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考古之风同时兴起的是古物的收藏与鉴赏。中国古代的文物收藏和研究源远流长，不仅保存了祖国大批优秀历史文化遗产，而且在文物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中国传统的“金石学”，这一切都为中国近代博物馆和博物馆学的建立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第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目前可考的中国古代文物收藏史源于商代，周代王室设有专门机构负责古物的收藏登记工作，周康王即位时曾举办过前代古物展览助兴，其中包括武王伐纣时所使用的兵器。西汉时朝廷设天禄、石渠二阁以收藏所接收的秦代文物古籍；汉武帝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帝刘庄“雅好丹青，别开画室”。隋灭陈后，于洛阳建妙楷台和宝迹台用于收藏所接收陈内府所藏之历代法书名画；唐贞观年间，曾对内府收藏的法书名画进行系统整理、装裱修复和鉴定；北宋宣和年间，官僚士大夫阶层所收藏之古物多献于朝庭，致使“皇室收藏累数至万”，宋徽宗下旨建立保和殿、稽古阁、博古阁、尚古阁等专门收藏古玉、印玺、书画、鼎彝礼器等文物，并编著有《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等，分类著录了内府所藏书画精品；元代于宫廷中设立典瑞院，专事收藏鼎彝和古器书画，元文宗时又置奎章阁，凡是内府所藏古物均由奎章阁负责鉴定；明代的宫廷收藏规模不及前朝，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由于国库空虚，往往以内府收藏之文物书画作价于官员充当俸禄，致使许多珍贵文物流散于民间；清代康、乾两朝，“历代珍品无不囊括府库”，当时的故宫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宁寿宫、御书房及圆明园和奉天行宫、热河行宫均为收藏文物的重要场所。
宋代以后，随着金石学的兴起与发展，除皇室收藏外，民间文物收藏渐成风气，比较著名的收藏家主要是文人和士大夫，如文学家欧阳修收集有金石铭刻拓本千余卷，赵明诚及其妻李清照多方搜求近二十年，所藏之商周钟鼎彝器和历代石刻拓本、法书名画装满了其青州故居，元代之赵孟喆、柯九思等亦为当时著名的收藏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收藏古物已不再是金石学家和文人墨客的专利，明代江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无论“富家儿及愚奴钝汉，沾沾以收藏家自命”。松江城里，“极小之户，极贫之弄，住房一间者，必有金漆桌椅，名画古炉，花瓶茶具，而铺设整齐。”沈振辉：《明代江浙地区的商品经济与藏品市场》，载《文化遗产研究辑刊》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大官僚及富商豪门将收藏古物视为身份和权势的象征，甚至不择手段。明代权臣严嵩，“贪残中又带雅趣”，因诸般珍宝盈溢，遂又广搜古今名家书画，凡欲所得，即命门生属吏以势胁迫取之，“各承奉旨意，搜取古玩不遗余力”，“致有破家殒命者。”严嵩倒台后，其在江西、北京的两处府邸如同小型博物馆，查抄出金银珠宝无数，据古籍记载，从江西严嵩府就抄得石刻法帖墨迹358册轴，古今名画刻丝纳纱纸织金绣手卷册页共3201轴，古今书籍2613册。北京严府抄得图书古画3605部轴，其中不乏《洛神赋》、《亲书前赤壁赋》、《清明上河图》等稀世珍品。见张显清著：《严嵩传》，黄山书社，1992年。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使得收藏艺术品也成为一种摆阔方式，“富商们尤嗜于此，因为他们认为——据晚明一位经营艺术品的商人说——一个人文雅还是粗俗，取决于他是否拥有古董。”秦三迪和徐承志：《安徽的商人文化及其保护者》，转引自〔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6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到了清代，文物收藏家不仅人数众多，藏品数量丰富，收藏较富者“均以万件计”，而且其研究鉴赏心得多著有专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综观中国古代的文物事业发展史，文化遗产的传承和研究一直处于相对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受封建纲常礼教和儒家文化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的考古学与以田野工作为核心的西方近代考古学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中国古代的考古学家们很少主动地为解决学术问题而进行考古发掘，仅凭孤立地研究考证古物很难对中国历史有整体性、宏观性的把握，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源远流长的考古传统在客观上为中国近代科学考古事业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国古代的文物收藏活动虽然在持续时间、收藏规模和学术成就等方面都较为可观，但在封建社会的现实环境中，文物的收藏、鉴赏与研究活动始终局限于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