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编辑李方的一篇名作《我最愿意生活的十个时代》，在网上很是流行了一阵子，在这篇文章里，李方列出他最愿意生活的第一个时代是十一世纪的北宋。李方不傻，他说“这个时代之所以高居榜首，我的想法很简单，是因为这一百年里，五个姓赵的皇帝竟不曾砍过一个文人的脑袋。我是文人，这个标准虽低，对我却极具诱惑力。这得托宋太祖的福。他曾对儿孙立下两条死规矩：一，言者无罪；二，不杀大臣。”李方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一条：宋以忠厚治国！但是这种忠厚仅限于政治方面，于经济方面就不是这个味了。赵翼云：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赃吏最严。王安石也说：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行政上，宋设反贪局，时称武德司，皇城司。神宗时，更是重禄重法，一边给公务员增加工资，一边加大法制建设，两手齐抓，两手都硬，但是反贪效果并不显著。时至南宋中期，吏治已腐败到不堪的地步，时人谓之为“满朝皆是小人”。
面对满朝皆小人的政局，理学大师朱熹忧心如焚，为此，他一再向皇帝上书，提出自己的反腐倡廉思想。朱熹的这些思想，既有历史的传承性，也有阶段的变异性；既有历史情境下的可取性，也有时代的局限性。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颇有意味。
首先，朱熹反腐倡廉的切入点是皇帝本人。
朱熹对皇帝本人寄予了深切的厚望。孝宗即位之初，朱熹就上书劝皇帝要熟讲“帝王之学”。朱熹所谓的帝王之学，是从他的理学出发，希望皇帝“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务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必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宋史》卷四百二十九《朱熹传》）十八年之后，他仍然上书劝孝宗“正心术以立纪纲”——“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人、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正。”（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一，“庚子应诏封事”）
从朱熹的上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反腐倡廉的切入点乃是皇帝本人。朱熹对皇帝本人的要求，无非“内圣”两字，也就是说，他希望皇帝能做一个道德标兵——所谓的“修身”、“明理”、“正心”、“诚意”是也。得君才能行道，君主本人在道德方面能完成一些高难度动作，那么就能给百官一个表率作用，这是吏治清明的首要条件。朱熹的这一思想，当然属于孔子政治思想的传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孔子这些思想，用民间一个大白话来概括，无非一个“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意思。
把希望寄托到皇帝本人的道德含量之上，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它有一定的可取性。因为中国从周朝的“敬德保民”开始，即已奠定了以德治国的传统，这种传统有一定的民本内涵，相对于秦皇那样的恶政与暴政来讲，儒家对统治者的德政要求，多少使得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有了些温情脉脉，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相对于孔孟思想，朱熹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超越。以现代观念来看，其思想的局限性还是很大的。
第一，朱熹忽略了人性的局限。皇帝也是人，他的私欲是无人能控制的，他更有自己的偏好。英明如乾隆，又何尝不知道和珅的贪污呢？但是他再反贪，也不会反到和珅头上。乾隆作为一个能君，深切明白君主的“权、术、势”之综合运用，明白“有道之君不必求清洁之吏”的潜规则，对于官员的忠诚与清廉，他求的第一要旨是个忠字。所以对乾隆来讲，和珅的贪污相对于他的忠诚度，当然是小意思啦。反过来，如果皇上真的能做到道德标兵的地步，那又如何呢？吴思在他的《潜规则》里做过透明的分析：恶政之下，皇帝也是个冤大头。
