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最让人尴尬的倒不是这翻译与颠地的不正常关系，而是大清那样的体制下，一般国民缺少国家与民族之类的现代概念与常识。鲍鹏就是这样的人，麦天枢书中称：“他在山东第一次登英舰，用‘广州英语’与英舰翻译马理逊谈起舰队南下和谈，他像个月球人般地说：‘可以去谈一谈，我想没有人能解决这事，一定叫那个皇帝哭。’”麦天枢先生可能感觉鲍鹏像个没有国籍的月球人，但我觉得，鲍鹏更像个地球人。当初的满族夷人可以抢走大明的天下，那现在的英夷欺负一下现在的满清，甚至夺了他们的江山，顶多只算是历史上一直延续的天道轮回吧，于鲍鹏何碍？
尴尬在继续，八国联军进中国后，老太后向夷们表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大清缺少“量物力”的财政人才。一句话，大清有多少家当，“结与国”要多少钱才“欢心”，赔钱的时候，如何分期付款细水长流以不至于朝廷垮台，政府心里一概没数。所以，谈判的时候，由英夷赫德出任中国全权代表的顾问。赫德当然不是吃干饭的，他三拨拉两拨拉，就向自己的雇主汇报：“此次中国赔款，谅必较甲午年为多，或至加增一倍也未可知。”赫德算得真准啊，《马关条约》中，清政府赔款白银2亿两，加上赎辽费3000万，共23000万两，加增一倍，乃是46000万两。众所周知，《辛丑条约》中，清政府的赔款数额是45000万两。当然，赫德不是靠蒙的，中国清政府年收入多少，年支出多少，每年支付现有借款利息多少，增加旧税、开增新税能增加政府多少收入，怎样才不至于让大清因财政亏空而导致国家破产，赫德算得一清二楚。
有趣的是，赫德算得太准，竟招致了中国有识之士的怀疑。张之洞电告奕劻说：“去年九月，二赤（清朝大员们背后称赫德为二赤，挺有趣的）预计，此后中国每年须筹三千万两，今果不出所料，丝毫不差。二赤何以能预卜各国兵费，并折扣利息，全能预算清楚耶？实属可怪！”（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第34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看了张之洞的电文，我觉得甚是尴尬，替政府尴尬。45亿国民中，竟出现不了一位现代意义上的财政大臣！这种残缺，导致大清帝国竟然从自己人中找不到一位合格的海关总税务司。你说一开始没有吧，有情可原，可是后来的半个世纪中，竟然也一直找不到。1864年，赫德在给英国国务大臣的信中写道：“建立一个中国人自己管理的高效而诚实的海关之日，就是我这个海关总司离任之时。”赫德当时肯定没有想到，缺人才的大清帝国就这么讹上他了，一当就是48年。当时，英国著名的远东社会与政治研究专家亨利·诺曼在他的《罗伯特·赫德与帝国海关》中曾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担忧赫德之后，谁能成为他的继承人。毋庸讳言，中国的大臣中曾有人希望海关由中国人来控制，但亨利断言，“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对整个世界商业来说都会是一场灾难”，他说，“不管在国内人们怎么看待我说的话，至少在整个东方，当我说，如果不把这个职位当作一个发大财的机会，在中国35亿的臣民中没有一个可信赖的人能够胜任时，是没有人会站起来反对我的。”
李鸿章的傲慢
大清对外交往史上，出现了一个特别傲慢的人，这个人就是李鸿章。
大清官员在对待外夷方面，态度随着大清武力的一败再败而逐渐发生改变，大致的规律是——前倨后恭！而李鸿章却变化不大，总的来讲，是一直坚持“倨”着。李鸿章当然有倨的资本，他是大清历史上第一个在外交舞台上与“鬼”周旋的人——大清第一个外交家。李鸿章近1米8的个子，堂堂的仪表，站到外夷前面，一点儿也不逊色。李鸿章的外交生涯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他的才情，他在“鬼”面前的不卑不亢甚至略显傲慢的大员风范，居然引起了诸多欧美人士的好感，“鬼眼”之下，李鸿章甚至有半神半仙的气质——濮兰德的《李鸿章》里，记载了74岁的李鸿章在一个英国人眼里的形象：“我从议院出来时，突然与李鸿章打了个照面，他正被人领入听取辩论。