无论皇室内府还是私家藏宝楼，所藏珍宝大都秘不示人，束之高阁，文物的社会教育功能得不到发挥，广大底层民众亦不得其门而入，自然也不会对所谓数千年之辉煌文明有什么感性认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国人还沉浸在康乾盛世的迷梦中时，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欧洲近代博物馆自18世纪末相继诞生，皇室的文物藏品可以为普通大众所观赏，在潜移默化中不仅公众逐渐为民主思想所熏陶，而且近代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也通过博物馆这一途径广泛传播，间接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二节晚清中国文物事业的厄运
早期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仅限于耶稣会会士努力传布天主教方面。耶稣会这几个世纪传教活动的最终结果已被证明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比起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中国人依然极度自信和自给。他们将西方商人限制在少数海港和边境贸易点；处理国际事务时，基本上仅承认纳贡关系；他们只是对耶稣会关于科学和神学的学说表示过一时的兴趣，但这些教导最终还是为他们所遗忘。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如此自信，却又对即将面临的风暴如此缺乏了解。〔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第3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而欧洲人对于中国的认知也经历了从感性到本质的过程，比如16世纪的葡萄牙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有大量漂亮马匹和骡子的大国。中国国王是一个异教徒，拥有大片国土和很多百姓。中国人是白人，和我们一样白……中国有很多城池和堡垒，都是古建筑”〔葡〕多默·皮列士：《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何高济译，第9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到了18世纪末，英国人和它们的欧洲邻国开始对清王朝进行不断的试探，发现这个古老的帝国实质上已然外强中干，长期以来被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的这层窗户纸开始逐渐被无情地捅破。1793年英国使节马嘎尔尼在觐见了乾隆皇帝后曾断言：“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或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不管英国人进攻与否，“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531—532页，三联书店，1993年。通常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是英国为了保护贸易自由和商业利益，但实际上即使没有虎门销烟，这场战争迟早还会以其他借口在其他任何地方爆发，“中国对于英国并非必不可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的市场可以在别处再找回来。”英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终极目标是迫使中国门户开放并在关税和领土主权等方面作出让步，进而彻底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的殖民体系。中国传统士大夫总是自负地认为，夷人都是仰慕中华文物，故万邦来朝，在过去的数千年中，藩属小国的朝贡确实给了天朝上国无限的自我满足，但鸦片战争似锋利的手术刀剥下了清王朝最后的遮羞布，将五千年的辉煌文明不设防地暴露于野心勃勃的西方冒险家的面前。以近代工业革命之伟力作为坚强后盾的新兴资产阶级，绝对不会允许还有一个妄自尊大、沉溺于天朝迷梦中的文明古国继续将它数千年来积累的文物珍宝和无数的未解历史之谜封锁在早已腐朽不堪的国门之后。随着鸦片战争硝烟的逐渐散去，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文明的激烈碰撞给中国文化包括文物事业带来的是长达百年之久、五内俱焚的心路历程。
一、战争与文物西方殖民者在征服新的土地时已经习惯了血与火。“虽然这些（被殖民）地区的艺术令人赞叹，其古文明成就令人称奇，而其主要的宗教哲学，至少和基督教一样，或较基督教更能博得某些西方学者和诗人的激情。但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基本上，它们都得任由载着商品、士兵和各种思想的西方船舶的摆布，对于这些船舶，它们无能为力，而外来的船舶则依照对入侵者有利的方式改变了它们的世界，完全不顾被侵略者的感觉。”〔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第1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国近代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部交织着外敌侵略和由此而来的无休止的社会动荡的战乱史，作为文明象征和其物质载体的文化遗产在战火的煎熬中经历了最为严酷的浩劫。