这方面的史例也不少，比如崇祯，算是个难得的好皇上了，临死前写下血书，任凭众贼割裂自己的尸体，但是不要伤害他的百姓，同时发出“众官误我”的愤怒呐喊！也就是组织的问题了；再比如道光，可谓是大清历史上节俭又勤政的好皇帝了，可是他的道德标兵的模范作用，仅仅体现在他自己不敢乱花钱，穿吊着线头的甚至打着补丁的衣服，想改善一下生活，喝口汤，一听花钱太多立马儿打消主意等方面。如果愣说有模范作用的话，也有，那就是道光手下的官员更多的表演起假节俭假清廉来。皇帝带头道德，居然也能起反面作用，由此可以看出道德的局限性。就拿孝宗本人来讲，道德方面也接近达标。
比如他尚能听得进臣下的劝谏——他常去球场玩乐，时任中书舍人的周必大认为有碍于政务，劝他“自爱”。孝宗回说：你的忠言很好，仇耻未雪，我不应该贪图玩乐。并且，赞扬必大“不迎合，无附丽，朕所倚重”（《宋史·本传》）。但即使这样一位算得上开明的皇上，也做不到“心底无私天地宽”，如《管子·心术下》所云：“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试问中国哪个皇上能做到此种地步呢？所以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形是，朱熹一边劝皇上要“无一己之私”，孝宗另一边却正在任人唯亲，而这些“亲”也多半不争气。孝宗的近侍曾觌“交能贿赂，干求差遣”（《宋史》卷四百七十《曾觌传》）；外戚张说在这方面也毫不示弱，奸赃累累！
第二，朱熹不会也不可能发现体制方面的原因。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没有走出孔孟所开创的那个传统，即：无视组织与技术之短，把希望统统寄托到了个人的良心与道德上！这一切，导致中国传统百姓祈盼清官的传统情结和中国清官祈盼有德之君的明君情结。正如官僚们不是东西了，民众们无可奈何一样，君父本人也不是东西了，众官僚们也将无可奈何。
历史走到现代，学者们才发现体制之短——黄仁宇先生说：“个人道德之长，难补组织与技术之短”！马克斯·韦伯说：“民主方法控制官僚机构比相信官僚们的道德品质要好得多”！另一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先生在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提出：“我们不否定道德说教，但是作为经济学者，我们首先注重的是制度！”
与英国的历史进程相比较，英国在9世纪才逐渐确立封建制，但是到13世纪就有了议会的雏形。相形之下，中国公元前5世纪即进入了封建社会，比英国进入封建社会足足早了一千多年，所以，生于1130年，死于1200年的朱熹，仍然坚持孔孟时期的“内圣”思想，已远远地落后于时代了。更让人不爽的是，“内圣”如果能实现倒也罢了，但是整个中国史告诉我们，人类愈发展，离孔朱们所崇奉的尧舜之世反而越来越遥远。后人把理学家称作腐儒，原因可能就在于此。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朱熹给孝宗上书说事，其实一句话不用说，让朱熹跟孝宗换一下位——朱熹去做皇帝，孝宗去做理学家。
我相信，孝宗可能比朱熹上的书还要漂亮，而朱熹却不见得比孝宗能好到哪里去，甚至可能更差。仅举一例，朱熹担任浙东地区（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提举浙东刑狱）时，跟台州（浙江临海）州长（知台州）唐仲友争夺一位漂亮的妓女严蕊，朱熹失败。失败后的朱熹遂攻击唐仲友奸邪，向皇帝上奏章弹劾，唐仲友因此罢官。与此同时，朱熹仍不放弃严蕊，把严蕊抓进大牢，严刑拷打，要她招认与唐仲友的“生活作风问题”。没想到圣人遇上了贞烈女，严蕊先后挨了五十大板，但就是不承认与唐仲友有染。朱熹那时候还不会拿姑娘的裙子做鉴定，否则这事儿没完。从这一件小事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圣人也是人，甚至可能比一般的人还要不堪！
再其次，朱熹反腐倡廉的组织与技术建议，实际操作中不具可行性。
组织方面，朱熹认为反腐倡廉重在防奸邪窃权。朱熹在上孝宗书中指出：“四海利病，臣则以为干系于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臣则以为系乎守令之贤否。然而监司者，守令之纲也……今日之监司，奸祟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职、台谏之亲旧宾客乎？”（《朱文公文集》卷十一，“壬午应诏封事”）朱熹认为，如果奸邪窃权的弊端不加以改正的话，那么，民怨沸腾，将最终影响政治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而要防止奸邪窃权，组织方面就要做到任人不唯亲！他说：“亲戚固是亲戚，然荐人于人亦须荐贤始得。”