本殖民当局迫切需要作出令列强和世界“惊异”的“政绩”，以证明其殖民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作为对华文化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向世界标榜自己有能力治理殖民地的象征，台湾的文物事业因此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二、殖民当局开展的文物事业
（一）考古调查与发掘
1895年，日本考古学协会正式成立。乙未割台之时，适逢日本近代考古学发展方兴未艾，台湾作为日本首块获得的殖民地，无疑为日本考古学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天然实验田，使这个宝岛成为日本人考古调查和发掘之圣地。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43页，三联书店，1997年。在日本刻意经营台湾殖民地的前提下，对日本派遣来台的若干经过一定程度现代化洗礼的技术官僚而言，台湾殖民地也提供了某些实现他们理想的场地。黄静嘉：《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第51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日本学者在这一时期主宰了台湾的考古活动。早在日本据台后的第二年（1896年），日本考古学者就发现并发掘了台湾首个古代遗址——芝山岩遗址，1897年又发现了圆山遗址，1907年，栗野傅之丞在冈山采集到石器，同年，伊能嘉矩等在冈山又发现了贝冢遗址，随后，日本第一代受过正规专业训练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鸟居龙藏赴台，对贝冢遗址进行了详细调查和发掘，出土了若干石器和陶器，并首次对台湾史前时代的民族问题进行了论述，后于1911年发表了《台湾台北冈山贝冢发掘报告》。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45页，三联书店，1997年。据日本学者统计，在1902—1910年有超过169个台湾史前遗址被发现。这一时期在台湾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日本学者除前述所及者外还有鹿野忠雄、森丑之助、八木奘三郎等，其研究及调查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台北盆地及山地地区。
昭和三年至十四年（1928—1939年），日本学者的目光开始转移到台湾东海岸地区及西南平原，其考古活动主要是考古调查，同时开展有组织性的考古发掘工作，其中较大规模的发掘是1930年由移川子之藏、宫原敦和宫本延人在垦丁对石棺遗迹的发掘，前后三次共发掘25座石棺。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107页，三联书店，1997年。1934年，他们又在苏澳新区调查石棺遗迹，1938年浅井惠伦、宫本延人、金关丈夫等在浦里乌牛栏发掘石棺遗迹。在此期间，日本学者还在台湾东海岸的花莲岗、西海岸的台北县西方岩、新竹县苑里、彰化县八卦山、高雄寿山龙泉寺等地进行过调查和试掘，这一时期也是台湾考古的丰收期，日本学者共发表各类著述55篇。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198页，三联书店，1997年。
1939年以后至台湾光复，随着全面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台湾和日本本土一样逐渐进入战时体制，许多日本考古学者或应征入伍，或远赴东南亚“文化开拓”，其本土原本活跃的考古工作逐渐沉寂下来。而台湾的考古事业由于未受到战火的直接冲击，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一时期，日本考古学者又相继在台南、基隆、澎湖列岛发现了17处史前遗迹，并对高雄二层行溪南岸的大湖贝冢、营埔、江头、卑南、良文港等地的居住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黑陶、彩陶等文物。同一时期，台湾史前文化的分期问题亦被同时提出，鹿野忠雄将台湾的史前文化分为七层（期），即：绳纹陶器文化层；纲目（蓖纹）陶器文化层；黑陶文化层；有段石锛文化层；原东山文化层；巨石文化层；菲律宾铁器文化层。他认为前四期文化与中国大陆文化相一致，台湾的史前文化源自大陆，其他日本学者也明确提出大陆文化对台湾史前文化具有重要影响的观点。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271—272页，三联书店，1997年。
（二）文物普查
自19世纪末期起，作为殖民政策的资料，日本开始着手进行测量、动植物、矿产品及人文标本领域的资源调查，这方面与其说是个人的知识好奇心，毋宁说是有政府背景的，有组织的活动。〔日〕杉本勋：《日本科学史》，第339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日本据台初期，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标榜所谓“生物学”的殖民统治，在其授意下，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当时的台湾总督府民政部法务课组建“台湾惯习研究会”，开展台湾“旧惯”调查事业，了解和研究台湾地区的风土人情和自然及人文资源，以供其殖民地司法及施政之规划。黄静嘉：《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第6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其参与者多是日本学者和台湾的亲日文人，并发行《台湾惯习记事》月刊，记录台湾民俗古迹，共出版了7卷80期。苑利：《台湾地区文化资产保护领域的理论与实践》，来源：http：／／chinesefolklore．com。