（一）鸦片战争
1840—1842年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作为耻辱的瞬间被永远定格。宁波天一阁向以收藏明代方志著称，且多为孤本。英军占领宁波后，“登阁周览”，掠去《大明一统志》等珍贵舆地图书数十种，并向当地居民搜购浙江地方志和黄河、长江地图，以便“略识地理与江河梗概”，为实现其闯入中国腹地的计划而搜集情报资料。来新夏等：《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第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首开西方入侵者劫掠中国文物典籍的先例。作为东西方初次交锋的后果，《南京条约》的签订并未结束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欧洲人渴望中国作出更大的让步以实现其贸易扩张。另一方面，中国人则认为这些条约承认的特权太多。由于双方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情绪，1856年再次爆发战争也就毫不奇怪了。〔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下）》，第5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当年的《伦敦每日电讯》（dailytelegraph）曾经用这样歇斯底里的文字来煽动自己同胞对外侵略的狂热：“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并得到物质上的保证，担保以后不再发生袭击……我们应该用九尾鞭抽打每一个敢于侮辱我国民族象征的穿蟒袍的官吏……应该把这些人（中国将军们）个个都当做海盗和凶手，吊在英国军舰的桅杆上……无论如何应该实行恐怖手段，再不能纵容了！……应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英国人高出于中国人之上，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69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无疑是两次鸦片战争的高潮，同时也是对中国文物的空前浩劫。我们今天可以设想这样匪夷所思的场景：伦敦市民从梦中醒来，发现地上滚落着成打的皇冠，白金汉宫和唐宁街10号的主人一夜之间远遁他乡，侵略者浩浩荡荡开进雾都，兴高采烈地将大英博物馆洗劫一空，在特拉法加广场公开焚烧古代手稿，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拍卖日不落帝国几个世纪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所积累的财富……一个半世纪之前，比这还要疯狂的一幕在世界的东方真实地上演了。这次事件的主谋就是英国驻华全权代表额尔金伯爵八世——罗伯特·普鲁斯，其祖父额尔金伯爵七世曾将古希腊帕特农神殿的雕刻掠回英国，这种某种程度上一脉相承的搜掠艺术品的传统，使得圆明园的厄运在劫难逃，这一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近代中国蒙受奇耻大辱的文化象征之一。
1860年10月6日，法国士兵像蝗虫般的群集在圆明园中，开始掠取艺术品。次日，不列颠士兵再次入园，烧杀抢掠，肆意为盗。拿不走的东西则被毫不留情地付之一炬。英国人为了将战利品换成便于携带的现金，还在园中举办了拍卖会，拍卖品包括各种白玉和翡翠饰品、青铜器、雕刻、金银塑像等，甚至连“克里斯蒂拍卖行的清单上列出的拍卖品也不可能比这更精美、更诱人了。”一名法国军官在信中向父亲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其欣喜之情近于疯狂：“我手里拿着笔，亲爱的父亲，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对于我看到的事情，我万分震惊、狂喜、神魂颠倒。天方夜谭的故事在我身上变成了完美的现实。几乎有两天，我在价值3000万法郎的丝绸、珠宝、瓷器、青铜器、雕塑和数不清的珍宝中徜徉！自从蛮族洗劫罗马以来，我相信任何人都没有见过这种事情。”有计划的劫掠过后，10月18日，一个晴朗而寒冷的天气，英国军队进入这座令人流连忘返的艺术和建筑园林，开始有组织地放火焚烧圆明园，因为许多古建筑都是木质结构，整座宫殿就像一个火绒箱般烧了起来。士兵们还在火焰中穿梭，盗取前面强盗们遗漏的金银财宝和珍贵艺术品。整整两天，大火才将这座活生生的博物馆烧成一片平地。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周辉荣译，第4—10页，三联书店，2005年。为了掩盖这可耻的罪行，英军还发布布告称此次行动仅是对所谓中国皇帝违反休战协定的惩罚。而美国历史学家则公正地指出：“这是骇人听闻的破坏文物的野蛮行为；那些士兵带回的掠夺物难以计数——花瓶、花毯、瓷器、珐琅、玉器和木雕——就像是在欧洲和美洲为中国艺术开风气之先。”〔美〕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第881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
（二）太平天国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