（朱熹：《朱子语类》卷二百零七）朱熹这一思想已与孔子有了差别。众所周知，《吕氏春秋·去私》里记载了祁黄羊的一个故事：晋平公问祁黄羊：南阳无令，你看谁可做南阳令呢？祁对曰：解狐可。平公问：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祈的回答很棒：国君你问谁可做南阳令，而不是问我的仇人是谁！过了一段时间，平公又问祁黄羊：国无尉，你看谁可以做国尉呢？祈回答说：午可以。平公问：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祈回答说：你问我谁可以做国尉，并不是问我的儿子是谁啊！据说孔子听说这件事后，极力夸赞，说：“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雠，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问题是这种“公”在中国历史中，是一种难得的稀缺品，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回避制度”才成为宋代一条重要的吏治原则。所谓的回避，主要包括亲属回避与地区回避两个方面。前者规定亲属不得在同一系统或职责相关的官僚机构中任职，后者则是对官员的任职地区与籍贯加以规定，总的原则是不得回原籍任职。其实地区回避，回避的还是一个“亲”字。由此可以看出，随着历史的发展，统治者内部也明白祈黄羊那样的大公无私，实属例外。时至今天，所谓的亲属回避还是一条政治原则，比如官员的亲属不得经营与官员职责范围有染的商业事务。虽然这种规定有些笼统，但总的来讲，是希望防范“唯亲”的弊端。
“唯亲”之弊，是中国封建体制之必然伴随物。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官场本身就是一门亲戚故旧加门生的关系网，身处其中，即有网罩身，谁也摆脱不得。偶尔才有例外，比如包公、海瑞、于成龙等。
先说包公，做清官做到六亲不认，平日里没有私人书信往来，亲旧故友消息断绝，这就是做清官的社会代价吧。正因为代价太大，一般的官员才不易做到；再说海瑞，他的贪污八十贯以上者即要求剥皮实草的反贪建议让朝中所有人士侧目而视。因为若真的按这条执行，我估计大明的官员将要全体被剥皮实草，最后只剩下海瑞一个人！事实上皇帝本人也不喜欢海瑞的这种反贪精神，说他“当局任事恐非所长”，一句话，给他一个闲职，养起来做模范罢了。至于于成龙，晚年在江南做官，被不洁官吏所包围，心惊肉跳之余，几次上书要求致仕退休。奈何康熙皇帝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清官榜样，当然不愿放走他，直到于成龙累死在任上。于成龙一死，康熙马上号召全国学习于成龙。问题是，组织与技术缺位的情况下，道德榜样的力量是有限的，甚至几近于无。
我们再来看看朱熹的技术主张。朱熹的建议是：让一二三大臣，专司人才进退之职。让他们反复较量，不凭一己之私，而是认真听取公众的意见，奏而行之。看朱熹的意思，乃是要求所有官吏与人才的考核与任用统统归于这一二三大臣。天，这更可怕了！即使我们同意，皇帝本人也会不同意的：一二三大臣专司人才之进退，皇帝本人往哪儿摆？即使皇帝本人乐意，更多的官员也不乐意，一二三大臣监督众官员，那么谁来监督这一二三大臣？
所以，朱熹的反腐倡廉流于空谈，也就是意料中的事了！
刘宋家的“历史文本”
公元420年，刘裕取晋恭帝而代之，东晋灭，宋立，历史上称之为南朝宋，也叫刘宋。
刘裕刚生下来，母亲就暴病而亡，父亲认为这孩子是个不祥之物，就把他扔了，是姑姑把他捡回来的。这姑姑绝想不到，她一捡就捡了个开国皇帝，所以奉劝大家在街上见了弃婴，一定要眼光长远，千万不要袖手不管。
刘裕的先祖，可以上溯到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这样的话，刘邦家就是第二次坐江山了，尽管这江山没有刘邦的大，但是半壁江山也不是谁想弄就能弄到手的。
刘裕虽然不喜读书，但事母（继母）至孝，还算得上是个好皇上。刘裕死，其子刘义符即位，也算差强人意。刘义符死，其弟刘义隆继位。刘义隆做了30年皇帝后，被儿子刘劭谋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刘劭过了仨月的皇帝瘾，就被自己的兄弟刘骏干掉了。464年，刘骏死，其子刘子业继位。刘子业，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前废帝。
对于有造反嫌疑的叔辈刘义恭，刘子业解他的肢，掏他的内脏，挖他的眼珠。最后还将这眼珠蘸上蜂蜜，当粽子吃，呼为“鬼目粽”。我估摸着这是一道观赏菜，因为眼珠不好下咽，我试过鱼眼，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