大正四年（1915年），台湾总督令各地方开展名胜旧迹调查，调查结果为全台有名胜旧迹567处，其中旧迹279处。大正八年（1919年），日本制订了《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法》。根据“内地延长主义”原则，大正十一年（1922年），以《行政诸法台湾施行令》将该法施行于台湾，台湾自此有了文物保护领域的正式法律。昭和五年（1930年），台湾总督府颁布《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法施行细则》凡11条，将岛内古迹分为所谓国家级和地方级。同时，殖民当局又设置专门调查委员会，任命台北帝国大学文、史、理、农各领域之教授进行大规模文物调查，在此基础上，台湾总督府分别于昭和八年（1933年）、十年（1935年）及十六年（1941年）公告了包括29项史迹、19项天然纪念物的保护名单，包括史前遗址台北圆山贝冢、恒春垦丁遗址、西班牙遗迹圣萨尔瓦多城（基隆）、荷兰遗迹热遮兰城（安平古堡）及普罗民遮城（赤嵌楼）等。黄静嘉：《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第306—307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昭和十年（1935年）和十一年（1936年），日本殖民当局又编印了史迹调查报告两卷，分批公布了地方级史迹共80处。
由上表可见，日本殖民当局公布的所谓国家级史迹中，固然有一部分能够反映台湾历史文化特色的史前遗迹和不可移动文物，但相当数量的“史迹”却是标榜日本皇军“赫赫武功”的战争纪念地，殖民当局将这些反映侵略罪行的历史见证作为法定的“史迹”予以公布，令殖民地人民瞻仰参拜，其推行殖民统治和奴化教育的险恶用心可见一斑。
（三）文物保护
日本占领台湾初期，岛内民众的抗争此起彼伏，殖民当局忙于镇压，军事活动延续了相当长一个时期，为避免因作战行动损毁岛内文物古迹而激起民愤，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曾发布保存台湾固有宫庙寺院之谕告曰：“本岛固有之宫庙寺院等，于其建立虽有公私之别，但是其信仰尊崇之结果，为德义之标准，秩序之本源，于保民治安上亦不可或缺。现在际于兵务倥偬之时，供于军用虽属势在难免，但须注意不得而知滥为损伤旧惯，尤其破坏灵像，散乱神器礼具等行为，绝不容许肆意妄为。因此，今后应更注意保存，如有暂供军用者，着即尽速恢复旧观，特此谕告。”黄静嘉：《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第275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日本颁布《都市企画令》，台湾的主要城市亦按照此法开展城市规划和旧城改造。昭和十一年（1936年），殖民当局又颁布实施了《台湾都市计画令》及《台湾都市计画令施行规则》。当时的殖民当局关注最多的是配合市政发展，进行城市建设，虽然也对个别文物古迹有意识地开始实施保护，但还是有不少重要古迹被拆除，只保留了一些具有象征性的古建筑，如布政使司衙门、台北老城墙等台湾标志性古建筑都是在这个时期被拆除的。随着日本及台湾相继进入准战时和战时体制，殖民当局对台湾固有宗教进行“整理”与“净化”，并扩大日本国家神道之推行。昭和十三年（1938年），在展开所谓寺庙整理的口号下，台湾固有寺庙或被关闭，或被改为日本佛教的说教所，佛像、佛具等文物亦遭受破坏。黄静嘉：《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第30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四）博物馆事业
明治三十三年（1899年），台湾总督府民政部殖产局设立商品陈列馆，收藏陈列殖民者搜集的形形色色的人文和自然标本实物。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为纪念台湾南北纵贯线铁路全线通车，台湾总督府发布第83号训令，成立台湾总督府民政部殖产局附属纪念博物馆，负责“收集陈列有关本岛学术、技艺及产业所需之标本及参考品，以供公众阅览之事务”。是为台湾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座博物馆。当年10月24日，博物馆利用旧彩票局建筑物开馆，馆长为川上泷弥，大正二年（1913年）8月25日正式开馆，开馆初期拥有展品一万多件，分为历史、高山、南洋、地质、矿物、动物、植物、杂件八部，历史部有台湾历代名人手迹、地方志版本、土蕃风俗图等。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12月，当局为纪念曾任台湾第四任总督的儿玉源太郎及其任内之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成立了纪念营造物建设委员会，拆除原台北天后宫，在其基址上开辟台北新公园，发动全岛官员民众捐款，建设纪念馆。大正二年（1913年）4月1日正式动工兴建，大正四年（1915年）3月25日落成，落成后即由纪念营造物建设委员会捐献给台湾总督府作为博物馆使用，博物馆主要陈列展览台湾的历史文物、动植物和矿物标本及原住民文化等，并因其独特的设计理念与建筑风格成为日本殖民当局在台兴筑的公共建筑代表作品之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该馆展品已扩充到1万3千余件，战时因盟军轰炸，馆舍亦遭破坏，文物多有散失。战后光复，被国民政府接收，改名为台湾省博物馆，直属于行政长官公署，其时仅余藏品9000件左右。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宣传部编：《台湾指南》，1947年。
三、对日本殖民统治与台湾文物事业的评价
在评价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文物事业时，既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日本对华文化侵略和文物掠夺，也不能无原则地为殖民者歌功颂德，必须以一分为二的眼光来考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