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秋冬之际，鸟居龙藏受东京帝国大学派遣，二赴满洲，因此时南满铁路已建成，“旅行者极其便利”，鸟居龙藏的考察条件得到改善，先后在普兰店附近锅底山进行了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在奉天对清室宫殿陵寝进行了调查，在通化、辑安等地调查史前遗迹，实地考察了好太王碑。他对集安附近的高句丽城址“调查极其详尽”，认为此处“为研究高句丽古迹者最要之地”，同时又认为自己的调查工作“在斯学史上可特笔记载之事，实为其先驱殊堪自喜。”
明治四十年（1907年）冬，鸟居龙藏携妻同行，进行所谓东蒙古调查，先后在张家口、赤峰、锦州、山海关等地开展了考古学和人类学方面的调查。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资助下，受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人类学教研室委托，鸟居龙藏在旅顺老铁山一带调查发掘石器时代遗迹，“所获甚多”，包括石器、骨器等。后又赴抚顺、大连、铁岭等地考察，但中途获悉其父去世的消息，遂中断考察归国。
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鸟居龙藏受日本朝鲜总督府委托进行所谓满鲜调查，先在朝鲜咸镜北道开展工作，后又越图们江，在中国东北延吉、珲春一带调查石器时代遗迹并对萨满教的宗教文物进行了调查搜集。
1910年至1911年，鸟居龙藏相继出版了《南满洲调查报告》和《蒙古旅行》，作为其多次考察的总结性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一时期，滨田耕作、内藤湖南等人对大连刁家屯汉墓、牧羊城、老铁山积石冢、辽阳石棺墓、抚顺陶窑址等也进行了调查和发掘。日本学者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考古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日本政府的扩张政策密不可分的，多少损害了其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与此同时，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机构除了为日本学者的考古工作提供便利外，自己也赤膊上阵，如曾赞助过鸟居龙藏满蒙考察事业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成立后，逐步发展扩张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内蒙地区实施殖民统治的强力机构，“假公司之名，行机关之实”，代替日本政府在满洲行使实际上的行政管理权。1906年，满铁调查部成立，除调查、搜集、整理与侵华防俄有关的经济、政治、军事资料外，中国东北、内蒙一带的人文、历史、民俗调查亦作为其工作重点。满铁调查部曾编著有《满洲金石志稿》、《满洲国古迹古物调查报告》等调查材料，并资助三奖三郎、安马弥一郎等日本学者编著出版了《满洲旧迹志》、《女真文金石志稿》等考古著作。1908年，满铁又在其东京支社内增设满洲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专事调查研究中国东北及朝鲜之历史与古代地理。
《满铁事业的暴露》，第122页，中华书局，1932年。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朝野对于中国西藏亦相当重视，特别是外务省与佛教界（如东、西本愿寺），纷纷派人以不同途径进藏，开展探险、调查、传教甚至是政治拉拢和军事援助活动。这些入藏者不论其动机目的的差异，在归国时均多以不正当手段大量携回西藏文物典籍和文献资料、标本等，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收藏藏文文献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秦永章：《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第59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成田安辉（1864—1915），系日本外务省派遣进藏拉拢西藏地方政府的间谍，首次入藏时，曾携带照相机调查沿途人文地理并拍摄了包括西藏文物古迹在内的许多影像资料。二次入藏时，为掩盖其行动和筹措庞大的特务活动经费，日本外务省曾致函日本帝国博物馆馆长，希望该馆能委托成田安辉承担西藏古文物调查及标本搜集等方面的工作，并为此提供部分经费，但帝国博物馆并未应允。秦永章：《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第92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寺本婉雅（1872—1940），曾两次入藏。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寺本婉雅以陆军翻译的身份，在积极为日本侵略军服务的同时，一直没有忘记他本人的另外一个目的，即对西藏文献和藏传佛教典籍的巧取劫夺，这种行径得到了当时日本军政当局的公开支持，侵华日军第五师团司令部给寺本婉雅颁发的身份证明中明确特准其“在翻译服务之余，受东本愿寺委托研究西藏经典”并要求日军各部，对其“在调查制作西藏经典目录方面给予方便”。寺本婉雅在这种庇护下，利用战乱造成的动荡局面，从北京的喇嘛教寺庙中劫走珍贵的藏文《大藏经》一部，分装一百余箱利用日军军舰运回日本国内。秦永章：《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第97—99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