他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异乡人。他的蓝色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他看到的每个人投以感激优雅的微笑。从容貌来看，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虽然李鸿章的倨也表现在对内方面，但他的倨更多的表现在对外，也就是对待外夷方面，这一切很有意思。广为流传但未得查证的一个版本是1896年6月27日李鸿章在德国拜访“铁血宰相”俾斯麦，乍见面时，两个人着实互相客气了一番，可是当俾斯麦说出“我闻阁下有称为‘东方俾斯麦’者”时，我们的鸿章当即脱口而出“噫！我只听说过有位‘西方李鸿章’，可是阁下吗？”果然出口不凡！
有关李鸿章倨傲的版本特别多，虽然有些是野史兼小说家言，不能算作信史，但我觉得这些事情发生在李鸿章的身上，也算是合情合理，特别是他与小日本的较量，其中的细节描写最有意思，且姑妄录之于下：
故事一：1870年，日本使臣柳原前光带着日本外务府的文书，拜见李鸿章，要求两国通商，订立条约。李鸿章认为日本是蕞尔小国，与我通商，是求我们来了，为了显示“礼仪之邦”，大国风范，当然要同意。奈何总理衙门不同意，指示：只许通商不许签约。李鸿章认为不是什么事，赞同签字。1871年，日本大藏伊达宗城与柳原前光又来了：贵国已同意我们通商。我们这次来，是要建立一个友好条约。
李：就来两人？是不是太非礼了？
日：李中堂大人，大清国人口众多，大大的；我们日本是大清国的孩子，小小的。我们来这里，是小孩找大人，来的人不应该太多的。
李大笑：小小的。伸出小拇指对着他们。
谈判的时候，李鸿章看帖子很细，发现其中一条：日本国可运输货物到中国内地，也可到中国内地购买货物。
李在两个“可”前各加一个字——“不”！
故事二：1874年，日本觊觎台湾，清日战争一触即发。台湾的清兵超过日军三倍，但统帅沈葆桢认为大清没有铁甲舰，恐不是日本对手。侵台日兵人数本就少，又染上了疫病，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也有些怯战。双方都怯的结果，便是李鸿章与柳原前光坐到了谈判桌上。李吸着自己的水烟袋，对坐在自己面前的柳视而不见，中国第一外交家吐烟圈的水平超过了好多小流氓，在鬼子们的面前，他当然不放过任何显示自己烟圈水平的机会——可怜的柳原前光被呛得一阵儿咳嗽！还没有咳嗽完，李鸿章一口痰吐了出来，命中率真高，不偏不倚，正好落到了柳原前光的脚上。李的侍卫们实在憋不住，竟有笑出声儿的。柳原前光受不了了，说：大臣阁下……尚未说完，李鸿章的漱口水又全喷出来了，落到了柳的裤腿上。柳急了，站起来，一番八格牙路，两个侍卫把他摁下去。
李鸿章这才懒洋洋地开口：干什么来了？
柳说了好多，中心意思是：不打了，给俩钱。
李：呸！要钱没有，要打奉陪。送客！
上面两个故事，自然也是野史小说家言。类似的故事还有，虽没有如此极端，但鸿章的傲慢架子还是有的，不是埋头喝汤目中无人，就是大吐烟圈不理人家。一是天朝本身就傲慢，二是鸿章本人也有傲慢的资格，三是小日本在明朝时长期为我贡属国。小日本这时候想在中国争得与西方列强一样的“最惠国待遇”，咱对它的评价是：想得美！综上所述，日本使者在谈判桌上受些闲气也是正常的。受过李鸿章之气的，还有日本名臣伊藤博文，这个倒是真的。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载，中法战争之时，“朝鲜京城又有袭击日本使馆之事，盖华兵韩兵皆预有谋焉。朝鲜之为藩属、为自主，久已抗议于中日两国间。
纠葛未定，日本乘我多事之际，派来津交涉。乃方到而法人和局已就，李鸿章本有一种自大之气，今见虎狼之法，尚且帖耳就范，蕞尔日本，其何能为？故于伊藤之来也，傲然以临之。彼伊藤于张邵议和之时，私语伍廷芳，谓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一句话，鸿章的傲慢居然吓得堂堂的伊藤心有余悸，也不知中堂大人是否向人家鞋上吐痰来着，但是能把人家吓着，估计动作不小……可是时移世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仅仅是十年之后，李鸿章比伊藤还要不堪，亲自跑到日本求和去了，不知一身傲慢的天朝老臣意下如何？只听见梁启超一动情之语——“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
