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大批干部、教师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摧残。有些教师与国外学术机构有些业务联系或亲戚在海外就被诬陷为特务、间谍；有的教师从前苏联留学回国，曾说过几句赞扬前苏联人民生活的话，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揪出来的所谓“阶级敌人”进行立案审查，不少教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张掖师范有教职员30多人，“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揪斗、审查，蹲过牛棚的就有15人，遭到残酷的人身伤害。四、教师下放劳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0月，根据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河西地区中小学抽调部分教师（中专50％～60％、中学40％～50％）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他们虽然学会了一年四季的农活，学会了盘腿坐在炕上吃饭、拉家常，却丢弃了知识和技术，荒废了学业，身心也受到严重摧残，有些人还患上终身难以治愈的慢性病，丧失了工作能力。
与教师下放劳动的同时，根据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的指示，掀起规模宏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河西地区从1968年9月开始，66届、67届、68届中学毕业生大多数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还有很多非毕业班的初高中一二年级学生，也随毕业班到农村安家落户，有的地方因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停办了部分高中。
知识青年到农村，起初他们被分配到社员家里，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初步体验到农民生活的艰辛。后来，随着下乡人数的增加，为便于安置，生产队用知青安置费修建了知青安置点，建立集体生活组织。其劳动报酬、口粮标准、自留地划分、医疗办法，均与社员同样对待。根据会宁的“经验”，贫下中农组织给他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忆苦思甜，学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毛泽东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认人、认门、认阶级”，以“阶级斗争为纲，带领知识青年在风浪中锻炼”。实际上，知识青年除“学理论”、“大批判”外，主要是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一种方式，在客观上铸造了一批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艰苦生活磨炼的杰出青年。
§§§第三节推行“教育革命"
一、改革学制、教学内容、管理体制
1969年秋，根据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的通知精神，河西中小学从1970年开始一律实行春季招生，小学实行五年制，中学实行“二二”分段制或四年一贯制，有的地方试行中小学七年一贯制或九年一贯制。中学主要学习语文和政治合并的《毛泽东思想课》、以数学物理合并的《工业基础知识》、以化学和农学合并的《农业基础知识》以及《革命文艺》和《军事体育》共五门课。小学设政治、语文、算术、革命文艺、军事体育五门课。由于学制缩短，课程内容简单，加之劳动多，社会活动多，教学质量大幅度下降。
学习兰州五中“经验”，城市中学试行“厂办校两挂钩”，工厂接管学校后实行半工半读，半天上课半天劳动。之后又学习兰州三十二中的“两挂钩、两自办，建立三结合的教学体系”经验，即以学校为主体，自办工厂、农场并与附近的工厂、农场、社队挂钩办学。河西各中小学普遍建立了农场和校办工厂，把教学和生产劳动结合。1973年学习临泽县板桥中学将学校迁到农场，边劳动边教学，育人建校的经验。由于学习“典型经验”削弱了基础知识教学，影响了教学质量。
农村中小学管理体制，由公办改为民办，中学由公社办，小学由大队办，并根据山东两位小学教师的“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不做调查研究，不问农村的实际，一阵风把农村中小学统统下放到社队。由于我国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生活贫困，农村中小学教师本来待遇就低，把大量的公办教师下放到大队，改为民办，国家又不拨专款，这样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也大大削弱了小学的领导和管理。由于教师回原籍，造成山区不少小学停办，使多年精心培植的山区教育事业遭到破坏。经多年培养的小学教师队伍肢解溃散，小学教育元气大伤，有些地方的学校由于教师回原籍不得不聘请大量的民办教师上课，严重地影响了小学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影响了教学质量。
二、招收工农兵学员
招收工农兵学员入学，是招生制度的改革。1971年6月，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要求各地参考执行。报告批示，高校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上大学。学制二至三年，毕业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还提出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据此，停止招生五年之久的高校于1971年春季开始按改革后的体制和办法陆续招生。