除此而外，这一时期，外国学者、探险家还在中国的华北、长江流域地区进行过零星的考察或考古发掘活动。早在19世纪60年代，印度加尔各答博物馆馆长英国人约翰·安得森就曾在中国云南境内的史前遗址采集了许多磨制石器；借助不平等条约在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中也有一些人进行过考古调查与小规模的发掘或采集活动，但学术影响不大；光绪三十年（1904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受法兰西学院委托，率领考察团在中国华北地区活动，对包括龙门石窟等在内的汉代墓葬和中世纪佛教雕刻进行了系统的勘察和研究，其足迹还远至中国东北，对辽宁境内的通沟墓群进行了调查。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考古、探险活动，一方面对于世界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文物的浩劫。其原因固然与晚清中国的积贫积弱有关，更重要的是当时欧洲考古学的发展需要广大殖民地作为实验场。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探索者开始，考古学家就大多来自殖民的一方，而不是被殖民的一方。温迪·安西莫、罗伯特·夏尔：《发现我们的过去——简明考古学导论》，第248页，沈梦蝶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考古学从理论研究到发掘实践都还处于由蒙昧到逐渐成熟的过程，在文物的发掘收集方面多多少少还带有古器物学的印痕，即重视单件、孤立的文物本身，对遗址、墓葬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不感兴趣。当时欧美上流社会对于古物的渴求在某种程度上也在不断刺激着早期考古学家和探险家们原本就并不牢固的心理防线，以至于19世纪上半叶，以及在此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考古发掘的目的主要是企图迅速发现掩埋在土冢、土墩或金字塔中的器物，攫取艺术品来装点欧洲的博物馆与满足私人的收藏。〔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145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晚清时期中国文物的大规模外流。
§§§第三节西学东渐与晚清文物事业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已开始酝酿一场变革，中国人也的确需要一场变革来振兴自己的国家。在中国国内，以洋务运动为开端，大量介绍西方思想的书籍被翻译成汉语在中国的社会中广为流传。中国人在沉睡了太久之后开始睁开双眼迫不及待地寻找在沉睡中失去的国家的强盛和尊严。〔美〕弗兰克·J·古德诺：《解析中国》，第108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近代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理论与实践在这一时期也开始逐渐在中国传布，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尤其是博物馆事业的诞生和初步发展。
一、西方近代考古学的传入
欧洲近代考古学的诞生与鸦片战争爆发同期，当时只有两个国家对古物的兴趣转变成为系统的研究，并试图从古物中提炼出史前时代的某些史实。这就是丹麦和瑞典。1840年在这两个国家奠定了科学考古学的基础。〔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44—45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中国考古之风源远流长，硕果累累，但最终并未发展成为以科学研究为目的、以田野调查与发掘为主要方法的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学。19世纪下半叶，随着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日趋频繁，为数不少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以及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走出国门，正是他们把当时在西方还只是初兴的考古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早期以传达西方最新的考古消息为主。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第12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如同治十三年（187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中西闻见录》上发表的《古国遗迹》一文中，向中国国内最早报道了一年前谢里曼发掘希腊特洛伊古城遗址的消息，在文章中他还附带介绍了欧洲各国的近代考古活动；光绪二十年（1894年）元月，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在上海皇家亚洲文会做了题为《史前考古》的演讲；当时出版的《集成报》也曾多次报道过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最新考古发现。在考古学理论传播方面，丹麦汤姆森的“三期论”也是经由寓华传教士引入中国，同治十二年（1873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与华蘅芳合译之《地学浅释》一书中，即以“三期论”为理论依据，将人类文明发展史分为石刀、铜刀、铁刀三个阶段；光绪十七年（1891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格致汇编》上发表了《地学稽古论》一文，继《地学浅释》之后再次“按人所用之器物可分人世为三期：一为石期，二为铜期，三为铁期。石期之人皆粗野，铜期之人稍聪明，铁期之人才智大开……。”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第12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此外，晚清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员出使外国，他们之中的嗜好金石之士往往在旅途或驻在国开展考察或文物搜集活动。如许多官员在前往欧洲考察的途中曾经在埃及逗留，不仅参观了大金字塔，而且回国时搜集了一些文物，带回了一些重要的文物和浮雕拓片。清末著名金石学家端方就曾在埃及搜购“原石”，总数达40余件，包括木乃伊石棺铭文、碑铭、拓片等，刘文鹏：《埃及考古学》，自序第7页，三联书店，2008年。对于近代考古学有了一定程度的感性认识。