当然酸心，不只是为大清，更多的是为李鸿章。谈判桌上，伊藤博文耍的就是二百五：“为免彼此争论，空耗时日，唯有同意与不同意两句话！”也就是说，老头儿只有点头yes摇头no的权利。后来就连这点头与摇头都有些难了，老头儿回住处的路上，被日本一愤青小山丰太郎一枪击中左目。当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前来看望时，老头儿在病床上眯着未受伤的一只眼乞求对方：能不能快点开始谈判？
老头儿的傲慢于此荡然无存！
可能正因为这一点，一年之后的李鸿章在见到俾斯麦时才会不耻下问：“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之善？”“然则为政府言，请问何以图治？”没想到俾斯麦给了老头儿一个德国特色的回答：“首在得君专，得君既专，何事而不可为？”德国刚刚统一于铁腕之下，当然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可是中国的老太后还不够专吗？难能可贵的是，那么专的老太后，始终对李鸿章充满了信任。能在老太后手下得以善终，已经够幸运了！
历史也给了李鸿章一扇精彩的窗户，这窗户就是他晚年的游历欧美，可是傲慢的老头，只发现了欧美的器物之美。他发现不了器物之后的东西，所以，他搞了半辈子的洋务，用杨小凯先生的术语来讲，失败的根源还在于“后发劣势”！
李鸿章旅游到英国，对英国的一架缝纫机都能着上迷，并不惜重金，给老太后购回一台！我觉得他忽略了最不应该忽略的一件东西——他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议院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觉得那是一窝蜂似的吵架，说：“无甚可观”！
毕竟是大清的栋梁，老先生骨子里还是傲慢的！
林则徐的睁眼
咸丰与僧王的愚昧，并不是个别现象，相反，他们应该是清朝统治阶层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长期的闭关锁国，虽然达到了愚民的目的，但是对统治阶层来讲，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愚昧呢？大清政府不傻，搞出个“夷夏之防”，只开广州一市为特区，准许洋人在广州一口通过中方设置的不官不私非驴非马的十三行进行交易。即使这样，政府也仍不放心，乾降二十四年（1759），两广总督李侍尧制订了《防范外夷规条》五项，又称《防夷五事》。嘉庆十四年（1809），清政府再订立《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1831）又颁布了《防范夷人章程八条》；道光十五年，清政府又通过了由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祁贲、粤海关监督彭年乃等共同拟订的《防夷新规八条》。
清政府历次颁布的防夷措施可以归纳为如下九条：一、兵船须停江外，不得进入虎门。二、妇女不得带到商馆；枪矛或其他武器也不能携入。三、行商不得向外国人欠债。四、外商不得雇用华籍仆役。五、洋人不得乘轿。六、洋人不得在江中划船取乐。每月中有3天，可以结伴在通事护送下到花地（对江的花园）放风，通事对他们的一切轨外行为要负完全责任。七、洋人不得呈递禀帖；如有陈述，必须由行商转呈。八、居住在行商商馆中的洋人，应受行商的约束和管理。他们买货必须由行商经手；这原本是想防范内地奸民欺骗和教唆他们的，后来居住行商商馆的外商竟不许自由出入，以免他们与内地奸民贸易和私相勾结。九、在规定季节之后，洋人不得逗留广州，必须在他们的货物卖完和船装好之后，回国或前往澳门。
事实上，在清朝特色的体制下，这些所谓的条规执行得并不到位，当然，洋妇不得进城是始终如一地执行着的。因为洋女人太恐怖了，她们公开与男人在大街上搂搂抱抱的镜头，对于广州市民之心灵的撞击，不亚于原子弹对广岛、长崎之市民的撞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