河西地区的师范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也于1972年陆续招收工农兵学员入学，学制两年，共招五届。由于废除考试，依靠基层推荐，学生文化程度低，水平参差不齐，给教学带来了很多困难。教师教起来困难，学生学习也吃力。同时，由于“上、管、改”的口号的提出，使大多数教师处于被改造的地位，难以在教学上发挥主导作用，因而很难有应有的教学质量。尽管如此，师范和中专恢复招生，毕竟使学校教学有了对象，“教改”有了具体内容。经过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背景下，为河西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有专业知识的急需人才。张掖师范1972—1976年毕业1297人，为奇缺教师的中小学增添了新的血液，为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普通中小学畸形发展，中等专业（职业）学校并、转、停
1974年10月，全省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把学校办到贫下中农的家门口”，农村小学由大队办，初中由大队办或由几个大队联办，高中逐步由公社来办的要求。河西地区许多专业学校被撤并，职业中专和半工半读学校被强行停办，有些转为普通中学。张掖农校1970年与张掖地区农科所合并，只开办过几个一年制的社来社去的农技培训班。1974年以来张掖市（县级市）9所农业中专全部改为普通中学。很有名气的临泽“五七”红专学校改为板桥中学。酒泉地区只剩下一所农中。砍掉中等专业（职业）学校的结果，造成中等教育结构严重失调，加剧了高中毕业生升学和就业的困难，又使专业技术人才匮乏，从而使普通中学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张掖地区1976年普通中学猛增到165所，是1965年14所的近12倍，在校学生增加到A．4445人，是1965年的3799人的11倍还多。武威县1976年普通中学增加到74所，是1965年7所的近10倍，在校学生增加到33237人，是1965年的3019人的11倍。酒泉县1976年普通中学64所，是1965年3所的21倍，在校学生14192人，是1965年1890人的7．5倍多。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计划生育失控，人口增加过快，使小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张掖地区1976年在校学生增加到179750人，是1965年89007人的2．2倍。武威县1976年小学在校学生144530人，是1965年93090人的1．5倍多。酒泉县1976年在校学生46622人，是1965年28540人的1．6倍多。
普通中学的盲目发展，不仅挤掉了职业中学，阻碍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也大大影响了小学教育的质量。由于中学教育的盲目发展，小学的校舍、设备被挤占，使许多小学改为二部制，骨干教师几乎全被调到中学任教，使小学合格率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师范院校五年停止招生，中学教师队伍短缺，无法补充，只能是小学教师教初中，初中教师教高中。专科、中师程度的教师教高中的不是少数。普通中学的畸形发展和结构的单一化，使教育事业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大量中小学学生无法适应劳动就业的需要，给国家、家庭和本人都带来了巨大损失，也影响了社会的安定。
§§§第四节“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破坏教育事业
“四人帮”凭借手中的权力，打着革命的旗号，不择手段地利用教育这块阵地，掀起阵阵恶浪，使河西地区的教育事业也毫无例外地遭到了严重破坏。
一、炮制“两个估计"
1971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产生了由姚文元、张春桥修改定稿的名噪一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8月1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下发全国各地贯彻执行。《纪要》否定了建国后17年的教育工作，做出了错误的“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两个估计”不仅割断了历史，否定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而且否定了党的领导，否定了社会主义道路，颠倒了敌我，搅乱了思想，全盘否定知识分子的进步，把广大知识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坏分子、叛徒、特务放在一起，称为“臭老九”，当成革命对象，横加迫害和凌辱。他们人为地制造“工农兵教师”和“原有教师”的对立，制造“工农兵学员”和“原有教师”的对立，严重地破坏了教师之间的团结，破坏了师生关系，挫伤了广大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使学生学不到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本领。他们在维护工农兵利益的幌子下，损害工农兵利益。两个“估计”是“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反动纲领，是镇压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的两根大棒，给教育界重新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欲教不能，欲罢不忍”，处境十分艰难。
二、批极“左"与“反回潮”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叛变阴谋被粉碎，实际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提出了要批判极“左”思想的意见。于是在全国批林整风运动中，曾经形成了一个批“左”的小气候。在这一新的转机下，河西地区各类学校曾部分恢复了一些干部和教师的工作，并部分地恢复了基础理论教学和外语教学，给学校教育注入了一点活力。但时隔不久，“四人帮”又掀起阵阵恶浪，制造种种事端，煽动“读书无用论”，挑拨师生关系对立，否定基础理论教学。
对河西地区教育事业最有影响、最有破坏力的事件有：