在接触了欧洲近代考古学理论之后，部分有先见之明的中国人即开始着手应用，特别是充实了晚清变法维新运动的理论体系。如康有为就曾在万木草堂向学生介绍过“三期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一文中亦采用了“三期论”的观点，称“有生以来，万物递嬗，自大草大木大鸟大兽之世界，以变为人类之世界，自石刀铜刀铁刀之世界，而变为今日之世界”。与此同时，部分中国学者就中国传统的金石考据之学与欧洲近代考古学也做了初步的比较，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蒋观云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世界最古之法典》一文，指出欧洲近代考古学与中国传统的考古活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的理论与实践皆从“事迹实验得来”，“与我国学者从纸片上打官司，断断不休，盖有异矣”。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刘师培亦指出中国传统金石学缺乏田野发掘的佐证，“惜中国不知掘地之学，使仿西人之法行之，必能得古初之遗物”。及至20世纪初期，中国学者更是将欧洲近代考古学理论运用于治史实践之中，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出版的周维瀚著《西史纲目》中即按进化论和“三期论”，将人类的史前历史依照所使用的器具分为铁级、铜级和石级三级，其中又将石级细分为精石级和粗石级，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第13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类似于以后所指之旧石器时代和新时期时代概念。晚清时期，与考古学相关的课程还逐渐进入了高等教育的课堂，金石文字学、古生物学等都被列为京师大学堂史学门的选修课。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黄节、邓实等发起成立国粹学堂，其拟开设之课程中就包括考古学一科，其中又具体分为钟鼎学、石刻学、金石学史、美术史等子课程。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第13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晚清时期，一方面，中国学者开始接触并接受了欧洲近代考古学理论，并在一定范围内学以致用；但另一方面，在外国人在华考古与探险活动愈演愈烈之际，中国学者仍然恪守传统金石学的研究传统，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践，一直到辛亥革命之前都没有什么科学规范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开展。这种状况一直到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传统思想道德进行猛烈冲击后，随着社会文化大环境的变迁才逐渐有所改善。
二、近代博物馆概念的传入与晚清博物馆事业的发轫
（一）近代博物馆概念的传入
相对于欧洲近代考古学的深奥和东西方文化的沟通障碍，与中国古代的藏宝楼至少在形象上相近的西方近代博物馆更加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实际上，早期走出国门看世界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们也是按照这种理解来向国人介绍自己所接触到的外国博物馆的。林则徐是目前可考的近代中国最早翻译介绍西方近代博物馆的中国人，早在1841年，林则徐主持编译的《海国图志》一书中即出现了“博物馆”一词。从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首次派员出访欧洲诸国，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南通博物苑创建为止的近四十年中，先后有30余位中国外交官和学者、商人参观考察过西方（包括日本）的各类博物馆，在他们回国后所刊印的日记、游记中除了使用“博物馆”一词外，更多的是使用诸如“积骨楼”、“军器库”、“集宝楼”、“古器库”等颇为中国化的意译名词形容西方近代博物馆，更有甚者还使用过如“缪翁”、“妙奇因”等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博物馆音译名称，直到19世纪末期，国人才逐渐统一了博物馆的称谓，可见晚清时期的中国对于博物馆这一新鲜概念的消化接受也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如同欧洲近代考古学理论传入中国后被最先应用于清末变法维新一样，近代博物馆事业亦为维新人士视为变法图强的思想文化利器。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藏书》篇中就介绍到：“泰西各国，均有藏书院、博物院，而英国之书籍尤多”；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上海强学会的章程中提出了关于建立博物院的主张——“凡古今中外、兵农工商各种新器，如新式铁舰、轮车、水雷、火器，及各种电学、化学、光学、重学、天学、地学、物学、医学诸图器，各种矿质及动物类，皆为备购，博览兼收，以为益智集思之助”。在湖南等地，维新派还将创立博物院的动议变成了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